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冠诗人的儒释道情缘

李丹

内容摘要：本文以唐代大为盛行的儒释道思想为切入点，以唐代三大女诗人作品为代表，从其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出发，探究女冠诗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剖析其作品的内容与风格，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女冠诗人群体和作品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女冠诗人 儒释道思想 李冶 鱼玄机 薛涛

唐代社会文化开放包容，儒释道思想融合发展，文学界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诗人作家。女冠诗人便是其中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她们是继唐代宫廷贵妇诗人群体之后崛起的又一女性作家群体，其人生经历和作品特色与传统的深宫贵妇或闺阁女性有很大不同，独具女冠之特色，因而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在众多女冠诗人中，最具盛名的当属李冶、薛涛、鱼玄机三大女诗人，她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倾泻于笔端，展现女冠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一.女冠诗人

唐代出现了众多杰出的诗人作家，唐诗代表着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唐人擅长写诗，唐代女性亦如此。女冠诗人作为唐代诗人中的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成为唐代文化中的奇特景观，具有十分独特的研究意义。

1.“女冠”与“女冠诗人”

所谓“女冠”是指女道士，因唐代女性本无冠唯女道士头戴黄冠而得名，后亦称“女黄冠”，又称“女冠子”。在唐代，女子入冠是时代潮流，从公主贵女到平民百姓，各阶级女性纷纷选择入道寻教。唐代温庭筠曾以“女冠子”为题为女冠作诗：

含娇含笑，宿翠残红窈窕，鬓如蝉。寒玉簪秋水，轻纱卷碧烟。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

女冠子的风姿，我们可以从诗中窥得一二。

唐王朝制定了非常严苛的入道条件：“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暗记《老子经》及《度人经》，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经》情愿以《黄庭经》代之者，亦听。”[1]在政策限制下，众多女冠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她们将情感抒发至笔端，用诗词来表达情感，或寄托相思，或独游山水，或关注时事，或喟叹人生。而其中以李冶、鱼玄机、薛涛i并列的唐代三大女诗人ii（亦有说法称“女冠三杰”）最具盛名。

2.女子入道原因

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整合，笔者发现，唐代女子入道原因大致有三。

（1）經济目的

在封建社会，女子作为男子的附庸，社会地位较为低下，没有“受田”的权利，独立的经济收入少之又少。但唐王朝却给予女冠以“受田”的权利。《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中记载道：“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虽然我们仍旧能够从这条律例中看出封建社会中男女地位的差别，但这条律例的确从官方层面保证了女冠的生活质量。于是，对于那些生活窘迫或者需要提升生活质量的女性来说，入道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2）自身生活经历

在封建社会，“长生不老”是人们矢志不渝的追求，道教作为抗争天命、打破生死定律的正统宗教，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

许多上层阶级的女性选择入道来为自己或他人祈福，如太平公主、西城公主以及隆昌公主等；还有部分女性因自身婚姻状况，或后宫女性，或离异丧夫，或人老珠黄，她们不愿自身名声在红尘中成为谈资，便选择入道以获得世人称赞，如长安政平坊安国观中的上阳宫人；还有一部分是受“名人效应”影响，效仿当时有名的女冠偶像而入道等。

（3）社会文化因素

唐代社会文化高度繁荣，开放包容是其显著特点。唐李姓王室自称为太上老君后裔以提升血统地位，还为老子加封尊号，并颁布一系列政策条例，如将《道德经》设置为科举考试科目、各地大兴老君宫观、多次编修道教经典，道教思想大为流传，地位堪比儒家思想。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民众对于道教的了解与信仰不断增强，促使女子入道以实现自身价值追求。

但是在肯定唐代道教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决定了道教思想不能像汉代儒学那样实现独尊，三教合一才是唐代思想的主流。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女冠诗人群体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此三家思想的共同影响。

二.儒家思想下的抗争意识和忧民情怀

自西汉始，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阶级统治提供理论支撑。儒学发展至唐代，其具体表现形式与先秦儒家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核心思想并未改变。而在唐代这样一个繁荣开放的朝代，儒学并非统治阶级的唯一信仰，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儒学与佛家、道家思想一致，是作为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宗教思想而存在的，对诗歌创作有着很大影响。

