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认知转喻机制研究

刘玮

摘   要： 针对学术界对于现代汉语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中有关形容词的词性定位和语法功能的争议，从人类认知的角度，突破传统语法的限制，运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认知转喻机制理论，分别从凸显原则、“特征代替实体”转喻运作机制、无界范畴的有界化概括和语法转喻等角度对数量形结构进行多维度论证。结论如下：该结构因高频使用，具有从特殊文体的语言偏離现象向日常语言渗透，并逐渐取得与名量结构和动量结构同等的、具有规约性的语法地位这一倾向；同时，形容词所表达的状态性质意义和程度，通过其前数量词的修饰而不断得到加强、深化。

关键词： 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认知转喻机制；多维研究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3）02-0124-（07）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2.013

现代汉语量词因其种类多样，用法多变，成为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尤其是印欧语言的一个重要语法特征。很多语法书在给量词分类时，虽然分类标准和分类结果不尽相同，但主要涉及名量词和动量词，这说明量词在使用中经常会修饰名词或动词，并成为量词使用的常例。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增强，语言现实中越来越多出现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的现象，如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经常会遇到类似如“三斤重”“五米长”“三寸宽”“一身疲惫”“一脸迷茫”“一点神秘”“一片芬芳”“一抹绯红”“一层凄迷”“一缕香”等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的表达方式。结合我们对自己母语——汉语的语法特点的认识，上述结构中数量词修饰形容词是不符合汉语语法规则的表达形式，似乎超越了汉语语言的常规（Norm）。而正因为其超常规的搭配特征，量词修饰形容词的结构（以下或简称“数量形结构”）才引发了语言学界热烈的探讨——量词到底能不能修饰形容词并成为一种常规表达？1

早期的语言学家如黎锦熙和刘世儒2、邢福义3、胡裕树4 等对这一现象持肯定态度。郭绍虞5 更是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册）中直接将量词分为名量词、动量词和形量词三种，并说“凡以形容词或形化的词为主，计算事物的性状程度之数量的是形量词”。近年来，有些学者如宗轶丽1、闫亚平2、陈晓燕3 等也对这一问题尤其是表描绘义的“一+量+形”结构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做出量词可以修饰形容词的结论。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如石毓智4断言：形容词不能像名词那样被数量词修饰。另外，作为用来解释词语意义、概念、用法的工具书，5 对量词的分类也基本是名量词和动量词，并没有将量词修饰形容词的表达收录进去。那么，针对这种颇有争议的语言现象，该如何正确理解和阐释？本文将重点从转喻认知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多维度探讨。

一、转喻：从修辞格走向认知机制和思维方式

自古人们就很重视语言表达效果。如古代希腊社会需要演说家，各种以提高雄辩和说服力为目的修辞手段被创造出来，并得以广泛运用。伊梭克拉兹的《修辞术》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有关修辞的研究论述至今还闪烁着光彩。中国先秦典籍中也早就有关于修辞、风格方面的研究，《周易》《尚书》《礼记》《左传》等都有对修辞的讨论。6 而转喻（Metonymy）同隐喻（Metaphor）一样，最初就是被人们用在语言层面当作修辞格来使用的。转喻的定义最早出自佚名的《修辞和解释》一书：“转喻是一个辞格，它从邻近和联系紧密的事物中获得语言形式，通过这一语言形式我们能理解不被该词语命名的事物。”7 冯翠华的定义是：“转喻是一种关于用一种事物名称代替另一种事物名称的修辞格。用于替代的名称可能体现被替代的另一种事物的属性特征或者与之有密切的关系。”8

在汉语修辞学中，转喻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借代”。对“借代”的定义是：“辞格之一。舍去人或事物的本来名称，而借用与它相关的人或事物的名称来替代。‘借体是借代辞格中代替本体的人或事物。借体可以是材料、工具、人或事物的特征、标记和某一部分等。”9 比如，在英语中有He took to the bottle这样的表达，这里的bottle并不指其字面意义“瓶子”，而是转指装在瓶子里的“酒”，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开始酗酒”。同样，在汉语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壶烧开了”“锅烧开了”等话语，事实上，说话人并不真是指“壶”或“锅”烧开了，而是转指壶或锅里的水、汤等容物烧开了，是用容器转指容物。

上述有关转喻的定义，通过对语言实际使用的表层现象的考察，基本概括和总结了转喻作为一种修辞格所体现出的特征：基于邻近（contiguity）或紧密（close relationship）关系的事物之间的相互替代。

