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汪伯林

细雨纷纷，又到了一年清明时节，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

家乡的后山麓，青松灌木掩映下，静静长眠着孤独的老父，那坟头已是荆棘丛生、杂草蔓延。 父亲去世已二十多年，他一生四个儿女。一年一度的清明前夕，按习俗，我和姐妹、妻儿总要上坟，先将坟墓上的杂草刈除干净，再插上清明幡，摆上荤素酒食，焚烧香纸冥币，以表祭奠。父亲生前喜爱喝酒，每次给他斟上满满的三杯，末了还要添一些，让他喝过瘾。

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人，同天下普通百姓一样，他的人生历程也极为平凡，既没从事过伟大的事业，更没有做出惊人的创举，但他的品行却是有口皆碑，为村里人所称道。人的一生有个好名声，我想就不枉此生了。

父亲9岁时，祖父去世，祖母一手拉扯几个孩子艰难度日。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读了三年书，12岁辍学回家，跟随祖母犁田耕地，背负起生活的重担。1958年，老家安徽闹饥荒，饿死了不少人。父亲和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出门逃荒到了江西。在江西还能挣口饭吃，姐弟俩因此就在一处僻静山庄落下户。后来又有不少难民流入，父亲就让祖母举家迁来，人口慢慢多了，就形成我们现在的村庄——彭泽县浪溪镇一个叫百干圩的小村子。

在大集体的日子里，农村搞过一段时间合作医疗。父亲虽读书不多，却是村里难得的人才，他被推举当上了赤脚医生，为群众治点小病。哪家孩子半夜头痛脑热，哪个人要给打针换药，他从来都是随叫随到。听说父亲医术颇好，有些顽固性的脓疮包疖，经他换上三两回药，便会消肿收口。可惜的是医生行当没干几年，生产队没人当会计，由于父亲能看书识字，且精通算盘，村里又让他改当会计。父亲干会计这行时间最长，一干就是十多年。他经手的账目捆扎成堆，一把算盘从未出过差错，他还经常被乡里抽去到各村审核账目。父亲做事有一种顽强的敬业精神，任劳任怨，每天算账到深夜，没有额外的报酬。为了提神，他习惯了抽烟，最先抽过短期的黄烟袋，后来长期抽海鸟牌和欢腾牌香烟，好点的抽大江、佛子岭，带过滤嘴的最多是瓷都，都是些极劣质的烟。渐渐地，父亲烟瘾越来越大，一天要抽两包。除吃饭睡觉外，他一根接一根，几乎很少断火，这也为他日后的疾病留下了隐患。

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正在向实现农业机械化迈进，一辆一辆的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开进了村。村里又要人开拖拉机了，村民们又想到了父亲。父亲无师自通，手扶拖拉机就在他的手上自然而然地动了起来，运送货物、抽水浇灌，无事不能。那时候，我最爱坐上父亲开的小手扶拖拉机，爬上驾驶座，別提有多荣耀；在小伙伴面前，用嘴巴嘟嘟地学开拖拉机的样子，心里那个美哟……那情景至今犹在眼前。

也许，父亲算不得多才多艺，但在村民眼里，他是倍受尊敬的人。他能在村里需要的时候站出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乡亲着想，表现了突出的才干。我很敬佩我的父亲，他还有许多特殊的才能。

记得父亲还会一些泥工活，谁家建房修灶，必定要请到父亲，他也每次有求必应。那时农村做的都是土墙屋，从打屋基到砌墙、架桁条、上梁，他样样都在行。修灶台也是他一门好手艺。那时候农村都是用土砖修灶，尤其是到了年底，家家想修新灶过年，父亲要忙到大年三十方可歇手。分田到户后，村里家家在门前筑围墙、铺谷场。别人家要请砖匠师傅，我家则是父亲自己动手，用石头砌成一道一米高的围墙，门前铺上碎石子，用水泥浇面，作为晒谷场。家里的房子漏雨，他上屋顶捡瓦；猪圈坏了，他修补堵洞，从不用请人来帮忙。父亲还会做些简单的竹木器活，给桌凳换个腿，用竹篾编织鱼篓、箩筐、畚箕等。从没有人教过他，他却样样都会。这是他的超人之处，不得不说父亲是个十分聪明之人。

