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外向型图书翻译资助项目申报的问题与对策

李芳琳 孙云鹏

［摘要］为了大力促进国内优秀外向型图书走向国际，提升我国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传播力，国家设立一系列资助项目，其中一批项目以支持图书的翻译、出版、推广为主。文章聚焦“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丝路书香工程”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高等教育出版社实践为例，探讨外向型图书翻译资助项目申报的问题及对策，为出版社如何通过国家资助为自身图书“走出去”工作赋能提供思路。

［关键词］外向型图书；翻译资助项目；申报；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作为文化的载体，在国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出版“走出去”是我国出版业的长期战略，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十三五”时期，我国出版业整体实力与质量效益稳步提升，2020年出版版权输出规模超过1.38万项；到“十四五”时期末，出版物版权年输出规模达到2万项左右［1］，这意味着出版年均增长率要达到7.7%，而从“十一五”时期末到“十二五”时期末，这个数字为4.2%［2］。可见，在新的五年规划中，国家大力推动出版“走出去”的决心和信心。

“十三五”期间，高等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高教社）共输出版权1699项，其中，1个项目获“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以下简称CBI）资助，6个项目获“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下简称经典中国）资助，4个项目获“丝路书香工程”（以下简称丝路书香）资助，19个项目获“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下简称学术外译）资助；除了CBI，其他资助立项数量在全行业均处于中等水平。国际化战略一直是高教社的重点发展战略之一，高教社的海外合作方既有欧美发达地区的头部出版商，也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实力的出版社。高教社大部分获资助的项目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例如，高教社《中国丹霞》英文版自2020年出版以来，其电子书下载量突破3500次，荣获“2020年度输出版优秀图书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高教社重要的主题类图书，其英文版、阿拉伯文版以及西班牙文版已获得相关资助支持。其中，英文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正式出版发行，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现状和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也有利于其他语种版本继续输出，社会效益和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

一、“十三五”期间高教社四个重点项目资助的基本情况分析

为了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国家先后设立多个资助项目，涵盖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和渠道、平台等各个领域，其中图书是最基础、覆盖面最广的资助类别。文章以高教社在CBI、经典中国、丝路书香和学术外译这四个重点项目的外向型图书翻译资助项目申报实践为例，思考国内出版社如何提升申报优势，利用国家资助促进自身的图书“走出去”工作。这四个资助项目在“十三五”期间的资助基本情况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四个资助项目的覆盖面广泛，各个领域的外向型图书都有机会参与申报，但侧重点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CBI的立项图书减少至50余种，其精品化战略凸显；“十三五”期间，学术外译的立项总数除了2019年略有下降，整体呈上升趋势［3］，这反映出国家积极推动社科类图书“走出去”的政策走向；丝路书香每年立项项目最多，可见国家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图书“走出去”工作的重视。国家资助项目不仅为优秀的外向型图书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资金支持，还调动了编辑开发外向型图书选题的积极性，这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我国出版 “走出去”工作提质增效具有积极作用。

二、高教社外向型图书翻译资助申报面临的问题

外向型图书翻译资助项目申报是一个全流程、系统性的工作，前后各环节衔接是否顺畅、项目准备和维护是否充分等都会影响项目的成败。近年来，高教社围绕这项工作付出大量努力，并积累相关经验，总结外向型图书翻译资助项目申报需要突破的难点，如申报前合作方的选择、申报过程条件受限、部分项目结项难度大等。

（一）申报前合作方的选择

随着国家级资助项目覆盖面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项目申报入选标准也越发严格。国内出版社在申报前有效筛选海外合作方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1.为图书找到出版方向契合的合作方

为了让项目顺利开展，并覆盖更广泛的阅读群体，产生更深远的社会和市场影响，国内出版社需要选择出版方向契合、综合实力强的合作方。在海外合作方与国内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主题方面的图书时，尽管每个时期可能关注点不同，但是国内出版社都会根据自身特色和市场需求，对选题内容有一定侧重，并都有固定的评审周期，而受新冠肺炎疫情等的影响，这个周期可能会延长。另外，若出现供需不匹配的情况，也会延长图书海外版的出版时间，甚至可能导致项目失败。同时，如果国内出版社的新选題并不十分符合海外合作方的选题方向，仅为项目申报签订意向书，这时即便成功申报资助，后续翻译、出版、发行等工作也会存在风险，导致难以结项。