但是，人们为什么会创造出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什么促使人们用另一事物的名称而非其本身来指称想要描述的事物？这种语言表达背后的工作机制又是什么呢？想要回答上述问题，就要突破修辞学的视野，从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寻找答案。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语言学把语言看作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相互作用。因此，认知语言学通过语言同认知域和语言之外的其他认知能力如躯体和心理经验、感知、注意、思维、范畴化和推理等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语言。10 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思维的隐喻性”已经得到众多认知语言学家的广泛研究。而随着对转喻的更多关注，哲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证明，同隐喻一样，转喻也是我们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有力的认知工具和心理机制，它构成了人类许多概念形成的基础。11

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布拉格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罗曼杰克森（Roman Jakobson）就提出，隐喻和转喻是语言运作的两个重要原则。隐喻属于语言的选择轴，因为它根据的是相似性；转喻则属于关系轴，涉及的是事物的相邻关系。1就运作机制而言，由于隐喻的基础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所以涉及两个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因此也用域映射（domain mapping）来理解隐喻，比如，Love is life这个隐喻显然涉及love和life两个不同的概念域。然而，转喻一般发生在一个相关的概念域内，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特殊关系。如“前面来了一群红领巾”中，虽然“红领巾”和它指代的少先队员是不同事物，甚至一个是物，另一个是人，但很显然，在“人”这一概念域中，从“百科知识语义观”（encyclopedic view of semantics）的角度看，在中国只有少先队员才能佩戴红领巾。因此，“红领巾”在“少先队员”这一实体（entity）的整个知识网络里比其他知识更具有中心性（centrality）的地位，可以通过这一点来激活“少先队员”这一概念域的整个知识网络。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转喻研究，在语言研究领域，已经从单纯的修辞格研究转向人类概念化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机制的研究。作为修辞格的转喻的特征，在作为思维方式和认知机制的概念转喻里，不仅得到体现，而且得以阐释。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正是这一认知机制运作的结果。

二、凸显原则

兰格克（Langacker）認为，转喻由相对凸显的原则（Salience principle）提供理据，认知上凸显的部分被称为“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转喻就是一个参照点现象（reference point phenomenon）。2 阿拉克（Alac）和库尔森（Coulson）也指出，中心的和高度凸显的事物作为认知参照点能唤起其他不那么凸显的事物。3

例如：“只要池中还有，只要夏日还有一瓣红艳，又何必和你见面？”4 在这首诗中，诗人托物抒情，通过对莲花绰约的风姿、清雅的神韵和高贵的气质的描述，来表达对爱人不舍的追求和渴盼的等待。“红艳”是莲花盛开时视觉上最凸显的特征，我们可将它作为从莲花这一背景中凸显出来的一个主体来看待，使之成为我们联想到莲花的认知参照点。在语言结构中，这种凸显原则同样起作用。结合前面的语境，如“池中”“夏日”，再加上数量词“一瓣”，“红艳”的特征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莲花本身的。“一瓣红艳”在这里转喻“一瓣红艳的莲花”。

由此例可知，参照点是语篇中凸显的成分，并在此建立起一个语境，读者或听者通过概念化的方式与语篇中不那么凸显的成分或默认的成分建立了联系。而对于语篇和这些成分的识解，取决于与参照点的联系。转喻词语通常作为参照点，为要描述的目标提供“心理可及”（mental access），并把听者或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目标上来。

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中，形容词象征的特征作为事物凸显的成分与其前的数量词结合，在特殊的语境下可以被语言使用者成功识解，某些结构随着广泛而高频的使用，形容词就会因量词的修饰而逐渐获得量的性质。

三、“特征代替实体”的基本运作机制

佩尔斯曼（Peirsman）和吉拉尔茨（Geeraerts）把转喻看成具有原型结构的范畴，认为决定其分类的重要变量的是概念邻近关系（conceptual contiguity），并依据接触力度（strength of contact）、有界性（boundness）和认知域（domain）三个层面向外扩展，形成转喻范畴。接触力度从部分—整体的包容关系（part-whole containment）到物理接触，再到没有接触的靠近；有界性从部分—整体关系拓展到无界的整体和部分（unbounded wholes and parts），从空间到时间、再向事件认知域拓展。5 基于这样一种范畴化认识，佩尔斯曼和吉拉尔茨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23种转喻模式，使转喻形成了一个原型结构范畴，其中，“特征与实体”转喻（Characteristics & Entity）正是现代汉语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的产生理据和工作机制。6