父亲勤劳一生，即使在他晚年，也一天不肯歇息。除家里种植的十多亩责任田外，他另外又承包了邻村几亩水田，每年都要多卖余粮几千斤。他想到孩子们大了，娶妻、建房都需要不少钱，因此想方设法多存点积蓄。一次，他在承包田里耕作，由于路途较远，来回跑很耽误工夫，午饭就带了些饭菜在外吃。他把牛安顿后，坐在田埂上吃带来的冷饭，不想刚吃一口便噎着，难以下咽，接着不住地打起嗝来。他似乎知晓情况不妙，饭也没再继续吃。下午干完活，到傍晚时分回来，母亲见他一脸的沉闷，坐在台阶上一言不发，就问缘故。他说了一句：“我时间不长了。”两眼汪汪地流下泪来，就把中午吃饭吞咽受阻的事说了。事情突如其来，母亲也感到情况不妙，只好安慰说：“老头子尽说鬼话，不碍事的，吃饭打嗝是常事。”

父亲很清楚，这不是一般的打嗝，吃饭吞不下，当地有种说法叫“嗝子病”。我当时在外地教书，星期天回来时，母亲对我说起，我隐隐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我抽了一天时间，带父亲到县人民医院做胃镜检查。检查结果，父亲病情显示初步的端倪。一家人诚惶诚恐，忧心忡忡。但在这时，父亲仍未停止田间劳动，他是全家的主劳力，地里的活儿全仗他。现在最主要的，必须让父亲到大医院进一步复查。“双抢”过后，农事稍微闲了些，经过家人再三催促，父亲才肯让我带他去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做食道镜检查。记得九江的舅舅托人带回检查结果，我到县汽车站去拿，看到诊断结果是食管癌，这下我真正感到灾难降临我的家庭。我们没对父亲直说，父亲也意识到他不是一般的病情。但他没有那种人生绝望时刻的极度悲伤，有的只是一种淡淡的忧郁和对生命的无可奈何。

1995年10月的一天，我带父亲到南昌，在江西省肿瘤医院医治。经各方面检查后，医生建议做食管癌切除手术。手术很大，胸腔打开，连肋骨也切断两根。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家属在手术室外等候，心都绷得紧紧的。医生送出切除的病灶给我们看，见到医生那染血的双手和剪刀、钳子等器械，我的心不住地颤抖，暗地里叫唤：“父亲，可怜的父亲……”

我不知道，命运为什么总爱捉弄善良的人。我的父亲，一生辛勤操劳，吃尽了苦头，终于生活好转起来，想不到却又突然身患绝症，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尽头。想起来，我怎不揪心地疼痛？

手术后回来的前半年，父亲精神尚佳，可是体力再也回不到原先。缝针的刀口长得平整，而右肩倾斜，明显低了许多，那是由于肋骨切断了的缘故。父亲捋起上衣时，就见到从心窝处向右下方一道一尺长的疤痕，变天时，体内就会隐隐作痛。他总后悔不该开刀，说是好端端的身子，一下子搞坏了。

最难为的还是母亲。家里家外全靠她，既要下田劳作，又要为父亲烧吃递喝、倒屎倒尿。我的母亲，身上体现了一个农家妇女最宽仁、贤惠的美德，她默默强忍家庭的不幸，从没有过半点厌烦和抱怨。面对母亲的艰辛，父亲愈加焦虑不安，时常拖着个病躯去田地间转转，看庄稼的长势如何，虽力不能行，却无时不在记挂农事。到下半年时，父亲感到不适，病情严重起来，刀口处和体内疼痛加剧，要靠吞大量的止痛片来镇痛。后来止痛片不管用，我又从县城医院买回哌替啶，找不到医生，就自己为他注射。从未有过学医经历的我，第一次在父亲身上扎针。作为儿子，内心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实在无法言说。

