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的运行机理与功能表达

苗大鹏 刘社欣

［摘 要］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实践的重要环节，在培育英雄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筹策、展布、操演、刻写”，透视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何以成为英雄文化培育的载体及何以在运行中实现英雄文化的培育。在运行机理上，通过时空、人员、器物等仪式要素传递的象征意义赋予参与者崇尚英雄的信念；通过对参与者身体的规训与信仰的塑造，激发其学习英雄精神的主动性；参与者则依据重塑后的精神品性，自觉于日常生活中捍卫英雄、关爱英雄、争做英雄，进而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争当先锋模范的英雄文化。在功能表达上，党和国家借助其表达增强国家认同与政党认同、弘扬社会价值观与凝聚社会共识、进行特定目标的政治动员等方面的功能。

［关键词］颁授仪式；英雄文化；运行机理；功能表达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1-0070-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表彰工作，在强调发挥其精神引领与典型示范作用的同时，也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2017年8月，随着“五章一簿”为主干的功勋荣誉制度体系的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实践的重要环节，党和国家通过其给予英雄模范最高级别的表彰，向全社会发出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强烈信号。英雄人物的事迹及其承载的精神，是国家、民族赓续发展的重要文化支撑，同时也承载着国家、民族与政党的光辉历史记忆，内蕴着维持社会良性运行的价值观念。因而培育积极健康的英雄文化，就是对民众精神信仰的坚守、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涵养。本文以英雄文化培育为视角探究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作为载体何以运行以及具体表达何种功能，对于揭示其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教化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1］110。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总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总结好运用好庆祝活动的成功经验，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2］。有学者认为，“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核心旨在实现自我形象构建、传承革命精神、增强治理效能、提高国际影响力”［3］。而仪式强烈的表达属性使其作为典礼制度的核心环节，通过符号与象征，“使得公众经由强烈的视听效果触动乃至震撼心灵，而感受荣誉制度所表征的国家形象与意志”［4］。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据相关发言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通过举行隆重庄严的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为英雄模范授予最高荣誉，评选表彰大批的道德模范、时代楷模和最美人物，在全社会形成了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争当先锋的良好风尚。

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是党和国家对英雄模范表彰的最高规格的政治仪式。作为“文化的展演”，政治仪式既“凸显文化的政治内蕴和要求”［5］100，同时也在观念、行为、心理文化等层面直接给予举办者政治文化一定的反馈和刺激［6］。而英雄文化则恰是集中表現了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理念的政治文化，是执政党获取民众广泛“精神”认同、夯实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政治仪式曾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培育与彰显党的英雄文化，通过“不同英模的榜样力量， 将党的政治意志柔性地渗入民间， 以完成不同的政治任务”［7］。比如，作为一种政治仪式的纪念活动，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借助纪念为革命献身的先烈，以激励后来者［8］；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奠基者的纪念，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加强道德教育［9］。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召开的全国英模表彰大会，弘扬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新的革命英雄主义，摒弃实质为个人主义的旧英雄主义［10］；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服务生产为中心目标的“五好”活动，通过表彰较好地执行道德模范的家庭妇女，在国家层面肯定她们的家务劳动也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11］。1989年举行的劳模表彰大会，将大会表彰在名称、规模、时间、地点等方面作了制度化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劳模精神的影响［12］。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开展了“双百”英模的评选，颂扬英雄模范的光辉事迹，激发民众爱国精神［13］。进入新时代，有学者通过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机理探究，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为个案分析，澄明政治仪式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建构国家认同［14］；也有学者认为大党大国典礼的举办既要不忘初心、铭记本来，更要开创未来，主动传承发扬革命精神［15］。整体来看，学界现有成果多直接将政治仪式当作英雄文化培育的载体，重点集中在其表现样态、发展演进历程的研究，而对政治仪式“何以能”培育英雄文化及其过程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当前，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层面的政治仪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的相关研究正持续升温。其在建构历史意识、担当历史责任、唤起集体记忆、凝聚人民力量［16］方面发挥的作用业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在更深层次上关涉的社会文化功能，为整个社会提供的道德、价值和秩序规范［17］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的指示，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18］。时代是出卷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的交织影响下，更加需要通过政治仪式发挥培育英雄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积极作用。本文基于迄今举行的五场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从英雄文化培育的视角透析新时代政治仪式究竟“如何培育”“如何表达”的问题，揭示仪式在培育英雄文化方面的运行机理及具体的功能表达。

