“龙尾之要”——北京宏恩观历史文化考辨

顾军　柏雨婷

［摘 要］宏恩观为北京内城城北一处清代道观。地址在今钟楼以北的安定门街道豆腐池胡同和张旺胡同之间。因其位置正在钟楼以北，是北京明清中轴线北沿线第一座压线建筑，给南起永定门的北京中轴线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故素被称为“龙尾之要”。考据其历史沿革，其址元代为千佛寺，明代为吉祥寺，清代改为清净寺，直至清末光绪十三年至十九年（1887—1893年），始改扩建为宏恩观。扩建后的宏恩观，其独特的神像体系是清末道教龙门派借宫廷势力崛起的典型例证。作为中轴线北部的重要建筑，宏恩观现今中路主体建筑基本保存完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经过腾退和整修后，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向民众开放。

［关键词］宏恩观；吉祥寺；千佛寺；中轴线；北京；清净寺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K928.75［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672-4917（2023）02-0039-09

宏恩观位于今钟楼以北的安定门街道，北部为张旺胡同2号、4号，南部为豆腐池胡同21号、23号，其地理位置在今钟楼正北约200米处。宏恩观西路的建筑正对钟楼，在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因此一直被称为“龙尾之要”。由于宏恩观地理位置特殊，对其历史沿革、建制沿革、道观文化的梳理和考据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一脉相承：从元代千佛寺到清代清净寺

因年代久远、文献散佚，众说纷纭，至今无人对宏恩观的历史沿革做详细考据，本文试图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厘清其发展脉络，并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辨析。

学界考据目前主要依据宏恩观里3块石碑的碑文记载。三块石碑皆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九日立，依次为曾做过工部尚书的潘祖荫撰文的《宏恩观碑》，碑额万古长春；光绪年间道士，同时也是清宫大太监的刘诚印撰文的《宏恩观碑记》，碑额万古流芳；白云观住持高明峒撰文的《宏恩观碑》，碑额万古长春（此碑无重要内容，因此不予讨论）。然而潘氏的碑文和刘氏的碑文不仅简略，且有违和之处。

据潘祖荫所撰碑文记载，宏恩观经历了千佛寺、吉祥寺、清净寺、宏恩观四个时期。潘祖荫撰文的《宏恩观碑》，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状元陆润庠书丹，立于观内正殿帝君殿东侧，中国文物研究所藏有1931年打拓的《宏恩观碑》碑文拓片，其上明确记述：“京师地安门外宏恩观者，固元之千佛寺也。在昔元贞之日肇建嘉名。”^［1］73-74至清代，“诵端明句，不袭吉祥牡丹之名；稽法苑编，乃更清净招提之目”^［1］73-74。也就是说将吉祥寺改名为清净寺。据碑文所述，宏恩观即元代的千佛寺，始建于元代元贞年间，至于始建于元贞哪年？何时更名为吉祥寺？何时更名为清净寺？并无明确说明。

而刘诚印《宏恩观碑记》则更为简略：“今宏恩观者，创建于元，为千佛寺，迄于有明，易名清净寺。”^［1］75连吉祥寺的环节都略去了。因此，仅据此两块碑文，无法将宏恩观的历史展示完整。笔者考据文献，尝试梳理如下。

（一）元代千佛寺考

潘氏《宏恩观碑》载，“京师地安门外宏恩观者，固元之千佛寺也。在昔元贞之日肇建嘉名”^［1］73-74。但元代文献中关于地安门外千佛寺的记载无考，仅在立于元延祐二年（1315年）的《一百大寺看经记碑》中提到大都路有千佛寺。该碑文作者亦黑迷失是元朝著名航海家。《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亦黑迷失曾任江浙占城行省参政等职，曾于至元九年（1273年）到至元三十年间五次出海，先后出使八罗孛国等。至元三十年，亦黑迷失被元世祖提为平章事，并付海事，征战爪哇，结果征战失败，遂告老还乡。据《一百大寺看经记碑》记载，其告老之后，“为报圣恩，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梵典”^［2］59。亦黑迷失于全国各地寺庙捐赠香油，于延祐三年（1316年）到达了元大都，共到访大都路寺庙32所。碑文载：“十一月、大都路：大报恩寺、千佛寺、崇福寺、延洪寺、大都姚法师寺、毛法师寺、河西毛法师寺、双加失里院使寺”^［2］595。从文中可以看见，亦黑迷失在11月造访了大都路的八所寺庙，其中千佛寺赫然在列，并与大报恩寺、崇福寺、延洪寺等元代大寺齐名，由此可见，在元代千佛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此碑文只能说明元大都确有千佛寺，该千佛寺的具体位置却无法确定。

