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视域下人的主体性异化问题

摘要：生产过剩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大众传媒营造出一系列虚拟概念和符号，甚至衍生出了符码编制，诱导消费者进行不必要的消费。消费者的主体性被消解及异化了。要解决这个困局，就必须摆脱符号控制，重塑自我精神。

关键词：消费主义；符号依赖；主体性；异化

一、全球化进程下的后现代性消费社会

在传统工业社会，人们的生产工作是为了生存和繁衍，以及在闲暇时间里发展自己真实的需要。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福特主义大行其道，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促进生产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相对过剩问题，需要刺激消费来拉动生产，于是催生出了消费社会。

“后现代性” 是一个相对化的概念，它代表的是与“现代性” 社会的断裂，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否定。它蕴含的运动趋势是生产失去了在人们生活中确证自我认同的中心作用，消费则取代了这个中心角色。消费从一般意义上升到了对家庭形成、对各种关系、对闲暇的追求等更重要的意义。后现代的社会秩序完成了从“生产性” 到“再生产性” 的转变。人们依靠“我消费什么” 来标榜自我的身份，来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人们通过消费某种特定的符号来获得认同，继而形成一套有序的编码系统，通过有序的差异性符号消费来制造社会的区隔划分。如鲍德里亚就认为：“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上。”[1]这些商品的价值在于它们的符号价值，在于人们能通过购买这些特殊的符号来标榜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在消费社会的新背景下，主体性的建构环境及物我关系都发生了全新的改变。区别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人们通过生产创造来实现自我价值，后现代性消费社会中人们借助消费来表达自我。消费行为在这里不是浪费的、有罪的，而是被整个社会鼓励和认同的。人们置身于这套系统中，陷入无止境的消费中，只能被动地识别和认同符号象征的社会身份，主体性在此便被瓦解了。

二、消费社会中的异化形态

（一）消费主义对商品的神化

在早期工业化时期，大量的工业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为了吸引那些习惯了传统农业、手工业的人成为工厂里的螺丝钉，工业时代出现了“工作伦理”。“工作伦理” 能一举多得。一方面，吸引传统穷人到工厂里工作，帮助消除贫困；另一方面，工作伦理约束着人们，工厂制度作用所必需的服从性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在增量时代，人们的上升空间较大，只要奉行优绩主义，获得成功的机会就会非常多；而来到存量时代，科技及生产力水平提高，发达社会的劳动力过剩，物质空前繁荣，上升的通道变窄，人们很难再通过工作实现早期的阶层跃升，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便日益加剧。社会曾依靠工作伦理的道德来告诉人们努力就会幸福。但在存量时代，人们无论如何努力，生产得再多也不会变得更幸福。工作伦理在后现代性消费社会里变得岌岌可危，以致逐渐退场。

社会伦理进化到消费角度上。基于人在消费中的地位，人消费得越多，就会越获得社会的尊重，就越能感觉到幸福。社会将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全数转嫁到消费领域上。于是过去的“工作伦理” 自然而然地演变为了“消费伦理”。这个社会背景催化了“新穷人” 的诞生。“消费社会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2]因为人们不再以生产者自居，而是以消费者自居。在消费市场的诱惑下，出现了“月光族”“蚁族” 等一系列群体，他们陷入了“不得不消费” 的状况之中，工作—消费—变穷，如此循环往复。强大的社会伦理迫使着人们服从，这种“不得不做的必须” 隐含了一种心甘情愿的自发性，使人们有一种我不参与消费就会感到错过、失落的焦虑感，诱发人们想在社会上获得认同的心理需要。

这种消费的异化就在于，媒介与消费文化合谋，不断挖掘和创造消费者新的需求，使商品最初的功能性被价值情感消费取代了。

（二）消费主义对主体交往能力的异化

交往异化理论最早出现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中。在此书中，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他对异化的理解从最初工人劳动的异化逻辑进化成交换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我们看到，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作为同人的本质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国民经济学—同现实的运动一样—以作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人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3]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它“以物为本” 的理论原则上，而在人同人的异化中，“以物为本” 则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物” 的关系。因为私有财产的发展，货币成了人与人交往的前提和商品交换的核心载体，一切行为也都可以被归结为货币能计算的。货币成为人顶礼膜拜的神，它变成了统治一切的非人的力量。

同理，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就是一种社交货币。人们通过消费某种符号化商品或特定的生活方式来定制自己的社交名片，彰显自我身份并获得自我认同。人们在消费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变相地被动接受资本为我们量身打造的等级次序。通过消费这个平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实现了自我完成，也造成了自我消解。人的主体特性在这个资本逻辑下消解了，异化成了系统中的一个个符号。“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4]。现代社会信贷制度的出现则更进一步瓦解了人类的道德体系，道德的评判标准完全沦落为占有了多少货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信任则完全建构在占有货币量的多少上。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丰富的多元化的交往活動中最根本的媒介。人的交往互动变成了对财富渴求的单一向度，于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便异化成了物与物的交往。

（三）消费主义对主体的重建：主体性异化

一方面，消费异化表明消费工具本身对人的主体性造成了侵蚀，人们成了鲍德里亚“物” 体系当中的一环。人通过“消费” 和“占有”“物” 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被消费社会运转的抽象逻辑所同化。无尽的占有大大超出了正常的物质生活所需，导致了人的心灵异化。