二、 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的运行机理

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是党和国家最高层面的政治仪式。有学者认为，政治仪式既是“充满暧昧与神秘的象征系统”，又“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糅合了传统和现代、持存和变迁以及国家和社会等各种比照系统中的复杂因素而成为一种‘文化大杂烩”［19］。同时，作为一种表征和符号，政治仪式具有极强的外在表现力。因此，为了能够清晰观察其作为“文化的展演”的过程以及理解仪式观众如何内化英雄精神，我们通过“筹策、展布、操演、刻写”的流程概括，在其应用和范围上，既不改变政治仪式的实践和本质，也不夸大其特征和表演过程，以此揭示仪式何以能培育英雄文化以及透视其何以对观众在意义传递、精神品性重塑、仪式化行为养成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借此达到直观地认知和把握仪式在英雄文化培育上的运行机理。

（一） 筹策：立足民族主体性，着眼解决现实问题

“筹策”实际上是回答为什么要举行仪式的问题［19］。中华优秀传统英雄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精髓。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仁者爱人”的价值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这也使得中华民族的英雄往往具备以国家、民族、集体为重的特质。鲁迅就曾将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比作中国的脊梁。中华优秀传统英雄文化在历史的积淀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和精神财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礼仪作为“信仰的依托、文化的命脉和精神的象征，对于社会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化具有关键性的意义”［20］，因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通常作为培养、传承、弘扬英雄文化的载体被广泛和长期使用。有学者指出，传统中国社会中，“礼仪道德同法律一样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行为规范，从‘应该走向‘必须，从内在道德自觉走向外在强制，逐渐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主导精神力量”［21］。有学者在梳理传统中国的“礼”与“仪式”的演变后进一步指出，传统中国的“礼”更接近于今天一般意义上的仪式［22］。历史证明，礼在传统中国是最普遍的社会规范，在表达、以至于肯定信仰方面发挥巨大作用［23］219。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等思潮尤其在对英雄人物及精神的解构上不遗余力。这也导致“人们不再用神圣的眼光看待政治权威，不再以神圣的态度行使政治权利，不再以神圣的观念对待政治象征”［24］。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建党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其建构的英雄文化承载着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学者认为，一定意义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神圣性、至上性、纯洁性，以及明确的价值和道路指向性、不具妥协意向的善恶二元论色彩［25］与政治仪式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耦合。因此，通过政治仪式培育新时代的英雄文化既是历史的顺承，更是对时代面临问题作出的回应。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既具备政治仪式的一般特征，同时也结合当代中国具体展现中国元素、中国风格，因而在培育英雄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

（二） 展布：借助仪式运转要素传递的主流价值信息，赋予仪式参与者崇尚英雄的信念

仪式的运转既需要外部环境要素的支撑，也需要内部要素的良性运转。外部环境要素为仪式的生长注入源头活水，内部要素构成的象征系统则通过符号向参与者实现意义的传递。

首先，仪式运转的外部要素，主要包含民族文化传统与约束仪式的法律法规。如前所述，中华優秀传统英雄文化内蕴于民众的价值系统中，民众强烈的政治情感为仪式的举行提供支撑。在实践层面上，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提供合法性基础，有学者就指出，“法律是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而任何具有政治属性的仪式都以合法性为主要诉求”［26］。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第九条就对相关颁授仪式作出基本规定；2018年，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则在第23条对包含“国家”“中国”等字样的表彰活动作出严格的限定。可见，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既为仪式的开展提供法理基础，同样也借此彰显了国家最高荣誉的至上性与权威性。

