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来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发展研究

郑国富 于敏

摘要：2001—2022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金额逐渐下滑，市场地位及其影响力持续减弱，产品结构以红茶为主，出口均价相对偏低，贸易互补性较弱，产品质量标准低，频繁遭遇贸易壁垒限制。新时期，应加速推进我国国内茶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出口贸易规模；提高产品质量与优化结构，提升合作层次；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谈判，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业务，推动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日本；肯定列表制度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150（2023）06-46-6

Abstract： From 2001 to 2022， the amount of tea export trade of China to Japan gradually declined， the market position and influence continued to weaken. The product structure was mainly black tea， with relatively low average price， weak trade complementarity， low product quality standards， and frequent trade barriers.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deepen structural reform of tea supply side， enlarge the export scale to Japan，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and optimize the product pattern， enhance trade freedom and facilitation， develop cross-border e-commerce， so as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trad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 export to Japan.

Keywords： Chinese tea， export trade， Japan， positive list system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茶叶种植、生产、消费国家。2022年，中国位居世界茶叶出口贸易额首位、出口数量第二位，对世界茶叶市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1]。中国茶文化自唐朝时期传入日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日本茶道，中日两国在茶叶贸易与茶文化交流合作方面成效显著，20余年来，中国一直蝉联日本茶叶进口贸易的第一大来源国。近年来，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规模持续徘徊，贸易地位连续下降，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新时期，应积极推进我国国内茶叶产业转型升级，提振对日本出口贸易规模，提升产品质量与品质，增强国际竞争力，完善出口促进政策，推动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发展的基本特征

1.1  贸易规模与地位

2001年，日本位居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国首位。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量为3.96万t；贸易额0.90亿美元，占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总额的26.40%。 2002—2003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连续下滑，2003年，日本在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排名中次于摩洛哥，退居第二位。2004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止跌回升，复苏增长43.60%。2005—2009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呈现“量价双降”发展态势。自2010年以来，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金额处于低水平徘徊，数量趋于下降。

2022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金额为0.45亿美元，同比下降17.22%；出口量为0.96万t，同比下降3.88%，对日本茶叶出口额占总额的2.16%，排名第十三位（图1）。

1.2  产品结构

根據世界海关组织《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2017）》，将茶叶分为绿茶和红茶。其中，绿茶主要包括HS090210（绿茶“未发酵”，内包装每件净质量不超过3 kg，简称“小包绿茶”）和HS090220（绿茶“未发酵”，内包装每件净质量超过3 kg，简称“大包绿茶”）；红茶主要包括HS090230（红茶“已发酵”及部分发酵茶，内包装每件净质量不超过3 kg，简称“小包红茶”）和HS090240（红茶“已发酵”及部分发酵茶，内包装每件净质量超过3 kg，简称“大包红茶”）。

2001—2022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由以绿茶为主逐渐转为以红茶为主（表1）。2001年，在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中，绿茶与红茶所占比例分别为53.14%和46.86%，2022年分别为34.28%和65.72%。2022年出口绿茶中，小包绿茶和大包绿茶所占比例分别为10.97%和89.03%；红茶中小包红茶和大包红茶所占比例分别为20.15%和79.85%。

1.3  出口均价

2001—2022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均价总体保持增长态势。2001—2010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均价略高于同期中国对世界茶叶出口均价；2011—2015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均价与同期中国对世界茶叶出口均价基本一致；2016—2022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均价略低于同期中国对世界茶叶出口均价。

2022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均价为4.70美元/kg，同比下降13.87%，低于同期中国对世界茶叶出口均价（5.54美元/kg）。其中，小包绿茶出口均价为3.75美元/kg，同比增长7.66%；大包绿茶出口均价为6.29美元/kg，同比下降27.03%；小包红茶出口均价为6.93美元/kg，同比下降10.20%；大包红茶出口均价为3.88美元/kg，同比下降4.83%（图2）。

1.4  贸易互补性指数

2001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互补性（TCI）指数为1.45，2002年TCI指数骤然下降，2003年又大幅回升[2]，2004年升至峰值2.38。2005—2012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TCI指数呈下降趋势，2013年开始波浪式缓升，到2022年回升至1.19（图3）。

