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形成及影响

程志强 程恺臻

摘要：日本的政党政治在战前初步酝酿，在二战后其体制逐渐走向成熟，从多党派林立到自民党一家独大的一党优位制。这一政党政治格局的演变除了日本历史现实的原因，即自民党本身的实力与反对党的孱弱、自民党与官僚机构和大企业的关系等有关，还受到日本政治文化遗产，如集团意识和等级观念的深层影响，还有对天皇制的利用等因素。这一格局在战后适应了日本发展的需求，通过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使日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实现了腾飞，但政治腐败与民主贫困等负面影响也随之产生。

关键词：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0-0042-04

政党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政权的形式，是有关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的各种制度的统称，也是当今世界研究国家政治的重要概念，政党政治引导着政治文明，引导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进程中必有的政治机制与形态。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均有不同，且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各国的政党制度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研究一个具体国家的政治，必然离不开其政党制度。本文试探讨日本政党政治格局“一党优位制”的成因及其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日本是东亚最早产生资产阶级政党的国家，它的政治制度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是通过政党运转的。1874年，板垣退助创建了日本的第一个政党，并很快发展为“自由民权运动”，之后被称为“自由党”。随后在1882年，第二个政党被创建，1927年改名为民政党，战后其以“民主党”的名称重建，形成了日本传统的两大政党，此外还有多次解散与重建的日本共产党。

战后日本政党制度经历了重大的民主转型，一个重要的标志是1955年形成的“五五体制”①，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形成自由民主党，确立了自民党的一党优势地位，对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制”的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表现为对“五五体制”的研究［1］。直到20世纪90年代“五五体制”瓦解，自民党短暂下野，从一元化的政党制度格局转向多元化的竞争性政党制度［2］。2012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日本再次实现了政权轮替，自民党控制了众议院绝对多数席位成为执政党，与公明党组成联合政权，连续3次大选控制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稳定控制参议院超过半数席位。虽这次从一党执政变成联合执政，但日本的政党制度总的仍保持着“一强多弱”的格局。自民党在战后几十年内的多数时间都保持着优势地位，掌握着政权，其中的原因远非表面上显示的那么简单，不仅有现实因素，也有其深层的、间接的因素。

二、原因与实质

中国的日本问题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自民党自身具有一定的实力；2.自民党在国内优先发展经济，注意调和阶级矛盾；3.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以及反对党的软弱等。本文将部分借鉴这些原因，同时从其他侧面展开论述，主要将其分为现实与历史、政治文化与制度等几个方面。

（一）现实与历史

首先，日本自民党拥有较为雄厚的选民基础。战前，由于城市选区的代表性不足，加上日本政治史的原因，使得日本政治生活带有浓厚的农村色彩。农村选举人，那些重视地方问题而对全国问题不太关心群体支配着选举，甚至在今天，农村居民的投票率也比城市地区更高。而自民党以农村为基础，吸引了大量的选票，具有一定的实力。农村选民基础背景复杂，造成组织涣散、思想混乱，这种状况与其说是一种不利的條件，不如说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其竞争对手左派政党如日本共产党，由于拥有鲜明的旗帜而限制了自身感召力，投票群体相对具有局限性；再如，社会党严重依赖白领工人和政府雇员组成的比较激进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而民社党则更多依赖全日本劳动总联盟。

同时，自民党作为日本第一大党，自结党以来，派阀政治的特点十分突出［3］，派系林立，但是这并非是一些人所指责的、造成分裂的因素，而是“操纵自民党的极其自然有用的工具”。派系被认为是特别适合日本人的协作方式，是在首相人选和有争议的立法问题上达成全党一致的良好途径。在派系中，成员更容易达成一致，更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它们的存在代表了一个政党在政策领域的不同面向，意味着更广泛的选民群体。自民党是中间派与保守派的松散联盟，因此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能够从各种选民那里获得选票。派系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它对选民的感召程度比组织严密的政党更大。