其次，在仪式运转的内部要素中，时间、空间、人员、器物组成其基本的内部结构。仪式组织方通过“精致的布景”，营造“强烈的感染域与情绪场，使抽象晦涩的观念转化为一种情绪体验”［27］，仪式参与者在潜移默化中体认主流价值。具体而言，第一，时间的选择。将“节日、纪念日”作为仪式举行的时间，将其作为主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节日的政治功效，比如可以“召唤附着在被纪念的人物和事件上的政治象征意义”［5］112。在已举行的五场新时代功勋颁授仪式中，四场仪式就选择在建军节、国庆节和建党节的时间节点前举办，得以最大限度地烘托了仪式的重要性。第二，场所的选择。精心挑选的仪式场所也是仪式得以顺利举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仪式场所是一种政治象征，仪式举办者通过各种象征符号装饰，在空间中给参与者营造了共情的效果。人民大会堂作为党和国家举行政治、外交的重要场所，其整体风格庄严肃穆、典雅宏伟，在全国民众心中有着崇高地位。其中，金色大厅被称作人民大会堂“第一厅”，首次“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以及“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均在此举行。据介绍，大厅改造的指导思想为“体现出高贵、华丽、庄重、典雅的庆典气氛和风格特征；同时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化韵味和新的历史阶段的时代风采”［28］。表现在具体的装饰设计上，包含诸如“20根两层通高柱”，“用红色雕金花饰面，纹样采用‘缠枝牡丹，表现出高贵典雅的装饰风格”；大小额枋也采用中国古典沥粉贴金彩画，与雕金柱相配合，“共同体现金色大厅高贵华丽的风格和气氛”；“柱面两种不同色调的金色饰面显得十分讲究华贵”［29］，等等。因而，在金色大厅为英雄举行颁授仪式，会天然地增加崇尚英雄的神圣感。

第三，人员的配置。虽然仪式的操演将仪式参与者“抛入和日常政治关系完全不同的仪式关系中，但政治关系的内在逻辑始终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5］131。从现场画面看，在颁授国家最高荣誉、党内最高荣誉以及军队最高荣誉的仪式中，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均出席并亲自为英雄模范颁奖，这也极大拓展了仪式的政治影响。

第四，器物的配置。核心器物“是政治仪式所能够营造出的象征漩涡的物质意义上的中心”［5］133，而“规格越发强大的器物越容易获得更高的认同感”［5］136。在新时代功勋颁授仪式中，勋章、奖章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器物。“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及“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在设计中既注重仪式感，也强调民族工艺，融入与表彰对象相对应的象征元素，设计华美，蕴含深意。以“共和国勋章”为例。勋章整体由足金打造，大致分为章链和章体两部分，以红色、金色为主色调。章链部分采用传统的花丝工艺技术融入寓意美好、高洁、典雅的中国结、兰花和牡丹等元素，以金丝编织而成，整体上呈现华丽感。章体融入国徽、黄河、长江、五角星等元素，填充色采用珐琅工艺，并以红宝石点缀其中。从整体上看，“共和国勋章”象征勋章获得者为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此外，仪式主办方也充分发挥仪式音乐在声音象征方面的重大作用，不仅通过仪式音乐控制仪式的节奏、调节仪式的气氛，还通过仪式音乐将参与者带入特殊的政治情感体验之中，实现政治价值的构建与宣示［30］。例如，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现场，当司仪宣布颁授仪式正式开始时，六名军号手吹响仪式号角，优雅悠扬的乐曲节奏渲染仪式的气氛，营造出神圣的声音空间；仪式主持人在宣读授勋决定前请全体起立奏唱国歌，使得仪式参与者在国歌声中达到“共情”；在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为英雄授勋时，现场播放的《忠诚赞歌》，铿锵有力的音符象征着获得勋章者“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31］。

总之，仪式组织方在仪式运转所需的外部环境要素与内部结构的展示中，将仪式的庄严性、神圣性与礼赞英雄的崇高性赋予仪式参与者，使之产生崇尚英雄的信念。

（三） 操演：通过对仪式参与者身体的规训与信仰的塑造，激发其学习英雄的动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狭义上的礼指“人类日常生活中所奉行践履的行为仪式与规范”［32］2，换言之，礼是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的，礼在很大程度上把生理意义的身体伦理化，认为身体是道德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身体的重视最直观的表现是礼仪对身体的规训，礼节仪式则是身体动作的连贯组合。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礼仪可以说是古代社会的人们所设计的理想行为模式，每一个具体的仪节、仪式都被赋予深刻的价值意蕴，而这些价值意蕴的真正实现与落实则需要身体的实践与展演。”［33］150

