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炜华小说的“烟火气”及动律“标识”

2023-05-30 02:20盖光
百家评论 2023年1期
关键词:小说创作日常生活

盖光

内容提要:郝炜华的小说充满日常生活的“烟火气”,融入着作家的呵护、爱意、明知,那挥之不去的惜恋之情,满含人间关怀。“鲁韵齐风”的文脉传承,在现代条件下不断辉光闪耀,夯实了郝炜华的创作根基。融情畅意的女性集群作为主导、主脉及叙事中心;琴韵书声的意蕴悠扬,传承着中华文化的古韵今声;生生动律,实与虚互通的“铁路线”的绵延作为独特的地理标识,成就着有机合成体。这些都使郝炜华小说创作的调色、融情、赋韵、入境之策呈现颇为鲜明的特色。

关键词:郝炜华小说 小说创作 日常生活 动律标识 文脉传承

我们应该肯定,郝炜华的小说有色/有情/有韵/有境,更有根,用一条独有的“线”来串接,调色、融情、赋韵、入境,如此创作特色,全得自于“鲁韵齐风”之根。郝炜华并未创化、织造动人心魄的鸿篇巨制,未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堆积,也未汪洋恣肆且飞动张扬着无尽的情感,但如果我们能够静心而静气,且能灵境接通地阅读、品味、把脉,去通疏、洞透,的确能深受其情韵及多色的晕染,既能灵境通枢地勾连畅想,也能自如地落地实在。尤其是那条独有的,实与虚互通的“铁路线”绵延及递升,将时间与空间,宇际与生灵,历史与现实,身心与情意,甚至是琼楼玉宇与涵洞柴扉,经由时代变迁,各色人等交集,甚至琴韵书声悠扬,而“生生”接续着,用“闪闪发光的句子”构建起了一幅似乎永远也涂染不尽的斑斓图卷。著名作家迟子建在《小说的丛林》中说:“一个作家能够真正褪去浮华,不被虚张声势的雷声所迷惑,不惧鞭挞,耐住寂寞,你才能切近小说朴素而芬芳的内核。”“每一个将艺术奉为至高神灵的作家,在小说的丛林穿行,必须踏出独属于自己的路,才能开辟新天地。”a笔者用迟子建的言说及创作体认来接应郝炜华的文学创化,并牵引本文,用意起码有三:一是同行。同为女性作家,必然有相同相通的生命情蕴;二是对接。细腻、爱意而笃定的笔触及心灵对接;三是“烟火漫卷”。在不同的经历、际遇中洞穿日常生活,提纯、结晶精益;四是“丛林穿行”。这里的“丛林”并非丛林法则式的弱肉强食,而是繁复生活中的独异行进,基于平民化及人间情怀,重置“新天地”,赋韵理想,创化美境。

日常生活:烟火

日常生活,烟火无间;峰回路转,车水谜团;寻常百姓,情意相传;千家万户,各色谋篇。作家的精力、精义及精神气无非就是在生活的淘炼中,充灵“人间烟火”而寻觅、跋涉;发现精彩,解蔽困顿;诗化情意,明晰德性,美化灵境。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写了充满烟火气的大都市,此烟火是人间烟火,人情往复的烟火,是关涉家家户户柴米油盐的烟火,是体现人间关怀的烟火。我们依此而佐证郝炜华的小说创作,同程同行日常生活,同被烟火熏扰。这既是回归、还原、伴行,更在识艺、辩理、升值、寻境。

从日常生活中,从漫卷烟火中植生情意、充蕴情境,提炼人性、人情,且不限于猎奇、造势、恣肆,对作家而言,需要练就极深的功力。作家能够长时间沉潜于日常生活,识认平民情境,盘活民间生境,自成生趣、理趣,且于职场打拼而提纯“烟火”,清理雾霾,穿透云幕,继而艺术化人性,伦理化人情,境界化人意,对作家而言,显然是高标、高位寻求。我们不必对郝炜华的创作给予至高标位,也无法为其标举恢弘大气、荡气回肠,但在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中,在男女、家庭、职场的关联奔忙中,在诸多生命个体砥砺、跋涉中,郝炜华的的确确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烟火漫卷”的佳品。郝炜华塑造的人物群像,不仅活而有情,镜而有像,韵而有灵,还能味而有旨;不止平凡中有奇见,平淡中有奇绝,平静中有奇景,平面中有奇丽,也能在铺叙中洞见奇迹。那条时空交织,纵横交错,历史与现代攀援而无尽延伸,甚至是跨际域、跨文化的铁路网线作为新的地域/地理书写标识,又将这一切有机一体化、肌体化,或情蕴化地编织为“生生”整体。这或许让我们在阅读、接受时,会在蒸汽机的烟柱、汽笛及节奏化轰鸣中,自如地汇入内燃机、高铁的新动力递进征程。

