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韩慧霞 金泽虎

摘 要：基于Chaney（2008）的贸易引力模型，本文选取2005-2019年我国对43个贸易伙伴的服务出口数据，考察贸易伙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伙伴TPU上升显著抑制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且对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更大。贸易伙伴TPU上升對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具有时变性，短期内，对二元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长期内，对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不显著，而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货物出口负向调节贸易伙伴TPU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抑制效应，即弱化了前者对后者的抑制效应。贸易伙伴TPU上升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技术含量越高的服务行业其出口二元边际受到的抑制效应越小。

关键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服务贸易；集约边际；扩展边际

中图分类号：F741.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3）01-0049-10

收稿日期：2021-10-26

作者简介：韩慧霞（1986-），女，河南项城人，博士后，滁州学院数学与金融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对外贸易与技术创新；金泽虎（1965-），男，安徽枞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对外贸易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9FGJB005；安徽省科技创新战略与软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2206f01050039；安徽高校科学研究重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K2021A0683；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项目，项目编号：gxyq2022095；滁州学院博士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22qd027。

国际贸易的发展脉络大体经历了最终品贸易、全球价值链贸易和数字贸易三个阶段，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全球技术变革会推动国际贸易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1］。在这一新阶段，服务贸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服务贸易内嵌的技术和知识含量会更高，服务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也会显著增强。显然，服务贸易对一国技术进步及外贸高质量发展能产生更强烈的促进作用，也将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联合国发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英国服务贸易出口占比达到其外贸总比重的46. 79%，美国达到34. 64%，而我国仅为9. 24%，可见，服务贸易对我国外贸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发展我国服务贸易既有必要也有可行的空间。

然而，近年来不断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与美国挑起的贸易战、英国硬脱欧、新冠疫情等冲击使得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TPU）急剧上升。因此，有必要从服务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出发，对我国对43个服务贸易伙伴的服务出口进行二元边际分解，基于Handley et al. （2017）［2］以及Groppo et al. （2014）［3］计算服务贸易伙伴的TPU指数，深入考察贸易伙伴TPU变动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现有文献根据自身研究的目的从不同角度对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进行了衡量。Hummels et al. （2005）［4］从产品视角将出口商品价值量的变化视为集约边际，将出口产品种类数的变化视为扩展边际。Felbermayr et al. （2006）［5］从国家视角将原有贸易伙伴国之间发生的新贸易视为集约边际，将新增的贸易伙伴国视为扩展边际。Bernard et al. （2010）［6］从企业视角将单一产品出口企业的出口量视为集约边际，将其出口产品种类数的变化视为扩展边际。其中，Hummels et al. （2005）［4］从产品视角对二元边际的解读堪称经典，在贸易二元边际衡量中应用最为广泛。

由于服务贸易起步较晚，加上服务贸易自身的特性以及数据获取渠道的约束，现有研究服务贸易二元边际的文献并不多。不过，考虑到出口二元边际的核心思想和内在逻辑并不会因为贸易内容的不同而“异化”，可以将定义和衡量“货物出口二元边际”的方法迁移至“服务出口二元边际”领域进行研究。戴翔（2013）［7］将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分解为价格集约边际、数量集约边际和种类扩展边际，研究了我国服务出口如何实现“量质齐升”。林僖和林祺（2017）［8］基于HMR两阶段引力模型将服务出口扩展边际定义为一国服务出口的概率，将服务出口集约边际定义为一国的服务出口额。林僖和鲍晓华（2019）［9］将服务出口集约边际定义为旧产品旧市场的服务出口，将服务出口扩展边际定义为旧产品新市场以及新产品的服务出口。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尚无从贸易伙伴TPU的视角探究一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文献，仅有部分学者关注金融危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的影响［8-9］。事实上，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区域贸易协定”的达成都会对贸易政策的稳定带来冲击，从而使TPU发生变动，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述文献对本文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但这些文献的研究视角并非TPU，也未针对我国服务出口进行深入研究。

