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

【摘要】本文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布的2015 ～ 2020年的政府采购合同数据， 实证考察政府采购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 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政府采购金额越大，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幅度越大， 且该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环境责任改善方面。渠道分析结果表明， 加强政府监管和缓解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渠道。更进一步， 在民营企业、 媒体关注度和行业竞争度较低的企业中， 政府采购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效应更加显著。研究还发现， 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 显著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以上证据表明， 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有效推动了企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政府采购；企业社会责任；政府监管；融资约束；绿色创新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3）08-0027-8

一、 引言

“双碳”目标作为我国向世界做出的一个庄严承诺，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实现。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多地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 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与“双碳”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但不少企业在追逐短期利润和高股价的过程中， 往往忽视了其行为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政府或机构需要建立相应的规范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行适当的监督和激励， 使企业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行事（Galaskiewicz，1991）。政府采购作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与企业社会责任联系起来（McCrudden，2007）。同时， 政府作为重要的消费端， 对广大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观念转变起着引导示范作用。我国也正持续推进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发挥， 如优先采购绿色建材和节能环保产品， 利用政府采购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那么， 政府采购实践中， 除强制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采购标准对所有企业造成的影响之外， 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企业是否会进一步提高其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为此， 本文以2015 ～ 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运用Python爬虫采集中国政府采购网上的政府采购数据对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在获得政府采购合同后， 企业会提升其社会责任表现， 尤其是环境社会责任表现， 且获得的政府采购金额越大，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幅度越大。渠道分析发现， 加强政府监管和缓解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 在民营企业、 媒体关注度和行业竞争度较低的企业中， 政府采购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效应更加显著。在经济后果方面， 本文发现政府采购提升了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和产品市场竞争力。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三点： （1）现有研究主要从政治关联（Lin等，2015）、 政府补贴（盛丽颖和冯艳茹，2022）、 国家政策（斯丽娟和曹昊煜，2022）等视角研究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 少量文献或基于企业前五大客户数据（张沁琳，2019）， 或仅从精准扶贫（韩旭和武威，2021）、 企业就业（张国胜和吴晶，2019）等某一方面社会责任出发检验政府采购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 而本文则从中国政府采购网爬取全部政府采购合同数据， 以此考察政府采购对企业社会责任整体履行水平的提升作用， 从而拓展了政府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式的研究视角。（2）基于政府采购视角的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政府采购对银行贷款（Cohen等， 2021）、 企业效率（张沁琳和沈洪涛， 2020）、 盈利能力（Cohen和Li， 2020）等企业财务方面的影响， 对企业非财务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行为（姜爱华和费堃桀， 2021）、 信息环境（Samuels， 2021）等的影响， 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文献较少， 本文丰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非财务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3）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相关文献主要研究了公司型客户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陈峻等， 2015）、 技术创新（孟庆玺等， 2018）等的影响， 近期部分文献开始探索政府型客户对企业创新（姜爱华和费堃桀， 2021）、 信息环境（Samuels， 2021）、 盈利能力（Cohen和Li， 2020）等的影响， 本文则从政府型客户入手， 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 丰富了供应链视角政府型客户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表明， 相對于企业型客户， 政府型客户拥有更多的权利和资源， 能对企业施加更有效的监管， 且社会公众希望政府能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管， 这为政府采购发挥政策功能、 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提供了优势资源和动力。此外， 相对于企业型客户， 政府型客户的采购需求量往往更大， 且与商业周期无关， 不太可能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减少采购量（Goldman，2019）。因此， 政府型客户也对企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企业往往会努力争取政府采购合同， 这为政府采购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施加影响提供了前提条件。本文理论预测政府采购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 政府在采购过程中的监管以及采购合同的公开能够促进企业更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企业作为营利性组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很难自觉履行其社会责任， 需要政府运用经济、 法律、 政策等多种工具进行适度干预， 推动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政府采购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 政府有动力通过政府采购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且已有研究表明， 当机构或组织的结构（如法律、 流程）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提出要求或进行监管时， 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比企业进行自我监管或采用非强制性标准时的影响更大（Snider等，2013）。《政府采购法》规定， 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 包括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且《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规定， 供应商应自觉接受财政监督、 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 有关部门要建立失信惩戒机制， 对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供应商予以处罚。同时， 相对于企业型客户， 政府型客户拥有更多的监管权力和资源， 如制定法律、 设立或授权管理和控制政府采购的相关机构（如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此外， 政府采购过程是全公开的， 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企业会得到社会公众和媒体更多的关注。因此， 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企业不仅面临着来自政府各部门的监管， 也面临着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 与政府合作失败的企业将面临严重的声誉损害（Millman，2019）， 这使得企业更加谨言慎行， 注重对员工、 客户、 供应商、 环境以及社会公众等各方面的社会责任。