现代政治仪式在汲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仍注重在操演过程中对身体的规训，直观表达对英雄的尊重。在已举行的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中，“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与“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流程上大致相同，其全程直播也使得观众有了强烈的代入感。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为例，在仪式现场，司仪宣布最高领导人和勋章获得者入场时，全场就正式进入了仪式的场域中。相对于在仪式现场的人员，通过电视、网络直播等收看的观众则构成了广泛意义上的仪式参与者。从直播画面看，现场人员的身体在仪式司仪和主持人的口令中不断受到规训。结合仪式结束后的新闻通稿来看，司仪和主持人的口令主要包括：①全体起立，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和勋章获得者入场；②请王沪宁同志主持仪式；③请全体起立，奏唱国歌；④请礼兵护送勋章入场；⑤请习近平总书记为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⑥请全体起立，向勋章获得者致以崇高敬意；⑦请少先队员向勋章获得者献花；⑧请勋章获得者代表发言；⑨请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在操演过程中，无论是现场人员“起立”时致敬的庄重姿态，还是礼兵护送勋章入场的庄严气氛，抑或是少先队员献花时的致敬动作，场内外观众在这场视觉盛宴中大受鼓舞，崇敬英雄之情溢于言表。此外，在国歌、仪式号角、《忠诚赞歌》等声音符号营造的“想象共同体”中，场内外观众在情感上实现了英雄情怀的共鸣，激发出学习英雄的动力。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刊发《“七一勋章”获得者可敬可亲亦可学》的评论员文章，鼓励全体党员向“七一勋章”获得者看齐，“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34］。在《光明日报》的采访中，受访者均表示为优秀党员的榜样力量所振奋。比如，有教育工作者表示，“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事迹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学习张桂梅，就要把她的精神传递下去［35］；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社会各界民众在观看颁授仪式后，纷纷表示学习先进、弘扬功勋模范精神，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比如一位“90后”的基层工作者在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中有了更深的感悟，要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硬标准［36］。又如，航天科技工作者陆元九获得“七一勋章”使其同事倍感自豪，表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报国之志，继续在产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综合性能不断提升等方面埋头苦干、攻坚克难［36］，等等。总之，在这场党内最高荣誉的颁授仪式中，仪式的直接、间接参与者纷纷被勋章获得者的英雄事迹及其英雄品格所感动，他们的精神品格也在仪式的时空中实现了升华。

（四） 刻写：依据精神品性重塑后形成的共同记忆，实现捍卫、关爱与争做英雄的主动

刻写是政治仪式流程的终点［5］252。在仪式的操演结束后，无论是仪式的直接参与人还是间接参与人，往往通过“仪式化”的方式，将其在仪式中获得的精神理念和行为规范投射到社会实践之中。因而，透过仪式化的行为，仪式参与人“将主流观念渗透于全部社会生活中，使主流观念影响于日常生活，进而强化主流价值的传承”［37］。一定意义上讲，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是一段时期党和国家政治文化的集中呈现，在颁授国家、党内、军内最高荣誉的仪式中，通过展布、操演向民众直观地传递崇尚、学习、捍卫、关爱英雄的意义，形成关于英雄的共同记忆。而此后民众在社会生活中表现英雄般的举动，一定意义上也是仪式行为的拓展。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当前，越来越多的民众在生活中主动捍卫英雄。比如，网络“大V”罗某平公然发表诋毁抗美援朝“冰雕连”英烈的言论，就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强烈愤慨，招致社会上对其几乎一边倒的谴责；旅游博主李某贤因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获刑七个月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令人拍手称快［38］。英烈事迹及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精神财富，自觉关爱英雄则直接表现出民众的情感取向。据《解放军报》载，民众在得知“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将安葬在兰州市烈士陵园的消息后，许多人自发从全国各地来到现场悼念，在一幕幕令人动容的情景中，“让人感到英雄模范已经成为全社会最尊崇的人、人民心中最明亮的星”［3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在2020年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90后”“00后”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为打贏疫情防控阻击战、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和总体战作出重要贡献。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数百万干部奔赴扶贫一线，其中1800多名干部为脱贫事业而牺牲。面对外军的挑衅，祁发宝、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等新时期革命军人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同社会上歪曲、丑化党的历史作斗争的群体中，青年人已显示出责任与担当。据《中国国防报》报道，当那些抗美援朝英雄的孙辈在网络上谈起“我爷爷”“我姥爷”时，言辞间是那样自豪骄傲，可见年轻人对抗美援朝英雄的敬意已在心中生根发芽［40］。