对任何一个出口企业而言贸易伙伴TPU上升都是需要考虑的风险之一，服务企业也不例外。贸易伙伴TPU上升通常意味着一国的政治环境不稳定、法律机制不健全或者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10］。这些不利信号会增加服务企业的预期贸易成本，降低预期出口利润，使企业减少、中断甚至终止出口，或者推迟和取消进入新的市场（出口二元边际），进而通过出口二元边际抑制一国服务出口。这一路径可由下图展示。

图 TPU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作用机制

现有研究表明不同贸易成本的增加会通过不同途径影响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如出口可变成本会对出口集约边际产生影响，而出口固定成本主要对出口扩展边际产生影响，对集约边际没有影响［11-13］。当贸易伙伴TPU上升时，虽然两国之间的绝对距离不会变化（冰山成本），但會减少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往来，造成服务贸易的“虚拟距离”增加，从而增加服务出口的预期可变成本，最终影响两国的贸易流量。例如，贸易伙伴TPU上升会引起贸易伙伴对数据流的限制，“分割网络”的形成会对服务企业造成阻碍，使可变贸易成本不断上涨，进而减少服务出口数量。因此，贸易伙伴TPU上升会通过提高预期可变成本、抑制服务出口集约边际（出口数量）而影响一国的服务出口（路径1）。出口固定成本可视为服务企业的一种“沉没成本”，是任何一个服务出口企业都必须支付的固定成本，因此，它对企业的出口量没有影响，只会影响企业是否出口（扩展边际）。如果贸易伙伴TPU上升，那么服务企业若要继续出口则需要支付大量固定成本，包括对目标市场消费者需求信息的重新搜索成本、学习和改进服务标准以满足贸易伙伴政府规制的成本、重建销售渠道的成本以及其他固定成本。这些固定成本的增加会威胁服务企业出口的经营安全和预期利润，理性的企业在面临贸易伙伴TPU冲击时会考虑是否继续出口。因此，贸易伙伴TPU上升会通过提高预期固定成本、抑制服务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影响一国的服务出口（路径2）。

综上，贸易伙伴TPU上升会通过提高预期可变成本抑制服务出口集约边际（路径1），通过提高预期固定成本抑制服务出口扩展边际（路径2），通过这两条路径最终影响一国服务出口的二元边际。据此，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贸易伙伴TPU上升会对一国服务出口的二元边际产生抑制效应。具体而言，贸易伙伴TPU上升会通过提高预期可变成本抑制服务出口集约边际（路径1），通过提高预期固定成本抑制服务出口扩展边际（路径2）。

若一国的出口市场相对集中，出口额主要源于少数企业、少数产品，说明其出口集约边际相对较高，则出口极易遭受外部冲击；而若一国的出口市场结构多元，出口企业较多、产品也较丰富，说明其出口扩展边际较高，出口的抗风险能力也会更强［4，13］。从目标市场的需求结构来看，任何一个贸易伙伴国的消费者对产品数量的需求都是基本需求，也是主要需求，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则是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才有的较高需求［14］。因此，企业的生产结构也主要以数量生产为主。基于此，服务出口企业也主要以数量出口为主，在贸易伙伴TPU上升时服务出口的数量（集约边际）受到的影响也最大。这与经典文献的结论一致：在遭受外部冲击时集约边际驱动的贸易更容易受到影响，而扩展边际驱动的贸易模式因为可以提升一国的生产率水平、形成多元化的贸易结构而增强了贸易的风险抵御能力［4］。因此，本文进一步得出：贸易伙伴TPU波动对一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更大。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H2：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贸易伙伴TPU上升对一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大于对扩展边际的抑制效应，这意味着提高一国服务出口的扩展边际能更好地应对贸易伙伴TPU的冲击。

