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徐则臣印象”

李浩

我和徐则臣成为朋友已经很多年，如果追溯，应当是在2004年左右——他当时在北京大学上学，而我，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做编辑。我和他的联系很可能开始于当时他在《人民文学》发的一篇小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要选这篇小说，需要责编联系作者——是不是这样我记不太清了。则臣比我的记性好得多，不过我更愿意保持某种记忆的模糊而不愿与他求证，反正，很快我们就熟络了起来，而在我以编外身份参与由邵燕君博士主持的“北大评刊”的活动之后，关系就更为密切。我们每周都见，然后为作品的优劣、艺术的评判标准和学术规范问题争执，有时会持续七八个小时……我承认，那时，我远比现在更无知、傲慢、尖刻，对所谓的现实主义抱有固执的甚至是毫无道理的偏见，在争论落到下风的时候偶尔还会“人身攻击”，此时回想起来都为自己的无理而感觉羞愧。好在，邵燕君、徐则臣、魏冬峰、刘晓楠、李云雷他们都包容我，他们从来不因观点上的不同和表达上的“失范”而对我有丝毫的隔阂或疏远。

真是个好岁月。在与他们，和因为他们而与北大的钱理群、洪子诚、曹文轩等先生的接触中，我认为我见识到了相对理想化的“北大精神”，和对学术的、知识的真正尊重。不过，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认为他们也“培养了”我一个坏习惯，就是越权威越苛刻，越会产生“挑战之心”——这大约是一个题外，可我愿意为此多说几句。在给徐则臣写这个印象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些旧岁月，也想起：自己也多年未到北京大学去了——还是旧风景乎？

第一次进北大的大门，就是徐则臣领我进去的。那大约也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一见面，就是很熟悉很亲近的感觉，现在想起来似乎他一直都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略胖了点儿，而我则是大大地胖了许多，老了许多。之后，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而且应是无话不谈的那种——不过现在想起来，我们之间谈的聊的除了艺术、文学之外，就是互讽（只是我嘴笨，“讽”不过他，但挑起“互讽”来的往往是我），也就再也没什么了。我在他的嘴里没听过什么文坛八卦、逸闻趣事，他不说，但不意味着他不知道。有一次，我们在宁德，我提及我在一次评奖过程中知道的一件趣闻，他很是不屑：才知道啊，一看就是孤陋寡闻。

他讥讽我的孤陋寡闻，然而我从未在他的嘴中听到过任何一段八卦、任何一个人的故事，我们之间无论谈多长时间，在一起待几天，我与他的对话基本上就只有文学议题。最近在读什么书，然后就是最近的工作和工作强度（这也是他的一个话题，我也理解他，我无论是在作协做专业作家，还是在河北师大任教，工作量相对都要小于他；而《人民文学》繁重的编辑任务也多少挤掉了他对经典作品的部分阅读时间），再没什么了。“名门正派”出身的徐则臣很可能熟知许许多多的文坛故事，但我从没有从他的嘴里得到过任何具有新鲜感的传闻，一件也没有。他厚道，善于理解和体谅别人，不愿意议论他人的是非，哪怕那件无伤大雅的事儿只是一个趣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穷学生，有一次电脑出现了问题，当时我妻子的侄子正在北京，他一直自认精通电脑和电脑维修——为了给则臣省钱，我把我妻侄叫了过去，开始的时候他很是夸夸其谈，然而在一次次的插拔和开机关机之后，他开始慌了。我妻侄脱光了膀子，可汗水还是不断地滴着，直到滴进了电脑……“没事没事，擦擦汗，反正这两天我也用不着。”在一股浓重的焦煳气味中，徐则臣很是大度地安慰着我们，还要留我们吃饭——我当然要拒绝，那饭，我吃得下，我的妻侄肯定也吃不下啊。

