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及文化治理

［摘 要］ 在大學生群体中，广泛存在着垃圾分类意愿强而分类行为发生率低的知行分离现象。从文化治理角度思考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问题，走垃圾分类治理的文化之路，能够突破生态环境治理的“技术”“经济”“制度”的传统范式，是在新时代利用文化软实力来实现垃圾分类治理柔性化、提升社会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在计划行为理论和狭义文化的视域内，导致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相分离的主要原因包括：正式制度强约束力和非正式软约束力的缺乏导致大学生垃圾分类主观规范感知水平较低；大学生虽然具有较高程度的垃圾分类意愿，但垃圾分类“行为控制感知”水平较低；大学生主体责任意识缺乏，行为意志力较为薄弱。应当通过“以文化人”来使当代大学生养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新生活方式，这是促进大学生垃圾分类工作的根本。生态文明教育可以提升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和主观道德义务感，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和知行合一的实践性、主体性教育则可增强大学生垃圾分类的行为控制感。校园文化建设可以提升大学校园社会资本，进而强化主观规范对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 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文化治理；计划行为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3）02-0047-10

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问题是一个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目前，对于影响垃圾分类意愿的因素、影响垃圾分类行为的因素都有较多的研究，但对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的研究相对缺乏；针对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垃圾分类问题的研究较多，但专门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研究相对不足；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来探讨知行关系问题的研究并不缺乏，但将该理论运用于垃圾分类知行分离问题的研究较为少见；关于垃圾分类一般措施研究的文献较多，但从文化治理的角度思考垃圾分类问题的研究尚属凤毛麟角。因此，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例，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来研究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并试图从文化治理的角度提出消弭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差异的对策，以契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一、大学生存在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问题

关于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差异的专门研究表明：目前总体而言，公众在垃圾分类问题上的意愿水平均呈现较高值，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的垃圾分类行为水平却普遍较低，两者之间出现差异。［1］168-176；［2］1726-1730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学的扩招，大学校园成为实施垃圾分类的主战场之一，高校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城市垃圾治理和公民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一环。大学生作为一个高文化水平群体，理应成为新生活风尚的引领者、垃圾分类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成为推动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重要先行群体和示范群体，充分显现代际文化传递的后喻特征；故而，倘能消除大学生在垃圾分类问题上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差异，必将对大学生家庭中其他成员以及整个社会大众的环境友好行为的培育产生深远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对垃圾分类工作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为改善生活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作出积极贡献。

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是指大学生个体基于对垃圾本体的哲学反思和特定的资源环境价值观而形成的对垃圾分类行为的价值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关于自己在特定情境中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概率的主观判断；而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则是指大学生在平时生活中切实正确地实施了垃圾分类。为了揭示大学生在垃圾分类问题上的意愿与行为的现实相关度，笔者曾经开展过相关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问卷和访谈的结果显示：虽然大多数的大学生都具有垃圾分类的意愿，但是真正付诸实际行为的却比较少，即垃圾分类行为发生率较低，大学生在垃圾分类上客观存在意愿与行为相分离的问题。［3］27这也印证了其他研究得到的结论，即大学生群体中存在垃圾分类意愿强而行为发生率低的现象［4-5］。

二、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分析

阿杰恩（Ajzen）基于理性行为理论，通过引入“行为控制感知”（PBC）概念，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PB）。目前，计划行为理论是一种较为成熟地运用于知行关系问题研究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阿杰恩认为，个人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处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控制之中。尹昕等人基于此理论，研究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6］10-14；石世英、胡鸣明以该理论为框架，对项目经理垃圾分类决策行为意向作了研究［7］；张书赫、王成军引入门槛效应、漏斗效应、异质性和两类特殊外部因素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拓展，构建出农户参与垃圾分类的决策模型，并据此对垃圾分类意向与行为偏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8］。行为意向是行为主体执行特定行为的心理动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主体实际行为的发生主要受行为意向支配，行为是对意向或者意愿的反映，而主体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知主要经由行为意向的中介而对实际行为的发生产生作用，行为控制感却可不经过意愿的中介而对行为的发生产生直接的影响［9］179-211。行为控制感知包括自我效能感和行为控制能力感知。因此，主观规范、行为态度、行为控制能力感知和自我效能感是导致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之间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此外，也有研究指出，“相同的因素可能对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造成……意愿与行为的不一致性”［2］1727。正是因为意愿、行为各自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的复杂性，所以即使有垃圾分类意愿，也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而未必产生垃圾分类行为。基于上述，下面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从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感知和个体特征因素四个维度对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展开分析。

