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投融资需求与金融创新研究

尹燕飞 孙鑫宇

在新形势下研究如何深入推进“一带一路”金融创新、精准服务“走出去”企业投融资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梳理“一带一路”参与企业的投融资诉求及金融创新等情况，探讨和分析为改善国内企业“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制度设计和业务开展层面应着力聚焦引导的创新性支持方向。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新形势下“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已从“大写意”迈入“工笔画”新阶段。研究如何深入推进“一带一路”金融创新、精准服务“走出去”企业投融资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分别梳理“一带一路”参与企业的投融资诉求，以及当前模式下隐含的海外投资风险和障碍。同时，本文从投融资模式的创新举措与样本企业的可行性建议出发，分析“一带一路”参与国市场对于企业投融资决策和倾向的影响因素，探讨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参与企业整体规模和资本运作水平相适应的投融资模式。

调查背景与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法

本文采取随机抽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91份，有效回收率达86%，数据来源为两个部分：其一，178份有效问卷来自国内某政策性银行和某商业银行的“一带一路”投融资专题调研。分别于2019—2021年三次完成。其二，13份有效问卷来自与农业农村部合作实施的金融促进农业“走出去”专题调研。

本文的调研对象为参与“一带一路”投融资活动的部分国内企业。第一，根据优先级排序、量表打分、多项选择等工具形成具有一定信效度的问卷设计；第二，收集并处理基础数据，借助图表形式总结趋势，从而探讨和分析为改善国内企业“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制度设计和业务开展层面应着力聚焦引导的创新性支持方向。

问卷设计

调研问卷共分为四个部分，整体设计逻辑如下：

第一部分介绍企业的基本情况和参与意愿，包括主营业务、注册资金、企业性质，“一带一路”投融资规模及途径、年度贷款占比等样本信息，体现企业的实际参与进展和潜在的供需缺口。

第二部分涉及企业创新投融资模式，问题分为三个层面：首先，细化受访企业对于“一带一路”投融资项目在理想利率、规模、期限结构、具体服务形式等环节的真实需求，反映企业受资金约束之下现有海外业务规模与潜在市场空间的差距；其次，调查针对受访企业国内贷款的流程问题，从企业和金融机构角度分析贷款未达到效益最大化的影响因素；最后，引导企业对“一带一路”项目在融资方式、投资类金融服务、境外融资动机、创新模式、金融创新覆盖面等细分领域的供求匹配差距进行判断和排序。

第三部分主要说明企业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过程中的风险和障碍，问题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从企业着重考虑的风险类型及严重程度切入，涵盖东道国、经济金融环境和自身运营管理风险。第二，在“一带一路”项目的具体进展方面，问卷调查了受访企业项目成功或受阻的常见影响因素。第三，针对金融机构的服务战略期望方面，问卷还调查了优化受访企业与投融资业务双向匹配的细分领域。

第四部分以主观题形式收集企业对“一带一路”项目制度层面的完善建议，涉及对于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评价、国际投融资标准的本地化思考及项目增信的主观判断，不仅体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沿线国家、不同行业的企业从事项目建设的多元化需求，还有助于提升调查内容的信效度及对策建议的精准性。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根据调研对象的经营规模，注册资金在1亿～50亿元的企业占比为65%，低于1亿元的企业占比为23%，高于50亿元的企业占比为12%。一方面，考虑到样本主要面向某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对象，总体以大型企业为主。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和农业农村部的问卷部分，则以中小企业为主，被调研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分别为5000万～10亿元和1000万元。

根据调研对象的产业类别，主营业务涉及第二产业的企业占比约75%，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资源开采等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符合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前期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阶段特征，其中也包括部分水利项目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企业在这些领域所承接的项目通常具备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限长、政策风险大等特点。

根据调研企业的产权类型，国有企业占比57%，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占比分别为22%和9%，尽管与问卷发放对象有一定关联，但基本反映目前阶段“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类型和占比，表明国有企业在服务国家战略层面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

受访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融资现状

重视国家战略，投融资渠道有待完善

作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体现其投融资的战略重要性（如图2）。其中，59%的企业认为投融资在自身发展战略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28%的企业认为投融资在自身发展战略中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伴随当前国际国内双循环体系下“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经济要素会顺应资源配置和市场分工的规律而有序自由流动，参与建设的企业亟待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参与国际产业合作，因此投融资将作为项目从规划、执行到落地的关键环节。