2.明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社信息

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当地开放程度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社与国内出版社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这主要带来两个问题。

一是资质辨别不易。国家鼓励国内出版社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版权，这是讲好中国故事、加强文化交流的重大举措。这四大资助项目均涵盖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版权的项目，对外方出版社的资质有一定要求。例如，CBI要求海外合作方要注册成立5年及以上，学术外译则要求签约方是权威出版机构，经典中国和丝路书香虽然没有明确在申报通知中体现资质要求，但对海外合作方的资质审核也较为严格，合作方必须呈交当地权威性的资质证明材料。因此，在寻找海外合作方时，国内出版社必须严把资质关。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内出版社和海外合作方在国际书展上当面交流的机会减少，若对方没有官方网站，国内出版社基本只能要求其提供已出版书目和译者简介等材料，辅助判断其翻译出版能力。

二是项目进程跟踪不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针对获得资助的项目，国内出版社基本只能通过线上渠道了解、跟踪和推进翻译出版进度，这会存在一些不可控因素，一旦联络不畅，项目就容易陷入停滞状态。比如，前几年高教社获资助的一个项目，合作方是伊朗的一家出版社，双方在疫情之前经常在国际书展上约见交流，但2020年底高教社向其发送图书电子文件后便无法与其取得联系，这对项目进展十分不利。

（二）申报过程条件受限

第一是项目时间。以CBI为例，其受理申报的项目均具有一定时效性，合作出版或版权输出协议需要在申报年份的9月30日往前推一年之内签署，2021年的申报要求还对主题类图书的国内出版时间做了规定，要求是在2019年及以后出版发行的图书。虽然申报要求具体化有利于甄选优质图书，但是也增加不少限制条件。因此，2021年高教社只申报了5个项目，而2019年其共申报了12个项目。

第二是原书语种。目前，这四个资助项目都要求以中文版图书为基础进行申报，且所申报的语种之前不得在海内外正式出版发行。因此，国内出版社以外文出版的优秀图书就无法申报。高教社历年来组织国际一流作者以英文语种写就并出版了众多学术著作，非常适合海外市场推广，但也无法通过这一渠道申报国家资助项目。

第三是图书定位。受国家政策影响，主题类图书发展势头强劲，国家基金项目对主题出版物的资助力度逐渐加大，尤其是政治、法律、社会、党史、军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时政类主题类型，2012—2020年，主题出版物资助占比约1/2［4］。每年国家资助项目申报通知都会根据时事政治划分新的主题类别。有些优秀图书或者不符合当年资助的重点方向，或者定位比较模糊，既可以作为文化类图书，也可以作为主题类图书，如何凸显其申报优势则需要出版社仔细

斟酌。

第四是资金使用。国家资助项目申请书中的项目预算需要实事求是、合理合规，具有实操性。项目资金规划主要涉及翻译费以及各项生产费用，这四个资助项目的侧重点均在翻译费和审稿费用上，目的就是聚焦图书优质内容的语言转换，保证质量，提高竞争力。若出版社后期无法按照原本申请书中所写的方案使用资金，就可能造成结项困难。

（三）部分项目结项工作难度颇大

经典中国、丝路书香以及学术外译均明确要求三年内完成申报项目。CBI的通知虽未明说，但要求双方按照资助协议书中约定的时间完成项目。2012年以前，高教社获CBI资助项目数量较多，最多的一年甚至超过20种。但是，由于随后几年的项目完成率较低，高教社有7种图书撤项退款，间接影响了后面项目的中标率，使得高教社近些年的项目入选率较低。其项目未完成的原因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在客观上，有的作者无法按时交稿，有的作者在时间上难以协调等原因，造成项目无法结项。此外，从2022年开始，除了学术外译，其他的三个资助项目在结项时均要求提供两份专家审读意见，这加大了小语种项目的结项难度。在主观上，国内出版社普遍存在“重申报不重结项”的现象，在版权输出协议签订和资助项目申报成功后，对结项工作重视不够以及对结项难度预估不足。另外，版权人员、编辑人员和作者队伍相互之间信息流通不畅，职责分工不清，配合不足，也会导致项目难以顺利结项。