例如：“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演滴点点滴摘，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1 诗中“一种柔婉与亲切”表达的应该是一种感觉、感情、意味或情绪等，而后者作为目标域（target domain）给人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柔婉与亲切。因此，在这一语境下，柔婉与亲切这一特征作为源域（source domain），在此感觉域中得到凸显（salience）和强化。诗人直接用“柔婉与亲切”这种特征来指代目标域，即柔婉和亲切的感情，正是要突出这种凸显和强化的功效。它是目标域包含源域的一种转喻方式（source-in-target metonymy），是在认知域扩展的基础上进行运作的，也可以看作无界的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柔婉与亲切”是无界的特征，其指代的“感觉”“感情”或“意味”等是相对于这种特征在认知域上的扩展。

又如：“但跑到一半，会忽然停步，一脸惊疑，发现树荫下向他们招手的并不是我，而是一个白发的老人。”2 这里，“一脸惊疑”表示的是一脸惊疑的表情、神情或神态。根据上下文语境，由于是突然发生的，在当时具有强烈的表现和明显的特征，因此用“惊疑”这一凸显的特征来转喻“表情”“神情”或“神态”是可以被读者理解的。因此，转喻主要用意是使人们通过彰显事物的某一或某些显著特征而认识或理解某一或某类事物。3

大千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事物及抽象概念，每种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特征。人类囿于智力和认知能力的局限，倾向于选取其最为凸显的属性（Attribute）或特征来给事物或概念命名，因此很多构词法都是转喻性的，反映了人类思维的灵活性和经济性。比如，人们模仿昆虫或鸟的叫声来为其命名：“知了”“蛐蛐”“布谷鸟”等。刘焱认为，最常见的转喻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转喻；既可以是整体转指部分，也可以是部分转指整体。4 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选用事物的一种属性或特征来转指该事物，这种转喻方式在广义上也属于部分代整体的转喻类型，这与前文冯翠华对转喻的定义也相符。

四、无界范畴（特征）的有界化

在特征与实体的转喻中，一个实体通常被看作具有一些特征的总成（assembly），人们选择其中一个或一些特征作为指称这一实体的基础。由于特征本质上是无界的（unbounded），而实体是有界的（bounded），因此实体被看作无界范畴（特征）的有界个体化（individuation）。5 比如，人们现在流行用“白富美”和“高富帅”来转喻性地指称既有高颜值又有财富的青年男女。“白富美”和“高富帅”只是一个群体的特征，而我们往往用“既有颜值又有财富”的特征来指称这一群体中的某个个体。

数量词修饰形容词可以看作是无界范畴（特征）有界化的一种方式即“单位摘选”（unit-excerpting），6 它是与“多丛化”（multiplexing）认知操作相反的操作。在认知语言学中，术语“丛”（plexity）指称的是一个量被分解成同等成分的状态范畴。7  只有一个这样的成分构成的量是“单丛的”（uniplex），而由一个以上这样的成分构成的量是“多丛的”（multiplex）。如果所涉及的量是物质，“丛”当然就相当于传统语言学“数”的范畴（包括“单数”和“复数”概念）。但是，认知语言学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是对从物质到行为甚至抽象特征进行概括，这是传统的数的概念无法做到的。比如，在英语中有He coughed （once）和He kept coughing，前者是说“他咳嗽了一下”；后者是说“他一直在咳嗽”。8 在此例中，cough这一无界行为在前者中运用副词once做了有界划分，而在后者中通过构式keep doing引发了一个特定的认知操作即“多丛化”，使得原本单一的所指被复制到时间的不同点上。因此，“丛”的明示是通过词项和语法成分共同实现的，而且，当它们结合的时候会相互影响。

在现代汉语数量形结构中，比如：“爱情是水，再密的网也网不住一滴湛蓝。”1 这里的“一滴湛蓝”指称的是“一滴湛蓝的海水”。作为海水在视觉上最为突出的特征——湛蓝，当然是无界的，具有我们在传统语法里所说的“不可数”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用“数量词+形容词”这一构式进行量的界限操作，从而达到对量的明示。这一构式里的数量词和形容词可以被看作两个不同的“合成层次”（level of synthesis）。形容词明示（specify）相关量的身份（identity），但其本身被概念化为无固有界限，其有界性来自其前的数量词。这里，数量词“一滴”不仅明示了“部分摘选”（part excerpting），也进一步明示了该摘选部分的形式或构型——“滴”。也就是说，“一滴湛蓝”通过“特征与实体”的转喻模式指称“一滴湛蓝的海水”，而在语言表层，形容词“湛蓝”因其作为抽象特征的无界性，在“数量词+形容词”构式中通过数量词“一滴”的“部分摘选”操作获得了量的特征，同时，获得了量词“滴”所明示的构型——一滴水的模样，由此，不仅实现了语义上的完整性，也实现了表达上的形象性。