从不议论是非，但由此判断他严谨过度、甚是无趣则显得太早下结论了。和他聊天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儿，他机智、幽默，善于以一种宽厚的方式讽喻朋友（据我观察，他的小嘲讽只会针对自己关系很近的朋友），也善于自嘲，有时也颇伶牙俐齿——这一点实在让我羡慕。说实话，一般而言，我对谁都可能会止于羡慕而很少会发展到嫉妒，但对徐则臣，我曾有过嫉妒。那大概是在2018年。具体的时间我记不太清，但“故事”是詳细记得的。则臣邀我参加我们共同的朋友李徽昭所在大学的一个读书活动，受他所邀的还有王春林。因为知道我和则臣都喜欢书法，同样喜欢书法艺术的李徽昭特意安排了一个环节，请书法家徐勇为我们各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提前装裱好，在会场上现场赠予了我们三个。这个安排我们三个人都完全不知道，是李徽昭兄有意设计的“意外惊喜”，当我沉浸于这个意外惊喜的时候，主办方突然宣布，请徐则臣发言。只有一秒钟的小慌乱，我似乎听见则臣小声嘟囔了一句，“哎呀没准备，我说什么”，然后就站起来，走到话筒前。我心跳得厉害，我应当是现场最为慌乱的一个，我承认，我当时有两怕：一怕徐则臣临时发挥讲得不够好；二怕随后也叫到我，我又该说什么呢？而且，在会堂里坐着的是学校的校长、书记，大一大二的学生们，当地的作家朋友和文学爱好者，还有一些书画家……沉稳从容、字正腔圆、不疾不徐，徐则臣开始他的话题。他先是谈到自己的意外之喜和没有准备，然后谈及徐勇先生的书法和当地的书法名人、文化名人，他们给予“我”徐则臣的启示和教益，并由书法艺术过渡到文学，从书法学习中获得的文学体会，等等。他侃侃而谈，那种胸有成竹的信手和从容，包括对每一个听众的“照顾”，包括控制力，包括层层叠叠的幽默感，都让我在惊讶的过程中感到惊艳：这脑子，这记忆，这灵活，再加上这深度——听到后面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对他可能“发挥不够好”的担心，而是大大地加重了我对于“万一叫到我，我该说什么”的担心。在那时，我知道自己产生了嫉妒，而且强烈。好在主办方后面放过了我和王春林，让我们俩直接进入到对话环节，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则臣能讲，我是知道的，早就知道的，可是当场的那个发挥和知识体系的宽阔还是让我服气，以至……徐则臣小说写得好，我不嫉妒，说句自我夸耀的话——我从来没有嫉妒过写得好的作家，只是会部分的挑起自己的“竞争之心”，希望自己能写得一样好甚至更好，但绝不会因为人家写得好而如何如何。

同样是题外话，在我刚刚离开《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到河北省作协工作的那年，正逢鲁奖评审，我和作家、批评家朋友们反复说我看重三部作品，《跑步穿过中关村》《命案高悬》《双驴记》，它们让我敬重，无论会不会得到鲁奖——这个话题我说过多年。徐则臣获得鲁奖的那年，我省一位让我敬重的老师担任评委，在评审结果出来的时候给我发了个信息，谈的是获奖的河北作家，我回给他的第一句话是：则臣呢？在他回答我之前，我也将这则信息转给我的妻子，我妻子回的第一句话也是：则臣呢？我妻子和则臣当时没见过面，但读过小说，她也认为徐则臣应是有力的竞争者……徐则臣讲得好，我也不嫉妒，恰恰相反，我偶尔会怕自己亲近的、敬重的人讲得不好，我不希望自己看重的人被人轻视——但那一次，我在佩服之余有些嫉妒。我知道什么是嫉妒，知道嫉妒发生的位置和重量。

后来我也反思自己，嫉妒的是什么？是他的自如和游刃有余的掌控力？是他“面面俱到”又有重有轻的布局方式？不，不是。仔细想想，我嫉妒的是他的知识储备和这些贮备的轻松运用，是举重若轻、把许多深刻思想通过家常话表达出来的能力，是情商和智商的综合。这是我的匮乏，正因为匮乏我才……有了嫉妒心。