1.批驳与颠覆

学界一般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起源于祖先崇拜，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成为儒家教义的理论基础，这种血缘关系经过长期的文化处理逐渐总结为“五常”，在此家庭伦理中，女子被要求相夫教子、侍奉公婆，成为封建家庭的牺牲品。[2]自儒家思想创立始，儒学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存在的，女性不可避免地在社会地位方面处于劣势。很多学者持有儒家思想歧视女性的观点，常用《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作为依据，但这个“女子”究竟是特指卫灵公的宠妃南子，亦或是泛指所有女子，在学界仍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其是否真的存在歧视女性的思想，在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成为社会主要统治者后，男性已经在社会中占有完全的统治地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儒家思想无疑对女性地位与身心造成了压迫，使得女性群体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而唐代情况略有不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相较于封建社会的其他朝代都很高，这首先表现在女子可以参政这一政治现象中，例如武则天在登基之前便参与政务、平阳公主创建中国第一支“娘子军”等。同时，唐政府在女性婚姻、着装以及社交活动等方面管理都较为宽松，体现了对于女性人格的认可，女性追求身心独立的思想逐渐萌芽、发展。但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仍不可忽视。这种交织的矛盾促使一些先进的女性产生了“叛逆”思想，她们意图以入道的方式挣脱封建礼教对自身的枷锁与束缚。

情场失意的鱼玄机是古代被遗弃女子的其中之一，李亿的抛弃令她无比绝望，封建社会的压迫与束缚也使她透不过气来，但也正是这些促进她奋起反抗，创作《赠邻女·寄李亿员外》iii，发出被社会侮辱戕害女子的痛苦呐喊：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这也与李冶原生家庭的影响有关。有研究称，她曾在六岁时大显诗才，写下著名的《句》：

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

已看云聚iv散，更念木枯荣。

这种年少有为的才情本应得到赞颂和肯定，不想其父却认为她小小年纪就知道待嫁女子心绪乱，认为她“必失行妇也”，便把年幼的李冶送到道观静修。

唐代的儒家思想中的礼教糟粕对女性的压迫，不仅存在于李冶注定“失行妇”的命运之中，也表现在唐代时人对于女冠多与士人交游、放浪形骸的反对和不齿态度之中，但这更加激发了女冠诗人追求幸福的积极性。

蝉（薛涛）

露涤音清远，风吹故叶齐。

声声似相接，各在一枝栖。

这是薛涛的一首讽刺诗作，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色彩。“各在一枝栖”中表现出薛涛对于脱籍从良、恢复自由之身v的渴望之情，展现了她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强烈呼声，“声声似相接”则体现她对时人讥讽态度的回敬。

不得不说，儒家思想的压迫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冠诗人群体的产生，为女冠诗人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

2.继承与创新

儒家思想是入世哲学，强调人要主动地展现自身的才华，倡导人们积极入世、积极作为。虽然唐朝的女冠诗人囿于性别无法参与到科举考试之中，但是她们普遍与文人儒士交流甚广，对政治的关注与理解也极为深刻，甚至也想以自身之力投身到政治的讨论中。

浣纱庙（鱼玄机）

吴越相谋计策多，浣纱神女已相和。

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

范蠡功成身隐遁，伍胥谏死国消磨。

只今诸暨长江畔，空有青山号苎萝。

一个受礼教压迫而扼腕叹息、恨自己生不逢时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籌边楼（薛涛）

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

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有着“女校书”vi之称的薛涛对于政治有着更加敏感的态度。《筹边楼》中对于边境战事残酷而雄壮的描写引发时人的关注，她的《贼平后上高相公》《上王尚书》《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续嘉陵驿诗献武相国》等诗句也充满了对政治与黎民的思考与担忧。薛涛晚年的作品中虽然不乏相思哀怨，但也不忘关注时事，以女冠诗人的身份感时伤事、忧深思远。

三.佛家思想下的众生平等和追求现世幸福的意识

按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和尚和道士信仰不同的教派，他们本应没有过多的交集，但是在繁荣开放的唐代，得益于女冠诗人这一群体的存在，部分女冠诗人与佛家的联系也未曾断绝。

“美姿容，神情萧散”的李冶在她最美又最孤独的年纪爱上了和尚皎然，却被委婉拒绝：“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皎然《答李季兰》）这种交往从侧面佐证了女冠诗人并不排斥佛家思想的可能性。