除了自民党本身的优势，反对党之间缺少联合，实力较弱也是形成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原因［4］。自2012年以来，自民党的“一强”仅仅来源于两成左右全体选民的支持，但是其依然保持着优势地位。无论是战后初期，还是近年以来，反对党在大部分时间里难以与自民党相抗衡。事实上，如果4个主要反对党联合起来，就足以与自民党分庭抗礼，从1971年到1983年，这4个党的选票总和都超过了自民党，但是由于各党之间思想和历史的分歧，他们很难形成有效的联合。各政党之间常常争夺对方的选票，同时在反对党内部也存在分裂。而日本自民党却在2012年与公明党结成执政联盟，“一强”优势延续［5］。因此，除了20世纪90年代自民党短暂下野和2009年到2012年民主党执政，在大部分时间里，任何一个反对党都无法表现出取代自民党的态势。

政党要长期保持在议会中的优势，必须拥有能够适应社会环境的实力与模式基础。在日本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政党在议会决策过程中，虽然执政党是制定法律、作出决策的关键，但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官僚机构以及外部的压力集团，一般首先是大企业。执政党、官僚机构与财团大企业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模式，构成了自民党战后“一党优位制”的实力基础。

首先是自民党与官僚机构。日本政治家猪口孝认为自民党长期支配统治的关键之一是自民党通过官僚形成了较强的政策决定能力与执行能力，从而保证了对社会的领导统治能力［6］。日本的官僚机构继承了战前官僚的诚实、效率与威信，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高度重视教育提高了社会的识字率与教育普及率，日本高效的官僚机构便是对教育重视的产物。各种官僚机构负责大多数法案的起草工作，他们提出的法案70%最后得到了批准，这个比例高于国会议员和反对党提出的法案通过比例。这些官僚精通于业务，提出的法案专业性更强，执行政策的效率也更高。同时，在战后民主化改革之后，自民党虽然在法律上取得政权，但政党的力量仍比较弱，为了巩固政权，加强保守政党的力量，自民党在官僚体系中有意发展党员，逐渐形成了政党官僚化。官僚体系中的自民党党员为自民党政策执行提供了便利，为执政党的决策一体化提供了体制保障。

其次是自民党与财团大企业的关系在战前就已经形成。在战前，三菱三井分别支持宪政会和政友会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影响着日本政治，在战后经过美国的民主化改革，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很大。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大企业以新的姿态回归，继续支持政党政治。自民党作为日本的第一大党自然吸引了财团的支持，通过对自民党候选人提供选举经费、宣传与发展选民，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制得到进一步巩固。自民党在财政上处于大企业的控制下，大企业又处于官僚机构的控制与保护之下，而官僚机构的运行又必须依赖自民党的立法权力，这样的“三位一体”格局在战后初期相互协作促进，促进了日本经济恢复发展。虽然，近年来这种联盟有所削弱，但是它仍对日本政治的各方面产生影响，也是形成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因素之一。

（二）政治文化因素

日本的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形成除了现实因素，还有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阿尔蒙德②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影响着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也就是说，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政治体系都成长于一定的政治文化土壤之中［7］。各种文化交织深刻地影响着日本人的行为模式与思维习惯，进一步影响了政党制度的格局。

日本拥有丰富的政治遗产，帮助日本在半个世纪不到成为一个巩固的民主国家。其中，“由集团而非个人进行领导的悠久传统”说明日本政治文化中厌恶独裁、追求群体合作的趋向，这也影响了日本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制。从历史上来说，集团生活对于日本人的社会与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无论是大企业还是生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日本人总生活在集团之中。日本的选民在选举过程中常常受到这种集团文化的影响。在一个选区内，选民往往会采取一致行动、统一投票。在投票前他们往往会互相询问投票人选，做到统一，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选民统一投票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而自民党在选民基础上在战后依靠着农村，受到大企业等团体的支持，这些共同体都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因此自民党在大选中往往能获得大量的选票，成功控制国会中的大部分席位，掌握政权。