历史性视阈是作家的必备,其独特的观察及叙事视角是作家成熟的必要条件。长篇小说《古琴》跨世纪的历史性书写,古韵与现代钢铁对冲,跨地域的矛盾与情爱交集,成就了一曲挽歌,呈现着历史的悲壮。《松树枝烤肉》中赵青白对“松树枝烤肉”的祈望,《月明风清》中花子客与小白龙马的默契,都以生命纠结而呈现历史性视野,有气势,有悲壮,但却有别于抗日书写的常态。《微雨燕双飞》中小站的盛衰,时过境迁,过往人等,婉转的曲調,高大的山,稠密的树木意在共同织就情爱、美好生活的向往。陈秋月最终的吟唱“随着风,随着阳光,随着万物四散开”,道出了这必然是历尽坎坷、曲折攀岩式的生活。《梁祝》中的刘清华在病床上母亲,身怀绝技的父亲和自己对高铁司机的理性追寻中,编织一个三角运转的循环圈,尽管一角最终可能断裂,但当父母之间最大秘密解惑后,阳光、清泉、鲜花、星辰尽添了无尽美好。《花儿的模样》中的陈小雨似乎就是一首小诗,尽管没有飞扬恣肆的诗情翱翔,但却是有情有义且循着铁道线寻觅梦想的小诗,生活或许给予诸多磨砺,但她的确将碧绿碧绿的青草编成了花的模样。《我的丈夫姚向前》是一种关于“追逐”的交响,我执拗,我们牵手飞奔,我们追赶奔驰的火车,我们在追寻爱。这种“追逐”可能是繁复、重复,或者结局茫然,是确定且不确定的复杂,一生攀援,丈夫几离几别,直至最终随奔驰的列车而去。这似也为自己设了一个谜,而生活本就在不断设谜、解谜啊?曾经执着的那个女人在哪里,我是那个女人吗?《城里的月光》中齐山东是一位退休者,回到乡村家中,但并未忘却曾经的城市生活,他又携家重返了。于是,城市的纠结接踵而至,“买房”的烽烟四起,家里家外矛盾多重交织,现代千万家庭的同类项,在这里复制,但如何解决矛盾,渡过困难,憧憬美好,家家户户则各有千秋。《红酥手》《金苹果,银苹果》《走一步,退一步》《所有的星星都亮了》《带蓝色花纹的“扒皮狼”》《听说,海在那一边》《趴在汽车里的男人》《金光闪闪的句子》等作品,几乎网尽了职场、居舍、婚姻、父子、婆媳、一见钟情、现代都市平民生活,寻常百姓家的是是非非,柴米油盐,一地鸡毛,如此等等。郝炜华自如地剪裁、驾驭,将这无法割舍的素材及人情风貌,娓娓道来,其中必然融入作家的呵护、关怀、宠幸及挥之不去的情意。

浓重“烟火气”缭绕,重重熏染、炙烤着现代人的生活,作家们总会伴以多重、多向、多色的真挚之情使之不拘于烟熏火燎,不缠绕于绳索及一地鸡毛,而充蕴人性、德性,人情、人境的境界性澄明,这既是功力,也是职责。

鲁韵齐风:根基

作家的创作必有根基,其根基所在及其文学书写的原始发生必然成形于生养之地。作家生命体的生长,无论外在身形、容貌、姿態,还是内在心灵及情感收放,皆与其生养之地密切连接。作家基因传承的先在性,使之储存了无尽的素材及矿藏,同时也先期铸成作家的书写特性及风格。作家后天的习就及知识、阅历的累积,智性确定及澄明要全然越界于原初“根基”,并非常态,也非必要。我们从郝炜华的书写素材及矿藏元素中观览,析分她的“根基”与常理、常态,可见到,其情感的收放方式,创作历程的线性延伸,尽管满含着自身经历、工作的积累及智性的丰厚,但根基的原初发生性而丰实的创作风格,且不断顺延、厚重,则为事实及必然。