总而言之，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通过对英雄模范最高的礼赞，弘扬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尤其在英雄文化的培育上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设立烈士纪念日”等举措，“有力彰显党心民心、国威军威，在全社会唱响了主旋律、弘扬了正能量”［41］。

三、 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的功能表达

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仪式作为一种可见、可触、可感的行为方式，承载并象征着诸多文化观念，而仪式自身的表达属性也使其得以通过符号与象征实现观念的表达。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否坚守其建构的英雄文化不仅关乎自身执政安全，更直接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而，党和国家通过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引领社会思潮与凝聚社会共识，进行政治动员，以期在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对民众进行引导和熏陶。

（一） 借助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传承历史记忆，增强国家认同与政党认同

英雄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展现，英雄模范承载了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忆，他们的行为被赋予了集体价值的崇高。历史记忆是一个集体、一个组织有选择性的主观建构，包含特定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蕴含集体行动的决心和力量。群体之间的区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彼此拥有不同的历史记忆，而其内部成员之所以能在情感上认为共属一体，关键就在于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因此，传承英雄模范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对个人光辉事迹的肯定，更是对其所处民族、国家中的人民这一集体伟大形象的集中彰显。不同時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所奋斗的过程中展现出的优良作风，成为党和国家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42］78。因此，党和国家借助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表彰英雄模范，在英雄模范光辉事迹的回顾中传承历史记忆，以此增进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

选择特殊的时间节点对英雄模范进行荣誉表彰能够最大限度唤起民众的英雄情结，促使爱党爱国情感的内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和95周年之际，党和国家举行颁授仪式，分别授予英雄模范党、国家、军队最高级别的荣誉。比如，“八一勋章”要求候选人既要满足信念坚定、实绩优异、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评选条件，同样要符合聚焦战斗力、突出功勋卓越定位、严把政治关廉洁关、适度体现代表性的遴选原则。勋章获得者及英雄事迹展现出的人格力量深刻感染了民众。2017年7月28日，习近平向麦贤得、马伟明等10位英雄颁授“八一勋章”。10位来自军队的英雄，既有不怕牺牲、冲锋在前的坚强战士；也有心系强军梦，科研报国的高端科技人才；还有保卫人民群众远离毒品侵害的缉毒先锋。以军内最高荣誉对英雄模范进行隆重表彰，向民众传达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是守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保卫人民幸福生活的坚强依靠，同时也唤起、固化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为人民的历史记忆。勋章获得者的英雄事迹唤起民众的爱党、爱国情怀，激发他们对政党和国家的情感认同。又如，2021年6月29日举行的“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习近平总书记向22位来到仪式现场的英雄模范颁授“七一勋章”的同时，司仪也通过对英雄模范光辉事迹的解说，唤起民众对百年间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31］的历史记忆。在党的百年华诞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授予英雄模范党内最高荣誉，更易激发全体党员牢记党的性质宗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二） 借助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强势输入的西方文化为我们发展生产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管理理念，同时其中的腐朽因素对我国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干预性。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等思潮在国内的传播，解构英雄、消解崇高，对党建构的英雄文化形成严重滋扰。不良社会思潮在削弱民众英雄信仰的同时，也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因此，弘扬一种核心价值观就十分必要和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43］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聚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英雄模范人物通过人格化的优势将这种无形而又抽象的价值观鲜活地呈递在民众面前。因此，新时代功勋颁授仪式通过表彰英雄模范所展现出的深层社会文化价值，激励社会大众凝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民族复兴积蓄精神动能。