调研企业投资主要途径和方式方面，位于前三的选项分别为国外合资公司、国外独资公司、办事/代表處，占比达到43.4%/39.6%/37.7%，反映出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倾向于寻求与当地企业合作，共同拓展业务，延伸产业链，从而形成市场规模；而对于已经存在规模经济的大中型企业，设立国外独资公司或办事/代表处与当地主要客户对接是一种更加节省生产成本的合作组织架构。

调查“一带一路”地区融资方式，76.71%的“走出去”企业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获得项目建设贷款。2019年92.4%的企业从政策性银行获得贷款，而2020年这一单项数据降低至55.48%。这表明我国主要的国有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项目（尤其是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推动效应已开始显现；另外，债券、股票发行、股权融资的比例虽逐步上升但未过半，融资方式有待多元化拓展。

从“一带一路”地区融资规模上看，55%的受访企业年度贷款规模达到1亿美元以上。这说明“走出去”企业不仅融资体量普遍可观，具备优质的信用评级，积极向海外市场拓展业务，借助禀赋优势深化国际分工，投融资需求呈现旺盛分布；但同时，根据融资缺口这一指标，能够发现，各类“一带一路”项目参与规模的企业，缺口分布都相对均匀，即金融机构在对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上，还缺乏一定服务效率，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仍须进一步解决。

从“一带一路”项目金融服务来源上看，融资贷款业务占比56%，为目前企业从事金融活动的核心需求，银行结算和信用担保业务分别占38%和6%。尽管这与调查问卷的发放渠道和对象有一定关联，但仍然体现出金融机构仍倚重传统信贷业务，在丰富境内外连通渠道的层面尚须完善，包括进一步提升国际结算、贸易融资、保函等贸易金融业务的覆盖面和个性化程度。

受访企业投融资诉求与创新服务方向

调研受访企业投融资理想额度（如图1）方面，单项目占比最高的分别为1亿美元以上的融资最佳额度、1亿美元以上的融资平均规模及1000万～5000万美元的直投最佳额度。这体现目前企业对风险收益水平的总体考量，基于一定的回收期、项目风险及经营成本，企业能接受的投融资最优规模。其中，受预算约束的限制，直投额度一般低于融资额度；融资额度低于现有平均规模，则反映出，伴随市场主体数量增加，差异化竞争将进一步压缩单项目的需求规模，有利于促进跨国合作，吸纳多元社会资本。

从理想的贷款期限和利率（如表1）上看，对比普通贷款利率，44.5%的企业认为应下降1～3个百分点，21.09%的企业认为应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表明目前企业总体融资成本依然偏高，希望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享受到更加优惠的贷款政策；同时，5～10年以上的贷款期限占55.4%，体现出企业的风险规避态度，即通过一次性延长还款期限来降低风险。

在调研金融机构问题重要性方面发现，在国内贷款过程中，30%的企业将“担保要求高”视作最主要问题，其次是“审批程序复杂”和“抵押物不符合要求”。这表明企业虽然具备一定的资本实力和金融产品抵押物，但缺乏提供担保的有效资源，间接反映了不同性质、行业、规模企业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贷款差异。

从企业贷款融资现状及倾向（如表2）上看，现有融资方式占比最高的类型为项目类贷款，达到60.38%，流动资金贷款占比次之，达28.30%；而从未来倾向上，项目类贷款依然是企业关注的重点，占比32.76%，同时企业意愿趋向多层次贷款产品结构，包括并购类、流动资金和担保类（保函、信用证等）贷款等分布显著。这表明企业预期未来将利用不同期限、交易模式、风险分担等多元化金融服务实现贷款的灵活展期，提升安全性、流动性、高效性。

从投资活动的金融服务需求（如图2）上看，国际结算和相关服务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占比37.67%；财务顾问等综合性金融服务次之，占20.55%。目前，企业对所在国投资主要涉及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等问题。一方面，企业通过套期保值等风险管理行为规避潜在的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将进一步拉动新兴经济体使用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资结算和资产配置等领域的需求，从而引导支付手段向创新性金融活动转移。