我们观览这种“根基”,从宏观层面看,“鲁韵齐风”的千百年生发是必然及应然。“鲁韵齐风”不只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且更具标志性内涵。文学地理层面畅扬“鲁韵齐风”,既有实在、实存的地理实录,更有几千年文明传承而结晶的人文及情韵。郝炜华生长于广袤的齐鲁大地上,她的创作无疑也在承传着鲁地齐风的古韵,使其悠扬风姿勾连着过去、现在而至未来的历史脉络。出生于烟台莱阳,工作于淄博、济南,其经历显然既环绕胶济铁路,成长于鲁中、胶东的地域丰实,综合成就了她创作的素材及矿藏采撷地。在中后期的创作中铁路的地理性及根基存在成为主导,胶济铁路这个脉及其无限延伸,始终在呈现“标识”的主色调。这条线似乎也在接承鲁地齐风的古与今,作为地域性标识呈现中华文明传承及生命力永无止境。文学性的铁路线不只是钢铁线,也为生命线,是接通人类命运的生命线;是文脉线,接通古今中西,瞄向未来,满含人文韵律;是情感线,疏通各色人等爱意情感,使“情”而接续的“生”得以无限延长。《古琴》的叙事缘起,始于青岛即墨,辗转于潍坊的坊子及曾经的潍县县城,其铁路脉线作为世纪性初显,也由青岛始,继而于坊子再显。这条演历历史与时代,生命与情意,琴韵书声与钢铁怪兽,在跨文化交融的纠结、缠绕中,尽管悲剧性昭示着反思及历史进程的不可逆,但时代跨越的必然性及现代性的开启,不只必要,更为必然。

总览郝炜华的创作,根基的原初发生、记者的职责职能及经年游走,成就了她创作的风格及叙事的特点,而胶济铁路跨世纪行程,由淄博起而循环于泰山、济南、淄博的绿皮火车则是创作素材及矿藏重要采撷地,由此而生成的叙事进路,风光情貌,人情世态,喜怒哀乐,古韵文脉,甚至家国情怀皆不脱离其根基母体。铁路线的隐喻、象征的发生性不言而喻,不论是写小站,还是乘车行运,尽管多发生于此,命运、情感也多纠结于此,但此铁路线而非仅仅拘泥于此,这是不断放射,是点面合成,是以小见大的叙事存在。《花儿的模样》《瘦小的身影》《荷花》《微雨燕双飞》中的小站既是生发的点,铁路与情感之线串接的面,既有寻觅,有解谜,更有无限生长。“绿皮火车”每每成为郝炜华抒情扬意的重要载体,但也并非静止、静态的实体性存在,其动态性,实与虚性的合成同样使之成为生发体,而且是无尽无限性生发;不只是促动生命机体的生发,更为时代性昭示的生发,是向未来及更广阔际域的生发。“绿皮火车”被高铁的渐渐替代,并非是生命体的终结,实际是新起点、是新时代展示,如《金光闪闪的句子》中那样,是用闪烁的“金句”情意绘制的新时代的展示。

作家的创作根基实在、实存,但并非静态,如生命机体那样,是生成且不断生长。根基的原生原发形态既是物的形态,更是“生”及“动”,是亘古生成及延续。“生”之动,生成作家创作的根基,“生”与“长”不断被情意化、灵通化,被“金句”装饰,被神奇赋魅,更被美韵冲境。

柔性集群:女性

文学叙事中的生命脉动,情感延宕,氛围晕染,皆无法别离性别的通融、赋魅,阴阳转换、刚柔相济、化生化育,性别男女的质性张扬是文学叙事的必要,是成就独有叙事特性的必然。女性作家写女性与男性作家写女性有着诸多不同,不论是身体的质性、心理交通、色彩的浸染,还是情感情意对接方面,女性作家更直接,呈现女性集群的内通,实际这因于身体对接及心灵发生的同程同行。任何评述阐释、深度体认、情意对接女性作家创作的批评者,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深度观照女性作家关于女性的书写策略,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观照郝炜华书写的女性,同样需要深究这种事实的必然及理趣。