（一）基于垃圾分类态度的分析

垃圾分类态度是指主体从工具性和情感性两方面对实施垃圾分类行为进行评价而产生的心理情感。工具性方面是指主体基于垃圾分类行为后果的价值判断而对该行为的判断，情感性方面是指主体对行为本身的情感和态度。例如：基于对垃圾的本体论、认识论的哲学批判和反思，以及关于垃圾分类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意义的价值认知，主体一般会产生积极态度，认为该行为是有意义的；而从个人生活经济便利、生活自由和审美的角度出发，主体可能会认为垃圾分类行为劳心、费时费力、破坏家庭生活舒适感和审美感，从而对垃圾分类行为持抵触态度；主体也有可能从道德认知角度认为垃圾分类行为代表社会公德和美德，故对该行为持一种正向情感心理。就行为态度的工具性成分而言，它反映了个人对这一行为是否有助于达到有价值的结果的心理认知，或者说该行为态度是以特定的价值认知为前提的，即常说的“认知决定态度”，不同的认知可能会形成积极或消极的行为态度。所以，态度应当视为行为结果以及个体对此结果的认知和信念的函数。与其说行为结果决定行为态度，不如说对行为结果的认知和信念决定行为态度。一般而言，正向的行为结果认知和信念形成积极的行为态度，而负向的行为结果认知和信念则对应消极的行为态度。因此，行为态度可作为行为意向的最有力的预测变量，“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越积极，其分类行为意向越强”［6］11。故而，笔者在前述另一拙文中针对大学生关于垃圾分类必要性的价值认知设置了相应的问题，以此来测量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垃圾分类具有必要性，表示愿意进行垃圾分类”［3］27，大学生的垃圾分类态度是积极的。因此，行为态度并非造成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二）基于垃圾分类主观规范感知水平的分析

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如果不行动就会感受到的来自社会（尤其是熟悉的社群和圈子）的压力。这种压力实质上转换成了使人们在不愿意行动的情况下被迫行动的动力，因为行动能够获得面子、赢得尊重，而不行动则会失去面子、遭到轻视和鄙夷。根据行为嵌入理论，那些对人的行为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人的行为具有影响作用。对于重视脸面、讲究场面而喜欢与周围群体行为保持一致的中国人情社会而言，尤其如此。“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中最有力量的一个，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10］主观规范所形成的压力感知是导致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重要原因。如果这种压力足够大，那么人们即使并没有这种行为意向，也会迫于外界压力而实际采取行为；相反，如果这种压力足够小，那么人们即使有这种行为意向，也会由于行为意愿强度不足以抵抗长期以来形成的盲目从众心理和习惯性心理，或者由于较小压力意味着不行动仅有较小的面子损伤且行动也仅有较小的脸面和尊重收益，而在功利主义的“收益-成本算计”之下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不进行垃圾分类。在实地访谈研究中，笔者就“为何没有产生垃圾分类行为”对被访者进行了询问，他们都表示，对于垃圾分类工作，我国目前仍主要处于一般倡议阶段，普遍缺乏能够落地的强制性奖惩规定和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垃圾分类主要依靠个人自觉，而垃圾分类本身又比较麻烦，所以他们在平时，特别是在学习和生活时间比较紧张的时候，就不会进行垃圾分类。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周围的同学都没有垃圾分类的意识和行为时，他们更不愿意自己率先去做而显得与别人不一样。此外，有被访者表示，他曾经去一个垃圾分类比较成熟的国家游玩，在那里，因为有完善的垃圾分类管理法规，且其约束力很强，他就只好遵循垃圾分类制度的规定，按照标准将不同垃圾进行分类。综上，如果缺乏足够的有利于促使垃圾分类行为发生的制度约束力和非正式群体压力，那么个人即使存在垃圾分类意愿，也未必会实际采取垃圾分类行为，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差异也就由此产生。

