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中衰

范军

一个帝国自有一个帝国的仪式感。对于康乾盛世来说，木兰秋狝与东巡谒陵是两项重大的仪式活动。它们如仪举行，浩浩荡荡，在国家层面上展示了盛世的精神体魄。事实上这也是一个王朝活力与自我激励的象征。

先说“木兰秋狝”。康熙二十年（1681），“木兰秋狝”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被固定下来，形成代代相承的国之大典。康熙自然是身体力行，乾隆帝也对秋狝大典重视有加，毫无疑问，这是盛世之君的自我操练，也是帝国精气神旺盛的重要指征。但是盛世的荣耀往往是衰世的尴尬。嘉庆皇帝画虎类猫，气喘吁吁，在祖宗留下的国之大典上经常力不从心，洋相尽出，无情地泄露了大清王朝盛世中衰的消息。

嘉庆七年（1802）是嘉庆帝第一次正式举行秋狝大典的年头。事先，他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可最终却只拥有一个伤感的结果。因为在永安莽喀行围过程中嘉庆皇帝发现，野兽稀少，特别是“鹿只甚少”，以致无法行围。事实上这不是生态问题而是管理问题。管理围场的大臣庆杰、阿尔塔锡等人由于长期玩忽职守，允许人马车辆随意出入，以致围内野兽稀少。从表面上看，野兽稀少是个小问题，其实质却是王朝精气神的流失——这个王朝不谙武事久矣，等到重新抖擞精神时却再找不到可以擒获的猎物。没有了猎物的猎人还是猎人吗？

嘉庆帝在第一次举行秋狝大典前曾经发表激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他还说：“朕披览奏函，瞻依居处，不觉声泪俱下。”但是最终，真正落到实处的却只有“声泪俱下”四个字。

嘉庆帝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秋狝依旧受困于野兽稀少的问题。最终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管理围场大臣平日不能实力稽查，咎无可宥”，嘉庆由此将管理大臣、副都统韦陀保等交部议处，并且把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来所有的管理大臣一一拿来查议过关，还在制度层面上完善和强调了相关的管理章程。

接下来，嘉庆惊骇地发现，他的每一次秋狝行动都能发现帝国的新问题。其中不仅有管理问题，还有疲软问题、擅离职守问题以及制度弊端等等。嘉庆十一年（1806）木兰秋狝，竟然发生了管理围场大臣、侍郎、副都统明志和散秩大臣舒明阿等人擅离职守，扎堆看热闹的咄咄怪事。木兰秋狝，堪称一场军事行动，皇帝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些管理大臣们却毫无安全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疏懒不堪”的现状。同样是在这次秋狝过程中，嘉庆还发现了官兵倒卖官配马匹的现象，此举导致很多官兵围猎时无马可骑，只能跟在皇帝后面瞎跑。这个现象细究起来虽然是制度弊端，但实在有失皇家尊严，可嘉庆皇帝除了申斥了事外，也别无他法可想。

接下来的几次秋狝也是狼狈不堪，甚至称得上惨不忍睹。嘉庆帝也不再激情满怀，而是沉默是金，默然地将这祖宗留下的仪式行仪如故。在这里，木兰秋狝的盛世意义被完全抽离，只剩下干枯的形式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着，聊以象征一个王朝的威严还在断续存在。仅此而已。

嘉庆帝的最后一次秋狝是一个未完成式。嘉庆帝到达避暑山庄的第二天就突然去世了。木兰行围活动至此成了嘉庆王朝的绝响。

说完木兰秋狝，再来说说嘉庆帝的东巡谒陵。清帝的东巡盛京谒陵祭祖，始于康熙，目的是告慰列祖列宗并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当然，做这件事的前提是谒陵皇帝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丰功伟绩以资“告慰”。嘉庆十年（1805）七月，嘉庆帝上路了，这是他第一次东巡谒陵。因为在此之前，他平息了白莲教起义，让这个帝国重新变得云淡风轻。嘉庆帝或许会以为，这是他告慰列祖列宗的资本，但是一路上的景象还是让他心惊兼心凉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东巡谒陵了，所行道路年久失修，泥泞难走，并且“跸路数十里内，道旁并无一二官员带领民夫伺候，且亦无修道器具”。这事实上是比道路失修更严重的问题，人心散了，人心失修了，老百姓都叫不动，最后竟然是盛京将军“富俊等亲自扫除平垫”，嘉庆从中看到了官民間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不可修复的地步。