三、外向型图书翻译资助项目申报问题的对策与思考

除了不可控的客观因素，国内出版社可从自身出发，通过树立精品化意识、加强内外协调沟通、创新拓展海外业务方式等来提高项目获得资助的中标率和结项的成功率，真正发挥国家资助项目作用，助力优秀图书走进海外市场。

（一）提前筹划项目，走精品化路线

四个资助项目的申报时间每年都相对固定，因此，国内出版社可以提前策划，以精细化策略进行项目评估。由于国家资助项目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国内出版社在申报时应注意推荐符合要求、重点资助的图书。为此，国内出版社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做好需求和背景调研，选择精品合作方。对已有的海外合作方，一方面，国内出版社要定期咨询对方感兴趣的出版领域，维护友好关系，把握主动权，结合内部出版计划适时推荐与对方需求相匹配的选题。另一方面，国内出版社要善于总结经验，凸显自身资源优势，挖掘新的需求。比如，圣智学习出版公司的传统优势领域是英语教学，高教社通过主动调研和沟通，了解到他们对出版当代中国主题类的图书也有浓厚兴趣，并与国内其他出版社合作过相关系列选题，于是及时向他们推荐了本社的两本最新力作，最终促成两本图书英文版的版权输出，并及时申报相关项目，获得翻译资助。对新开发的海外合作方，国内出版社可以通过信用公司对其在当地的营业、缴税和历史履约情况做背景调查，或者让其提供当地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公证材料，同时与国内高水平翻译公司合作，做好资质审核工作。另外，国内出版社要利用舆情监测系统查看该合作方社是否涉及不妥事项，先把好意识形态关，再有效开展合作。

二是做好内容把控，出版精品图书。外向型图书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为此，在选题研发阶段，国内出版社要根据不同地区读者的阅读需求来细分阅读市场，提升选题的精准度、辨识度、接受度［5］。例如，为了研发适合泰国本土的国际汉语教材，高教社曾一年5次赴泰国调研，全面了解当地的汉语教学和出版发行情况，最终选择与泰国教育部直属的大型专业出版社合作。国际汉语教材的编写特别强调本土化原则，由此，高教社不仅融入泰国特色的教学内容，还邀请中泰两国的汉学家、语言教育专家等反复打磨教材的话题、词汇、语篇等内容，使之符合泰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最终该项目被正式列入《泰国教育部推荐教材目录》，并获得经典中国的资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内出版社还可以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分析，精准挖掘海外合作方的当地文化特征、对某类图书的关注程度以及读者阅读消费习惯等［6］，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选题开发。在立项后，国内出版社要关注稿件的翻译质量，及时联络相关语种专家进审读稿件，不仅要确保译文忠实原文、表达到位，还要注重语言的可读性，要融入當地的语言、文化和政策环境，用听得懂、易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以符合当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从而扩大读者的覆盖面，做到以“文”载道、传声、化人，让图书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三是做好出版管理，將外向型图书项目纳入出版社的精品生产体系。在选题策划、项目申报、翻译审读、出版发行、宣传推广等各个环节中，国内出版社要做到精细化管理，将优质外向型图书推荐给海外合作方，通过国家资助项目提升其影响力。对获得资助的项目，国内出版社需要加强管理，避免因无法结项而影响之后的申报工作。首先，国内出版社要与海外合作方展开密切合作，与相关负责人保持联系，并规定好项目完成的时间节点，把握完成进度，版权部门与业务部门共同督促项目执行。其次，国内出版社要关注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需要合理合规，避免因与申请表中填报数额和比例差距过大、翻译费用不达标等情况而导致结项困难。最后，如果出现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项目中止，国内出版社要及时与资助项目办公室沟通，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避免对同一出版社的其他项目申报造成不利影响。