其次， 政府采购的规模大、 采购量稳定等特征能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现有研究表明， 企业会将经济资源优先投资于其核心业务， 而把企业社会责任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资源松弛理论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越多， 其越可能履行社会责任（Waddock和Graves，1998）。因此， 经济资源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Sun和Gunia，2018）。而政府采购既能使企业积累更多的内部资源， 也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就内部资源而言， 与政府签订合同的企业面临较低的需求不确定性， 其经营风险更低（Dhaliwal等，2016）， 且能从对政府的特定投资中获得更多的效率收益， 其盈利能力更强（Cohen和Li， 2020）。

就外部资源而言， 企业与政府的现有业务关系被贷款机构视为其还款能力强的信号， 使企业更易获得外部融资（Goldman， 2019）。如在深圳市、 武汉市、 吉林省等地优先实施的政府采购订单融资政策下， 供应商可凭借政府采购合同向金融机构申请订单融资。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政府采购能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中国政府采购网从2015年开始公布政府采购合同数据， 故本文选取2015 ～ 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首先， 剔除以下样本： （1）被ST、 ?ST、 暂停上市、 终止上市和正在发行的样本； （2）金融业样本； （3）上市不足1年的样本； （4）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只有1年以及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其次， 运用Python爬虫从中国政府采购网采集政府采购合同数据， 并手动进行筛选与整理。具体而言， 对于一些无法确定各单位中标金额的分包和联合中标合同， 将政府采购合同金额按中标单位数量平均分摊计入各单位政府采购合同总额中。最后， 根据上市公司子公司情况表， 按年度和公司名称匹配得到母子公司获得的政府采购合同总金额。最终得到3407家公司的16145个年度观测值， 并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和讯网， 媒体关注数据和绿色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环境规制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借鉴Dai等（2021）的研究， 构建模型（1）检验本文的假设。

?CSRi，t=α0+α1GPi，t+α2Sizei，t-1+α3Levi，t-1+α4ROAi，t-1+α5Agei，t-1+α6Growthi，t-1+α7Cashi，t-1+α8Instii，t-1+α9SOEi，t-1+α10GDPi，t-1+ ∑Year +∑ Ind +ξi，t （1）

其中，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变化（?CSR）， 由于和讯网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属于评价指标类数据， 具有一定的黏性， 其差分形式更具信息含量（Ayers等，2010）， 因此用其一阶差分来衡量。解释变量为政府采购（GP）， 用企业当年获得的政府采购合同总金额加1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借鉴已有研究， 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公司层面和地区层面特征变量： 企业规模（Size）、 资产负债率（Lev）、 总资产净利润率（ROA）、 上市年龄（Age）、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现金流比率（Cash）、 机构投资者持股（Insti）、 产权性质（SOE）和人均GDP（GDP）， 并进一步控制年度（Year）和行业（Ind）固定效应。另外， 政府补贴（Sub）和政治关联（PC）为稳健性检验所涉控制变量。各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社会责任（CSR）均值为0.2092， 标准差为0.1276， 最大值为0.9001， 最小值为-0.1845①， 表明总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较低， 且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是否获得政府采购合同（GPdum）的均值为0.1753， 说明大约18%的企业能够获得政府采购合同。

