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老师—惠先生

王明宸

惠先生走路，步伐轻捷而又稳健，规整而又悠闲。

他在教室里走路，目的是检查学生的上课状况。他必右手拿书，把书的一边卷起来，握在手里，举在身前；左手拿戒尺，背在身后，步伐不大，速度也不快。

若在走廊里走路，他步伐迈得大，往往几步就能走到办公室。这时，他把书和戒尺统统握在右手里，左手插在兜里。

惠先生时常戴着一副眼镜。“我的眼睛不行，戴上眼镜才能看清楚班里后三排，不戴眼镜什么都看不清楚。”这是他跟我们说过的。

他似乎丝毫不忌讳自己的近视眼，眼睛不好这件事被他常挂在嘴边。对于不好的事他从不遮掩，从不会掩藏自身的事情。对我们，他是十分坦诚的，他也一直教我们：“做人要真诚，就像写作文一样，不要总是拐弯抹角的。”

有一堂课，讲的是闻一多先生，惠先生在讲台上生动地讲解，我们在讲台下认真地做着笔记。

惠先生讲课总是非常投入。往往讲到了精彩部分，会挥舞戒尺，“慷慨淋漓”。此时他与平日是迥乎不同的。平日里，他总是言辞平静，面对任何人说任何话，都不会有太大语调的起伏。而此时的惠先生，好似当年的闻一多。惠先生所讲的课，每逢精彩部分，必然“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的课应了他的话，他曾说“课文是富于情感的”。上惠先生的课，往往嗟叹！

有一次，讲作文课。惠先生的作文课十分特别，往往先是总体讲述与评价，而后是让学生上讲台去读文章。文章都是由惠先生亲自挑选出来的，自然各有所长。在听学生读文章的同时，他也会给予一些评价，好让我们学习其中的优点。

听得多了，总结自然就多了。在取长补短后，我们一些作文写得不怎么好的同学，水平也慢慢提升。以致后来我发表的几篇作文，也得益于此。

笑容在惠先生的脸上是不常见的，乃至一整天，可能也看不见惠先生的笑；但这并不说明惠先生不会笑，有时严肃的他也会有趣得像个少年。

那一次讲评作文，惠先生给我们讲他儿时的一些趣事，转而又讲到他写的一篇作文，都十分有意思。

冬天的下午，没等到六点半天色就黑了，此时我们都有点昏昏欲睡。惠先生倒是讲得正起劲，从课文讲到生活，又从生活讲到作文。讲了他笔下三只狗的故事，具体怎样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当时我们哄堂大笑—好像是讲有一只狗因为长相原因被同类抓死了。惠先生也笑了，笑得不大自然。看得出来，他是在努力憋笑的。

惠先生经常帮我们投稿。他曾说：“几百上千家的报刊，挨个投一遍，起码得中上一家。”他又说：“投稿不仅有稿费还有样刊，你们要多投！”他就是这么直接地鼓励我们。

他的戒尺好像是一个摆设，日日拿在手里，却从来都不用来体罚我们。

惠先生把戒尺握在手里，有时敲几下桌子，有时指一指学生，有时提醒一下学生。很少用在学生身上，即便打，也从不真打，有时不过是吓一下罢了。

“安静”对惠先生而言，无比重要。

“我要求绝对安静！”“这里是在教室，我要求绝对安靜！”他总是说。

无论在什么场合，“安静”都是他的第一标准。讲课时唯有安静方可继续，在办公室也容不得一点吵闹。他认为，写文章时，周边环境必得是安静的，尘世的喧嚣会惊走脑中的灵感。如此看来，安静地全身心投入对于写作确是十分重要的。

指导教师：惠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