佛家思想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东汉前期便传入中国并不断演化。到了开放多元的唐代，佛教已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其门下僧侣众多，佛典浩如烟海，佛刹古寺随处可见，佛家思想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在文学界产生了著名的“儒佛之争”。唐代的统治者曾经七迎佛骨以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武则天甚至在即位之初便宣布“佛”居于第一位，这些都标志着在这场宗教争霸中，佛教也曾打败过儒学。虽然这只是暂时性的胜利，但由此可见佛家思想在唐朝的盛况。唐代佛法众多，但无论如何阐释，其核心教义未曾更改，对女冠诗人产生不可或缺的影响。

1.众生性相平等思想

佛教宣扬众生性相平等的思想，不但认为人类是平等，而且认为凡有血肉与具有灵性的生物，一律称为众生。[3]在这样的思想中，世间一切，无论贫富贵贱，无论男女雄雌，无论是否为人，从本源上都是平等的，这种众生平等的思想与道家阴阳相生相克的思想有着同工异曲之妙，为一些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女冠诗人提供了思想上的借鉴。

清朝学者章学诚曾对女冠有这样的评价：“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vii唐代女冠入道之后，仅少部分人选择日日诵读经典潜行修行，大多数女冠是抱有各自目的，或为排解孤苦、或为生活所迫。她们无视男女身份地位之别，与文人士子交往密切，大胆追寻爱情，在当时是绝对异类的存在，也难怪时人与后人多将之与“艺妓”相提并论。

鱼玄机对于爱情也曾充满满心幻想与期待。但是与恩师温庭筠的纠葛使她心碎，后来爱上的李亿更是薄情，使得自己最终落得个被送进道观的下场。满心绝望与孤独的她不由得发出“难得有心郎”的哀叹。在《送别二首》中，鱼玄机又讲道：

水柔逐器知难定，云出无心肯再归？

惆怅春风楚江暮，鸳鸯一只失群飞。

这时的她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人格不独立的女性来说，追求爱情就等同于“柔水逐器”，依靠乞求男性所追寻到的爱情最终是不会有圆满结局的。她所追求的爱情不是三妻四妾的短暂的爱，而是生死相惜的平等的爱，是跨越了当时社会等级秩序的爱，这也使得她所追求的恋爱更加难得起来。

春闺怨viii（李冶）

百尺井栏上，数株桃已红。

念君辽海北，抛妾宋家东。

惆怅白日暮，相思明月空。

罗衣春夜暖，愿作西南风。

在温暖而美丽的春日，满目怀春的少女白日里思念着远方的爱人，夜晚又孤枕难眠，希望化作一缕西南风伴随爱人左右。这首看起来温暖浪漫的情诗在当时以女冠的身份来讲却是不合时宜的，明代钟惺就曾以此诗批评李冶“殊难为情”。但是他人的评价对于李冶来说却没有构成枷锁，她依旧大胆地表达自己炽热的情感。

当然，在社会大环境的潜移默化下，她们的思想暂时还没有上升至追求男女地位、权利平等的高度，更多期望的是通过宣扬这种平等的思想来找到契合自己的爱情，但这种追寻平等的思想无疑已经超越了时人的思想，具有超时代的意义。

2.佛家生灭观

佛家思想倡导明心见性的思想，认为世人皆苦，讲究“生死涅槃，犹如昨梦。菩提烦恼，等似空花”的大智慧。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作品就充满着释家思想的空灵脱俗，女冠诗人也不乏禅意。

偶居ix（李冶）

心远浮云知不还，心云并在有无间。

狂风何事相摇荡，吹向南山复北山。

《偶居》写的是作者的心绪纷乱飘浮，如山间浮云无法平静。李冶希望自己的心事随狂风飘散，出落于高山低岭之间，与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可相媲美。“云生云灭”是佛家思想中用以譬喻现实虚幻如梦、空灵寂灭的比况用法，云生云灭既是写山间浮云，也是指作者浮想联翩的心绪，字里行间充满着哲理与玄机。