在明代的文献中则明确地说明了金台坊（即今天钟鼓楼地区）有千佛寺，且为元代旧刹。张爵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元）金台坊，九铺。有万宁寺、法通寺、净土寺、千佛寺”^［3］6225。《日下舊闻考》对张爵此说做了进一步考据和说明：“千佛寺即吉祥寺，有纪事碑一，嘉靖丙申顺天府学生马经撰，略云吉祥寺即元之千佛寺也，在都城坎地金台坊，旧有石刻云元贞丙申建，至宣德癸丑，凡百三十有八年，因故址而新之，遂为精蓝焉。正统戊午，敕赐为吉祥寺，而俗犹以千佛寺称之。万历九年（1581年），另建千佛寺于德胜门北八步口，遂称小千佛寺以别之”^［4］632。这段文献不仅明确地说明了元代千佛寺的地址，而且说明了其始建年代为元贞丙申年，即元贞二年（1296年），至宣德癸丑（宣德八年1433年），已历经138年，后修缮，古刹重新。正统戊午年（正统三年1438年）敕赐为吉祥寺，而民间仍然习惯称之为千佛寺或小千佛寺。作者的依据是当时尚存的明代嘉靖年间的纪事碑文，可信度较高。此后，清代较晚的《京师坊巷志稿》《光绪顺天府志》《宸垣识略》等文献，以及潘祖荫的《宏恩观碑》，基本上沿用了《日下旧闻考》的说法，而刘诚印《宏恩观碑记》文中缺少了吉祥寺的阶段，“今宏恩观者，创建于元，为千佛寺，迄于有明，易名清净寺”^［1］75。认为明代就改成了清净寺，应有错漏。

（二）明代吉祥寺考

关于位于金台坊的吉祥寺（即元代的千佛寺），文献中最早有记载的是明代万历年间修的《顺天府志》：“法通寺、吉祥寺、净（土）寺，俱金台坊”^［5］295。至少在万历年间，千佛寺已经改成吉祥寺了。而上述《日下旧闻考》据当时寺中的纪事碑称：“千佛寺即吉祥寺……正统戊午，敕赐为吉祥寺，而俗犹以千佛寺称之”^［4］632。即明正统三年（1438年），千佛寺在重修后，敕赐为吉祥寺，成为敕建的庙宇。

关于吉祥寺应予特别说明的问题是，明代北京城西南角还有一个吉祥寺，因文献记载简略，后人常有混淆。明代最早的官修地理志《寰宇通志》载：“吉祥寺，在城内西，泰定间建”^［6］81。后《明一统志》摘抄其文内容时，想当然地改成了：“吉祥寺，在府西侧，元泰定间建”^［7］22。文中的“府”应指明代顺天府治所，位于今东城区东公街45号，在宏恩观东不远处。一个“城西”，一个“府西”，一字之差，可见《明一统志》的作者已经将二者混淆了，因此出现了将金台坊的吉祥寺始建时间也定于元泰定年间的错误说法。如《宸垣识略》等文献和一些当代学者的文中都曾误用此说。