（三）基于垃圾分类“行为控制感知”水平的分析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垃圾分类实际行为的发生不仅仅取决于垃圾分类态度和意愿，还取决于人们在特定的垃圾分类情境中的行为控制感知，它既包括对行为实施的控制能力的感知，也包括个人行为效能感。

在垃圾分类问题上，行为控制能力感知是个体对自身克服和控制垃圾分类过程中那些由于时间、空间、知识、设备等因素而产生的障碍和困难的能力的感知。它刻画了个体在实施特定行为时感知到的难易程度。行为意向和行为态度并不是行为发生的充分条件；行为知识和行为能力也是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们影响到人的行为控制能力感知。一般而言，行为控制感越强，意愿转化为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意愿与行为的吻合度也就越高。显然，“垃圾分类标准了解程度和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体验越高，居民的垃圾分类环境行为表现越好”［11］。有研究指出，“向居民普及环保知识是促成其产生环境偏好，激发其环境行为的根本举措”［12］，人们掌握垃圾分类标准、投放地点等知识和信息越多就越有可能分类［1］169。还有学者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提出“知识治理”概念，认为它“能够为垃圾处理提供共享观念、行动工具和行动资源”［13］。因此，笔者就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知识和标准的了解程度设置了相关问题，经过调查，发现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者占样本总量的62.4%。由此可知，造成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知识和标准了解得不够。

行为效能感一般被定义为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能够产生有效结果”的评估。它是个体对于自身行为所带来的个人及他人福利增加效应的评估，区别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概念，因为后者表述的是上文所说的“行为控制能力感知”概念。行为结果不等于行为结果感知。效能感知对个人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个人如果认为自己的垃圾分类行为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改善并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那就意味着他有较高水平的行为效能感，他也就会乐于采取垃圾分类行为。对此，笔者也专门设置了一个问题，即“个人垃圾分类行为对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大吗”，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人认为个人的垃圾分类行为对环境保护没有太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个人对垃圾分类的效能感知水平较低。相关访谈也证实了这一点。被访者D平时多次看到分好了類的垃圾最终还是被垃圾清理人员混倒在一起，因而认为个人的垃圾分类行为没有任何意义。被访者E说：“当我目睹校园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么做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一个人这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和实质性效果。”被访者F指出：“如果国家政府不在强制垃圾分类的人员和设施基础上下功夫，那么即使我进行了垃圾分类，也没有可以让我扔这种垃圾的分类投放点，我的分类行为也就毫无意义了。”综上，即使个人认为垃圾分类对环境保护是必要的，但如果个人行为效能感较低，认为自己按照相关标准和要求进行垃圾分类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无实际意义，那么他自然也不会这样去做，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差异也就由此而生。

（四）基于主体责任意识和道德行为意志力的分析

大学生垃圾分类主体责任意识欠缺和道德行为意志力软弱也是导致垃圾分类行为实际发生率较低的重要主观原因。

作为主体生命自觉的一种表征，主体性是人在自察、自省、自识基础上的自为、自主和自我实现、自我超越，是人对自我生命意义的体认和觉知，是对自我本质生成的主宰。主体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它意味着人通过对人生的反省和觉悟而重新获得对自己人生选择的自由权和支配权，并因为这种自由选择和主动作为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决不怨天尤人。具有主体性精神和责任意识的人正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人不知而不愠” （《论语·学而》） 、“君子求诸己” （《论语·卫灵公》）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论语·述而》） 的人，即自觉、自足、自为并自律的人。主体性精神和责任意识会对垃圾分类实际行为发生概率产生正面影响，因为，主体性精神和责任意识不但会使大学生自觉地认识到垃圾分类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从而主动承担、积极作为而不是逃避责任、言行不一、行为不稳定（包括人前一个样而人后另一个样），而且有助于增强大学生对于垃圾分类的行为控制感知，从而避免他们为自己的不作为寻找客观原因。例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大学生之所以环保参与意识高但相应行为发生率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政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14］。如果“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观念不能够真正深入人心，人们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最终取决于每个个体能否做到“以垃圾分类为己任”，因而存在等待、观望、依赖等消极心态，那么他们即使认为垃圾分类非常重要、很有必要，也未必会真正去实际进行垃圾分类，这样就产生了垃圾分类知行分离问题。在访谈中，笔者就“您认为实现垃圾分类主要责任在谁”这一问题询问了五位在校大学生，结果他们的答案均限于“政府”。他们当中有人认为，垃圾分类看似简单，其实比较麻烦，因为它不限于一时一地，所以必须借助政府的强制性规定，才有可能落实；也有人认为，政府不在垃圾分类工作上大力投资，垃圾分类各个环节的基础设施、人员配置、奖惩措施不完善，个人进行垃圾分类就没有意义。由此可见，大学生缺乏垃圾分类的主体性精神和责任意识，这也正是导致他们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主观思想原因之一。