怀着对生存的强烈渴望，同病魔做顽强的斗争，父亲的意志是惊人的。他一生最大的嗜好是抽烟，其次是喝酒。记得那些年还很少瓶装酒，一到腊月，就有外地人来上门酿酒，我家每年要酿一坛米酒。晚上，父亲总爱用一只小酒壶，将酒温热喝。他不挑菜好菜坏，尤喜一盘花生米，喝起来就有点贪杯，说话舌头打绕。自从发现有病，他就突然烟酒不沾了。我送他去检查时，特地买了两包香烟，他抽了两根后掐灭烟蒂说不抽了，说戒就戒掉。他在临终前一天晚上，病情发作，吐出几口血来。我当时意识到了不好，连忙找来叔叔守夜，以防不测。我拿出前些天找人办事还剩的半包红塔山牌香烟，父亲说：“给我一根吧！”我说：“你不能抽的。”父亲也没强求，只是默默地不吭声。可想而知，他多么想抽烟啊！现在想来我深感愧疚，他在告别人间时的这点小小请求，我竟未能满足他。

晚期癌症病人疼痛能讓人就地打滚，父亲一天一天忍受着巨大的折磨。邻村有个病人忍受不了剧痛，最终自寻短见。我们也生怕他选择这种方式结束生命，了却痛苦。父亲并非怕死，他想到的是，这样死去会使家人更加悲伤。父亲疼痛至极时，神志不清，此后日益消瘦，只剩皮包骨头了。父亲被彻底打垮了，看到他本是高大的身躯变成了干柴棍模样，我心如刀割。临终前的几日，父亲躺在床上，用微弱的语气安慰我们说，生老病死是人所必然，叫我们不要过分伤心。他还说：“我也差不多活到了六十花甲，死也死得，唯不安的是小女未成家。”在人生最后的时刻，他仍心有牵挂。那天整个晚上，一家人都未眠。一早我赶到村里诊所请来医生，为他打止血针。父亲几乎哀求地说：“医生，把我的血止住，让我再活几天吧。”他对生命是多么留恋啊！大约两个小时过后，他突然呼吸急促，已说不出话来，用手轻轻地摇了摇，意识到自己不行了。

1997年5月30日，父亲走完了他一生的路，享年59岁。两年多的病魔缠身，在疼痛与苦难中煎熬，死也许是一种解脱。村里人都来吊唁祭奠，为他送行。我是他唯一的儿子。想到从此再也不见父亲，我悲痛欲绝。入殓时，我叫人买来两盒香烟和一瓶白酒，准备放进棺材里，让父亲在路上享用，然而却让收殓的老人给阻拦，说人死了什么也带不走的，放进去有什么用啊。

父亲走了，所有发生的一切，他再也无从知晓。家里的老屋，当时在村里是最先建成的红砖瓦房，拆掉后由大妹家在原屋基上盖了一幢两层楼房。父亲生前一直有个楼房梦，总想亲手再建楼房，不落在人后面，遗憾的是这愿望在他生前未能实现。后来，我调到距家十余公里的马当镇一所学校，正遇单位集资建房。2003年新房建成，入住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我将祖宗的牌位和祖母、父亲的遗像接到了新居，挂在堂厅的墙上。十年后，我又搬进县城新买的商品房，牌位和遗像又被我带进了城。按照家乡风俗，每年春节之际，从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一直到正月十五，家里早晚都要焚香祭祀。每次凝望父亲的容颜，往事一幕幕，在眼前生动浮现。

年年清明，岁岁怀念。就让我一腔不尽的思绪，连同三杯薄酒、一堆纸钱，随轻轻燃起的香火青烟，飘散在风中，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作者单位：江西省彭泽县教体局）

（插图：罗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