（二）基准回归結果

表3列示了基准回归结果。列（1）单变量回归中政府采购（GP）的系数是0.0014， 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2）加入控制变量以及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 政府采购（GP）的系数为0.0007， 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政府采购提高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支持本文假设。

进一步把企业对股东责任的变化（?IR）， 对员工责任的变化（?EMR）， 对供应商、 客户和消费者责任的变化（?CR）， 对环境责任的变化（?ENR）以及社会责任②的变化（?SR）作为被解释变量， 再次运行模型（1）。表3列（3） ～ （7）的结果表明， 政府采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环境责任方面，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环境的日益关注。

（三）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回归。一般而言， 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更易获得政府采购订单， 为缓解样本自选择这一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姜爱华和费堃桀（2021）的研究， 使用同一行业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年度平均值（GP_IV）作为政府采购的工具变量， 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检验。表4列（1）列示了2SLS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 工具变量（GP_IV）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列（2）列示了2SLS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 政府采购（GP）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支持本文假设。

（2）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本文进一步采用PSM-DID缓解样本自选择问题。首先， 借鉴逯东等（2019）和Jia等（2019）的研究， 以获得政府采购合同为外生冲击， 将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公司作为实验组， 通过PSM为其匹配一个相同行业、 相同产权性质且企业规模相似（规模差异不超过实验组的15%）的控制组公司。考虑到政府采购合同的期限较长， 研究窗口限制在企业获得政府采购的前后两年， 共得到374家实验组公司和374家对照组公司。

其次， 对匹配样本的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在企业获得政府采购合同之前的年份， 被解释变量（?CSR）在两组之间虽然存在差异（0.0007）， 但并不显著（t值为0.0798）， 说明匹配样本基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最后， 为了构建DID模型， 本文定义了两个虚拟变量。Treat为企业是否获得政府采购合同虚拟变量， 如果企业在样本期间获得了政府采购合同， 则该虚拟变量取1， 否则为0； Post为时间虚拟变量， Post取1表示获得政府采购之后的年度， Post取0表示获得政府采购之前的年度。将这两个虚拟变量及其交乘项（Treat×Post）添加到模型（1）中， 重新运行模型。表4列（3）的结果显示， 交乘项Treat×Post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在获得政府采购合同后， 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得到提高， 支持本文的假设。

（3）滞后一期解释变量。为排除反向因果关系， 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重新运行模型（1）。表4列（4）政府采购（GP）的系数相比表3增大， 说明政府采购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

2. 稳健性检验。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 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在模型中加入政府采购（GP）的平方项以排除非线性关系； （2）以企业是否获得政府采购合同虚拟变量（GPdum）和企业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数量（GPnum）衡量政府采购； （3）在模型中加入政治关联（PC）和政府补贴（Sub）控制变量， 以排除其对结果的干扰。所得结果均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 表明研究结论稳健。篇幅所限， 检验结果备索。

五、 渠道分析

（一）加强政府监管渠道

依据理论分析， 与企业型客户采购相比， 政府采购能对企业实施更多的监管， 如政府采购的承销商需接受财政监督、 审计监督以及社会监督。此外， 政府采购也能够通过信号传递效应， 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债务融资， 且政府采购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能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使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去履行社会责任。因此， 下面将进一步研究政府采购是否通过加强政府监管与缓解融资约束两个渠道来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政府采购的政策目标之一， 而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又是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形式， 因此政府有动机通过政府采购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监管。政府采购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 企业得到采购合同后要受到政府的广泛监管。首先， 政府采购流程受到严格监管。政府机构采用《政府采购法》的一套正式化程序从企业购买商品和服务， 政府型客户在选择供应商时会对企业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Samuels，2021）， 能够降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使得政府后续能够对企业实施更有效的监管。其次， 政府需要在合同授予后对其供应商进行持续的审计和审查， 包括财政、 审计和社会监督。最后， 失信惩戒机制的建立使得有失信违法行为的供应商会受到处罚， 使企业面临严重的声誉损害（Millman，2019）。因此， 政府采购通过对企业施加有效的监管以及严重处罚， 进而提升企业的社會责任表现。