寓言（鱼玄机）

红桃处处春色，碧柳家家月明。

楼上新妆待夜，闺中独坐含情。

芙蓉月下鱼戏，螮蝀天边雀声。

人世悲欢一梦，如何得作双成。

鱼玄机是一个名字就充满了禅意的人，但她的一生却不如她的名字般安静平和。“色即倾城，思乃入神”的她本也应有个幸福美满的人生，但正是她的美丽、聪颖与敏感使她坠入深渊。多次爱而不得的痛苦令她对爱情绝望，从此放浪形骸，夜夜笙歌，为世人所不齿。“悲欢一梦”是她参悟爱情与哲理后的通透，是对人生虚幻、生灭不定的喟叹。

四.道家思想下的理性意识、生命观念和辩证思想

所谓“女冠”即指女子入道，道家思想对于女冠诗人的影响自不必说，道家思想x也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女冠诗人作品的精神内核，为女冠诗人的传播提供文化基础。

薛涛的《试新服裁制初成》就表现出对于道家思想的浓厚认同和推崇：

紫阳宫里赐红绡，仙雾朦胧隔海遥。

霜兔毳寒冰茧净，嫦娥笑指织星桥。

九气分为九色霞，五灵仙驭五云车。

春风因过东君舍，偷样人间染百花。

长裾本是上清仪，曾逐群仙把玉芝。

每到宫中歌舞会，折腰齐唱步虚词。

薛涛认为人修行到“至道”之时会达到渐入仙界的境界。这个境界仙雾缭绕，群仙载歌载舞，充满了一切朦胧和美好。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她对于修道的热爱与对至道赞美。

《道德经》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和自然都是“道”的化生，双方相互依存，应当和谐共处。这种思想转化为道家思想中的精神内核，对女冠诗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淡泊清虚的理性色彩

道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隐士思想，后来逐渐演变为老庄思想（又称黄老思想）。这使得道家在处世态度中也借鉴了隐士思想的精神内核，将人与自然的相处总结为清虚自守、齐物而侍，推崇“视富贵如浮云”的至道的价值追求。这样一来，女冠诗人所坚持的清雅玄远就与道家至道的境界有着天然的契合点，她们能够深刻地理解至道的深邃内涵，并接受道教玄远的哲理，认同其所推崇的志在清虚的思想情趣。[4]

女冠诗人清虚淡泊的精神追求首先体现在对于自然的无限热爱之中。鱼玄机曾经寻访道友，作《访赵炼师不遇》：

何处同仙侣，青衣独在家。暖炉留煮药，邻院为煎茶。

画壁灯光暗，幡竿日影斜。殷勤重回首，墙外数枝花。

虽然没有如愿地拜访到赵炼师，但鱼玄机却寻访到无与伦比的美景。赵炼师的居所清静温雅，药香与茶香交织在一起，为屋子增添几分清幽淡雅之气。素净的庭院中树影斑驳，点缀着墙边偶尔探进来的几支花，一幅安静清幽的画卷便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

薛涛也曾独游山水，写下《海棠溪》：

春教风景驻仙霞，水面鱼身总带花。

人世不思灵卉异，竟将红缬染轻纱。

薛涛对于海棠溪的风景无疑是十分喜爱的，对于溪边的描写充满了诗情画意。她将人生和生命审美化，同时也将大自然的美景生命化[5]，展现了她对于自然的無限热爱和欣赏。这样平淡闲适的生活方式，体现出了修道者宁静清虚的生活情趣和人生境界，这种修身养性、陶冶情怀的自得其乐也可以算是道家教徒的修炼方式，体现了道法自然的审美趣味。

这种清虚淡泊不仅体现在对于自然的无限热爱中，还体现在浓厚的理性色彩中。在给友人的信件《道意寄崔侍郎》中，李冶就展现出高度的理性色彩：

莫漫恋浮名，应须薄宦情。

百年齐旦暮，前事尽虚盈。

她在诗中劝诫友人不要贪恋身外浮名，为人处世要淡泊名利。作为一个修道者，她将人生理解地很通透，将传统道家思想中的齐物论思想运用到为人处世的生活哲理中，体现出对于人生的终极关怀。

2.阴阳调和的生命意识

《易经》的《系传》中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家思想认为天地万物互相对立，相消相长，自然界中存在着阴阳互变的规律，体现在人类身上就是男女性别的差异。《系传》中讲道：“天地细纭，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xi又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作知大始，坤作成物”。道家以自然为本，以天性为尊，认为阴阳互补，将男女之交看作天经地义，这就为女冠诗人对于平等爱情的追求提供了思想基础，是道教教义世俗化的表现。道家传统思想中对于阴阳的同等重视使得其对女性更加宽容，为女冠诗人提供了一个更广阔和自由的生存空间。[6]