党和国家借助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将英雄模范人物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榜样，以中国共产党建构的英雄文化为标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在2019年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中，习近平总书记将英雄人物的品格概括为忠诚、执着、朴实，引起在场人员的强烈共鸣。颁授仪式结束后，多位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在接受采访时深表认同。比如，“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高铭暄教授表示，一个人对党和国家、对人民有了绝对忠诚，工作起来心中就会有劲头、有动力。又如，“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有德认为，“忠诚是第一位的，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如果对党不忠诚、对人民不忠诚、对脚下的这片土地不忠诚，就会出大问题”［44］。英雄模范的事迹广为传播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大受鼓舞，比如有受访者表示，于漪、卫兴华、高铭暄等“人民教育家”称号获得者在几十年教书育人中呕心沥血，为青年学生树立良好榜样，我们要“努力奔跑，成长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45］。也有受访者向袁隆平、屠呦呦、李保国等科技工作者表示敬意，认为“心怀敬畏、精益求精、勇于创新、追求极致，才是向这些模范致敬的最好方式”［45］。

值得一提的是颁授仪式掀起的群众学习英雄精神的热潮、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及时跟进，将仪式展现出的英雄文化通过多种方式在民众中弘扬。例如，2021年出品的电视剧《功勋》，取材于国家首批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真实故事。通过“大写的业绩”与“小写的生活”相结合，展现功勋人物默默无闻，秉持“忠诚、执着、朴实”的人生品格和献身祖国事业的崇高境界，潜移默化中对观众进行了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统计，全剧48集揽获20.455%电视观众，回看用户规模始终位居黄金时间段电视剧第一［46］。

（三） 借助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进行特定目标的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是一定阶级或政党，通过运用政权或政党的力量，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行为。”［47］在政治仪式中，重要领导的“讲话”往往作为一个重要环节置于仪式的最后。通常情况下，领导人在对仪式举办的背景、目的和意义等进行概述后，就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进行政治动员。仪式组织方通过时间、空间、器物的象征意义及身体动作的规训营造了一个特殊意义的“共情时空”。在这个时空内，仪式参与者的情绪随着仪式的进行不断高涨，往往在仪式的最后阶段达到最高点。因此，此时安排领导人发表讲话、进行政治动员也往往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

从政治动员的效果来看，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因自身象征意义强烈，仪式组织方往往选其作为仪式的主题，以期取得最佳效果。如前所述，党和国家在纪念建军、建立新中国和建党的重要时间节点分别举行功勋颁授仪式，动员民众争当英雄模范，实现党和国家的既定战略目标。但仍有特殊時期举行颁授仪式的个例，例如2020年9月8日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同时嵌入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这场仪式的举行既非在重大节日，也非在纪念日，选择“非常之时”自有其必要性。从当时的背景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打乱了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面对严峻的疫情，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于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举，最终带领全国人民控制住疫情并恢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然而，面对世纪疫情仍在全世界高位运行的情况，既统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又统筹社会疫情防控、巩固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就显得必要和迫切。因此，适时对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进行表彰，以实现榜样示范和精神引领之效。当时，对尚未取得全胜的脱贫工作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仍需全体民众再接再厉。在此情况下，传承英雄模范精神，以伟大抗疫精神对“世纪大疫情”背景下的民众进行激励和政治动员正得其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称赞伟大抗疫精神，在对其内涵阐释的基础上，对接下来的工作既进行了部署，又进行了具体的动员，比如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同国际社会携手面对挑战，等等。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作为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对全国民众进行了动员。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通过直播信号传遍祖国大地，现场热烈的掌声也深刻感染、调动着民众的情绪。在《人民日报》的采访中，受访者纷纷表示“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不懈奋斗！”［48］颁授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恰值第36个教师节，《光明日报》在对教育界人士的采访中，受访者一致认为“伟大的抗疫精神是支撑中国人民不畏艰险、战疫到底的强大信念”，有高校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加强工作，在新冠病毒科研攻关中充分发挥清华力量，展现高校科技工作者的担当”，有青年学生表示，“要努力学习，强化自身能力建设，勇于担当善于担当，真正使自己成为能够担当大任的新时代青年”［49］。可见，英雄文化始终是激励民众事业进步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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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提升广州红色文化全国影响力传播力研究”（2021GZYB32）。

［作者简介］ 苗大鹏，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510053；刘社欣，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510053。

（责任编辑：青 山）

（校 对：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