二、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

为了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说，本文将Chaney（2008）［15］的多边非对称贸易引力模型拓展至服务贸易领域，并引入TPU，得到服务出口二元边际引力模型 为了更好地反映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经验研究中经常采用引力模型的对数形式（张海森等，2008）。：

lnIMhit=α10+α11lnTPUit+α12lnYct+α13lnYit+α14lnVCit+α15lnGit+α16lnINit+α17lnITit+α18Zit+ε1it（1）

lnEMhit=α20+α21lnTPUit+α22lnYct+α23lnYit+α24lnVCit+α25lnGit+α26lnINit+α27lnITit+α28Zit+α29lnFCit+ε1it（2）

其中，c表示中国，i表示中国的服务贸易伙伴国i，t表示时间，h表示行业，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IMit与EMit分别表示t年中国向i国服务出口的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TPUit代表t年贸易伙伴i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进一步提高模型对理论检验的准确性，本文还借鉴相关文献加入了与贸易引力模型密切相关的其他控制变量Yct、Yit、FCit、VCit、Git、INit和ITit，它们分别表示中国的经济规模、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出口固定成本、出口可变成本、货物贸易额、收入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其中，预计模型中FCit主要影响扩展边际，对集约边际没有作用［9，13］。此外，模型中还引入了二元虚拟控制变量Zit。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1. 服务出口二元边际（IM和EM）

本文参考林僖和鲍晓华（2019）［9］、钱学锋和熊平（2010）［13］使用“老产品老市场”衡量服务出口集约边际IM，并将2005年作为基期。如果2005年我国将服务行业h中的产品出口到某个国家，则依次考察2001—2019年的出口情况。如果当年出口，则将当年的出口值作为服务行业h的集约边际；否则，当年的集约边际为零。服务出口扩展边际EMit衡量的是“新产品新市场”，将2005年没有而2019年服务产品出口到某个国家为参照，依次考察2001—2019年由中国出口该服务产品的情况 依据钱学锋等（2010），在考察双边贸易的扩展边际时，不包含“老产品新市场”。。如果当年出口，则将当年的出口值作为服务业h的扩展边际；否则，当年的扩展边际为零。本文除了考察我国整体服务出口的二元边际，还进一步依据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将服务贸易部门分为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传统服务业h1（运输和建筑服务）、技术含量一般的新兴服务业h2（通讯、金融和保险服务）以及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新兴服务业h3（计算机和信息、知识产权使用费） 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将服务行业分为以下一级细分行业：货物相关服务、运输、旅行、建筑，保险和养老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娱乐和娱乐服务，政府服务以及未分配的服务。所有主要项目都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二级行业。。

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

关税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并且基于关税度量TPU所需的数据极易获得，因此本文采用此方法度量TPU。基于关税度量的TPU将TPU定义为当前应用关税逆转为关税上限的可能性。这种度量方式又分为两种：一种直接从理论模型中推导出的度量方式，主要以Handley et al. （2017）［2］为代表；另一种则是结合理论和经验推导出的度量方式，主要以Groppo et al. （2014）［3］为代表。Handley et al. （2017）［2］基于不同的研究背景得到的TPU度量方式可以归结为：