关于城西的吉祥寺，清顺治年间成书的《春明梦余录》中有详细说明：“唐吉祥寺，在城西南隅，万历丙午重修，改名石镫庵，盖修时于地掘得石镫，上刻唐人所书心经，万历中翰林黄辉、陶望龄集缙绅于此放生，后林增志踵行之尤盛”^［8］881。《日下旧闻考》作者在引用《寰宇通志》和《春明梦余录》的文字后，更是亲赴城西吉祥寺旧址进行实地调研：“石镫庵在今猪尾胡同，燕都游览志已云化为灰烬，则今之石镫庵乃后人重建其旧矣。今寺中有石香炉，一云即旧传石镫，然炉上并无镌刻心经，其非旧物，可知盖后人因镫无存，遂指炉上以附会耳，黄汝亨书额亦无，惟有碑一，漫灭不可读，碑阴尚存吉祥寺三字，则斯地为庵之旧址无疑也 ”^［4］557。

根据以上文献考证，《寰宇通志》中所写元泰定年间建的“吉祥寺”非金台坊吉祥寺，而是位于城西南角的石镫庵的旧称。因此，城西之地修改为府西之地，当是修《明一统志》的作者自以为是的误改，因为作者只知道城北有个吉祥寺，也误导了后来《宸垣识略》等书的作者，将金台坊吉祥寺的前身千佛寺始建时间错定为元泰定年间^［9］78。

（三）清代清净寺考

关于吉祥寺改名为清净寺，潘氏《宏恩观碑》中说得比较隐晦其具体内容为：“乃于乾隆丁丑、嘉庆乙丑，一再重修，俱值青牛之纪，大千普照，非特春虹之彩。诵端明句，不袭吉祥牡丹之名；稽法苑编，乃更清净招提之目。”，而刘诚印《宏恩观碑记》中则说明代已经改为清净寺了①，忽略了吉祥寺的环节，应有错漏。今人也有未认真考据而沿用此碑错误观点的，如《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等②。奇怪的是清代相关地方文献中，包括《日下旧闻考》中都没有清净寺的相关记载。

但是，吉祥寺在清代更名为清净寺应为客观存在，除宏恩观的碑文记载外，在清《乾隆京城全图》图中，今宏恩观的位置明确标识为清净寺，具体详见图1所示。

在清《雍正庙册》中也记载了清净寺的相关情况：该寺位于钟楼之后，是大僧庙，有殿宇十一间、禅房十四间，住持为智正；《乾隆庙册》登记时，其仍为大僧庙，住持为行岱^［10］551。

综上所考，光绪十九年宏恩观改扩建并更名，之前的时间线基本理清，即其始建于元代元贞二年，初为千佛寺，明正统三年改为吉祥寺，清乾隆年间改为清净寺，直到光绪十九年更名为宏恩观。

二、由佛转道：清末道教龙门派的崛起与宏恩观的改扩建

（一）清末道教龙门派的崛起

晚清之际，以全真龙门派祖庭白云观为首的道教龙门派借朝廷势力快速兴起，在宗教、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均产生很大影响。其起因与慈禧太后崇信道教有关。据白云观所藏《太上律脉源流龙门正宗传戒谱系》记载，慈禧太后生母死后停灵于白云观，时任白云观方丈的道士张宗璿④为其尽心念诵百日血盆经，受到慈禧太后赏识⑤。慈禧非常宠信的大太监内务府副总管刘诚印⑥在同治七年拜张宗璿为师，加入道教龙门派，号素云道人。同治十年白云观二十代方丈高明峒与刘诚印在张宗璿名下同时受戒^［1］129，二人交好，高明峒通过刘诚印获得接近慈禧太后以及晚清权贵的机会，一时“声势煊赫，炙手可热，与朝贵通声气，督抚入京，且敬礼之，莫敢与抗”^［11］19。刘诚印借助高明峒在白云观的势力，仿照同治年间房山城隍庙道士在白云观同议创立马祖（马丹阳，王重阳弟子）岔派分支“遇山清微派”的先例，在白云观创立了以清宫太监为主体的“全真龙门岔派霍山派”^{［12］28-29}。尊其师张宗璿为第一代掌门，自己为第二代掌门，此后宫中内监纷纷跟随其“出佛入道”^［13］227。

