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伊尹研究综述

许珂凡

【摘要】 近代以来，一方面，关于伊尹的甲骨卜辞、青铜器、清华简等新材料不断出土，推动了伊尹研究走向深入。通过梳理这些出土材料及其研究状况，对近代以来伊尹史料的研究基础有更全面的把握。同时，近代疑古思潮的兴起，人类学、民族学等新的学科理念的传入，使伊尹史实研究有了新进展。

【关键词】近代以来；伊尹；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4-006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4.019

晚清以来，传统学术思想因中国社会遭遇数千年未有的变局而出现变异，以康有为（1858-1927）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疑古思潮突起，对学术界、思想界影响重大而深远；新文化运动后，又受到“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等西方思想的冲击，形成了以顾颉刚（1893-1980）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古史尤其上古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直至今天“疑古”與“走出疑古”仍争论不休。与此同时，自西方输入了神话学、人类学等新的学科和新理念，也涌现了甲骨文、金文等大量新的史料，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学界对中国古文献与古史做了新的审视和研究。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近代以来的伊尹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下面即从新史料和新理念两方面做一简略梳理。

一、新史料的不断丰富与伊尹研究新进展

近代以来出现的有关伊尹的新材料有甲骨文、铜器铭文及简帛。

（一）甲骨史料。卜辞中直接出现“伊尹”的有三十多条，对伊尹行侑、岁、  祭等，将伊尹作为祭祀和求雨的对象；直接出现“伊”的甲骨卜辞有七十多条，对伊尹举行肜、岁、   、宾、酓、祊、  、鞠祭等；出现“伊奭”的甲骨卜辞有5条左右，主要将其作为求风、雨的对象。除此之外，卜辞中有黄尹受   、   、岁祭等，拥有崇高地位。在这些卜辞中，有记载伊尹单独作为祭祀对象，如“甲子卜：又于伊尹，丁卯”（《合》32785）；有记载伊尹与商代先王共同享受祭祀，如“癸丑卜：又于伊尹。丁子卜：又于十立，伊又九”（《合》32786），“壬申卜，其示于祖丁，叀王鞠。甲戌卜：其鞠伊，又歲……又歲……茲用。乙亥卜：其于祖丁其烄。”（《合》27306）后一条又记载了对伊尹同时采用多种祭法的现象。

甲骨学研究者对伊尹相关的卜辞文字进行考释。1.对甲骨文“伊”“尹”“伊尹”的研究。郭启熹对“伊”字进行全面考释，丰富《说文》等文献中“伊”的说法。[1]而王国维、陈梦家依据“尹”人手握笔的字形，论证伊尹为史官。“伊尹”的考释更多集中于伊尹的姓名上：李裕民通过《史记》和甲骨文中关于伊尹的记载，认为伊是私名，尹是姓氏[2]；萧良琼[3]、刘宗汉[4]等认为伊是族名，尹是官名或族长之称；王维堤提出伊为氏，姒为姓[5]；张政烺却提出伊为私名、尹为族长之称[6]。黄庭欣总结甲骨卜辞中“伊尹”的姓氏研究，将其分为两类：一为私名+官名/族名；二为族名+官名。他认为甲骨中未见用尹单指伊尹，可知尹不为伊尹私名。且未见卜辞中伊族的其他记载，以为伊尹“伊”族姓说也不可信。[7]

2.对甲骨文“黄尹”的研究。郭沫若[8]、蔡哲茂[9]、黄庭欣等学者，他们据卜辞、古音中“黄”“衡”多通假及黄尹在甲骨卜辞中的特殊地位等因素认为黄尹是阿衡保衡，即伊尹。常玉芝从祭祀方法角度分析，伊尹为黄尹。陈梦家却言卜辞中黄尹所见于大甲，与伊尹不同期，二者非一人[10]。齐文心[11]、牛长立[12]等同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黄、伊皆为国名，黄尹与伊尹是两个不同的人物。

（二）金文。《叔夷钟》是春秋晚期齐灵公时期青铜器，讲述了汤受天命伐夏，伊尹辅佐他，统治之前夏禹开辟的疆域的事情。学者考释“伊少（小）臣”为伊尹：赵锡元从“小”的含义，论证伊尹为小臣的合理性[13]，王进锋在对殷商小臣整体介绍分类的情况下，考释铭文中“伊少（小）臣”即为伊尹。[14]小臣的称呼在《楚辞·天问》《吕氏春秋·尊师》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传世文献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汤小臣为伊尹。

