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一个有趣的历史小说作家”

文陈娟

马伯庸出门时，习惯带着电脑，不论是在咖啡馆还是候机厅，他都可以“奋笔疾书”。他的眼睛一刻也不能闲着，等地铁等红灯或者乘坐电梯的时候也必须看点什么。

正是在这种长期的高速运转中，马伯庸成了一位高产的作家——几乎一年一本小说，且本本畅销。2022年，他连续出版两部小说《大医》和《长安的荔枝》。“其实，每一部我都希望写一个以前没碰过的题材。如果一定要找共同点的话，它们都是一种‘历史可能性写作’，在真实历史的夹缝中去寻找空间，在不改变历史的前提下，以一个全新的现代视角去诠释。”马伯庸对记者说。

一段被遗忘的医疗史

《大医》的写作，缘起于2017年。当时，马伯庸受邀到前身为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参加一个讲座。参观院史馆时，他边看边拍照，发现几乎每一件展品都能勾连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最终串联成一条隐线，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如影随形。

“我有一种直觉，这绝对是一个上好的题材。从一家医院或一个医生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想想都兴奋。”讲座结束，马伯庸创作的念头却冷却了下来：一是医疗很专业，是他不曾碰触过的领域；二是如果写作，不光要熟知近现代史，还要熟知上海城市发展史，以及附着其上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思前想后，他将所有照片存档，留待日后再说。

“但我一向喜新厌旧，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新鲜的、陌生的题材，心里还是有一种创作的冲动，一直挥之不去。”到了2018年，马伯庸决心要写下这个故事。他四处查找资料，走访一些老医生和老专家，甚至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2019年底，他敲下“华山医院，第一章”几个字。整整两年后，马伯庸完成80万字的《大医》。

如今再回忆整个写作过程，马伯庸觉得最难的是细节。“我给自己设定一个原则：一个故事只能发生在一个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必须是遵循着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逻辑才发生，换个时代就不成立。”在各种细节中，最麻烦的要数医疗细节。一开始，马伯庸请了几个医生朋友做学术顾问，后来发现这样行不通。他们是接受了现代医学培训的精英，熟知正确的治疗方式，而他需要的是符合当时的、可能是“错误的治疗方式或理念”。

“比如被视为‘抗感染神药’的青霉素，1928年才被发现，真正出现在实验室是1938年，最后投入量产，市场上能够买到差不多要到1945年。如果我写一个人在一九二几年就接受了抗生素的治疗，信息就不对了。”马伯庸说。最终，他通过查找资料，发现当时的人们用的主要是磺胺。

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马伯庸写下那段百年前被遗忘的医疗史。“我写《大医》，就是想让大家记住那批最早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能够不计私利，忘我地、奋不顾身地去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寻找、提供健康支持，我觉得有必要为他们树碑立传。”马伯庸说。

历史缝隙中追逐小人物的光辉

无论是《大医》，还是《长安的荔枝》，都延续了马伯庸之前的写作特点。他最为人所知和称道的历史小说，大都是“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其他可能性”：在《长安十二时辰》里，他写没能在史书上留下痕迹的死囚张小敬，化解突厥狼卫企图摧毁长安的危机；到了《长安的荔枝》，他又写一个不起眼的长安小吏……在真实历史背景下加入悬疑、推理等元素，讲述史书背后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

“我喜欢去追逐小人物身上那一瞬间的光辉。这光辉很短暂，但足够耀眼，那一瞬间他就是时代风云的源头，能够让历史进程微微改变一下方向。”马伯庸说，其实年少时读书，他也喜欢帝王将相的故事。但慢慢地，他开始看到“更多的人”。

他还记得，2021年去看了一个三国志特展，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两块砖：一块砖上写着“仓天乃死”，大约写于黄巾起义的前14年，是一个砌墙修墓工人写的，大意是“你们快把我逼死了，我现在就等着‘仓天乃死’的那一天和你们算总账”；还有一块砖，造于晋灭吴的那一年，上写“晋平吴天下太平”，是一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老人写的——也就是说，这个老人从出生开始，等了80多年才等来一次和平。

“这两块砖正好代表了三国乱世的开始和结束。从两块砖就能看出，是小人物的心声汇聚到一块，才形成了历史的潮流。”马伯庸说，正是这些小人物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真正创造历史的是人民。

写作，是对舒适感的一种追求

在马伯庸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都有一种相似的气质——充满理想主义的固执：《风起陇西》里的荀诩、《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张小敬……但现实中的马伯庸，并不固执。“我不轴，我的座右铭就四个字：随遇而安。”马伯庸说。这与他的童年时期不断搬家的经历有关，父母从事机场建设工作，他从小到大一共转了13次学。

马伯庸走上写作之路，也是顺其自然。那是1999年，他在上海读大学，混迹在一个名叫“黄金狮子旗”的文学论坛。当时为了省钱，他常常拿着软盘到网吧上网，先把论坛上的文章拷贝下来，再拿到学校的机房看。有一次，软盘坏了，打开后里面有一半文件是乱码。他不小心碰到键盘，眼看着屏幕上打出两三个字，“于是我就试着往下写了几句，发现还挺通顺的，就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

2003年，他到新西兰留学，学习之余，依然混迹在各大贴吧。当时，他模仿古龙笔调，写下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故事《留学生七种武器之泡面》；他还以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风格，讲述《欧罗巴英雄传》。他自称那是一段“嘻笑怒骂的写作时期”。

回国之后，马伯庸在外企当白领，闲暇时间写作。2005年，他写《风起陇西》，将现代谍战情节嫁接到三国背景下，演绎出一段精彩的三国谍战传奇；2010年，他考证曹植、曹丕、甄宓之间的八卦关系，写成散文《风雨〈洛神赋〉》，获得人民文学奖。颁奖词中写道：“马伯庸抽丝剥茧，咄咄逼人，对历史可能性的探究具有一种童言无忌的机敏和快乐”。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有意识地往历史小说上靠，在历史的缝隙中恣意狂想。

2012年《古董局中局》的出版，是马伯庸真正迈向畅销书作家的转折点：第一部上市，一下子就卖了50多万册。2015年，全系列4部完成，销量过百万。在之后影视市场的IP热潮中，《古董局中局》和《三国机密》又成了马伯庸最先被改编的作品。

也是这一年，马伯庸算了笔账，发现写作的收入已远超过工资，于是递交了辞呈。他笔耕不辍，不少作品被影视公司看中，改编成影视剧。最火的莫过于《长安十二时辰》，2019年播出时，热搜不断，连剧中张小敬吃的水盆羊肉也卖断了货。

面对不断攀升的作品销量和纷至沓来的影视资本，马伯庸保持冷静。他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创作，以避免“被热度冲昏头脑或者被流行裹挟”。同时，他也坦然接受商业成功和市场拥抱：“写作就是一个暴露的过程，暴露给更多的人是好事。”

对于自己的创作和身份，马伯庸有着明确的自我定位——一个有趣的历史小说作家。“我不考虑太多，只要写得过瘾就行。写作，对我来说仅是对舒适感的一种追求，既不是多么神圣的使命，也没有想一定要写出鸿篇巨著。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率性而为，若算计太多就失去意义了。”马伯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