在“霍山派”创立后，高明峒与刘成印二人以白云观为基地，又在北京各处创立大小道观二十余处，其中较大的便有处于“龙尾之要”的宏恩观。

（二）宏恩观的改扩建

刘成印改擴建宏恩观，使其整体布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中路三座殿宇外，今宏恩观东、西侧配房以及东跨院都是晚清时期庙产重新整合后的建筑。从乾隆京城全图看来，该地曾有三座并列的寺庙，从西向东依次为天仙庵、清净寺、地藏庵，如图1所示。

其中西侧的天仙庵在《雍正庙册》中被定性为尼僧庙，始建年代不详，有殿宇四间、禅房四间，住持寂里。乾隆时该庵的住持为通明。光绪十三年该庵被并入宏恩观。而其东侧的地藏庵始建年代也不详，《雍正庙册》中同样登记为尼僧庙，有殿宇三间、禅房六间，住持为普保。从字辈谱上看，普保是寂里的徒孙辈，因此两寺应该是属于同宗，到乾隆时该庵住持为通玉。与天仙庵一样，该庵光绪十三年亦并入宏恩观^{［10］550、566}。

关于光绪十三年重修宏恩观的起因，刘诚印在他所撰写的《宏恩观碑记》碑文中有详细记述：同治十二年，该寺的住持僧人振龄因为钱财缺乏，无力修整寺庙，遂将该寺转给了同观的僧人闻庆，闻庆欲将寺庙卖给洋人，时任内务府郎中厚安慨然曰：“斯地当龙尾之要，为诸天佛菩萨所降光照灵者，安得毁于外人哉！”^［1］75于是和僧人闻庆约定，将该寺转与厚安接修，仍然让闻庆为住持，以履行监守清净寺之责。光绪十三年，闻庆又将该寺转手给了刘成富、梅顺安二人，但仅仅只交予二人一张白纸字据，该观地契仍然在厚安手中。光绪十三年秋，刘诚印到清净寺，见到该寺虽然“庙貌倾颓”，但建筑宏伟，山门屹立，“美材尚存”，决定斥巨资修缮，又因为其与厚安相交甚笃，厚安将地契赠予了刘诚印。

修缮工程结束后，刘诚印将“清净寺”更名为“宏恩观”，自任“宏恩堂第一代开山”掌门。然而他又不愿完全删去原有的“清净”二字，于是现今寺庙山门的券门石额上的题刻为“重修清净宏恩观 光绪十三年九月初三日立”。修缮后的宏恩观，将西邻的天仙庵和东邻的地藏庵都扩了进来，形成了东、中、西三路的宏大建筑格局。

（三）宏恩观的道教文化

宏恩观的道教文化集中反映在各殿的神像供奉上，具有鲜明的道教全真龙门派的特色，同时也留下了其岔派—霍山派的印迹。

刘诚印《宏恩观碑记》中记载了各殿供奉的神祇。宏恩观正殿称“帝君殿”，奉祀嗣的是关圣帝君、文昌帝君、孚佑帝君，即关羽、文昌神、吕洞宾。关帝和文昌神可谓一文一武两位帝君，而吕洞宾则为道教全真派最著名的人物，是王重阳的老师，道教全真派的北五祖之一，被道家尊为孚佑帝君，而王重阳弟子丘处机开创的龙门派为全真一脉下最大的道派。

西跨院为祠堂，有北房五间，供奉三位真人。其中正面供奉“霍山起派第一代律师上家下璿耕云张大真人”，即龙门支派霍山派第一代掌门张宗璿。其供奉木牌上所写“上家下璿”應为“上宗下璿”之误。其左侧供奉的是“紫竹堂上開山第一代律师上仁下峒云溪高大真人”，即白云观第二十代方丈高仁峒（道号高明峒）。而右侧则为“素云刘真人”相，即刘诚印像。其部分供奉状况如图2、图3所示。

