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叙事艺术研究

翟星宇 郭丽杰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西方文艺创作理论对中国文坛作家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分析发现，这种影响在叙事学领域方面较为突出。因此，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作品的创作模式和人物建构的方法很有必要。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作家借助“链条式”结构、“心理型”人物塑造以及“语言留白”等技巧进行叙事，让读者感受到叙事艺术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新时期；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叙事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5-004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5.015

基金项目：2020年度黑龙江省省属本科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时期以来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课题编号：2020—KYYWF—058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北工业的盛况被许多作家作为素材融入文学作品中，发挥着独特的审美功能，东北工业文学也因此成为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此时期作家的关注焦点是东北产业工人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坚强不屈的创业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劳动品质。因此，工业作品中蕴含的艺术特征并未受到过多的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的提出，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不断在文坛掀起创作浪潮。直至注重创作形式和创作技巧的先锋文学出现，文坛开始关注于作家的创作形式与技巧，创作和研究角度都开始向叙事技巧方面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说受到新写实主义的影响，许多作品内容开始涉猎日常生活，包括工业文学在内的作品都难以避免地打上了生活烙印。可以说，现实主义冲击波是20世纪90年代工业小说发展的一个高潮，作家不刻意回避现实黑暗，真实反映国企改革中所面临的困难，具有一定的现实警示意义。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兴起和先锋文学的退潮，使作家们不再过分强调作品创作的艺术形式和技巧。但西方文艺创作理论尤其是叙事学理论，对一些作家的影响还是较为深远的。尤其是工业题材小说作家的筆下，不仅具有反映工业发展状况和工人生活的现实主义色彩，而且在作品中可以寻觅到叙事学理论影响下的痕迹，彰显出独特的叙事艺术效果。

一、工业题材小说的“链条式”叙事模式

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作家在对事件说明中，既指出它是一件所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一个可以用动词来加以概括和说明的事。同时也强调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是序列与故事大的构成链条中相互连接的一环。既然作为事件叙述链中的一环，它除了有自身状态以外，也将以自身状态的变化而对下一个可能发生的事件产生影响。但是一个事件对下一个事件具有的意义和所产生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这种事件与事件的“链条式”叙述模式，巴特曾下过定义：“在这些不同的事件中，有些事件是叙事作品或者是叙事作品片段的真正的铰链；而另一些只不过用来‘填实铰链功能之间的叙述空隙。第一类功能被称为主要功能或核心功能，而鉴于第二类的功能的补充性质，可以称之为催化功能。” [1]换言之，作家可以依据事件的不同功能，将其划分为核心事件与催化事件。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恰恰是以核心事件为中心，不断向外延展变化，当延展的张力足够触发下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催化事件也就由此诞生了。事实上，核心事件可以在情节的发展中随着故事的演进提供一个新的选择，或者说，在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核心事件打开或结束了一个未定的局面。而在两个主要的功能之间（核心功能、催化功能），一些次要的、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叙述，以及在围绕核心事件打算进一步扩展或维持、延缓原有情节进程的事件均属于催化事件。

核心事件与催化事件的关系犹如树木主干与枝干的关系。核心事件在故事发展中既具有连续意义，同时又产生具有后果的意义。而催化事件只具有连续意义。例如在李铁《工厂上空的雪》中有这样一段描绘：“这是刘雪的声音，她被分到广播站做了播音员。我一边换工作服，一边推开窗户，外面依然下着雪，那个通过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圆润、柔美，但却毫无感情色彩，给人的感觉犹如雪花一样的冷。”[2]当“我”听到刘雪的声音时，“我”要推开窗，但是在决定开窗不开窗的过程中，可能推开或不推开，这就为主人公提供了一个选择。因此，“我要推窗听刘雪的声音”是核心事件，但随着推开窗动作的实施，“我又换工作服”“又看窗外飘的雪”，这些都属于催化事件。它们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新的选择，也不对“我”推开窗这个核心事件造成干扰，而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伴随着核心事件出现。这种创作手法是以主人公动作的实施变化吸引读者，引读者入境，增强表达效果。再如李铁《梦想工厂》中，钱丽与赵吉的对话场景描绘：“你这人天生命好啊！钱丽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温恕《工人村》中，“郑喜财把那碗粥端到一边，说是给孩子留着明天吃。张凤林要把碗拿回来，被大吴拦住了，他也说，给孩子留着吃吧。”从上述描绘中可以看到，催化事件是核心事件延展出来的，“收拾碗筷不会干扰人物对话”，“张凤林与大吴的举动不会干扰郑喜财把碗端走”，所以，读者可以看到核心事件与催化事件的不同作用。通常情况下，核心事件在量上并不占优势，它通常在情节发展或转折的时候开始出现，并决定着故事的发展方向。看似有限的核心事件却成为故事情节的基本架构，围绕自身特点形成自足的结构链，催化事件围绕着这样一个结构链，伴随着核心事件并不断对其填实补充。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作家正是以“链条式”的结构描绘出小说多元化的生活场景，丰富并发展着人物性格，促进人物之间的叙事交流。