道德意志是人们基于道德理想，在为了履行道德义务而进行道德行为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顽强毅力品质。［15］理想信念和毅力具有行为驱动和方向锁定的作用，能克服外在客观条件和内在主观陋习的障碍，从而确保行为沿着基于认知而确定的理想目标的方向前行，不发生偏离，最终促使抽象的认知有效地转化为具体的行为，保证知行一致。例如，有研究发现，“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受一定客观条件的约束，居民感觉自己进行分类行为的意志力越强，克服时间、空间等障碍的能力越强，则进行分类行为的意向越强”［6］11。有被访者表示，由于长期形成的“垃圾随手就扔”的陋习，现在一下子要对垃圾进行分类，还很不习惯；也有被访者表示，垃圾分类本身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所以在看到周围其他人都没有按照要求对垃圾进行分类时，自己也就会“随大流”，而不会去进行垃圾分类；还有的被访者表示，反正也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和奖惩制度，所以有时候为了方便、省事，虽然明知道垃圾分类是必要的，但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就不会“勉强”自己去进行垃圾分类。实质上，无论是抱着长期陋习不思改变的懒惰心理，还是“怕麻烦”而随波逐流的从众心理，抑或是“独处即乱”的“不自觉作为”心理，都体现了大学生在垃圾分类问题上意志力的软弱。意志力的软弱既影响主观规范感知，又影响行为控制感知，进而影响垃圾分类行为，导致大学生即使有垃圾分类的良好愿望和态度，也不能躬身将其化作实际行为，因而最终产生了垃圾分类知行分离的问题。

三、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问题的文化治理

文化治理的实质就是通过文化来实现治理。无论是从文化的含义还是其内涵来看，文化都具有治理的功能，甚至可以说，文化的本质就是治理。在当代，生态治理和文化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内容，完全可以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耦合起来。“垃圾是支点，可以撬动政治；文化是引擎，可以推动生态”［16］，虽然垃圾分类仅仅是生态文明建设当中的一个精微而具体的举措，但它能够引發人们对资源和环境以及垃圾本体论的哲学反思，从而推动人们树立生态环境价值观并重塑一种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进而促使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乃至理念发生深刻变革，最终使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从文化治理角度思考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问题，走垃圾分类治理的文化之路，是对文化软实力、文化治理功能的一种重视和现实运用。将文化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地链接起来，通过文化治理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垃圾分类问题的“由心而治”［17］，以文化治理的柔性化聚焦实现垃圾分类治理观念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体现了治理所应具有的共治、自治、善治、德治等内涵，突破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技术”“经济”“制度”的传统范式。

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其环境的总成绩，文化则是基于某种文明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样态。［18］垃圾分类意味着生态文明时代一种新的生活样态和生活时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6日在上海市视察垃圾分类工作时所强调的“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生态文明固然离不开技术基础，但更离不开象征着一种新生活方式的新文化，正所谓“制度安排是保障，技术创新是支撑，文化养成是根本”［19］98。这些都充分喻示了生活垃圾治理所应具有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取向，即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就是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达成。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垃圾分类治理问题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一）新生活方式的养成是根本