郝炜华的女性叙事呈集群性,或为生命有机体的集合性。不同的生命有机体作为叙事整体的主导、主脉、主打及中心,以独特的调色方式融情、赋韵、入境。我们曾接通郝炜华与迟子建的创作,就在于她们相互间的内通,其天定的柔性、默契,在于身心的同一,尤以细腻笔触直通心灵、安抚肌体,染色、滋润肌肤,在净澈、澄明着独有的贤爱,拟或是在色彩斑斓中,接承有韵有境的女性世界。如前所述,郝炜华没有恢弘的大制作,但有细微、细致、细腻的女性情致及情韵,日常生活的烟火熏染、丛林跋涉中的女性群体,赋魅着艺术化的平常、平凡、平实图谱,的确涂染着独自的审美色调。当集群合成的女性体放射出群体力量,集合成整体,执行生命有机体的动律演进,可视为恢弘大气的鸿篇。朱迪斯·巴特勒曾称“性别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是多元交集的“开放性的一个集合”b。事实上,小说叙事中的性别存在,男性与女性都是这种联合及集合,但女性或许更具“开放性”。尽管女性心理、情感多为向内的,但在生命特质及身份构建方面却呈现外向,或总表征为化生化育存在形态。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有如曾经的地母“盖娅”,从生命生长、延伸,从生而不绝之繁育的必然性方面,女性的这种“生生”主脉及叙事中心位置或更具主导。当承任叙事主脉,女性要跃迁出复杂性缠绕,归复清晰、清净,还原清静、清丽,植生亲近、亲和,作为常态也是颇为坎坷的。不论是古今中外诸多名著,还是我们论及到的迟子建、郝炜华的创作,这都是需要深究、妙探,或给予厘清、澄明。

郝炜华小说中的女性被烟火缭绕着,在丛林跋涉中的色系、图谱纷呈,但其落地及根性实在使她们始终个体凸显、个性鲜明,她们游走在城乡接合部,沿着铁路网线缓缓延伸而互通着生命能量。她们的活动及延伸,不拘于线性,更为多向度,甚至是确定与不确定相互补充的延伸,行运生生不息及情意不竭的动律。集群也好,“联合体”也好,她们历经坎坷,情意波折不断,但群体征象总在展演着亲近、亲和,温情、暖意、上善,其清新、清丽的质性中不乏内力、韧力、强力及开放性。《苏桥的心事》中的苏桥,《荷花》中的仇春风,《大鸟》中的苏小祺,《我的丈夫姚向前》中的叙事者“我”,《走一步,退一步》中的秦美丽和婆婆,《瘦小的身影》中那个为列车上水的小姑娘,《城里的月光》中的秦素芳,《花儿的模样》中的陈小雨,《微雨燕双飞》中陈秋月,《听说,海在那一边》中的方苏美,《趴在汽车里的男人》中的杜芬芳,《带蓝色花纹的“扒皮狼”》中的郑小米,《所有的星星都亮了》中的荔波少女,《梁祝》中的母亲,《原来你也在这里》中的柳叶青,《金光闪闪的句子》中的米香,等等。她们的定力、韧力显化着性格执拗,对情爱的执着,其“满满内含光”的中也蕴聚着她们对自由的执念。事实上,当女性执意于自由追寻,其付出较之男性要大,坎坷也会多而又多。当我们回到一种平民性际遇观览女性,较之成功女性、知识女性、生长于城市中的女性,平民女性的付出或会更多。郝炜华的女性集群,平民际遇的磨砺,冲破禁锢,追寻自由,会使其浸染着更多的清新、清丽之色。作家与平民际遇女性交集,互通互助着执拗、执着、执念,甚至执守,必有女性本有的那种本然、本色的必然,而共有生生不息的爱意、惜生元素则为至关重要。

书写女性的风采、风姿,感念其磨难,获益其砥砺、执念,姿扬其刚柔相济,必为作家的职能职责。在历史与时代进向中,对自由追逐的不懈,在现代生活中丰实审美追溯,作为创作理想及技巧的淘炼,女性书写与书写女性的经纬及策略至关重要。