（二）加强内外协调沟通

随着国内出版社不断重视文化“走出去”，外向型图书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多，在申报资助项目时，出版社精通出版业务、了解图书本身优势的业务部门和把握国际市场动向、了解海外合作方的版权部门需要紧密配合、合理分工，按照当年国家资助重点选取合适的项目，并在申报书中凸显优势。此外，国内出版社要加快建立健全数字化办公和大数据整理系统，利用5G技术和云技术规范化分类存储、管理、调取往年的工作资料，在公司内部共联共享，避免出现工作交接失误的情况。

首先，国内出版社在外部需要加强与海外合作方的联系，定期询问、跟踪图书在海外生产、销售的情况。其次，国内出版社需要加强与各资助项目办公室的联系，汇报已获资助项目的完成情况，对可能无法按期结项的项目及时做出说明，树立出版社对外的良好信誉与形象。最后，国内出版社需要加强与作者的联系，在项目开始前要考虑其对图书“走出去”工作是否积极配合；在获得资助后，良好的作者关系也能为图书的宣传、营销等工作奠定基础。内外联动、相互协调，不仅可以使外向型图书资助项目申报的过程更畅通，还可以为获得资助的图书“走进去”提供不竭动力。

（三）创新拓展海外业务方式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国内出版社与海外合作方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减少，对此，国内出版社应与时俱进，创新拓展海外业务方式，为外向型图书走得更远、更深夯实基础。第一，国内出版社可以利用线上国际书展和各类平台来拓展新的海外合作方，如线上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官网等，以增加图书产品的曝光量，扩大影响力，吸引海外合作方主动合作。第二，国内出版社可以与国内同行合作，各自发挥优势资源，盘活存量资源，用好新增资源［7］。例如，高教社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与国内同行就各自的海外合作方资源展开交流，之后通过该同行联系到墨西哥的一家出版社，最后实现图书版权的联合输出，该项目还成功获得丝路书香资助。第三，国内出版社可以通过大型翻译服务公司等业务关联机构，发掘新的海外合作方和审读专家等资源，可以拓展其他业务，形成多方位、立体化的合作模式。第四，国内出版社可以通过自身已有的版权引进资源，联系负责版权输出业务的工作人员，及时了解并匹配相关需求，形成互利互惠、双向合作的紧密伙伴关系。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8］。为了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大对中国图书海外译介的扶持力度，提升翻译质量，增强传播效果，为国内出版社的“走出去”工作提供政策、数据、平台、资金方面的支持。为此，出版社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创新拓展海外业务方式，激励编辑策划更多外向型图书选题，以精品化策略高质量申报、完成国家资助项目，加强内外协调沟通，优化项目资源配置，通过国家资助项目为图书“走出去”工作赋能。

［参考文献］

［1］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EB/OL］.（2021-12-30） ［2022-04-09］.https：//www. nppa.gov.cn/nppa/upload/files/2021/12/76aed0b1a2a60056.pdf.

［2］张福海，郝振省.新闻出版业走出去工作指南（上册）：新闻出版走出去政策解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吕秋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助力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基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2020年的统计分析［J］.出版参考，2021（11）：26-32.

［4］周国清，刘悦玲.“十四五”时期主题出版的任务与路径［J］.中国编辑，2022（03）：14-19.

［5］汪妍，禹建湘.中国图书国际传播新动态与新思路：基于“丝路书香工程”皮尔逊系数的运用［J］.出版广角，2021（24）：26-31.

［6］刘莹晨.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推动出版国际化发展：我国新闻出版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的情况分析［J］.出版广角，2019（22）：6-9，17.

［7］孙云鹏.新时代出版“走出去”工作的探索与思考［J］.科技与出版，2022（02）：63-67.

［8］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并讲话［EB/OL］.（2021-06-01）［2022-04-09］.http：// 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