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基于地区工业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李 菁

(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一、问题的提出

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探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农民增收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基础差距而言,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2019年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28万元,落后于全国1.67万元、东部地区2.20万元的水平;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占比相对较高,2019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为53.3%,滞后于全国60.9%、东部地区71.2%的水平。就趋势影响而言, 2015—2019年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跨省流动的占比持续下降,由53.3%降至48.4%,而中、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城市拥挤成本持续上升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可能加剧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回流趋势,从而引致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就业机会竞争加剧和工资性收入来源受阻。因此,探讨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如何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获取非农就业机会、开拓多元化收入渠道、保障收入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具有现实必要性。

国内外关于农民收入的研究涉及多个层面和视角,从农民收入的来源来看,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提升带来的农民经营性收入增加。现有文献从发挥地方农业特色优势(郭景福 等,2020)、土地集约化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周志伟,2020)、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熊春林 等,2021)、农业科技投入(吕屹云 等,2020)、开发农业资源价值并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曹菲 等,2021)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农业资源优化配置、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及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影响。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增加。刘魏(2016)认为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会引致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非农就业带来的工资性收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但吴比等(2017)、胡祎等(2021)认为因制度性差异、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组织化程度、农户受教育水平等宏观或微观因素的影响,农民增收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另外,国外研究发现非农就业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Kijima et al,2011)、应对农业风险对经营性收入的冲击(Gulati et al,2012),但生活成本、消费水平等其他因素也会同时造成增收效果的不确定性(Lanjouw et al,2004)。三是转移性支出带来的收入增加,包括农业税取消和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的影响(Yu et al,2010)、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刘祖军 等,2018)等。随着扶贫攻坚结束,农村居民获取的转移性直接收入将大幅减少。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阶段,财政转移性支出将更多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崔惠玉 等,2021),通过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投入以及产业发展间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相对增加。

我国幅员辽阔的西部地区富集特色多样的农业资源,具备农业产业集聚的基础禀赋条件。在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下,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经济要素趋于向西部地区农业农村领域集聚,西部农业产业集聚的经济、政策、社会环境均呈现显著优化趋势。随着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所引致的消费需求全面升级的市场变化,西部地区利用农业特色资源优势、生态绿色无污染的环境优势以及劳动力要素优势、投资洼地条件等,有序开发乡村优势特色资源、推进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促进产业兴旺和农民增收,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带来的农业农村发展新机遇和农村劳动力回流趋势增强、非农就业机会竞争加剧等新挑战,西部地区能否发挥农业资源禀赋优势,通过农业产业集聚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相关二、三产业在本地衍生集聚,以促进当地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的差异和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基于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差异性特征,分析了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的动态演进对农民收入阶段性影响的内在机理,检验了区域农业产业集聚演进与农民增收之间的U形关系。第二,分析了区域工业化水平在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升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水平等方面对农业产业与农民收入的影响,检验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对农业产业集聚演进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三,基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经营性收入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事实,检验了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通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升带动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加的作用机制。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模型构建、变量分析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般产业集聚的主要动因是专业化分工、外部规模经济和区位决策(Marshall,1961)。新经济地理学派以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人口要素流动等动因对产业集聚做了进一步解释( Krugman,1991)。区别于二、三产业,农业产业集聚因农业资源高度依赖特定气候地理条件而具有产区地理根植性特征,通常是以区域特色优势农产品的规模化、有序化生产为基础,逐渐带动以农产品精深加工、配套生产为主的加工业和以仓储物流、信息咨询、技术研发等业态为主的服务业在产区内集中形成产业集聚体(Porter,1998)。现有研究关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问题主要是从农业产业集聚为农业产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增加工资性收入等方面来解释的,认为农业产业集聚对高度依赖农业资源的食品加工、农资及其他投入品制造、关联服务业等产业在产区集聚发展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并因此为当地农村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Kim et al,2000)。我国学者也证实了农业产业集聚具有促进就业链延伸、就业结构优化等方面的效用,认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影响(黄海平 等,2009),且异质性的农业产业集聚会对农村不同年龄层、不同知识储备的劳动力群体的转移就业产生差异性影响(晏小敏 等,2016)。据此,国内外相关研究论证了农业产业集聚通过带动和吸引相关产业衍生和集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本地转移就业的机会,进而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加的影响机制。但是,在我国西部地区,占比明显偏高的农村人口规模、工商业基础薄弱的经济结构、带动能力相对不足的城镇经济等区域差异特征显著,这些直接导致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来源相对有限。统计数据表明,2019年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是工资性收入的1.29倍,而全国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之比为0.88,东部地区这一比值仅为0.52①。另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村居民转移就业规模增速和工资性收入增速整体放缓(张红宇,2015);经营性收入作为“压舱石”的作用减弱,一定程度上导致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速均呈下降趋势(蓝海涛 等,2017)。因此,仅以就业效应和工资性收入解释产业集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提升的理论机制与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现实存在一定的偏差。