综上可见，重修后宏恩观的信仰体系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宏恩观祠堂供奉的霍山派宗师张宗璿、刘诚印及白云观主持高明峒，是清末众多太监“出佛入道”、依托白云观建立龙门岔派霍山派的实证，反映了清末道教龙门派依托宫廷势力崛起并显赫一时的历史背景。其次，龙门派兴起的同时，刘诚印等人也成了皇城中煊赫一时的内监，因此有了宏恩观的改建与扩建。最后，宏恩观中路帝君殿以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孚佑帝君并列享祀，这种独具一格的排列方式，既体现了清朝关羽信仰的崇高地位，也表明了该观全真龙门一脉的身份。

三、庙产兴学：民国以来宏恩观功能与格局的变迁

（一）宏恩观开办广益小学

在1930年、1948年等北京民国时期地图上，宏恩观的位置上标注的是广益小学，《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内五区）》中也提到宏恩观“东大门内壁木牌写有‘广益学校”字样^［14］548。具体如图4所示。说明在民国年间，宏恩观曾办广益小学。我国近代庙产兴学的思潮最早起源于戊戌变法时期。戊戌变法以富国强兵为核心思想，而康有为认为富国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改革教育。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一折，其中写道：“奏为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浮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以广教育，以成人才，恭折仰祈圣鉴事”^［15］52。同年张之洞上书《劝学篇》，其中写道：“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16］40-41}。由此，“庙产兴学”的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从《京师改良私塾一览表》中可以看出，截至光绪三十四年，北京内外城寺庙办学可以明确寺庙地址的便有三十余处①，如光绪三十二年白云观方丈高明峒等以道观开办初等学堂等②。白云观办的广益学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

北京档案馆藏有名为《北平私立广益小学关于变更校名、改组校董会申请备案、给北平特别市教育呈及教育局指令》的文件，其中明确标出“北平地安门外娘娘庙胡同北平特别市私立广益小学校”^［17］60的字样，该学校校长为陆树勋，在档案中得知，宏恩观处“庙产兴学”亦为“遵令出资”^［17］34，并写明“钧局布告第六号内开所有各地方庵、观、庙、寺、祠堂、会馆等勒令其住持善值年之人节省演剧、宴会等无用之资，以岁入二分之一作为办理教育经费，自行组织，自行筹划，设立学校，由公家监督指导，其学校名称应冠以出资寺庙等名称”^［17］33。另外，广益小学除了在宏恩观办学以外，还于光绪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在宏恩观的下院北京蓝靛厂立马关帝庙办有分校^［17］132。后分校与宏恩观发生财务纠纷，于光绪十九年改组为北平私立长春学校^［17］63。1948年的北平地图上仍有广益小学存在的标注。

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内五区宏恩观住持道石善呈送寺庙登记表及社会局的批示》卷宗内容，宏恩观陆续经历了崔住江、梅顺安、李寿臣等住持。1936年，该寺庙被定性为太监道士庙，其时任住持为石善宝，该观在当时共拥有八十三间房，并有附属房屋五十二间。除此之外，这份记录上还写明了1936年宏恩观所有的财产与观内古树名录^{［18］21-28}。

（二）民国时期的宏恩观

对于民国时期的宏恩观考据主要依据1931年的普查资料，同时对比1951年文物普查记录。

关于宏恩观刘诚印改建后的格局，宏恩观帝君殿西侧墙壁上所绘宏恩观庙宇图展示得很清楚。该壁画在《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内五区）》（以下简称《汇编》）中有珍贵的照片留存（见图5），同时《汇编》里也有调查时绘制的平面图。两者相较，前者宏恩观的东路南院为一片空地，而图7，即1931年的平面图上却已经有了学房的相关标注。该资料再次证明了民国时期其东跨院南院建筑实为增建的广益学校校舍，笔者在实地考察中也发现该院落建筑简陋，均为仰瓦顶，建筑格局和规格皆与宏恩观原有建筑不符。