三位女冠诗人都曾将对爱人的思念寄托于笔端。

李冶与刘长卿、杜鸿渐、朱放、阎伯钧等众多名流仕宦交往密切，常有书信往来。曾与朱放寄诗传情：

望水试登山，山高湖又阔。

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

面对李亿的离去，鱼玄机满心担忧与不安xii地写下了《江陵愁望寄子安》：

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

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

被元稹俊朗的外表和杰出的才华所吸引的薛涛也大胆而直接地通过《池上双凫》表示爱意：

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

更忆将雏日，同心莲叶间。

虽然都身为女性作家，但女冠诗人一改过去对于爱情欲语还休的羞涩之态，坦然讲述男女之间的社会交往与情感纠葛，蕴含浓郁的生命意识。

秦汉时期，方术思想大为流行，囊括天文、地理、人生等方方面面，其中便包括了专为男女交合而存在的房中术，这也是道教思想中生命哲学的反映。作为古代的性科学，房中术与道教中的延年益寿相融合，甚至被宗教化为《合气释罪三逆》等文章。虽然后被禁止清整，但其对于男女性行为的认同影响深远，对女冠诗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享受身体的愉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闺怨（鱼玄机）

蘼芜盈手泣斜晖，闻道邻家夫婿归。

别日南鸿才北去，今朝北雁又南飞。

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

扃闭朱门人不到，砧声何事透罗帏。

作者用邻家夫婿归和北雁南飞的侧面描写和表现相思的直抒胸臆相结合，浓烈地表现对于爱人的思念和盼望。在尾联中提及的“罗帏”更是暗示了她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寂寞，这与道家思想中性自由的观念密不可分。

如果说诗句对于性爱观念表现地较为隐晦的话，我们可以用女冠诗人的一些人生经历加以佐证。《中兴间气集》中曾记录了这样一件趣事：“尝与诸贤集乌程开元寺，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乃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座大笑。论者两美之。”

李冶作为封建社会的女性却能够在众人面前坦然谈“性”，以陶诗中的“山气”调侃刘长卿的阴疾“疝气”，这种“性幽默”是她思想中对于男女平等的肯定。而刘长卿的回应也证明了这种调侃并非偶然，否则即便刘长卿文思敏捷，也不免面红耳赤。李冶“女中诗豪”的名声也由此而来。

这种阴阳和谐相生的观念为两性间的交流和女性文学的自我突围提供了思想借鉴，女性文学家尤其是唐代较为自由的女冠诗人清楚地认识到性别对文学的影响，由此开启了女性文学的自觉时代——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和对自身生存进行思考与抗争[7]，女冠诗人的作品也由此更具意义。

3.充满哲理的辩证思想

道家朴素的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老子曾提出了矛盾双方的关系，并且认为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这种辩证的思想在女冠诗人作品中也有体现。李冶在《八至》中曾写道：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

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诗作用六组矛盾的对立面向读者展示了世间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双方，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充满了浓郁的思辨色彩。同时，李冶用亲疏来形容夫妻关系，表现了夫妻不只是亲密无间的，也存在疏远的时候，展现出她对于夫妻关系的思考和对世俗人情的感悟。

薛涛在《春望》中提到：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

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

花儿作为美好的代表，既有花开时的美丽也有花落时的悲伤。薛涛巧用女性细腻敏感的心思，将花开花落象征爱情的浓烈和消散，用充满辩证色彩的矛盾两面象征爱情的不同阶段，使得作品更具道家思辨性的美学底蕴。

总得来说，在儒释道思想大为发展的唐代，女冠诗人作为时代的产物，以其群体身份的特殊性及作品风格的独特性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风景。笔者认为，女冠诗人的思想和作品以道家思想为精神内核，但是在唐代三教共同发展融合趋势的影响下，兼容儒释的态势。

对于女冠诗人来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既是束缚，也是动力。儒家思想的阶级性促使女冠诗人进行反抗，争取女性权利，使作品带有浓郁的抗争意识，为女冠诗人的形成提供先决条件。在正统思想的潜移默化下，诗人们在进行抗争的同时也不忘忧国忧民，体现浓厚的爱国意识。