垃圾分类的文化治理理当“以文化人”，即基于对垃圾本体的哲学思考、基于宣传教育而形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关于垃圾的正确价值观念和新生活方式，这种“文化养成”是根本。垃圾并非天然就是垃圾，世上本无垃圾，人的活动产生并界定了“垃圾”概念。“垃圾”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意涵并具有历史时代意义的范畴，所谓垃圾，可能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文化是“人化”与“化人”的统一体，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制造了包括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在内的一切垃圾，人所制造的垃圾最终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垃圾分类治理实质上是一种新文化的生成和认同，关于垃圾的本体性思考和文化观念无疑是人们进行垃圾分类行为的逻辑起点。基于对“垃圾是什么”“垃圾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根本性问题的回答，人类形成了垃圾治理的两条路径，一是垃圾生产的减量化，二是“变废为宝”。其中，第二条路径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不仅具有减少对人类危害的意义，还具有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不断满足和保障民生需要的功能和文化意义”［19］100。而这两条路径的实现，既需要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的革命，也需要人们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实现革命。因此，大学可以开设“天地人系统哲学”、资源环境哲学等相关课程来帮助学生启动对垃圾的类型、源头、价值、最终归宿等问题的思考，可以开展“垃圾果真是垃圾吗”等主题的辩论赛来引导大学生对垃圾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可以举办“变废为宝”成果展览等活动来从直观层面上帮助大学生改变“垃圾无用”这一传统认知，可以组织诸如二手交易文化节、“废物利用”手工工艺文化节等活动来引导大学生审慎对待“垃圾”，通过诸如此类的措施，使大学生改变将垃圾“丢而弃之”的简单粗暴的“反生态”行为方式，转而践行有利于“变废为宝”和循环利用的垃圾分类这种“亲环境”的现代化行为。

（二）宣传教育是重点

显而易见，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开展宣传教育，能够大大增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开展生态环境方面的国情世情教育以及旨在恢复和加强自然联接性的生态价值观教育，能够促进大学生垃圾分类等生态行为。虽然侧重于环境问题意识启蒙的生态环境教育和以利他主义为取向的生态环境价值观教育主要是对提升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起作用而非直接作用于垃圾分类行为，但一般而言，具有较强的垃圾分类意愿的大学生更愿意主动地去学习了解垃圾分类知识，更愿意克服垃圾分类行为情境中的困难和不便，更愿意承担垃圾分类行为的成本和代价而不是因缺乏外在行为规范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更容易采取实际的垃圾分类行为。垃圾分类意愿实质上是一种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积极情感，它以一定的环境价值观和态度为基础，产生于对传统垃圾处置办法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相关危害的认识，以及对垃圾分类对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节约垃圾处置成本的意义的认识。为此，高校可开发推广一系列为大学生群体所喜闻乐见的以视频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为平台、以视频和图文为载体的关于垃圾分类、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态环境国情世情宣传教育作品。这样的宣传教育既可以促使大学生充分意识到传统垃圾处置办法所造成的环境压力和环境破坏，又能够引发他们对昔日田园诗般生态环境的追忆和怀念以及对诗意栖居的向往之情，从而激发和强化其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意愿，以期其强烈的分类意愿转化成行为。

关于垃圾及其处理的科学知识有助于提升垃圾分类的行为控制感知水平，从而有助于摆脱垃圾分类行为中因相关知识匮乏而可能存在的无力感。因此，什么样的垃圾可以实现减量，什么类型的垃圾可以回收再利用，什么样的垃圾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什么类型的垃圾会危害水土（因而必须进行专门处理），诸如此类的有关垃圾处置的科学知识和生活常识不仅应当成为公共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而且理当纳入大众环境科普教育的必修课程中。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知识和操作标准掌握得越好，垃圾分类行为控制感就越强。大学可以编印或购买一些传播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小册子、台历等来发放给学生，可以张贴垃圾分类宣传画和醒目的提示符，可以举办垃圾分类知识竞赛，可开展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并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环保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活动，从而提升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知识、操作标准的知晓和掌握水平。