二、工业人物结构模式与塑造方法

通过分析东北工业题材小说，能够总结出作家塑造人物的规律，以及人物与行动有着密切关系的结构程式。对故事结构而言，事件是故事的基本单位，而事件的发起，正是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在事件的发生、发展、选择和序列的形成中，行为者始终都是重要的元素。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或者人格化的动物都属于行为者，几乎不存在没有行为者或者人物的叙事作品。离开行为者，叙事作品中的事件和行为都难以实现，作家和读者根本不可能以上帝的第一推动解释作品的行为和事件。换言之，没有行为和事件，就不可能构成叙事作品。由此可见，作品中的人物和行动构成了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元素。例如在李铁《安全简报》中可以看出，“我穿好工作服，带上进厂房必须要戴的安全帽，去找焊工班班长老陈。说心里话，走进焊工班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从老褚的讲述中摆脱出来，老褚的讲述虽然好像与这起事故没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我还是被其中的一些细节所吸引，不由联想了许多事情。”[3]此情景的描绘表现出人物与事件的联动性，一个故事的事件结构来自人物的选择和采取的行动。“穿工作服”“戴安全帽”都是为下一个事件的构设做铺垫；老褚讲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内心活动且难以摆脱，但却没有阻碍实际行动。所以，作家在建构工业人物形象与事件的关系上时，呈现的是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的联动式人物结构模式。

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来看，作家注意人物心理和性格特征上的描绘。通过心理活动表现人物的基本特征，强调人物的性格属性是叙事学中塑造人物时常见的叙事技巧。即在叙事学领域称之为“心理型人物塑造”。“小说中的人物，以各种形式组合的差别和变动显现出不可重复的个性。”[4]读者可以通过对话、动作、内心活动等形式或系列组合观照人物的性格特征，由于人物的行为、语言、动作均在人物心理动因的影响下表征出来，因此才会出现不可重复的个性。虽然小说人物在本质上属于语言建构，但是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亚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人。东北工业小说中通过心理型描绘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和思想的现象可谓恒河沙数。例如在李铁《工厂上空的雪》中，“老黄点燃了一支烟，升腾起的烟雾中他本不想再寻思这件事情，但不知为什么，他越是不想寻思这件事，越顽固地往脑袋里钻。他承认瘸腿郑有经营才能，是个人才，但瘸腿郑太霸道了，他的独裁作风曾深深刺伤过他。”[5]这段描绘充分展现出老黄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他现实的苦痛与烦恼，他徘徊于是否给自己的对手瘸腿郑沉重一击。这种手法凸显出老黄性格中的弱性特征，也印证了工人们认为他俩之间一把手与二把手的关系，简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议论。王立纯《月亮上的篝火》中，通过描绘石油工人六叔内心的韧性和坚毅，表现出他在碱工地上顽强活过来的性格特征。李宏林《非常城市》中的“赵黑子”、赵雁《红昼》中的“郝小妮”“赵梁”“路茵”等人物形象，正是作家描绘出他们内心的欲望之火，才把“食性男女”的性格特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由此观之，真正优秀的作品势必通过描述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与矛盾揭示虚构人物与现实人物之间的类比关系。这样的作品才能将读者的好奇心理提升至审美层面的艺术欣赏。所以读者才会感觉到赵雁《红昼》中的工程师“林子奇”、高满堂《钢铁年代》中的技术员“王崇伦”、李宏林《非常城市》中的老工程师梁成等人物形象被作家演绎得如此生动鲜活。人物是叙事作品的重要元素，丰富的内心活动和心理感受，包括幸福、苦闷、哀怨等情感都能感染读者，这更有利于读者从工业小说中获得道德意识，品悟作品蕴含的工业精神。

三、工业题材小说叙事话语的审美功能

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作家以不同形式的人物话语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小说与戏剧、电影不同，戏剧和电影中，观众可以直接倾听人物对话，而小说中则是由一位叙述者讲故事，受述者聽到的往往是叙述者对处于另一个时空人物对话的转述。作家可以原本的引述人物话语，也可概略转述人物话语的内容；可以用引号，也可以省略；可以加上“如某某说”式的引导语，也可以不加。不仅是人物口头的语言，包括内心的独白，思想皆可如此。这种可以自由加工人物的语言现象，是小说家特有的表现方式。同样的人物话语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产生的艺术效果也会不同。因此，设计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成为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家控制叙述角度和叙述距离，变换人物的感情色彩和话语语气的有效工具。这种方法表现的具体形式是“人物的直接性对话”和“语言留白技巧”的使用。