再比如：“九州之大，名湖自多，但是像玄武湖这么一泓湛碧，倒映着近湖的半城堞影，远处的半天山色，且又水上浮洲洲际通堤的，还是少见。”2根据上下文，这里的“一泓湛碧”通过“特征与实体”的转喻模式指称“一泓湛碧的湖”。与上例中“一滴湛蓝”不同的是，量詞“泓”明示了量本身的界限（bounding），表示的是整个湖的区域，也是一种“部分摘选”，在构型方面的明示上也获得了完整的语义和形象的表达。

五、语法上的转喻认知理据

一直以来，认知语言学家对转喻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对转喻的分类及其标准、转喻在语用推理中的作用等方面，直到21世纪初转喻对语法结构的潜在影响才引起足够重视。语言学家们认为，转喻构成了一些语法现象的语义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为之提供了理据性。潘瑟和索恩伯格（Panther & Thornburg）详细论述了比喻性思维尤其是隐喻和转喻思维在语法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他们指出，转喻的特征是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存在的一个符号关系，这一符号关系是指示性的（indexical）。也就是说，来源域是作为思维的载体存在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凸显特征的身份成为认知参照点，为目标意义提供“心理可及”从而自动唤起目标域的意义。目标域意义是对来源域的一个概念详述（conceptual elaboration），而来源域意义是目标域意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于这样的观点，潘瑟和索恩伯格对语法转喻做出这样的界定：语法转喻是为功能词、语法语素和词类（动词、名词或形容词）提供理据的转喻。3

下面，从语法的角度，以转喻的认知思维方式，更深入地阐释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的结构。例如：“对于每一个人，自己来到世界的那一天，总是带着一点神秘，且有催眠的力量。”4 “在他的迷信里，这一切，都和他园子里这一片芬芳有关。”5 “电话线的天网恢恢，无远弗届，只要一线袅袅相牵，株连所及，我们不但遭人摧魂，更往往催人之魂，彼此相摧，殆无已时。”6 在这几例中，“神秘”“芬芳”“袅袅”作为形容词被数量词修饰，从传统语法角度来说是违反语言常规的形式。根据传统语法，数量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修饰名词，7 形容词常做定语，多数能够直接修饰名词。8 但是，在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的结构中，没有出现名词或名词性成分，同时，形容词作为一个光杆形式，既没有修饰名词作定语，也没有充当谓语，因此，这样一种非常规的表达结构，为形容词所凸显的特征作为来源域向目标域意义提供“心理可及”，创造了条件。听者或读者在识解的过程中会依靠转喻的思维方式，结合语境，自动添补或激活语言常规要求的特征所指代的实体：“一点神秘的力量”“一片芬芳的气息”“一线袅袅的电话线”。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体现了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source-in-target metonymy），是认知域和语义的扩展，即用实体的特征或属性来指代实体。

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和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target-in-source metonymy），为传统词法中的词类转换（conversion）提供了认知理据。比如名词转化为动词（noun-to-verb conversion），实体的标记被用来代替整个事件，其中的实体仅扮演此事件系列语义角色中的一个，1 而转化后的动词通常指整个行为过程和场境。这种转喻大多是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是认知域和语义的扩展。如“百度一下”中，“百度”从名词转化为动词，详述了整个“某人利用名为百度的搜索引擎在网络上搜索某物”的行为过程和场境，而“百度”本身沦为这一认知域的次认知域，成为这一行为认知域的工具域。而动词转化为名词（verb-to-noun conversion）是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其行为过程和场境中的某个次认知域被凸显，是认知域和语义的缩减。这一转喻在汉语中有较强的能产性：我们可以用行为代替施动者，如“编辑、看守、警卫”等；可以用行为代替工具，如“锁、绑腿、赞助、护膝、披肩”等。

从理论和事实上说，形容词转换为名词也是存在的。因为，面对自然界众多的事物，人类擅长或倾向于选取事物最凸显的属性或特征给事物命名。比如，汉语中颜色词“桃红（色）、藏青（色）”等的命名，英语中用颜色词black转指黑皮肤人种、用形容词wrinkly（多皱纹的）来转指中老年人等类似的命名，都是属性或特征代事物或实体的典型情况，属于认知域和语义的扩展。可以认为，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反映了人类思维的转喻性，而正是这种转喻性才使得我们的语言表达具有灵活性和经济性。