在北京的几年，我和徐则臣至少每周一见，有时是三见或者五见——反正有事没事儿我就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这几乎是我的一个“习惯”。他是我当年在北京见得最多的朋友。在之前的一篇印象记中，我还谈到我们共同的一次遇见：某个傍晚，我们一起从一家书店出来，那家书店距离中关村路还有一定的距离，于是我们兴致勃勃地聊着聊着，话题不是小说就是电影。路上，我们见到一个女孩，就在中关村大街的人潮人海中，就在一个十字路口，旁若无人地哭了起来……我和徐则臣都记下了这一场景。后来，我们分别谈及自己的“看见”，则臣记下的是：女孩的裙子、发型，周围的天色和车辆，一个中年的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在准备过马路，婴儿车里坐着的是一条黄色的小狗；我记下的是：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在哭。她哭得痛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不顾矜持和别人的目光，在大街的街口哭起来？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会是什么？她遇到的，是一件大得不得了的事儿，还是失恋，还是其他？这件事，是她突然的发现而导致崩溃，还是她一直一叶障目，直到这一刻，她再也欺骗不了自己了？……再后来，则臣领我到他的家里看金基德的电影《弓》，“你仔细看，他打的耳光！一般来说，你会让他打几下？一下？两下？三下？你看金基德！”徐则臣甚至倒回去让我看：“你再看一遍，你看，这里的力量。我想，我只能让她打两下。三下，我就觉得多了。而金基德让她打了四下……”徐则臣很认真地给我介绍他的发现、感受，说实话那一刻我有些感动。他在真诚地坦露他的敏锐，而这，对于另一个写作者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

他愿意坦露他的发现，指认可能被别人错过的风景——在这点上徐则臣可能一向如此。我们几次到鲁院对谈，他都会极为认真地坦言自己最近的想法和发现，极为认真而真诚地回答作家朋友们的问题，不曾隐藏也不曾顾左右而言他。不止如此，他还愿意向我和朋友们推荐他新读到的好书。这一点在我看来，他和李亚、邱华栋相似：在北京，经常是他们向我推荐一些我不知道的作家、作品，甚至是送我他们认为的好书。我承认，我因此受益良多。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购书是由徐则臣和李亚来指导的，他们的阅读量之大让我“望尘莫及”，何况他们的眼光真是好。我愿意从经他们淘洗过“留下”的好书中汲取，而这也真的让我事半功倍——相对于某些文學史，我可能更信任他们的推荐。在读书上，博学而博记的徐则臣曾充满自信地坦言，在刚上大学的那几年，大学里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图书他“通读过”，从A读到Z。后来，几次诺贝尔文学奖对我而言颇属“冷门”、我完全没听说过获奖者的名字，而当日进行的报刊采访中，徐则臣往往可以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出于嫉妒我也必须揭露一下徐则臣的“虚伪性”，这是我在答应写他的印象记的时候就已早早想好了的。一、他总是否认自己刻苦，说自己不干活或者没时间干活，然后对我的创作量进行讽刺、挖苦和劝告：别这样勤快，你可以让自己慢一点儿，老大，你不能把所有版面都占了啊……然而你看一下他每年的创作量、发表量，每年也都不少，有几年里，几乎年年出长篇……哪里会有不刻苦？这里有明显的“虚伪”不是？而且，我几次和他一起出差，无论是火车上还是飞机上，他坐下来不久就会从自己的包里掏出读了大约一半儿或不到一半儿的书来，在颠簸中继续读下去（有时也会拿校样）——这还算是不刻苦？二、在谈及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时常“压低音调”，说自己的想法能实现多少自己并不知道，说自己是个笨人只会哼哧哼哧干活而不太管效果，说自己……就我和徐则臣近二十年的交往中，我觉得他在其他的事上，尤其在对待文学上始终是真诚坦诚的，唯独在谈及自己写作的时候，略有些不够坦诚。他的所有写作在我看来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深思熟虑瞒不过我这样的“匠人”，他其实极其清楚自己每段文字、每句话的文学用意和它能达到的效果，他知道，而且深谙心理学。《耶路撒冷》写什么？为什么要叫《耶路撒冷》？《北上》中整条大运河的博物志的纳入仅仅是为了增加趣味和知识？为什么要设置一个意大利人小波罗的存在？徐则臣很少在众人面前言说自己的文学野心，他“虚伪”而低调地掩藏着，但在小说中，这个野心可以说袒露无遗。他是有文学大野心的人，他要做的，是与世界文学的高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