在《安全简报》中出现了直接对话和心里对话相结合的表现技巧：

我说：“晚上一起吃饭好吗？”曲丽说：“今晚不行。”我说：“为什么？”曲丽说：“尹总晚上要招待省公司的领导，叫办公室的女士都去参加。”我说：“你又不是办公室的。”曲丽说：“从今天开始，我调到老总办公室了。”

“我”与曲丽的话语话语层面刚结束，作家随即加上一段内心的自我对话：

“放下电话后我发呆了半晌，接着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袭上心头。想不到刘洪力的死会把曲丽推向高一层的位置，这为什么呢？我回答不出来，我的心已经乱得不能再乱了。”

可以看出，作家通过直接对话和心理对话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在“我”与曲丽的对话过程中，展现了曲丽的得意和满足，也流露出“我”的惊恐和疑惑。刘洪力的触电身亡本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和警觉，但反而每个人都已最平常的心态面对刘洪力的离去，这使“我”非常不解。同时，刘洪力的死亡反而成了曲丽坐上高位的助力，这让“我”更加匪夷所思。这种表现形式能够很好表达出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述中“我”的内心情感的波动，很好地展现出直接对话和心里对话相结合式表现技巧的艺术效果。另外，由于对话带有引导语，但引号的使用却产生了音响效果。一言一语的对话方式表现出了节奏音效，仿佛人物就在身边对话一样。这种声音拟境的效果是直接性对话的重要审美功能。

同时，在叙事语言艺术方面还存在着作家将主人公对话进行留白的艺术现象，营造出欲说还休的效果。作家以婉转、省略的话语增强读者的猎奇心，提升阅读兴趣。作品中人物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最主要的媒介就是话语。在人物说话交流上，若作家将人物的所有话语全暴露在作品中，或读者可以通过人物完整而直白的对话完全领会人物意图，势必会影响读者阅读体验，达不到读者与作品产生共鸣和增强读者探知欲的艺术效果。如在李铁《工厂上空的雪》中，当“我”知道刘雪被非礼后正努力寻找目击证人未果而感到苦恼时，“鲁达问：‘你怎么了？我说：‘没有什么。”这种方式既含蓄又委婉地表达出“我”的无奈，也为后面鲁达正是目击证人的结局埋下伏笔。温恕《工人村》中，张凤林与父亲的对话描绘：“爹，都啥时候了，该争的不争，人家还能送到你手里啊。就说这屋子吧……”在凤林的言语中，读者能够感知到父亲的老实与憨厚，同时也知道了被别人争抢去的不只是房子。高满堂的《大工匠》中，当朱厂长给了肖长功一纸盒礼物的场景描绘：“肖长功接过纸盒，感动地说：‘谢谢，谢谢……”表达出肖长功对朱厂长的感激之情。同时，又产生了“人物言无尽、读者意无穷”的留白效果。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作家通过借鉴留白艺术，在人物语言对话中留有空间，给读者理解思考的余地和自由度，以简约婉转、欲言又止的表达拉近了读者与作品人物之间的距离，为读者开拓想象空间，彰显语言留白技巧的独特艺术魅力。

四、结语

通过对新时期以来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发现，作家从结构，人物、话语三个层面进行工业叙事，在创作时能够以“链条式”的叙述模式进行故事架构，通过把握人物与事件的特质规律，以“心理型人物塑造”的方式刻画人物形象，同时将具有较强音响效果的直接性对话方式、人物话语留白融汇于作品之中，由此推动故事情节和感染读者。可见，作家们较为成熟的创作技巧是叙事学理论影响的结果。从审美角度出发观照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可以洞察到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作家正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再现东北工业辉煌的发展史和艰苦的奋斗史，以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书写出东北工业发展的历史画卷。在展现出独特的叙事艺术魅力的同时，也筑起了永不磨灭的工业精神，以期借助工业文化的软实力，助推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的步伐不断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1]张寅德编选.叙事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14.

[2]李铁.工厂上空的雪[A].点灯[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17.

[3]李铁.安全简报[A].点灯[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190.

[4]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161-162.

[5]李铁.工厂上空的雪[A].点灯[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30.

作者简介：

翟星宇，男，汉族，吉林扶余人，文学硕士，黑龙江工业学院人文与师范学院教师，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秘书学。

郭丽杰，黑龙江工业学院人文与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