（三）文化认同是前提

垃圾治理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典型的公共性问题，最好通过参与式的治理手段来解决，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公共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参与离不开对公共空间尤其公共文化的认同。如果没有一种建立在校园公共空间认同基础之上的文化认同，就不可能拥有校园垃圾分类治理的主体性自觉意识和主动参与精神，因为治理参与的主体性精神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和引领。通过校园文化建设来培养和强化大学生对校园空间、校园文化的认同，有助于实现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一致化。校园认同本质上属于一种地方认同和社区认同。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地方”并非一个纯粹的空间概念，而是一种在人地互动中被赋予了一定意义和价值的社会建构。借此，可以生成一种积极的情绪纽带，从而使人对地方产生依附感，即地方依恋。“地方依恋”这一被环境心理学家借以表征个人与特定环境间情感纽带和心理认同的概念，涵盖了地方认同、地方情感和地方依赖这三个基本要素。研究表明，地方认同与个人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正相关［20］，它也是居民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态度的影响因素之一［21］，个人和群体的态度及行为受到被他们赋予特定情感、意义、价值的地方和空间的显著影响［22］。因此，地方认同是人产生垃圾分类等“亲环境”行为的良好预测因子之一。这种地方认同能够显著提升个人对相关环境政策和环保行为的效能感，有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对城市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及其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的评价与其地方认同呈正相关关系”［23］。总之，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校园“温度”感知，进而培育他们积极参与校园生态环境治理的精神，塑造能够真正落实垃圾分类的积极行动者。由积极行动者彰显出来的参与精神和校园生活的“温度”必将成为大学校园迈向善治的两大标志。

（四）责任意识和道德践履精神是保障

大学应当立足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学生进行垃圾分类的主体责任感和道德践履精神。道德义务感知显著影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和回收的意愿［24］；抛开基础设施和政策保障措施的完善不论，居民道德责任感对其环境友好型行为具有促进作用［25］。价值观构成了责任意识的心理基础，责任意识则成了一种使价值观在实践层面得到落实的表层动力。责任意识必然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基础上，而价值观实质上是文化的价值观。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生产，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在于它对“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强调。就传统儒家文化看来，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正是基于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所以，应该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和文化根性，实现传统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让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接地气、透灵气、有生气，既富有说服力、渗透力，又具有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通过这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大学生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主动考虑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社会责任感。进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目的是道德的完善，而道德的完善又是知与行的统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目的，“诚”是儒家众多德目中的重要一项，而“诚”内在地要求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命题本身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因此，将传统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必然能在促进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知行合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另外，如上文所述，道德行为意志力软弱也是导致垃圾分类行为实际发生率较低的重要主观原因。而以《论语》中的言论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推崇躬行践履的实践精神，主张“为仁由己”的责任主体性原则。孔子重“行”，强调内在之知向外在之行转化，他认为，人能否始终如一地按照仁的标准和要求来行动，关键取决于自己。“为仁由己”说明，我们追求道义并据此而行的能力是自满自足而无亏欠的，我们只要有秉持道义的理想和真正追求道义的恒心，就一定会有符合道义要求的行为。所以，有德行的君子一定是从自己身上反省和发现导致德行亏损的根源，而不是从外界寻找客观原因，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论语·卫灵公》） 。虽然说，按照计划行为理论和ABC理论，行為是对意愿的反映，而意愿本身又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知的影响［9］179-211，行为是个体态度与社会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26］，知与行并非简单线性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即主体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知”，还取决于主体的行为控制感、效能感和所感受到的外界压力，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最终归结于主体自身。