（三）马王堆汉墓竹简。竹简《九主》主要记载汤与伊尹关于九主成败的谈话。《史记·殷本纪》“五反然后肯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可见九主之事有传世史料的支持。凌襄认为此与假借伊尹的《韩非子·奸劫弑臣》等六篇文章相关[15]；袁青分析道家文献中的伊尹事迹与出土伊尹文献中的黄老思想，以为伊尹为黄老之学的代言人[16]。《九主》一篇黄老学说思想的性质，说明战国时期伊尹战国时期的形象，为分析道家史料中伊尹事迹的可靠性提供论据。

（四）银雀山竹简。银雀山竹简《晏子》《孙子》证实传世本《晏子》《孙子》的可信性，证实部分伊尹记载的可靠性。温皓月在整理伊尹出土材料时，引用刘娇说法，疑《君臣问答》为道家《伊尹》或《伊尹说》中篇章。[17]

（五）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竹书《荣成氏》记载了汤伐桀时任命贤才伊尹，取得伐夏胜利之事，对于文中“泗尹”，整理者从文字字形、读音方面考据为“伊尹”，被学界广泛接受[18]。李春利考辨《荣成氏》中的汤伐桀文献与史实：《荣成氏》中关于伐岷山得二女的记载只与《竹书纪年》中相合[19]。

2.竹书《缁衣》主要记载伊尹与汤的部分谈话。简文与传世本《礼记·缁衣》篇、郭店简《缁衣》有许多重合的地方。郭店简《缁衣》在体例、章数与上博简相同，传世本比简本多几章，但主题思想大致相同。[20]上博简《缁衣》简文中引用了很多《尚书》语句，其中包含了《尚书·咸有一德》《尹告》《君奭》的部分内容。

（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1.清华简《尹至》记载了伊尹自夏到商，辅助商汤灭夏之事。简文中“执”字，李学勤考释为“挚”，为伊尹。有简文“宠二玉”，李学勤认为与楚竹书《荣成氏》《竹书纪年》二女的记载相合。简文中也可见《尚书·汤誓》《国语》等记载。[21]

2.清华简《尹诰》记载了汤灭夏之后，伊尹告诫汤要吸取夏亡的教训的事件。简文载“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而根据《尚书》《史记》等文献可知伊尹做咸有一德。由此，《尹诰》和《尚书·咸有一德》一文的真实关系引发学者争论。其中的《尹诰》篇章因简首“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与郑注《礼记·缁衣》有关，更与上博馆、郭店简、传世本《缁衣》中所引《尹告》“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简文相对，清华简整理者李学勤认为《尹诰》为真正的《咸有一德》。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廖名春支持李学勤的观点[22]；虞万里认为《咸有一德》是孔本《尹诰》的传[23]。姜广辉、付赞则认为，《尹诰》中某些用字、用词前后文不相符，更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属，应不是真的《尹诰》与《咸有一德》[24]；杨善群先生认为相信其是战国学人所编造的[25]；张兵总结前人观点，梳理矛盾观点，分析他们的史料论据，提出清华简《尹诰》为独立的篇章。[26]

3.清华简《赤  之集汤之屋》记载了关于汤捕赤鸠交由伊尹烹饪的传说。此篇简文与《天问》等史料中的伊尹为媵臣、烹饪之事有所关联，有明显的楚地巫术的色彩。整理者李学勤以为简文“小臣”是伊尹，小臣在《叔夷钟》《楚辞·天问》等中都有记载。马文增以为“小臣”不是伊尹，是伊尹出身庖厨的讹误。学界对《赤鸠之集汤之屋》的文体的不同看法：李学勤先生认为此篇性质与《伊尹说》类似[27]。

4.清华简《良臣》记载汤有贤臣伊尹、伊陟、臣扈的事情。李學勤整理《良臣》中的商代史实，梳理伊尹三人的记载。他发现《尚书·君奭》中“保衡”所记时代与《良臣》不同，前者在太甲时，后者在武丁时。