文脉琴声:艺韵

文学本就是一种艺术,文学叙事中融入其他艺术门类,必然会使文学的艺术审美特质得到提升。淘炼艺趣学养,巧练书写独技,需要作家的功力、耐力、敏锐、灵气及久长研磨。在当代文学境域中学者教授、批评家、作家,甚至艺术家的多栖化合成已经是常见的现象,并且硕果恢弘。学界关注的学院派及中文系现象也为有效的调和剂。所谓“中文系现象”不止于身份和中文出身,更在于中华文化的多重化合所成就的作家特质,写作中深潜文学功力,其叙事进程及艺术技巧把控中往往会渗入古代诗文,或文人墨客行迹,或更长于掌控艺类疏通脉络。郝炜华小说不乏这种叙事策略探求,也能够娴熟操控、驾轻就熟。当这种叙事与女性集群柔性交合,不只文脉与生命流程疏通,其融合度也密而有韵。

在郝炜华这里,经琴韵书声而疏通叙事文脉,无疑是凸显了独异性。“生生”动律,音律、诗文和谐是中华艺术之美的至高之法。琴,理当为彰显古韵之美的绝佳法器,琴艺、琴技不只促古代人修身养性,更是守成君子之态的重要标识,于此,古代诗文中韵琴、书琴、诗琴的佳作多多。郝炜华的《古琴》展示了琴韵悠扬,且极致化地将生命、文脉、情韵与琴声“生生”融合。面对现代性及跨域、跨界、跨文化冲击,悠扬琴韵伴行着生离死别,更彰显中华文化悠久生命力。在现代性际遇及跨文化交集中,琴韵书声的生命力何以再度张扬,中华文化如何深度弘扬,事实上,这是一个时代性课题。百年来,学界在不懈探究,作家也在强力书写,但当琴与诗书的“生生”动律,与现实生命合奏、和声时,能够碰撞出何样火花,引发何样的矛盾,无疑也是亟需诠释的话题。《古琴》无疑是一种探究,古韵琴曲的现代彰显,永久发声,并能跨域、跨界、跨文化,需要新的平台、机缘及传输之脉。古律文脉与琴韵书声,环绕着操琴者陆飞鸣的生命经历的坎坷,命运波折而延展;现代性标识的铁路在中华大地起伏,历史与时代合理进程的必要性,也理当认同古韵文脉传承的必然性,这多重叙事之线的错纵交织完备了小说的叙事结构。命运纠结,且如何顺延文脉传承而言,小说给予一种悲剧性的展演,杀戮、死亡,琴声的阻断,琴韵与生命的剥离,似乎展示着不确定的结局,但铁路所标识的现代性的不可逆,也是昭示着历史与时代进程的不可逆。琴弦或暂时绷断,但生命与美不可断裂,其所内蕴的人的命运共同体征程的普泛性不可淹没。悠扬琴韵会在历史的流程中,在中华文脉坚强生命力的张扬中,在跨文化的交际永续中不可逆,且会再度悠扬。

中华文脉传承中,诗律、琴韵、书声是同脉同程的,小说叙事如何接承这种“同”,并使其发扬光大,无数作家在殚精竭虑。郝炜华小说对这种“同程”掌控也在尽心尽力,且颇有特色。在诸多的叙事篇章中,琴韵或时有闪现,引带节奏,伴随古韵诗律合成叙事,借力情意交集而丰富人物,彰显性格,有时也成为叙事进向的主导推力。《走一步,退一步》中委婉流畅的古琴曲《平沙落雁》融化了秦美丽的心,古琴演奏的《欸乃》的音乐流出,醉了秦美丽的心。琴韵、诗律合成俨然为消融剂,溶解着叙事中的矛盾及复杂性纠结,安抚着日常生活的烟火琐事。《柳如荫》中的琴曲《平湖秋月》《春江花月夜》通融着各等人物间的感情,顺承着爱情走向,更在适时调度着生命何所向。《梁祝》中叙事结尾一曲小提琴曲“仿佛阳光、清泉、鲜花、星辰出现在面前,仿佛世间所有美好的景象、美好的事物呈现到眼前”,病重的母亲“脸上呈现出月光般的亮色,她嘴唇上扬,看上去在幸福地微笑”。琴韵诗律同程同行,相互辉映,《古琴》中几乎览尽古代十大琴曲,并与层层推进的古代诗词共成艺趣。陆游的《钗头凤》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推力,与琴曲,与错位的情感、爱恋,与各等人物命运,甚至与历史时代有机弥合。小说中反复映现的“错错错”,似呈寓意,或为象征,问询那种跨界性且错位的情与爱,其生命共荣共体何以可信可行,如此悲剧结局的确定与不确定,甚至不可逆,是必然还是或然。小说《红酥手》中“钗头凤”再显魅力,似乎在记述一曲现代版,含蘊着南方风情,但又近乎茫然的“爱情”故事。何谓爱情,在烟火缭绕中是无定准的,于是,小说沿着“错、错、错”“莫、莫、莫”又缘生了“难、难、难”“瞒、瞒、瞒”。这已经越界于陆词,而以现代剧目的形式,上演了一曲悲喜剧式的“沈园相会”。《原来你也在这里》以泰戈尔的诗集赋名,也在演历一场现代版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灵巧的手指》中由有“赤壁怀古”为牵引;《你叫什么名字》中铺设、延展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有的星星都亮了》中《春琴抄》和流行歌曲《我在贵州等你》,意在破解一场南北通融的一见钟情。