王建军指出：“量变引起质变，高使用率不仅是一种新的语言形式诞生的起因，而且也往往蕴含着语法化的契机。”2 霍珀和特劳戈特（Hopper & Traugott）也指出：“一个语言形式在某种环境下出现的频率越大，那么它语法化的程度可能也就越高，使用频率的提高往往表明一个句法格式的形成。”3 随着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的高频使用，也许有一天某些形容词会取得名词所具有的地位，用属性指代事物，从而获得受数量词修饰的合法性。而在这种词类彻底转换之前，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有其存在的理据，形容词也由此获得了量的特征，为形量词的确立打下了基础。这是一种从词类转换的角度进行预测的发展方向。

另一种发展方向可从语法构式的角度来分析。语言的符号性不仅表现在单个词项中，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语法构式中（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中。根据构式语法理论，构式的组成成分的意义对构式的整体意义有所贡献，但构式的整体意义常常是不可预测的，具有整体性和熟语性（idiomaticity）。因此，我们对于数量词修饰形容词这一构式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语法对数量词和形容词的用法规定上，而应该从人类认知的角度，用转喻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对其进行阐释。由于高频使用，很多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的实例已经发展为熟语，被人们作为整体构式来使用，比如表度量衡的短语“三斤重、五米长、三寸宽”等，而形容词“重”“长”“宽”后面都省略了“量”或“度”等词语。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人们的交流。这是因为，由于长宽高等概念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随着高频使用，交际者已经习惯于自动弥补缺省的目标意义，并从整体上理解和使用这些构式。这也符合构式语法的原则：构式不再是普遍语法原则的附带现象，而是语言描写和解释的基本单位。这正如威廉·克罗夫特（William Croft）在其激进构式语法的论述中给构式所下的定义：“构式才是句法表达的基本初始单位，而不是语类或关系。构式中的语类和关系是派生的。”4同时，由于度量衡量词本身的量度义较为突出，它要求搭配精确的数字，因此在含有度量衡量词的数量形结构中，数词可以超出“一”的范围，更加强调量度义。而“一+量+形”结构往往为了凸显事物的状态和性质，弱化了数词“一”的数量概念，成为虚指，更加强调描绘义，实现了语言的模糊功能（fuzziness）。

现实生活中，数量词修饰形容词结构的使用也验证了认知语言学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假设：语法结构至少部分地由概念结构（即感知、经验的活动以及文化知识）提供理据。1随着数量词修饰形容词构式的高频使用，人们不再局限于其内部搭配的合法性，而是将构式作为整体来理解。因其熟语性不断加强，数量词修辞形容词的结构会逐渐固定。由于语言形式和意义会相互影响和制约，得以固定的構式使得量词修饰形容词合法化，“形量词”也许将会正式得到人们的认可，成为同“名量词”和“动量词”一样具有合法地位的量词小类。

六、结语

本文认为，对待数量词修饰形容词这一语言现象，应该根据语言事实，以发展的眼光，并用动态的研究方法去分析。通过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考察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数量词修饰形容词这一语言现象是通过概念转喻的认知机制产生的，随着不断高频使用，其转喻指称性不断弱化、淡化，而形容词所表达的状态性质意义和程度却通过其前数量词的修饰不断得到加强、深化。在这一过程中，少数表达式因其在不同文体中被频繁且广泛使用，获得了固定短语或熟语的地位，给人一种形量结构的感觉。大多数表达式仍受文体和语境的限制，没有在日常语言中流传开来，但是，总体说来也具有向形量结构发展的趋势。

从目前人们日常生活和网络空间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数量形结构的语言现实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比喻性的语言形式，该结构因高频使用，有从特殊文体的语言偏离现象向日常语言渗透，并逐渐取得与名量结构和动量结构同等的、具有规约性的语法地位倾向。

Study on the Cognitive Metonymy Mechan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umeral-Classifier Phrase Modifying Adjec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U Wei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the academic debate on the part of speech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the adjectiv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umeral-classifier modifying adjective in modern Chinese， this paper， based on human cognition， trying to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grammatical rules， makes use of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metonymy mechanism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make a multidimensional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respectively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Salience Principle， the metonymic operating mechanism of CHARACTERICTICS substituting ENTITY， boundarization of unbounded category and grammatical metonymy. 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due to high frequency usage， the construction as deviance in special styles as poetry and prose has been penetrating into everyday normal language， and tends to acquire the same formal grammatical status as nominal classifier phrase and verbal classifier phrase. Meanwhile， the meaning and degree of state and property expressed by the adjectives are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and deepened by the modification of their preclassifiers.

Key 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numeral-classifier phrase modifying adjective; cognitive metonymy mechanism; multidimensional study

（责任编辑：陈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