根据《汇編》资料记载，同时参考1951年北京市文物调查委员会的普查资料，民国时期宏恩观中路主体建筑如下：整座建筑坐北朝南，山门外有高约二尺，长约五丈的刻花照壁，山门前有一个大铁鼎，连石座高一丈，上有“大清光绪丙寅重修”的篆书，左右各有铁狮子一尊，铁座上刻“大清光绪十九年四月初一日，素云道人造”。中路建筑有：山门即天王殿，面阔五间，一门两窗，皆为拱券形。进入山门一进院内有东西配房各二间；二门名“宏恩门”，看面墙上砖刻“万古长春，护国佑民”。东、西看面墙中间各开一个小门，其东侧门砖额“水清”，西侧门砖额“土厚”。二进院内有正殿帝君殿，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带脊兽，施重昂五踩平身科斗栱六攒，环有围廊，东西山墙分别嵌有彩色琉璃大字，东边为“万古长春”、西边为“元运赞燮”，后山墙也有“万古长春”的琉璃大字。其后三进院为大雄宝殿五间，屋顶为硬山调大脊，带脊兽，东西朵殿各三间。二进院和三进院连成一体，东、西配殿前后各三间，中间有庑房相连^［14］。

东路有南北两个跨院：东跨院北院有正殿三间带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西配房各五间，南倒座房五间。东跨院南院皆为学校用房，有北房四间，东房五间，南房五间中开大车门一间。

西路只有北殿三间，即为供奉刘诚印等霍山派三位真人的祠堂。

1951年与1931年的宏恩观平面图最大的区别是东部又加建了18间坐东朝西的排房，形成了一个狭长的夹道，因此该建筑应建于1931年后。

四、总结

宏恩观地当“龙尾之要”，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

实物见证，也是中轴线的重要景观组成部分，其沿革可上溯到元代千佛寺、明代吉祥寺、清代清净寺，传承有序。宏恩观改佛寺为道观的经历和观中的神像信仰体系是清末由朝廷带动的道教龙门派异军突起的一个真实案例；而宏恩观在民国年间建广益小学的历史档案则是清末民初“庙产兴学”运动的又一个真实例证，宏恩观功能的改变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了近代北京社会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后，宏恩观先后被出租给市民和工厂。20世纪90年代末，钟楼前的大市场被拆除，新市场挪到观内。21世纪初，宏恩观一度被改建。2019年，宏恩观开始进行文物腾退工作。2021年8月，该观被列为北京市第九批文物保护单位，从此作为钟鼓楼之后中轴线延长线上的第一座古建筑，开始进入全新的保护阶段。现宏恩观西路原祠堂已拆除，中路和东路主要建筑遗存比较完整，建筑规格高，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因此，加强宏恩观的研究与保护利用对于北京中轴线申遗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北京文物管理部门得知，宏恩观腾退整修后，将作为公共文化场所向民众开放，这一古老的、始自元大都的中轴线上的宏伟建筑将焕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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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内五区宏恩观住持道石善呈送寺庙登记表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008-01075。

“The Crucial of Dragons Tail”：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y of Beijing Hongen Guan

GU Jun，BAI Yuting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 Hongen Guan is a Taoist temple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north of the inner city of Beijing， which is located between Tofuchi Hutong and Zhangwang Hutong， Andingmen Street， north of the present belfry. Due to its location， it is the first building on the north extension of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Beijing. Since it gives a perfect ending to the Central Axis of Beijing from Yongdingmen in the south， so it is called “The Crucial of Dragon Tail.” According to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it used to be the Temple of Thousand Buddhas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Temple of Luckines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Temple of Peace and Quietness in the Qing Dynasty. After its expansion， with its unique system of statue of gods， Hongen Guan become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rise of the Taoist Dragon Sect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cour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an important building in the north of the Central Axis， its main architecture is basically preserved， and 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After being vacated and renovated， it will be open as a cultural facility to the public.

Key words： Hongen Temple; Temple of Luckiness; Temple of Thousand Buddhas; the Central Axis; Beijing; Temple of Peace and Quietness

（責任编辑 孙俊青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