古今中西文脉的同行同程并入,多种艺术门类共情共生,根性智性及未来性的互通互助,在日常生活的烟熏火烤中生发无尽意趣,标识着小说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的功力及超凡,尤其是艺类融入而情蕴、韵化更能疏通小说“气韵”,推升其“美境”,为此,作家们在尽心尽力。

动律标识:铁路

文学创化的地理标识既具独异性,呈鲜明特色,更需有根;既立地坚实,又具无尽地生长机能;既有丰厚的文化内蕴,又具符号性所指。对作家而言,这不只为时尚,更是繁盛创作的必然,其恒久力行更需坚执的生命力,这在古今中外有不胜枚举之例。当代文学的地理标识作为作家自我存在的一种文化“符号”,标举着创作的“这一个”。成就“标识”的方式及策略各有不同,有生长地的推举,有工作地的生成,有漂移地的再生,边地、河流、海洋、森林、草原、高原,乡村、工厂、城市、社区、学校、街区,等等,各有其形,各润其色,各赋其韵,各入其境。我们多处论及到了郝炜华的“铁路”书写,这本就是一种“标识”,或者一种文化“符号”。郝炜华畅扬且不断丰厚的这种标识,不论是根基先在,还是后发生成,与她的铁路报记者的工作职能生发有着密切联系。

我们称此为“动律标识”,表明“铁路”在郝炜华这里并非静态,是生生而动的;非虚幻虚化,而为真与实的存在。这是作家以细腻、细致的情感及韵律之线艺术性织就,是作家依循线的无限渗透及延伸而网络编织。这重运动且无限延长的线,是历史与时间,时代与动律并进的,也是点面共建的网络性辐射,其中动与变、生与力皆为常态。作为文学地理“标识”,作为文化“符号”,随其历史、时间、时代而生成,并放射;铁路在无限延伸,火车在行进,车在变,站在变,人也在变,一切在变;社会、物质、技术,思想、精神发展,皆沿路行进;乘车奔赴的人也在变,情感在变,有时還随琴韵书声而变。“变”必折射代谢、过往、记忆,有回望、回溯,更有寻觅、解惑,但由“根”而“生”的生命旨趣,由“生”而丰实、疏通情意则在变中悠长。这种“标识”在担承“根”与“趣”的旨意,也在铺展寻觅、记忆;在沿铁路勘察、行进,在追逐奔驰的火车,穿越涵洞;在编织花环,在承任年轮、际遇的平台,有念记、留恋、畅往;更在诗化一种多情必在久长时,共生、同行、同程皆在朝朝暮暮的情致。《瘦小的身影》中的“我”在寻找,“寻找那个在10号车厢上水的小姑娘,这样的寻找已经很久了,一个月、一年、一生或是一个世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车下车,火车的味道、铁路的味道,总会到达小姑娘送的那个车站,那节车厢,总能看到那瘦小的身影。《花儿的模样》中铁路线、主人公“生生”并行,共同注塑着动律意象。“铁道线的东边”山坡上,一幢红瓦粉墙的房子,陈小雨在这里生长起来;“嫩绿的柳叶挂满枝头”父亲常常吟诵的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黑色的机车头,拉着黑色的火车匣子”,“陈小雨沿着铁道线向深山走去”,似乎是没有尽头的铁道线;父亲的消失,陈小雨的寻找,柳树下面母亲在剥玉米粒;母亲不敢向陈小雨挥手,怕一挥手,陈小雨像她父亲那样,空气一般地消失;隧道,村庄,养路工区,年轻巡道工,“黑脸胖身子的男子”,丈夫、儿子。这一切的“动”随女主的“生”而变,“房前的柳树也老了,她走了,谁跟老柳树做伴呢?”当飘到脚下的纸片,传达出“你不知道我爱你”的心声,“阳光打在钢轨上,钢轨反射出雪亮的闪光”,如此,青草在陈小雨手中被编成“花儿的模样”。《微雨燕双飞》写一个铁路小站的事事人情,“小站很小,坐落在山顶,山叫夫夫山,小站就叫夫夫站。因为‘夫夫念着拗口,附近村庄和站上的人习惯叫山为‘二夫山,小站为‘二夫站。站上共有六名职工,分成两班,每班三人,一班上班,一班休息,半个月轮换一次”。陈秋月是“小站做饭的村妇,一年365 天,除了春节,其他日子都在小站做饭”。小说叙事真诚,无以雕饰,不事雕琢,同在拓展着郝炜华的寻找、寻觅意象。大山、小站、村妇的同程协奏,在解谜、寻觅中,有惜婉和忧伤,更有记忆和希望。这似是一首根实、朴拙的小诗,“微雨燕双飞”“琵琶弦上说相思”更为随飞燕韵舞而入境的小诗。