相关研究较少探讨农业产业集聚通过促进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升进而带动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关于农业产业集聚生产效应的研究表明,随着农业生产规模扩张,机械与技术要素投入效率、劳动力专业化水平、市场议价能力等均会因集聚经济效应而显著改善,区域内农产品生产效率和效益均会有所提升(张哲晰 等,2018),因而理论上,作为农产品生产者的农户家庭能够获取农业产业集聚生产效应形成的效益分享而实现经营性收入增加。同时,农业产业集聚还具有较强的范围经济效应(Marton,2015)。相比二、三产业,农业产业客观存在自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以及相对较低的收益率,在市场机制中缺乏吸引要素投入的优势,但农业产业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又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政府部门会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科研及应用推广、农业生产部门风险补偿等领域投入资源以支撑农业现代化进程有序推进,因此农业产业集聚有利于农户分享技术、基础设施、政府补贴等产业效益(杜建军 等,2020)。另外,集聚的规模性和多样性要求农产品供给的稳定性,这有利于降低集聚区内农户的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从而提升农户经营性收入(刘学华 等,2018)。综上,农业产业集聚效应有利于促进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提升,而农业产业价值增值能够带动生产端农户家庭分享产业增值效益,从而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农业产业集聚通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升促进农民增收。

国内外关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经验研究并未取得一致性结论,有正向影响(刘学华 等,2018)、影响不显著(王艳荣,2012)和负向影响(江激宇 等,2018)等不同观点。结合农业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来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阶段性差异(Barkley et al,2010)。一般来讲,在我国农业产业集聚形成初期,农户家庭会基于当地自然禀赋条件以及长期种植惯例而自发选择生产某一具有区位优势的特定农产品(李二玲,2020),但农产品生产周期长、生产季节集中、需求弹性低等固有的产业特征,以及我国以小农户家庭为单位高度分散化的农业生产组织体系,可能导致“丰收悖论”现象的发生(胡晓东,2011)。这一问题在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的西部农村表现更为突出。沿用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小农户家庭在与现代农业和现代市场的对接中,普遍存在市场信息收集和判断能力不足、生产过程缺乏规划统筹、资本与技术要素投入较少、经营管理能力较弱、抗风险能力较差等诸多问题,因此很难在产业集聚初期获得农业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价值增值分享。以甘肃定西马铃薯产业集群为例,1996—2002年,定西(安定区)②马铃薯种植面积由38.7万亩增加到67.3万亩,2001年马铃薯产量较上年增加120.8%,但产值仅增长1.3%,农民人均产业收入仅增长8.5%,“丰收悖论”问题非常明显。 在农业产业集聚形成的初期阶段,规模效应带来农产品供给剧增,但市场尚未产生相应产品需求的同步增长,这一阶段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民收入可能呈负向影响。

在成长阶段,随着农业产业集聚发展,农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会促进产业链的纵向延伸,产区相关企业基于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开始寻求产业价值增值的节点(Khuntonthong et al,2013),增加资本、技术要素投入,通过多个加工环节开发、创造和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Artz et al,2016);同时,仓储物流、资金融通、电子商务、应用研发、信息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也随之衍生发展,逐步形成农业关联产业在产区的聚集,进而以区域内的集聚效应推动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就业增长(De Groot et al,2016),从而对区域内农村居民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伍骏骞 等,2016)。以甘肃定西马铃薯产业集群为例,2002—2020年,定西(安定区)马铃薯种植面积不断扩张并长期稳定在100万亩左右,产值由1.9亿元升至38.2亿元,当地农村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由1428元增至9205元。

在成熟阶段,随着产区集聚优势凸显,出于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费用节约的动机,以及技术、知识外溢效应共享的动机,外地相关企业也会逐渐向产区迁移,进一步推进产业集聚的成长和升级;而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还可能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如美国加州葡萄产业集聚在葡萄酒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旅游与文化产业集群(Porter,2000)。

综上,随着农业产业集聚进入成长和成熟阶段,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带来的产业增值效益分享和相关产业集聚提供的就业机会能够促进当地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差异。