另一方面，人们盲目地追随费瑟斯通笔下的“文化评判人”。一会儿想进城买房，一会儿想逃离北上广；一会儿学习成功学，一会儿又大喊躺平；一会儿想创业创新，一会儿又说要回家乡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人被裹挟在信息的洪流当中，造成了骚乱和无序。费瑟斯通观察到，后现代人群在骚乱和无序的社会环境中自发形成了一种失序的规则：他们努力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维持着一种不让自己分裂的自洽，维持着一种悖论的合理性。表现为人们的确有想高于他人地位的意识，但又有嘲讽资产阶级的意识；一会儿去听取意见领袖的频道，一会儿又鄙夷专家的各种建议。但这种摇摆的自洽并不是真正的理性，而只是防止自己走入完全失序的一种保护。这种自洽的后果使人们演化出了“表演型自我”，自觉管理着自己的表演。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不济时，在发现自己负担不了某种生活方式时，会有意识地去贬低它，从而获得自洽。如此，“文化媒介人” 便再一次被自我表达所消解，后现代社会中的“他者” 退场，过度的自我意识越发浓厚，形成了一大批“自恋型个体”。他们不容易与他人成为朋友，并且如果人格被视作商品时也可以出卖自己的人格。从这个角度讲，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像一片片听话的羽毛一样随风飘荡。同时，为了不造成彻底的失序而维持着低度的自洽，实则就是表演型的自我表达，最终无法避免地陷入了自恋。

三、抗拒与重塑—消费主义下主体解放的路径

（一）反抗符号依赖

工业社会借助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消费产品，而商品世界的扩张即是符号世界的扩张，因为人类对物质的需要不再是本真的需要，而是追求一种虚假的需要。人类的消费行为转变成一种符号竞赛，人类沦为了消费机器，成了工业文明的奴隶。这种对虚假需要的追求剥夺了人的自由，人们沉溺在资本创造的种种“景观” 之中，屡屡受到控制和操纵，却丧失了对社会的内在反抗性和否定性，丧失了对社会的鉴定和判别能力。

要打破这个僵局，恢复人的主体性，关键在于人要反抗对符号的依赖。要认识到，消费内在的符码编制已经转化成异己的力量，它让人成了符号的寄生容器，不自觉地进入到符号控制的意识形态中，成为资本主义权力的同谋；要意识到，人类不需要进入到这个消费社会的等级次序里，不需要通过消费某种商品、某种生活方式、某个符号来彰显自我价值。所有人都是独立的、活生生的人。不需要自卑地追求一些虚假需要的满足，不需要理会生产者施展的催眠法术。而应该相信，我们有能力为生活构建出一个多元的意义系统，有能力反抗资本对我们的规训和异化，不依赖符号才能创造出生命的价值。

（二）拒绝虚假需要

在明确虚假需求的本质是发达的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堆积过剩而引导人们消费这些多余的“丰盛” 后，我们需要去寻找什么样的需要才是“真实的需要”。马尔库塞曾试作这样的阐明：“只有那些在可达到的物质水平上关于衣食住行的满足才是生命攸关的需要。对这些需要的满足，是实现高尚需要的先决条件。” 这位学者坚信，首先必须明确那些不可被质疑的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才有可能区分人类的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

在明确该理论基点后，他才把理论设问引向对真实和虚假的区分探讨上。真实的需要固然指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进而包含丰富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尚的需要；而虚假的需要则是被动的，不仅仅指政府强加的，还有经济、技术和主流价值观。总而言之，虚假的需要就是为了特定的利益而在外部强加于人的需要。这种需要会让人感到痛苦、迷茫甚至是被奴役，但又总被视为是合理的。它本质上是对人类的一种同化和驯服，最终导致了人的异化。当人沦为“单向度的人”，失去批判的思考，满足于现状，便是主体性丧失和异化的表现。

（三）重塑自我精神

现代消费主义兴起并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主体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困境有着莫大关联。主体需要得到他人的承认，扬弃纯粹的主观性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的主体。黑格尔曾说：“他的确定性还不是一种知识。他赋予自己的价值可能是虚幻的；他对自己的看法可能是虚假的和离奇的。为了这种看法能具有一种真实性，它必须揭示一种客观的事实，即一种不仅仅试图自为存在，而且也试图不同于他的现实事物存在的实体……他必须把他没有在其中得到承认的（自然和人类）世界改造成一个他能在其中得到承认的世界。”[5]简单来讲，没有得到其他平等主体承认的主体是有可能塌方的，但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生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性力量，渗入到人与社会的深层结构中，社会关系外化为“物” 的关系，人陷入了物化意识之中，人的力量表现为他占有物的多少。在这种现实中，主体通过消费和占有“物” 来获取主体自我的能量，一旦离开了对“物” 的占有和依赖，他就会陷入内在的自我矛盾之中，感觉自己无能，也无法平等地参与到主体之间平等交往的社会场域中。

将人从消费主义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从被异化的客观现实所吞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根本方法，便是恢复人的主体性，重塑人的自我精神。摆脱身外之物的符号意义，把物与物的关系还原回人与人的关系。弗洛姆曾给出人类一道良方：通过“爱” 唤起人类的生命力，唤醒人的主动人格，以“重生存” 的方式对抗消费社会“重占有” 的逻辑，重塑人类的自我精神，并最终通过建立健全的社会机制来抵抗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现实。爱是人通过自我意识指导自己自由的活动。我们只有回到人本身，才能真正与他人产生连接，才能拥有更大的世界。

四、总结

商品生产的扩张引起了消费文化的盛行，消费成为新的部落神话。从前的生产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消费意识形态，我们正处于一个“丰裕” 的社会当中。人从消费物的本身转变成了消费“物” 的符号价值，通过符号的文化诱惑生成为被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人成为被消费驯服的工具，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要摆脱成为永远工作赚钱、永远消费、永远感到不满足的欲望的奴隶的命运，就必须重拾人最原始的本质—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参考文献：

[1]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50.

[2] 齐格蒙德·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85.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

[4] 鮑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

[5]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2.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消费主义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MYYJ21S04）。

作者简介： 尤月露，女，汉族，广东佛山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外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