自民党本身在1955年由自由党与民主党两党合并，自身内部派系林立，在任何时候都能分裂为四五个派别，在国会内拥有席位。这些派系的核心是强有力的议员，但这并没有造成自民党的分裂，而是长期掌握政权，这与日本政治文化中的集团意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自民党党员虽属于不同派系，但在身份上首先属于自民党这一政党，在重大问题上，党员以自民党的利益为重，认同自己身为自民党党员的身份，将自己与本党捆绑同其他政党竞争。这种共同体文化，即集团意识，使得自民党能够维持团结的状态，在与其他政党的竞争中得以长期保持优势。

日本文化中长期存在着一种等级与秩序意识。在鲁斯·本尼迪克特③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著作《菊与刀》之中，他提到了“要想了解日本人，必须从他们的一句话着手，这句话的意思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森严的等级制度自日本的封建时代就已存在，到了17世纪德川家康加强了封建社会划分层次的体制，进入近现代，等级与秩序概念存在于日本的每个社会组织。在政党政治中，无论是国会执政党，单一政党还是政党内部的派系，都存在着权威人物或集团。在群体内部，个人服从于集团秩序，下级服从上级便是日本等级秩序观念的体现。自民党内部拥有严格的法律法规，使得党内的工作能够“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同时由于战后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掌握着政权，对于很多选民来说，自民党长期高于其他政党，形成一种高位的权威，强大的惯性使自民党长期维持着“一党优位制”的局面。在日本的等级社会下，其他反对党很难真正撼动自民党的地位。

此外在文化方面，上文提到的日本官僚体系存在着一份重要的政治财富，政府强烈的伦理道德意识，让自民党在政府中发展诚实、忠心且高效的党员以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为其形成权威提供了帮助。

（三）天皇制度因素

对于自民党一党优位制形成的制度原因，本文要论述的是天皇制的影响。日本的天皇制历史悠久，名义上天皇是日本的统治者，但从9世纪开始天皇就失去了对国家的实控权，不过，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步驟就是阐明有必要“恢复”天皇统治。虽然，近现代天皇仍没有进行名副其实的统治，但它也表现了天皇制在日本现代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战后日本并没有废除天皇制，天皇作为日本国的象征继续存在。“大部分日本人对天皇只有一种模糊的尊敬与爱戴之情”，但对于自民党来说，天皇制的权威仍可以被利用于处理国内外政治事务。例如，1960年日本因“新安保条约”陷入国内外双重政治危机，日本政府安排当时的皇太子明仁夫妇访美，开启了日美关系的新篇章，自民党的政权得以继续保持。当国内出现危机时，自民党可以利用天皇的权威，如举办在位庆典活动来改善自身的政治环境。通过天皇制的权威，自民党成功统合国民，为自己增加选票，给本党创造了良好的执政环境，优势地位得以持续。

三、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影响

日本的政党政治形成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制，除了上述的各方面因素，更多地在于其带来的正面影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因此得以持续。单论“五五体制”期间，日本自民党连续执政了38年，在此期间日本经历了战后的重建、经济上的复苏，在1968年经济跃升至世界第二位，实现了现代化建设。可以说，日本战后现代化是在自民党一党优位制下、自民党执政下实现的。

战后日本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需要强有力的力量来整合国民与社会进行重建与经济发展，而自民党在1955年由自由党与民主党两个传统政党合并形成，本身具有雄厚的实力，其派系林立在另一方面意味着更大的灵活性，能够吸引更多的团体。战后日本城市化迅速发展，其依靠的农村选民基础进入城市，自民党的倾向也由保守趋向中立，能够感召更多的群体，实力增强，与大企业和官僚体系三位一体相互协调促进。同时，自民党一党优位意味着政治环境的稳定，其他政党难以对自民党造成取代之势，政党提出的各类法案、政策，更能连贯地得到执行，保障了重建和现代化步骤的连续性。