（五）以校园文化建设提升大学校园社会资本是重要手段

大学要以校园文化建设提升校园社会资本，进而强化主观规范对垃圾分类的调节作用。垃圾分类意愿能否转化为实际的垃圾分类行为还取决于主观规范，即我们如果不采取垃圾分类行为，就可能感受到来自各种正式群体、非正式群体以及各种正式组织和规则的压力。校园是大学生平时学习和生活的场所，属于“熟人社会”，大学生之间存在广泛、密集的社会互动。何兴邦的基于CGSS（2013）数据的研究发现了“社会互动对于各类环保活动参与频率的正向影响”［27］。李达通过博弈实验研究发现，大学生生活在“熟人社会”群体中，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激励和惩罚机制对个人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影响，归属感和荣誉感比经济报酬更能激励学生实施垃圾分类行为［28］。频繁的社会互动孕育并建构了社会信任、社会规则和社会组织，从而降低了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逃避社会责任的可能性。社会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网络会形成对“环境不友好行为”的群体压力而抑制机会主义倾向，从而有利于培养环境友好行为意愿，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社会组织是社会活动有效开展的载体，它有助于个体成员学会通过理解他人的态度来采取适当的社会性行动［29］。社区宣传和干预能够“增强居民的价值感和使命感，努力营造‘全民参与的邻里氛围，引导居民自觉、自愿地进行垃圾分类”［30］，大学以垃圾分类为重要内容的校园生态文明建设也能增强大学生的校园认同感、环境价值感和校园环境建设参与感。大学可利用校园“熟人社会”大家看重声誉和“面子”的特点来构建非正式的垃圾分类奖惩机制，降低正式机制的运行成本，弥补正式机制的不足。激励和惩罚机制对个人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影响，尤其“熟人社会”，个人在群体中生活，有较强的社会性，越看重声誉，采取垃圾分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参 考 文 献］

［1］  陈绍军，李如春，马永斌.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9）.

［2］  康佳宁，王成军，沈政，等.农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愿与行为差异研究——以浙江省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12）.

［3］  李诗和.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系统研究［J］.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学报，2021，31（2）.

［4］  王丹青，李雅洁，王长明，等.高校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调查研究——以烟台大学为例［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3，38（3）：11.

［5］  吴小波，刘志红，胡兴昌.上海高校学生垃圾分类意识的调查分析［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0，33（6E）：489.

［6］  尹昕，王玉，车越，等.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J］.环境卫生工程，2017，25（2）.

［7］  石世英，胡鸣明.无废城市背景下项目经理垃圾分类决策行为意向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4）：22-26.

［8］  张书赫，王成军.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机理研究［J］.生态经济，2020，36（5）：188-193.

［9］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

［10］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5.

［11］  郝明月.垃圾分类中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性探究——北京市居民垃圾分类现状及环保意识的调查［J］.内蒙古环境科学，2009，21（2）：10.

［12］  于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居民环境行为形成机理研究——基于山东省内大中城市的调查［J］.生态经济，2010（6）：162.

［13］  夏循祥.农村垃圾处理的文化逻辑及其知识治理——以坑尾村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5）：110.

［14］  陶文娣，王会，王瑾芳，等.北京市大学生环境意识调查与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1）：133-134.

［15］  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42.

［16］  《杭州》报道组.“止于至善”引领垃圾文化［J］.杭州，2015（1A）：24.

［17］  辛自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与思路［J］.心理技术与应用，2018，6（5）：259.

［18］  胡适.胡适全集：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

［19］  李雯倩，单娟.现代生活垃圾治理论纲——基于中日治理文化比较的思考［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6）.

［20］  VASKE J J，KOBRIN K C. Place Attachment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J］.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2001，32（4）：16-21.

［21］  UZZELL D，POL E，BADENAS D. Place Identification， Social Cohes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2002，34（1）：26-53.

［22］  CASS N，WALKER G. Emotion and Rationality： The Characterisation and Evaluation of Opposition to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J］.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2009，2（1）：62-69.

［23］  李異平，曾曼薇.城市垃圾分类与居民地方认同研究［J］.中国环境管理，2019，11（5）：107.

［24］  CHU P Y，CHIU J F. Factors Influencing Household Waste Recycling Behavior： Test of an Integrated Model［J］.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3，33（3）：604-626.

［25］  NGUYEN T T P，ZHU D，LE N P. Factors Influencing Waste Separation Intention of Residential Household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Evidence from Hanoi， Vietnam［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5，48：169-176.

［26］  GUAGNANO G A，STERN P C，DIETZ T. Influences on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hips： A Natural Experiment with Curbside Recycling［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5，27（5）：699-718.

［27］  何兴邦.社会互动与公众环保行为——基于CGSS（2013）的经验分析［J］.软科学，2016，30（4）：100.

［28］  李达.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博弈实验研究［D］.北京：北京信息科技大学，2018：42.

［29］  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吴曲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79.

［30］  徐林，凌卯亮，卢昱杰.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7，14（1）：150.

〔责任编辑：余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