针对加强监管渠道， 由于中国政府采购网上未公布政府采购合同的完整文本信息， 无法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不同合同的监管强度， 本文借鉴Cohen等（2021）的研究， 从政府监管动机视角来间接衡量政府的监管强度， 即如果政府对企业施加监管的动机越强烈， 其施加的监管强度也会越大。具体地， 当政府与企业首次建立合作关系时， 由于信息不对称， 政府有更强的动机对首次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企业施加更严格的监管； 由于监管的替代性， 政府对受到替代监管程度较高的企业的监管动机较弱。本文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衡量政府采购中企业面临的监管强度， 进而对政府采购的监管渠道进行分析。

1. 企业是否首次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由于政府采购合同较为复杂、 采购规模大且期限较长， 政府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随着政府与企业合作关系的延续， 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逐渐降低， 因此， 政府有更强的动机对首次合作的企业进行更大强度的监管。

具体地， 本文将企业是否首次获得政府采购合同（First-get）及其与政府采购的交乘项（First-get×GP）添加到模型（1）中， 重新进行回归。若企业在样本期间首次获得政府采购合同， 则First-get取1， 否则取0。表5列（1）的结果显示， 企业首次获得政府采购合同与政府采购的交乘项（First-get×GP）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企业在第一次获得政府采购合同后， 其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提高得更多， 证明了政府采购监管渠道的存在。

2. 企业所在地的环境规制强度。当企业受到更强的环境规制时， 政府采购监管的边际作用就会减小， 政府施加监管的动机变弱。具体地， 根据单位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SO2排放量以及工业烟尘排放量计算得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 若企业所在地受到的环境规制强度高于行业中位数， 则环境规制强度（ERI）取值为1， 否则为0。将环境规制强度（ERI）及其与政府采购的交乘项（ERI×GP）添加到模型（1）中， 重新运行模型。表5列（2）的结果显示， 环境规制强度与政府采购的交乘项（ERI×GP）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在存在替代监管的情况下， 政府采购监管在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上的边际作用会变小， 再次证明了政府采购监管渠道的存在。

（二）缓解融资约束渠道

已有研究表明， 经济资源是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之一（Sun和Gunia，2018）， 且当企业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时， 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能性也越大。政府采购既能使企业积累更多的内部资源， 也能使企业更易获得外部资源。就内部资源而言， 已有研究表明与政府签订采购合同的企业面临较低的需求不确定性， 其经营风险更低（Dhaliwal等，2016）， 且能从对政府的特定投资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其盈利能力更强（Cohen和Li，2020）。

就外部资源而言， 企业与政府的现有业务关系被贷款机构视为其还款能力强的信号， 使企业更易获得外部融资（Goldman，2019）。以深圳市、 武汉市、 吉林省等地优先推广实施的政府采购订单融资政策实践为代表， 中标（成交）供应商可凭借采购合同的预期回款作为主要还款来源， 向金融机构申请订单融资， 金融机构以自身信贷政策为基础提供低息贷款。因此， 依托政府采购订单融资政策， 通过构建新型政银企关系， 政府采购可以减少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武威和刘玉廷，2020）， 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资金。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 运用中介效应三模型进行验证。第一个模型和模型（1）保持一致， 第二、 三个模型如模型（2）和（3）所示：

?Fini，t=α0+α1GPi，t+α2Sizei，t-1+α3Levi，t-1+α4ROAi，t-1+α5Agei，t-1+α6Growthi，t-1+α7Cashi，t-1+α8Instii，t-1+α9SOEi，t-1+α10GDPi，t-1+ ∑Year +∑ Ind +ξi，t （2）