本文还调查了其他关于企业境外融资动机和服务创新诉求的问题。第一，企业选择境外融资的主要原因包括“更低的贷款利率”与“便利国际投融资环境”，相对而言，金融机构实力、人民币汇率和东道国便利性并非融资决策的关注重点。由于贷款利率直接影响财务成本，国际环境间接影响交易中介成本，因此反映出降成本是当前企业融资的首要考虑。第二，在所有投融资创新模式的可行选项中，“银行为企业提供间接融资服务”和“充分利用政府间多双边基金”占比最高，同时对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适度介入也较为关切，这也体现了受访企业的诉求本质上是通过模式创新有效压低海外投融资成本，借助贷款来源、流通渠道和利益变现等环节精准处置风险，削减冗余费用，简化资金流程。此外，在项目投资可抵押物品倾向上，企业最看重“应收账款等抵押融资”和“境外资产”两个选项，尽管结果符合企业在国内金融市场保障贷款资质、作为杠杆放大信用的惯例，但在跨境层面，企业仍面临各国对抵押品估值、贷后管理及不良资产处置等环节缺乏统一监管制度的现状，担保资源亟须因地制宜加以落实，担保方式应更灵活多样统筹发展。

受访企业预期的未来风险与挑战

第一，调查企业关注的投资风险和障碍因素。本文根据东道国风险、经济环境和金融风险、经营和管理风险三个维度计算量表的得分均值，结果发现，给定其他因素，在东道国风险层面，“东道国政治风险”是企业的首选项，而东道国制度标准、人力、环保等显性成本则非重点；在经济环境和金融风险层面，多数企业认为“汇率风险”引发的波动和连锁反应影响最大；相对而言，“公司在融资上有困难”所带来的经营和管理风险则最具系统性和持续性。

第二，调查企业海外项目进展受阻的最常见原因。本文发现，企业普遍认为“东道国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是最大掣肘，而“项目本身盈利可能较小”和“无法进行投融资”影响次之，这表明企业决策的关键首先在于东道国的政策安排和优惠力度，其次才是项目本身质量及资金筹集渠道。随着“一带一路”共建深入开展，沿线国家政局稳定、政策可持续能力增强，市场化竞争机制完善，机构应逐渐引导企业的需求焦点转向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调查企业视角下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政府效能”与“法治水平”分别位列选项的前三。这意味着，如果制度质量下降直接导致营商环境恶化，比如当地政府不能严格执行企业的国民待遇，税收优惠出现调整，或者原材料成本由于环保政策变化大幅提升，那么将对企业后续的资本投入和产能扩张带来冲击。因此，金融机构在投融资项目进入实质阶段之前，应加强对东道国中长期制度质量的可行性论证，并与国内企业及时沟通，尽可能避免发生道德风险。

第四，调查企业在融资上最受金融机构重视的维度。结果发现，金融机构针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关注度最高，“是否有政府背景”次之，直接反映了金融机构仍然要从绩效和政策角度出发把控信贷质量，不仅纳入业务规模作为衡量企业授信资质的标准，同时须根据“走出去”企业的政府背景进行决策。虽然这类企业的资金在政府监管下，能利用信息优势相对准确地执行国家层面的长期战略目标，但作为一种隐性门槛也在间接提升民企的经营成本和参与力度。

政策建议与展望

首先，应加快构建离岸金融体系，优化海外服务流程。一方面，建议推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高效联合走出去，扩大金融服务覆盖地区和范围，支持已开设境外分支的金融机构加快海外经营网络建设，鼓励尚未创设海外分支的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家在“一带一路”重点合作领域的对外投资规划，建立“走出去”项目库，主动营销“走出去”客户。针对不同产业企业“走出去”的特点，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信息和人才优势，提供差异化产品和综合性服务。

其次，应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突破口，创新金融服务保障企业权益。人民币国际化也要从“大写意”进入“工筆画”阶段，完善支撑货币发展的配套基础设施，可以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本文建议充分利用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启拉动的国际合作新机遇，立足大宗商品交易、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建设融资、货币互换和储备等货币国际化关键环节，统筹建立人民币区域性闭环回流机制，从而助力“走出去”企业取得更高质量发展。

最后，应畅通直接融资渠道，优化资金使用效率。对于关键行业和主要领域，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组建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开放式专项产业基金。同时，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跨国经营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集合票据等债务与股权融资工具，探索企业与商业化金融机构之间联合股权投资的支持模式。此外，建议开展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业务，取消境外投资规模限制及放宽股东贷款的条件限制，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进一步打通企业融资断点堵点。

（尹燕飞为中信银行总行高级经理、副研究员，孙鑫宇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生。本文编辑/孙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