5.清华简《汤处于汤丘》记载了伊尹作为有莘氏媵臣，以调和五味的能力得到汤的青睐，后与伊尹谈论灭夏的事情。《汤处于汤丘》或言《汤处于唐丘》。简文“设九事之人”，与《史记》“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马王堆竹书《九主》似有关联。沈建华联系燹公盨铭文、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荣成氏》和《汤处于汤丘》，对“九事之人”考释[28]。这证实了《史记》中伊尹史实的部分真实性。

6.清华简《汤在啻门》记载汤与小臣关于古先王的良言的谈论，主要讲五味成人、四神成邦、九州成地、九野成天的理论[29]。温皓月以为全篇主旨与《史记》“以滋味说汤”的记载相合。

近代以来新出土文献一方面证实了部分传世史料的可靠性，一方面又丰富了传世史料的记载，更为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对伊尹的记载，为近代以来的伊尹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基础，推动了伊尹研究的进程。学者们贯通新旧史料，辨析近代之前的伊尹研究的论点、论据及立说根基，更深入全面地研究伊尹问题。

二、新理念的运用与伊尹研究的新进展

新史料研究推动了伊尹史实研究的进展。新史料展示了传世文献中的可靠性，也扩展了伊尹的史料范围。从新观念、新理论总结近代以来学者们对伊尹史实的新看法：

（一）新观念。疑古派讲东周之前无信史，需审查旧史料，这股疑古思潮冲击了以往先秦史研究注重经史史料的观念。但甲骨卜辞、青铜器、简帛的出现，也证明了先秦时期的部分真实史料，证实伊尹的存在。冯先生以为要正确看待疑古思潮引起的史学变革：信古、疑古、释古是当时史学界的不同趋势。真正的史学家是没有不加审查就相信史料的。而就整个史学而言，一段历史的完成必须要审查史料达到融会贯通。[30]近代以来，信古一派几近无存，学者们或多或少都对文献有取舍、辩证，受释古观念影响，重视新旧史料互证，审查各种史料以求得信史：

1.新旧史料并重，在史料互证的基础上，对伊尹史料、史实进行考辨。近代以来，对前人观点反思的学者亦不在少数。从传世文献各家立说的基本思想出发，学者们试图剥去伊尹传世史料中各家的主观色彩，提供更加客观的研究：宋洪兵[31]、刘成群[32]、袁青]在清华简与传世史料的对比中，发现伊尹成为诸子学说的代言人；刘雯则进一步运用统计史学，说明不同文献对于同一史实的不同偏向，分析商汤灭夏文献中不同言辞、叙述目的，找寻伊尹在其中的实际作用[33]；李守奎则在对汉代伊尹文献进一步分类，从书类、小说家等角度来分析伊尹文献的叙述目的及真实性，对汉代的伊尹研究进行梳理反思[34]。学者们也将新旧史料互证，探寻伊尹史实：刘国忠从《赤鹄之集汤之屋》的伊尹间夏记载为起点，分析史料伊尹间夏说法的流传情形[35]；张卉从关于“报”的甲骨卜辞中考释“报”的含义，释“报”为报祭，为《史记》“伊尹报”做解[36]；温皓月、胡其伟等互证新旧史料及事迹流变，对近代之前的伊尹庖厨说、处士说等做探讨和梳理。李凯[37]、松丸道雄[38]等也结合考古遗迹，在对商都地理位置及汤伐夏路线分析之中，简单探讨伊尹的就汤就桀说及伊尹族氏问题。

2.在前人的学说基础上，部分学者对伊尹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温皓月整理新旧文献，以史料划分伊尹问题的现状，列出甲骨、青铜、简帛等关于伊尹的文献，主要做了文献的全面梳理；胡其伟在悉数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同时，深入研究现状中的争议点，探讨伊尹在夏商之际的地位及作用[39]。在热议的《尹诰》与真伪《咸有一德》，及真伪今本古文《尚书》的争论中，张兵总结这一问题双方所持的观点及争论的焦点，对双方论据再度分析，以为《尹诰》不是真的古文《咸有一德》，也不能证明今本此篇的作伪。