进入高铁时代,“绿皮火车”、小站渐成过往,作为曾经的繁盛,其意义的深远及深厚似乎难以用言语而论,但每一个乘坐者都能够以自身、自我的经历或记忆而高谈阔论,且言说不尽。这似为宏大的生命交响曲,又似情意绵绵的圆舞曲;似在奏鸣古韵琴声,在展演“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历史进程。《金光闪闪的句子》铺设了一条多重交织的线,或为“闪光金句”铺设的线。这是时代发展之线,是绿皮火车奔驰而至高铁之线的飞越。这既是钢铁之线,更为万般情意之线,是爱意满满,永无止境的生命之线,是铺染多彩人生,载负着多向交合、情景交融的“命运共同体”。这条动律之线植生了米香与管北海的“军地情缘”,夫妻恩爱之线、情意之线共同接续着“金光闪闪”的钢铁线。米香服务的列车,通向西北,途径31个站,“穿越大半个中国”。小说提炼、提纯于一次车行,但却是“生生”动律的征程。米香个性独具,与管北海的情缘织就及婚姻家庭生活的“烟火”教化不无关系,“管北海几乎凡事以她为重,这也使米香有着其他女人少有的骄横”;被发表在《解放军报》时古诗不只显露她的文字功夫及教养,她的找寻情缘的方式颇为独特;面对生命垂危的旅客,她会义无反顾地口对口做人工呼吸;面对长期的逃票者,尽管不会去金刚怒目,但忠实于列车长的职责则是既定的。小说叙事的并非一般意义的军地情,而是在中华大地上,曾经备受敬仰的两个重要的标志服装,军装与路服的结合体而成的情缘。这似是一种隐喻,更为一种实在,或为镜像,映现这种结合并非简单的生命体机体合作、合成,或有更阔大指涉和更深的寓意。

作家的职责不止于小说,小说的功用不止于艺术。职责和艺术或有更广阔的际遇,于日常生活的烟火弥漫中,勤勤恳恳地做事,诚诚恳恳地做人,精雕细刻的行艺,广采博收的勘探,如此,小说也是职责,职责提升了小说。高铁是新时代重要标识,但新人、新风、新貌,新的情意更是展新时代生命力的主脉。郝炜华的小说创作理应随高铁时代而进,探更新的路,钻更深的井,行更远的程,融更多的色,创更多的“金句”;将小站的空间与时间再行拓展,将琴韵书声并入更广阔的传输渠道;将女性集群更丰富,体能更强,力量更大,视野更宽,思维更敏捷,歌声更嘹亮;动律标识的执行力更强劲,铁路的血脉之线通向更宽阔,更久远。事实上,郝炜华在做,《邓恩铭胶济铁路线上的先锋战士》《青史长存》《和春光一起明媚》《逐梦复兴号》《走近复兴号》《孤岛脱险记》等作品跨文体的展示,即为良好的践行。

注释:

a迟子建:《小说的丛林》,《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1期。

b[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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