在祭祀扬古利、费英东时，嘉庆还发现了腐败现象——他所行的道路并非直路，竟然多绕行四里多。这说明修路官员借修“御道”之机向朝廷多要银两，个中腐败情形不言而喻。可嘉庆生气的不仅在这一点上，因为“绕道开修新路，将旗民田亩平治除垫者，不知凡几”，他担心原本就紧张对立的官民关系在这件事上又雪上加霜了。

另外在东巡谒陵途中，嘉庆还遗憾地发现——为了修道派夫之事，酷吏横加催派，以致发生了酿毙人命的事情。这样一桩恶性案件的发生为他的第一次东巡谒陵蒙上了重重阴影。

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痛定思痛之后，嘉庆皇帝准备第二次东巡了。他原以为，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帝国的创伤应该都抚平了，起码道路不应再泥泞难行。但他想得还是太简单了，这一回的问题不是发生在道路上，而是发生在人心里。大学士松筠以“三辅亢旱”为由谏阻嘉庆东巡，这实在不是个好由头——帝国这么大，几乎每年都有某某地方亢旱的消息传来。如果因为这个理由不能成行，嘉庆皇帝简直要抓狂了。

由于到此时嘉庆执政帝国已经二十三个年头，大概很有“时不我待，来日无多”的感觉，所以这一次的东巡，他的欲望格外强烈，对谏阻者的处置也比较严厉。最终，大学士松筠因言获罪，被革去大学士、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但仍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才准开复原职。嘉庆就此事向大臣们辩护说：“成汤遇旱，六事自责，六事中有谒祖陵一节乎？”意思是谒祖陵不受天灾的影响或干扰。

但是干扰却此起彼伏。松筠因言获罪后，御史吴杰针对谒陵派差一事，奏请嘉庆皇帝禁止差务派累。另外在嘉庆下令求言后，有三名御史对处理松筠一事提出不同的意见，请求仍将其召还内用。御史李广滋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盛京为准备谒陵大典，竟按亩向百姓摊派钱款，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这一切都让嘉庆皇帝恼羞成怒。东巡路上干扰多，不反击是不行了。嘉庆一方面指责三御史“莠言乱政”，另一方面严惩李广滋。这就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的大清帝国，已经脆弱到听不得一丝刺耳的声音。这一年，嘉庆五十九岁，年届花甲。当他历经万般阻挠，东巡成功，终于站在祖陵面前时，他忍不住含泪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子孙若稍存偷安耽逸之心，竟阙此典，则为大不孝，非大清国之福，天、祖必降灾于其身，百官士庶，若妄言阻止，则为大不忠，非大清国之人，必应遵圣训立置诸法，断不可恕，况乱臣贼子，岂可容乎？”

这应该说是他的辩解，也是呐喊，是嘉庆王朝最后时刻尖厉而苍白的抵抗。只是这样的抵抗意义并不大。因为两年之后，嘉庆和他的王朝在这个世上就不复存在了。此后，道光皇帝继位。道光九年（1829），道光皇帝以平定张格尔之乱成功进行了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东巡——这其实是清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东巡谒陵。从此以后，大清再无东巡事，这个王朝的精气神至此已是萎靡不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嘉庆的东巡谒陵是帝国中衰的一曲离歌。忧伤、低回，充满了不和谐音。

充满了宿命感和警示意味。

（摘自《历史深处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