?CSRi，t=α0+α1GPi，t+α2△Fini，t+α3Sizei，t-1+α4Levi，t-1+α5ROAi，t-1+α6Agei，t-1+α7Growthi，t-1+α8Cashi，t-1+α9Instii，t-1+α10SOEi，t-1+α11GDPi，t-1+ ∑Year + ∑Ind +ξi，t （3）

其中， ?Fin代表企业融资约束KZ指数的变化， 其值越大， 意味着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表5列（3）中政府采购（GP）的系数是-0.0042， 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列（4）中融资约束变化（?Fin）的系数是

-0.0100， 在1%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说明政府采购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了其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六、 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1. 产权性质。一方面， 从监管程度来看， 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面临更多的政治压力和公众关注， 其本身就受到更多的监管； 另一方面， 就资源而言， 国有企业拥有更丰富的资源， 而民营企业往往面临融资约束问题。因此， 本文预期政府采购更能促进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具体地， 按照产权性质（SOE）划分样本并进行分组回归。表6列（1）和列（2）的结果表明， 在民营企业样本中， 政府采购（GP）的系数为0.0008， 在1%的水平上显著， 且大于在国有企业样本中的系数， 支持预期观点。

2. 媒体关注度。媒体关注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媒体通过监督和报道企业的行为， 使企业不断受到曝光的威胁， 以此约束企业的行为。媒体关注形成的监督是法律法规监管外的重要力量。在存在替代监管的情况下， 政府采购的监管作用会被削弱（Cohen等，2021）， 因此， 本文预期在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 政府采购对企業社会责任表现的提升效应更显著。

具体地， 借鉴李百兴等（2018）的研究， 采用网络媒体和报纸刊物中发布的标题中含有公司名称的新闻的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媒体关注度。根据媒体关注度的年度行业中位数来划分样本并进行分组回归。表6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 在媒体关注度较低的样本中， 政府采购（GP）的系数为0.000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而在媒体关注度高的样本中， 政府采购（GP）的系数并不显著， 支持了预期观点。

3. 行业竞争度。一方面， 从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来看， 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 企业感受到更多来自同行的压力， 有强烈的动机提高社会责任表现以建立良好声誉， 获取竞争优势； 而在垄断行业中， 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得其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可选择性较小， 企业缺乏提升社会责任表现的动机， 从而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较低。另一方面， 从行业监管的角度来看， 竞争激烈的行业通常会建立自己的监管机制， 如制定行业环境标准。因此， 本文预期政府采购在行业竞争度低的企业中发挥的监管作用更大， 更能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具体地， 根据行业勒纳指数中位数划分样本并进行分组回归。表6列（5）和列（6）的结果显示， 政府采购（GP）在行业竞争度较低的样本中系数为0.001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而在行业竞争度较高的样本中， 政府采购（GP）的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政府采购更能提高行业竞争度较低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二）经济后果分析

1. 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由于专利的研发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 本文采用未来一期的绿色专利数据来反映企业当年获得政府采购合同对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借鉴谢乔昕（2021）的研究， 建立模型（4）来检验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IOi，t+1/IOAi，t+1/IOCi，t+1=α0+α1GPi，t+α2Sizei，t-1+α3Levi，t-1+α4ROAi，t-1+α5Agei，t-1+α6Growthi，t-1+α7Cashi，t-1+α8Instii，t-1+α9SOEi，t-1+α10GDPi，t-1+α11Subi，t-1+ ∑Year + ∑Ind +ξi，t （4）

其中， IO代表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 用企业绿色专利的申请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IOA和IOC均代表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 分别用企业绿色专利的授权量和引用量加1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表7 Panel A列（1） ～ （3）中政府采购（GP）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政府采购既能提高企业绿色专利申请的数量， 也能提高企业绿色专利的质量， 从而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Panel B列（1） ～ （3）中是用替代解释变量（GPdum）重新回归的结果， 结论保持不变。