理论上农业产业集聚因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而具有生产效率提升和交易费用节约的可能性,但现实中不同地区农业产业聚集的生产效率和效益存在较大差异,可能的影响原因在于当地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一是较高的区域工业化水平可能会强化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农业领域的投入,推动当地机械化、标准化、技术化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徐建国 等,2016);特别是农业机械化,既可以通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又可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带来非农收入增长(李谷成 等,2018)。二是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通常直接影响区域内道路交通、水利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较高的区域工业化水平可以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生产性服务业等增值产业发展奠定基础,使产业集聚演进升级和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更具优势,从而使农村居民能够获取的产业增值收益更高。三是较高的区域工业化水平可能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增加工资性收入提供支持,从而促进当地农村土地资源流转集中,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更有利于交易成本节约和资源优化配置(Kawasaki,2010),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区域工业化发展水平在农业产业集聚影响农民收入的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与变量设定

依据上述理论分析,因农业生产中“丰收悖论”的特殊性以及我国西部地区存在小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相对分散、生产方式相对传统等特征,农民收入与农业产业集聚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模型设定中加入农业产业集聚的二次项,构建回归模型(1):

(1)

前述研究提出,地区工业化水平通过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农业产业链延伸带来的产值增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等,进而影响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因此模型设定中加入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构建回归模型(2):

Inci,t=β0+β1Aggi,t+β2Seci,t+β3Seci,tAggi,t+β4xi,t+μi+γt+εi,t

(2)

被解释变量Inci,t表示i地区t年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解释变量Aggi,t表示i地区t年的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应用区位熵(吕超 等,2011)量化西部地区各地级市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测算方式如下:

Aggi,t=(yi,t/yi)/(yt/yk,t)

yi,t表示i地区t年的农业产值,yi表示i地区t年的生产总值,yt表示全国t年的农业产值,yk,t表示全国t年的生产总值。

稳健性检验中替代解释变量Waggi,t,应用各时期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在t年的农业总产值和西部地区总产值分别替代同时期全国农业产值yt和全国总产值yk,t,重新测度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水平。

μ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γ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α0至α3、β0至β4是待估系数,εi,t是随机扰动项。

调节变量Sec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用i地区在t年的二产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测度。

机制检验中中介变量Eff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即农村居民单位时间内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的农产品数量或产值;用i地区在t年的农业总产值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比值来测度(杜建军 等,2020)。

借鉴Taylor等(2010)、胡小丽(2021)的研究,控制变量xi,t主要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Dev)。一般区域内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受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较深,用各地级市年度GDP与当年全国GDP的比值衡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2)固定资产投资(Inv)。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水平通过影响农业生产水平和运输成本等来影响农民经营性收入,用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各市基础设施动态供给水平。(3)政府支持(Gov)。政府支持对农业主导型地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影响,用各市各年度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与当地GDP的比值来衡量。(4)金融发展水平(Fin)。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反映当地金融业的活跃程度和对实体产业发展所需融资的支持力度,用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5)城镇化率(Urb)。城镇化率代表了非农人口规模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的水平,用城镇人口占该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6)教育水平(Edu)。教育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某一区域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随着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趋于增强;鉴于数据可得性,用各地级市年度教育支出与财政支出的比值来度量。(7)技术水平(Tec)。技术要素投入水平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业效益带动生产端农户分享产业增值带来的收益,它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持续增加;用各地级市年度科技支出与财政支出的比值来度量。(8)交通便捷水平(Hst)。西部地区二、三产业相对滞后的客观现状导致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跨区流动就业于其他区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所获取,因此便捷的交通水平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具有一定影响;用各地级市是否开通高铁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综合考虑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研究的样本区域层次特性和样本数据可得性,选取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70个地级市2005—201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回归结果表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模型(2)回归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差异,呈现U形特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依据基准回归结果,一次项系数为负值、二次项显著且系数为正值,表明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当前尚处于U形曲线的左侧,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动力。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呈现U形影响的原因可能是:农业产业集聚初期阶段,农业生产规模快速扩大,但农产品季节性集中供应、不易储存等生产特性加剧了农产品供给规模扩张与市场需求相对稳定间的供需偏差矛盾,而高度分散的农户组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难以有效抵御市场风险,因而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性直接影响到农民经营性收入的稳定性;同时,这一阶段区域内相关二、三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也导致农产品加工能力不足、附加价值未能显现,作为生产供应端的农民群体难以获得产业集聚带来的价值贡献。农业产业集聚进入发展阶段后,随着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和农业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加工、销售、物流、信息等多样化产业集聚逐渐扩大了农产品市场需求,提升了农业产业增值;同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获取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增加,农村居民获取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均有效增加。