TPU=1－（1+τ关税上限1+τ当前应用关税）－σ（3）

其中，σ为进口替代弹性，在研究异质性企业方面一般取2。Groppo et al. （2014）［3］为代表的TPU的度量可以归结为：

TPU=τ关税上限－τ当前应用关税  ，  WTO成员国

max（τ关税上限－τ当前应用关税）  ，  双边

或多边贸易协定成员国（4）

本文分别采用式（3）和（4）对模型进行基本回归和稳健性检验。上述两公式中关税上限均采用最惠国关税MFN，当前应用关税均采用实际应用关税PAT。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双边贸易，采用Groppo et al. （2014）［3］度量的TPU第二个公式。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与43个服务贸易伙伴的双边服务贸易值 样本共包含42个经济体，并依据《World Economic Outlook》分为32个发达经济体和1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32个发达经济体：加拿大、美国、以色列、日本、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中国香港、匈牙利、韩国、马来西亚、波兰、罗马尼亚、新加坡、俄罗斯联邦。，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2019年。本文对原始数据作了以下处理：为了克服离群异常值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除虚拟变量外，其他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为了保持指标数据的一致性，对同一指标数据进行了同倍放大（缩小）处理，对于部分缺失指标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了补充；为了避免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和量纲问题，所有数据均取对数进入模型；为了避免伪回归，对变量做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多重共线性等检验，并对不符合要求的数据进行了处理 受篇幅限制，相关检验结果未在文中报告。。相关变量的测算与数据来源见表1。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本回归分析

本文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引力模型分别采用混合回归模型（OLS）、固定效应模型（FEM）以及随机效应模型（REM）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2。三种估计结果均显示，贸易伙伴TPU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假说1。表2中模型设定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更适合REM，因此，本文选择REM的回归结果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表2中F检验和LM检验的P值均为0. 000，表明强烈拒绝“不存在个体效应”的原假设，即FEM与REM均优于OLS；Hausman检验表明接受“残差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REM优于FEM。基于以上检验结果，本文选择REM。事实上，Weng等（2009）、余长林（2016）都认为包含非时变变量（如地理距离）的贸易引力模型更适合REM。。表2中REM回归结果显示，贸易伙伴TPU每上升一个单位，我国对其服务出口的集约边际显著下降0. 233，扩展边际显著下降0. 127。可见，我国服务贸易在遭受贸易伙伴TPU冲击时集约边际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扩展边际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理论假说2得到验证。这启示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提高我国服务出口结构中扩展边际的比重，以增强我国服务贸易抵御贸易伙伴TPU冲击的能力。

表2中REM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基本符合预期。其中，服务进出口国的经济规模（lnYc与lnYi）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均为正，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既需要本国经济发展的支持，也离不开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出口固定成本（lnF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较低的经济自由度会引致较高的固定成本，从而不利于服务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可见，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自由的经济环境。以地理距离与GDP之差衡量的出口可变成本（lnVC）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服务贸易也会受到贸易双方的地理位置以及GDP的影响。货物出口（lnG）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我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脱钩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贸易伙伴人均收入（lnIN）的增加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国际经验一致，即一国收入水平越高，对服务产品的需求数量和需求质量都会显著增长。我国信息化水平（lnIT）的提高能显著提高服务出口二元边际，可见，一国信息化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推动了一国服务“贸易能力”的发展。

（二）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问题是计量模型普遍存在且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的计量模型也不例外。借鉴Baker & Bloom（2014）［16］本文选取自然灾害作为TPU的工具变量，该指标除了可能通过TPU这一内生渠道影响服务出口二元边际之外，不会直接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产生影响，符合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的选取标准。表3也顯示不可识别检验显著拒绝了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值均超过经验数据10，拒绝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这两个检验结果从统计学角度证明了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TPU是“相关”的。过度检验的P值表明接受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这证明了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此外，本文参考大多数文献的做法还选取TPU滞后一期作为TPU的工具变量。表3列（1）、列（2）、列（4）与列（5）基于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2中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贸易伙伴TPU的上升会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对集约边际的负面影响更大。这与上文两个理论假说的结论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Groppo et al. （2014）［3］的方法对TPU重新度量，并使用REM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列（3）与列（6）。替换核心解释变量TPU之后，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符号一致并且显著，这再次证明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三）作用机制分析