此外，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制，除了适应重建的需要，推动国家现代化，也契合了等级社会的观念与价值取向。自民党执政期间重视教育的发展，战后日本国家预算中文教经费1965年为4718亿日元，1975年增至26309亿日元，约占总预算的11%左右［8］。通过教育向国民灌输和平主义思想，以期根除战时军国主义思想，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完善教育体系，培养高级人才，为国家现代化发展和20世纪70年代经济腾飞提供了人才储备。

自民党一党优位制格局虽在客观上为日本战后发展起到了正面影响，但也存在部分弊端。自民党由于长期执政，其他反对党并不能给其造成很大的威胁，对于权力丧失的紧张感也逐渐消散，主要的竞争更多来自于党内不同派系。在此背景下，政治腐败现象大幅增加，执政党的腐败现象对其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选民对于自己的投票对象是否代表社会利益，在国家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政党产生怀疑，自民党的政治权威逐渐流失。自民党一党优位的长期执政也可能造成民主的倒退，作为执政党，国会议员中自民党员提出的法案更容易得到通过，反对党的则难以被通过，即使通过也需要进行大幅修改，长此以往造成更多无党派和中立人士向自民党靠近，同时反对党的作用日渐削弱，体制僵化，选民参与到选举的热情也会受到影响，即所谓“民主贫困”。这些是自民党长期一党优位制带来的负面影响。

结语

日本政党政治中的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局面除了历史现实的原因，即自民党本身的实力与反对党的孱弱，其与官僚机构和大企业的关系等有关，还受到日本政治文化遗产，如集团意识和等级观念的深层影响；此外还有制度因素，如对天皇制的利用等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至今长期的一党优位制格局。而这一格局在战后适应了日本发展的需求，通过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使日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实现腾飞，但政治腐败与民主贫困等负面影响也随之产生，值得结合各国政党政治现实进行思考。不过，虽然其存在负面影响，但2012年自民党与公明党组成联合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改进，总体影响还是正面为主，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制仍将长期持续下去。此外，通过对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研究，有利于增进我国对日了解的深度，增强我国外交软实力。

注释：

①“五五体制”：1955年成为日本政党政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从这时起，多党纷争的局面被为数不多的几个比较固定的政党所代替，其中自民党和社会党两党占据国会80%以上的议席、而自民党的优势又通常超过社会党约1倍并在國会中始终占多数，从而开始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时期。这种政党体制，既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多党制，又不同于当时的各种一党制，具有日本自己的独创性，通常被称为“五五体制”。

②阿尔蒙德（1911—2002）：美国政治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创立者，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以政治系统、功能、角色等新的概念术语来代替国家、权力、职位等传统的政治学术用语。他认为在一个政治系统中，是由各个不同的结构相互互动所组成，包括选民、利益团体、立法与官僚机构等，以形成一个正当性的公权力。

③鲁斯·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受到法兰兹·博厄斯的影响，同爱德华·萨丕尔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本尼迪克特早年学习英国文学，其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与《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最为著名，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

参考文献：

［1］徐万胜.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概述［J］.世界历史，2001（4）.

［2］王磊，臧秀玲.战后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及制度化［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2（1）.

［3］吕耀东，姜红.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成因及特征［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1）.

［4］张伯玉.日本自民党“一强”优势的延续及其原因分析［J］.当代世界，2019（11）.

［5］张伯玉.日本“一强多弱”政党格局的常态化及其影响［J］.当代世界，2021（3）.

［6］高世鹰.论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3.

［7］张名瑶.日本政治文化与自民党一党优位制［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2）.

［8］郭定平.论战后日本政治多元化［J］.日本学刊，1994（4）.

作者简介：程志强（1970—），男，汉族，福建泉州人，农行福建泉州分行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政党组织、金融学、乡村振兴。

程恺臻（2002—），男，汉族，福建泉州人，单位为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

（责任编辑：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