从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来看,固定资产投资(Inv)、教育水平(Edu)、技术水平(Tec)、政府支持(Gov)、经济发展水平(Dev)、交通便捷水平(Hst)、金融发展水平(Fin)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城镇化率(Urb)影响不显著。

(二)调节效应检验

考虑到区域工业化发展水平会因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化进程、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转移就业效应等因素而强化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因此在模型(2)中加入工业化发展水平与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交互项,以考察区域工业化发展水平对农业产业集聚影响农民收入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3中,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区域工业化发展水平强化了农业产业集聚促进农民增收的效应,检验结果与前述分析一致。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Inv)、教育水平(Edu)、技术水平(Tec)、政府支持(Gov)、经济发展水平(Dev)、交通便捷水平(Hst)、金融发展水平(Fin)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影响。

表3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三)作用机制检验

现有关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就业机会带来的工资性收入的分析。鉴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规模较大和城镇二、三产业发展不足而难以充分吸纳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客观约束,西部农村居民对农业经营性收入更具依赖性。因此,分析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可能的路径是通过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推动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徐建国 等,2016)。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农业产业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进一步的,以区域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为被解释变量,检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如表4(线性模型)所示。

表4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考虑到区域内工业化水平越高,可能对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标准化生产的支持程度越高(赵丹丹 等,2020),从而越有可能对农业生产效率形成正向影响,因而应用农业产业集聚和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检验工业化水平对农业产业集聚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交互项模型)所示。检验表明,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强化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讨论

基准回归OLS估计可能因双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等原因产生一定的内生性,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偏误。依据理论与经验事实分析,或许存在农村居民因收入提升而增加农业生产投入、推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进而促进农业产业集聚的反向因果的可能性,以及因数据可得性问题存在遗漏变量的可能性。按照经验方法,选取内生变量农业产业集聚的滞后变量为工具变量,应用2SLS和GMM方法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呈U形的阶段性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假说1和假说2。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核心变量农业产业集聚及其二次项的系数显著增大,表明因为内生性问题而低估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程度。控制变量基本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5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2.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样本选择和指标选取可能给研究结果带来的偏误,分别进行二次项回归和交互项回归的稳健性检验。其一,更换样本期。2013年以来,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产业扶贫等一系列政策,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带来了直接的转移性收入增加和间接的经营性、工资性收入,因而截取2005—2013年西部各省(区、市)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检验。其二,更换核心解释量。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与中部、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农业生产效率、生产效益、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呈现显著的滞后性,因而用2005—2018年西部地区农业总产值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替换全国农业总产值和全国生产总值,重新进行回归。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回归结果稳健可靠。

表6 二次项回归稳健性检验

表7 交互项回归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应用2005—2018年我国西部12个省(区、市)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阶段性影响,以及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对农业产业集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呈现U形的阶段性影响:农业产业集聚初期,农产品供给规模增加和市场需求稳定的结构性偏差会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进而负向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入发展阶段,农产品加工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关联产业的带动,从产业增值分享、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等方面形成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正向影响机制。第二,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强化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而这一机制主要是通过工业化发展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支持、农业机械化与集约化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以及农业产业集聚衍生关联的二、三产业发展提升产业价值等途径实现的。第三,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并以此带动农村居民农业产业的经营性收入增加。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新发展阶段,西部地区要打破虹吸效应对农业农村领域造成的要素制约,充分挖掘西部地区农村具有优势的特色资源,构建以特色农业产业集聚为基础、适应当地要素禀赋与结构、相关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支撑乡村产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第二,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小农户家庭经营仍将是农业的主要生产经营方式。应对细碎化土地资源和分散化生产供给体系阻碍农业产业集聚效率和效益的基本问题,需要在规范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的基础上,引导和支持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挥对小农户家庭的组织和带动作用,推动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应用,进一步促进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升和农业产业高质量集聚,带动农民增收。第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原来以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导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知识、技术要素为主导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构性调整,发达程度较高的东部和部分中部地区具有产业区域性转移的现实动机。据此,西部地区需要立足于当地产业发展需求,积极对接中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加工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相关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转移,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进而推动农业产业集聚进入发展阶段,促进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有效带动农民增收。

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②安定区(原定西县,2003年撤县设区)是定西马铃薯主产区和集聚中心,近年来,它又带动周边县区同步推进马铃薯产业,其产业集群规模得以扩大。考虑到时间跨度,本研究只关注核心产区安定区的产业发展情况。数据来源于定西市安定区马铃薯产业办公室、定西市统计年鉴,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