若自变量不仅直接对因变量产生影响，还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对因变量产生影响，这样的变量关系就可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理论假说1指出贸易伙伴TPU的上升会通过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影响一国的服务出口二元边际，在这一过程中两种贸易成本起到了中介的作用，中介向效应模型正好可以全面检验这一潜在地影响机制。因此，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上述关系进行分析。服务出口集约边际中介效应模型有以下三个方程组成：

lnIMhit=α30+α31lnTPUit+α32Cit+ε3it（5）

lnVCit=α40+α41lnTPUit+α42Cit+ε4it（6）

lnIMhit=α50+α51lnTPUit+α52lnVCit+α53Cit+ε5it（7）

式（5）中的a31衡量了贸易伙伴TPU对我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影响的总效应，式（6）中的a41衡量了贸易伙伴TPU对我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影响的直接效應，式（6）和式（7）中的系数乘积a41·a52则衡量了贸易伙伴TPU通过可变成本对我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影响的间接效应。在具体的检验过程中，首先检验式（7）中a31是否显著；若不显著，则停止中介效应检验；若显著，则对式（6）进行估计，考察TPU与中介变量可变成本之间的关系。然后对式（7）进行估计，此时若a41和a52都显著，则进一步观察。如果a51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a51不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如果a41和a52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进一步进行Sobel检验。同样地，服务出口扩展边际中介效应模型有以下三个方程组成：

lnIMhit=α60+α61lnTPUit+α62Cit+ε6it（8）

lnFCit=α70+α71lnTPUit+α72Cit+ε7it  （9）

lnIMhit=α80+α81lnTPUit+α82lnFCit+α83Cit+ε8it（10）

表4报告了上述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服务出口集约边际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贸易伙伴TPU对我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的直接效应为-0. 233，说明贸易伙伴TPU每上升一个单位我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减少0. 233。贸易伙伴TPU对我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的间接效应为a41·a52为0. 062，说明贸易伙伴TPU每上升一个单位会通过服务出口可变成本抑制我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0. 062个单位，即服务出口可变成本地增加了TPU对我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9. 81%（0. 062/0. 314），可见服务出口可变成本确实在TPU和我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之间扮演着重要的传导作用。服务出口扩展边际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贸易伙伴TPU对我国服务出口扩展边际的间接效应为0. 065，这一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2. 30%，可见服务出口固定成本也在TPU和我国服务出口扩展边际之间扮演着重要的传导作用，这也是各出口企业在面临贸易伙伴TPU冲击时刻关注出口贸易成本的原因。两个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两个理论假说，也呼应了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四、进一步分析

前文讨论了我国43个贸易伙伴TPU变动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提升本文的现实意义，找出有效缓解贸易伙伴TPU冲击对我国服务贸易抑制作用，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贸易伙伴TPU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动态效应、货物出口的调节效应以及服务出口的行业异质性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以找出应对贸易伙伴TPU冲击促进我国服务贸易长远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TPU对服务贸易二元边际影响的动态回归结果

为了分析贸易伙伴TPU上升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动态影响，本文将TPU分别滞后3期加入服务出口二元边际引力模型，得到：

lnIMhit=α0+α1lnTPUit+α2lnTPUi，t－1+α3lnTPUi，t－2+α4lnTPUi，t－3+α5Zit+εit （11）

lnEMhit=β0+β1lnTPUit+β2lnTPUi，t－1+β3lnTPUi，t－2+β4TPUi，t－3+β5Zit+εit （12）

为了对比分析贸易伙伴TPU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动态影响，本文进一步考虑了贸易伙伴TPU的异质性。具体地，将样本按照TPU二分位数临界点分为高强度TPU组和低强度TPU组，表5报告了两组的REM估计结果。表5中整体样本动态回归表明，贸易伙伴TPU冲击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具有时变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抑制效应逐渐降低。具体而言，贸易伙伴TPU冲击对我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逐渐降低，第三年时这种抑制效应已经不再显著；贸易伙伴TPU冲击对我国服务出口扩展边际的抑制效应也逐渐降低，第二年开始贸易伙伴TPU冲击对我国服务出口扩展边际的抑制效应转变为促进效应。