2. 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借鉴周夏飞和周强龙（2014）的研究， 用折旧及息税前营业利润率和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计算出单个公司的勒纳指数， 然后用单个公司的勒纳指数减去同行业内所有公司以销售额比例加权的勒纳指数， 得到衡量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指标（MP1、MP2）。借鉴蒋德权和蓝梦（2022）的研究， 构建模型（5）来检验政府采购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

?MPi，t=α0+α1GPi，t+α2Sizei，t-1+α3Levi，t-1+α4ROAi，t-1+α5Agei，t-1+α6Growthi，t-1+α7Cashi，t-1+α8Instii，t-1+α9SOEi，t-1+ ∑Year +∑ Ind +ξi，t  （5）

其中， ?MP表示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变化。

表8列（1）和列（2）中政府采购（GP）的系数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政府采购提高了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列（3）和列（4）中是用替代解释变量（GPdum）重新回归的结果， 其结论保持不变。

七、 结论

在“双碳”目标下， 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多地和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本文以2015 ～ 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从政府型客户的视角， 深入探究政府采购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 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且该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环境责任方面。渠道分析结果表明， 加强政府监管和缓解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 在民营企业、 媒体关注度和行业竞争度较低的企业中， 政府采购的社会责任表现提升效应更加显著。研究还发现， 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 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以上分析表明， 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提升， 有效推动了企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 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 对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企业， 政府应在履约过程中加强对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管。政府可以通过及时公开政府采购合同引导媒体关注、 设立相应的政府采购监管机构等措施对其供应商履约过程中的社会责任表现进行专门监管， 同时应对社会责任表现不佳的企业给予解除采购合同、 罚款等处罚。第二， 政府应合理分配政府采购合同， 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对民营企业以及外部监管较弱、 行业竞争度较低的企业来说， 政府采购更能提高其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第三， 政府应加强政府采购的示范作用和政策引导功能， 通过对企业绿色产品的采购引导公众增加对绿色产品的消费， 提高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 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为企业持续履行社会责任注入动力。

【 注 释 】

① 因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体系中包含企业盈利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等，在有些企业中该指标为负值，使得企业社会责任总得分为负。此外，评分体系中包含的企业被处罚次数、企业排污种类等负向指标也会使企业社会责任总得分出现负值。

② 此处指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中社会责任这一维度， 具体包括所得税与利润总额比和公益捐赠金额。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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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旭，武威．政府采购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 基于精准扶贫视角［ J］．会计研究，2021（6）：129 ～ 143．

姜爱华，费堃桀．政府采购、高管政府任职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J］．会计研究，2021（9）：150 ～ 159．

蒋德权，蓝梦．企业社会责任与产品市场表现［ J］．财经研究，2022（2）：109 ～ 122．

李百兴，王博，卿小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媒体监督与财务绩效研究 —— 基于A股重污染行业的经验数据［ J］．会计研究，2018（7）：64 ～ 71．

逯东，黄丹，杨丹．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董事会权力与并购效率［ J］．管理世界，2019（6）：119 ～ 141．

孟庆玺，白俊，施文．客户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助力抑或阻碍 —— 基于客户个体特征的研究［ J］．南开管理评论，2018（4）：62 ～ 73．

盛丽颖，冯艳茹．政府补助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吗？ —— 基于中国重污染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J］．财经问题研究，2022（2）：84 ～ 94．

斯丽娟，曹昊煜．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 —— 基于外部约束和内部关注的视角［ J］．中国工业经济，2022（4）：137 ～ 155．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 J］．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 ～ 745．

武威，刘玉廷．政府采购与企业创新：保护效应和溢出效应［ J］．财经研究，2020（5）：17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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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校对： 许春玲  李小艳）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客户关系与企业创新：影响路径、经济后果与治理机制”（项目编号：71802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