（二）新理论。新理论给学者们新思路，启发他们对伊尹进行更多面向的研究，推动伊尹史实研究的进程。近代以来伊尹史实研究中所运用的新理论，主要有人类学和社会学。

1.人类学角度。人类学的氏族文化研究在伊尹问题研究中占有很大比重。现今很多学者吸收并发展摩尔根的思想，用方国联盟、部落联盟、族氏等理论去研究中国先秦史，这在伊尹问题研究中也有体现。在人类学的理论指导下，基于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宏观把握，学者们对伊尹问题提出新观点，分为以下六类：

其一是伊尹舅权，这一观点以蔡哲茂为代表。对于伊尹舅权的考释主要在于“伊（臼龟）示”的考释上，考释“（臼龟）”为旧。解释伊尹氏族，且结合为有莘氏陪嫁官员的史实，是以为伊尹为汤的舅族。[40]二是二头轮流执政，以张光直为代表。张光直也认为伊尹为舅，但他在庙号制度上对商代王位继承制度进行探析，将汤与伊尹认为是两组具有继承权的首领，两组后代在一定的王位继承制度下轮流执政，并认为太甲与伊尹之间的往来，其实是以伊尹为中心的王权争夺战的演变。[41]三是二头并政，以江林昌为代表。江林昌的二头政治学说，以为是商代社会的禅让制的存在，汤与伊尹都具有继承资格，这从尧舜、禹益的二头并政中得来的，[42]四是伊族是殷氏子族，以杜勇为代表。伊尹生于空桑，伊水之畔，是伊族成员，而伊族在祭祀信仰上与商族保持一致，都是信仰日、鸟、空桑三位一体的族氏。杜勇解释《叔夷钟》中的“先旧”为先祖，认为两族是一家。同时他也相信伊尹作为伊族首领到有莘氏，后作为有莘氏之女的陪嫁官到汤[43]。五是伊尹是少皞氏先祖的后裔，以刘宗汉为代表。此说更多的是站在伊尹与挚的关系上而阐发的，首领名号世系，伊尹名挚，而少皞氏也为挚，其次二人都生于空桑，所以伊尹为少皞氏的后人，而少皞和商的高祖王亥即亥是叔侄关系。刘宗汉也指出除了传说的考证之外，商王朝更多是为了掌控伊尹所处的东夷集团而对伊尹进行崇高祭祀的。六是伊尹是有莘氏子弟。张国硕根据考古遗迹认为伊尹是来自与汤联盟的东夷部族中的有莘氏[44]；雒有仓同样认为伊尹与汤结盟时建立在联姻基础上的，且两族结为异姓兄弟联盟的关系，这与《楚辞》《吕氏春秋》中汤与伊尹的联盟相合[45]。

2.社会学角度。社会学在伊尹问题研究中同样占据加大比重。近代以来，伊尹的甲骨卜辞中有伊尹与商代先公先王共同享受祭祀记载，引起了学者们对伊尹身份地位的好奇。学者们在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下，主要从巫术及祭祀信仰来讨论伊尹祭祀问题，现将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分列如下：

其一，祭祀信仰。张卉根据卜辞记载伊尹单独享受祭祀材料，对《史记·殷本纪》“伊尹报”作了新解，从神灵崇拜的角度分析，伊尹作为史官之长，在灭夏之后，履行神职，祭祀社神。杜勇先生也在提出伊尹为商代子姓氏族伊氏的族长时，从商族和伊氏的信仰的相似性来论证伊族和商族的关系。胡其伟分析东夷部族和商部族的信仰崇拜，探讨当时汤与有莘氏伊尹联盟及商、夷部族联盟的可能性。其二，身份。王晖曾认为伊尹是女巫；而曾力雄驳斥王晖以“女鸠、女房”来判断伊尹为女巫的观点过于简单[46]；吕振羽认为巫主为阿衡，而伊尹也是巫主[47]；胡其伟以为伊尹为庖厨、处士说等都是不可信的，认为伊尹来自东夷部族有莘氏，是有莘氏的首领，是沟通天地的大巫。[48]龚维英依据《吕氏春秋》《天问》等上古史料，从殷商的神权信仰背景判断伊尹为上古的巫觋[49]。

总而言之，随着新史料的不断丰富，以及新学科新视角的引入，近代以来伊尹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为我们从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角度梳理伊尹研究的进展并反思其得失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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