首先分析整体样本回归结果。列（1）回归结果显示贸易伙伴TPU对我国整体服务出口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直至消失。可能的原因在于TPU的冲击短期内使服务企业暂停了投资、减少了生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又会出现新的投资，新投资的增加可以抵消贸易伙伴TPU对服务出口集约边际的不利影响。此外，适度的等待也有助于企业看清贸易伙伴的政策环境，也提供了向其他“拓荒者”学习的机会，可以降低出口企业试错的成本。因此，贸易伙伴TPU的冲击对服务出口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会逐渐消失。列（4）回归结果显示贸易伙伴TPU对我国整体服务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当年为抑制效应，但是第二年开始这种抑制效应转变为促进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更多地企业意识到了扩展边际对于自身服务出口稳定的重要性，为了在出口竞争中增强贸易的风险抵御能力不被淘汰会加大投资、进行新产品开发以及拓展新的出口市场。由于服务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出口产品新种类的形成以及新市场的建立（扩展边际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贸易伙伴TPU的冲击对服务出口扩展边际的促进效应第二年才显现。接下来分析分样本回归结果。回归显示高强度组的TPU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产生的抑制效应更高、持续时间更长。对高强度组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为发达国家，结合现实也能发现，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的全球地位，更倾向于变动贸易政策。这启示我们在进行服务出口时要考虑贸易伙伴的TPU状况，尽量规避贸易政策不稳定的国家，以此为准绳重塑贸易伙伴格局，管理贸易伙伴国。

（二）货物贸易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中国外贸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若干新优势，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贸易产品的出口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这些已经具备或者正在形成的新优势可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是以货物贸易的发展为基础的，尤其随着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不断上升，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了研究货物贸易在贸易伙伴TPU抑制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过程中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在式（1）和式（2）的基础上加入贸易伙伴TPU与货物出口额的交互项，得到：

lnIMhit=α0+α1lnTPUit+α2lnGit+α3lnTPUit·lnGit+εit（13）

lnEMhit=β0+β1lnTPUit+β2lnGit+β3lnTPUit·lnGit+εit（14）

回归关注的焦点是交互项的符号，符号为正说明货物出口对贸易伙伴TPU的抑制效应起到了一定的正向調节作用。Hausman 检验表明基本回归适合REM。为了进一步提高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6中还报告了使用Groppo et al. （2014）［7］的方法测量的TPU的回归结果。表5中贸易伙伴TPU对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均为负，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我们关注的贸易伙伴TPU与货物出口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货物出口在贸易伙伴TPU抑制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弱化了前者对后者的抑制效应。可见，稳定且不易受TPU影响的货物出口对于其价值链上服务出口的稳定至关重要。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通过实证得出物质资本丰富的国家会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使服务贸易获得比较优势。我国作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经济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生产配套设施完善，为服务贸易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早年间货物出口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相比，近年来我国货物出口与服务出口之间的协同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立足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的现实，继续稳定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速度，维持一定规模的货物贸易顺差来平衡国际收支，支持服务贸易发展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三）TPU对服务贸易二元边际分行业影响回归结果

不同服务行业技术含量和资本密集度的差别使得不同行业的生产和出口对外部冲击的表现不同［8］。为了更加深入透彻地探清贸易伙伴TPU对服务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全面深入地了解我国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劣势，找到应对贸易伙伴TPU冲击实现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据上文对服务行业的分类结果，进一步分行业讨论贸易伙伴TPU对服务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