佛家思想中的眾生性相平等思想和生灭观为女冠诗人追求现世的享受和理想的爱情提供了思想借鉴。她们意识到女性独立人格是追寻理想爱情的前提，她们所追求的是超越等级秩序的平等的爱，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生死涅槃，犹如昨梦”的生灭观又使她们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哲理与禅意。

道家思想作为女冠诗人的精神内核，为女冠诗的传播提供了文化基础。道家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女冠诗人清虚自守，齐物而侍，作品充满清虚淡泊的理性色彩。对于阴阳交互的理解为女冠诗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促使她们追求现世的幸福和享受身体的愉悦；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得女冠诗人思考爱情中双方的关系，感悟不断变化的世俗人情，作品也更加具有思辨色彩。

谭正璧先生曾评价中国古代女性是闭锁深笼的小鸟，是埋藏地底的宝玉，地位愈珍贵，行动愈不自由，天才愈不易发展。[8]女冠诗人应时代之变，突破封建的束缚，大胆尝试、任性发挥，用笔尖淋漓尽致地表达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在整个唐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中都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使得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学更为丰满、充实。

参考文献

[1]（宋）王溥.唐会要[Z].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俞世芬.唐代女性诗歌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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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昌武.唐代的女冠诗人[J].古典文学知识，1999，（2）：32-38．

[8]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56．

注 释

i学界对于薛涛是否为“女冠诗人”以及入道时间尚存疑。古籍中虽未明确她是“女冠”，但她晚年的确着冠服，在这里以“女冠诗人”对之。

ii唐代在诗歌创作方面较为出名的女性诗人有李冶、薛涛、鱼玄机和刘采春四位，其中三位皆为“女道士”，学界也多有“三大女诗人”与“四大女诗人”之辨。本文以女冠诗人为研究对象，故选用“唐代三大女诗人”叫法。

iii本文所引女冠诗人作品皆选自《全唐诗》（彭定求.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有补充或校订已另行注明。.

iv《全唐诗》卷八零五记为“云鬟散”，《吟窗杂录》和敦煌本《瑶池新咏集》作“云聚散”。

v薛涛父亲曾仕宦入蜀，他死后，薛涛与母亲流寓蜀中，家中贫困，故她十六岁堕入乐籍，为人侍酒赋诗，地位相当于官方女奴。

vi薛涛的父亲曾担任官职，在家庭环境影响和个人的努力下，薛涛的公文写作能力很强，细致严谨而富于才情，颇得韦皋赏识，韦皋曾拟奏请皇帝授其以秘书省校书郎官衔，但因格于旧例未能实现，时人却自发以“女校书”称薛涛。

vii选自《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章学诚.仓修良编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viii此詩在《吟窗杂录》卷三〇、《全唐诗卷八〇》只有前两句，后两句在俄藏敦煌遗书中李季兰的佚诗中可以找到。

ix此诗名存有争议，在传世作品中，大多将此诗题为“偶居”，俄藏敦煌文书记为“寓兴”。

x“道家”与“道教”是不同的概念，应予以辨别。在秦汉之前，儒和道是不分家的，甚至是诸子百家建立初期各派所追寻的精神理念统称为“道”；自战国后期至秦汉时代，儒、道及诸子百家各立门户，“道”的概念逐渐发展为老庄一派的代表；汉、魏及南北朝以后，道教对传统道家的学术思想进行修改，用以与佛教相抗衡，使得道家与道教的概念更加难以分辨。在唐代儒、释、道三家思想大为发展的背景下，笔者以宗教思想为切入点探究三教对女冠诗人的影响，因而本文只对“道家”与“道教”概念作大概阐释，不予细致区分。

xi选自《周易大传今注》.高亨.济南：齐鲁书社，1998．

xii据载，鱼玄机和李亿二人一见钟情。但李亿在江陵还有一个原配夫人裴氏，见丈夫去京多时仍不来接，裴氏多次来信催促，李亿只好亲自东下接眷。送别爱人之后，鱼玄机内心既有对爱人的思念与不舍，也有担忧爱人从此抛弃自己的恐惧，于是牵肠挂肚地写下这首诗。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