表7报告了分行业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当贸易伙伴TPU上升一个单位时，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新兴服务业h3（计算机和信息、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的二元边际受到的冲击分别为-0. 012和-0. 011，远远小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传统服务业h1（运输和建筑服务）出口的二元边际受到的-0. 037和-0. 023的冲击。而技术含量一般的新兴服务业h2（通讯、金融和保险服务）出口的二元边际受到的TPU冲击在二者之间，即受到的TPU冲击小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传统服务业h1，高于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新兴服务业h3。可见，增加技术含量较高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比例能有效抵御贸易伙伴TPU的冲击。这一结果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传统服务业的产品替代弹性较高，贸易伙伴TPU上升导致的临界生产率水平提升会削弱传统服务业低生产率企业的竞争性。因此，从行业视角来讲，贸易伙伴TPU上升对我国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传统服务业出口二元边际抑制效应较大。第二，由于企业在受到外部冲击时会增加对法律、咨询、知识产权使用等技术含量较高的服务需求，技术含量越高的服务业出口受到TPU的影响越小，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特殊服务的需求会逆势而增。分行业回归结果表明一国增加技术含量较高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比例，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外部客观形势变化和内在需求共同推动的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理论分析了贸易伙伴TPU变动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并使用我国43个服务贸易伙伴国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贸易伙伴TPU上升显著抑制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增长，且对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大于对扩展边际的抑制效应。（2）贸易伙伴TPU上升对我国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具有时变性，短期内，贸易伙伴TPU上升对我国服务出口的二元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长期内，对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不显著，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促进效应。（3）我国货物出口在贸易伙伴TPU上升抑制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显著弱化了前者对后者的抑制效应。（4）贸易伙伴TPU上升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技术含量越高的服务行业其出口二元边际受到的抑制效应越小。结合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建议：

第一，管理服务贸易伙伴降低贸易政策冲擊，开辟新的政策稳定的贸易伙伴。整体上，应重塑我国贸易伙伴格局以提升我国整体外贸环境的稳定性，在巩固和深耕原有服务贸易伙伴的同时，尽量规避贸易政策不稳定的国家，并抓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开辟新的政策稳定的贸易伙伴，以达到通过管理贸易伙伴降低TPU的政策目标。

第二，加大对服务产品的研发投入，提高服务行业生产率。虽然管理贸易伙伴能降低TPU对我国服务出口的不利影响，但决定服务出口的主要因素还是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时值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服务出口企业若能抓住政府释放的政策红利，加大对技术含量较高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的研发投入，提高服务行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必能有效推动“中国服务”走出去，提升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品牌在全球服务贸易价值链中的影响力。

第三，发挥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支持与带动作用，实现货物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政府要加强对二者的统筹协调，创建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货物贸易相互组合的服务部门，推动二者协同发展形成合力。服务企业不仅要紧盯现有的服务行业，还要着眼于货物贸易的发展，充分挖掘货物贸易所蕴藏的服务商机。服务贸易协会应积极与货物贸易协会合作，深入了解货物贸易信息，最大限度地发挥货物贸易的带动作用，引导服务企业发展相关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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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Dual Margin

of Service Export

HAN Hui-xia1，2， JIN Ze-hu3

（1.Postdoctoral Mobile Station of Applied Economic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China；

2.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Finance of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de gravity model of Chaney （2008）， this paper selects the data of Chinas service exports to 43 trading partners from 2005 to 2019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rade partner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binary marginal of Chinas service exports. The theoretical and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rising uncertainty of trade partners trade policies significantly restrains the binary margin of Chinas service export， an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intensive margin is greater.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credible after the endogenous and robustness tests. The dynamic effect regression model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rising trade partner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binary marginal of Chinas service export is time-varying， and in the short term， it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ing effect on the binary marginal. In the long run， the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intensive margin is not significant， but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expansion margin is significant. The regression model of goods moderating effect shows that goods exports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inhibiting effect of rising uncertainty of trade partners trade policies on the binary marginal effect of Chinas service exports， that is， weakens the inhibiting effect of the former on the latter.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by industry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rising uncertainty of trade partners trade policy on the binary marginal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is heterogeneous， and the higher the technical cont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the smaller the inhibiting effect on the binary marginal of its export is.

Key word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trade in services;intensive margin;extensive margin

（责任编辑：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