2022年，中国小包绿茶、大包绿茶、小包红茶、大包红茶对日本出口贸易互补性指数分别为0.43、2.68、0.68和0.67；大包绿茶贸易互补性较为显著。

2  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2.1  出口贸易规模偏小，合作地位持续下滑

2001—2022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总体趋于下降，2022年出口贸易金额只有0.45亿美元，比2021年下降17.22%，仅相当于2001年的一半。对日本茶叶出口总量的中国茶叶出口量占比由2001年的26.40%跌至2022年的2.16%；中国在日本茶叶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也由2001年的60.08%下降至2022年的32.75%（图4）。2001—2022年，日本茶叶进口消费总体规模持续减少是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下降的重要外因，2001年，日本茶叶进口贸易金额为2.09亿美元，位居世界茶叶进口第二位。2022年，其进口金额大幅降至1.66亿美元，同比下降4.37%，退居世界茶叶进口第十一位。随着日本国内茶叶产量上升，自给能力增强，近两年日本已由茶叶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其中，2022年，其茶叶出口金额达1.70亿美元，跃居世界茶叶出口第九位。同时，中国在日本国内茶叶市场中还面临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家的激烈竞争与严峻挑战，斯里兰卡和印度在日本茶叶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由2001年的12.25%和9.39%大幅上升至2022年的26.51%和15.94%。

2.2  出口均价偏低，合作层次低

自2016年以来，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均价低于同期中国对世界茶叶出口均价，其中，2022年，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均价大幅下降13.87%（图5）。另外，日本自中国茶叶进口均价（5.35美元/kg）低于其自世界茶叶进口均价（6.46美元/kg），也大幅低于其自斯里兰卡（7.30美元/kg）、印度（8.08美元/kg）等进口均价。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以大包红茶为主，近年来大包红茶出口均价持续下降，同时，大包茶叶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整体处于中低端层次，综合贸易效益不显著。中国对日本小包绿茶出口数量扩张较明显，质量不高，出口均价相当于越南、中国台湾的三分之一左右，甚至仅为法国的6.81%。

2.3  贸易壁垒严重，掣肘出口发展

中国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程度相对偏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较大程度上制约茶叶出口贸易的顺畅发展[3]。根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日本对中国茶叶仍维持较高进口关税税率，并将茶叶排除在降税清单之外，进而削弱中国茶叶竞争优势（表2）。另外，2006年5月，日本政府实施肯定列表制度（Positive list system），大幅提高其农产品进口标准，其中，茶叶农药残留检测指标涉及276项，对未设残留限量标准的一律控制在0.01 mg/kg以下。而当时我国缺乏系统的茶叶农药残留检测指标管理制度，较多以公告形式就某类农药禁用进行管理。2013年3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2），对茶叶的农药残留检测指标只有24项，日本标准普遍严于我国国标，进而导致我国茶叶对日本出口贸易频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阻碍[4]。此后，我国陆续修订出台了相关管理制度，目前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关于茶叶的农药残留检测指标为70项（另外以饮料类包含茶叶涉及农药残留检测指标35项）[5]，较多标准仍较日本宽松，较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茶叶对日本出口贸易规模的全面提升[6]。

3  政策建议

3.1  完善我国茶叶质量标准体系，提升产品质量

建立高标准绿色茶园，推进茶叶种植生产全过程质量监控，规范农药化肥使用，确保产品品质。加大科技投入，推进全程机械化和数字化，降低综合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7]。重点培育茶叶行业龙头型企业，充分运用WTO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扶持。完善茶叶产品的溯源体系，强化地理标识。注重茶叶产品的包装及其材质，符合日本茶叶进口的绿色包装与食品安全要求[8]。

3.2  提升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创新贸易模式

推动中日双边农产品领域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谈判，将茶叶纳入降税清单目录。增进中日双方海关、检疫、运输等部门合作，推进茶叶产品质检互认制度合作，简化通关程序，提升通关效率，降低通关费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细分市场，紧跟需求动态。近年来日本国内红茶消费需求持续上升，对袋泡茶、粉末茶偏好增强，尤其是更多年轻人喜欢添加水果香味的香味茶等，未来可进一步加大红茶出口力度，努力做到精准促销，推出新产品，丰富产品种类，创新营销模式[9]。推动出口贸易与茶文化融合发展，注重茶叶包装的材质与外观，融合日本传统茶道文化元素，成为当地市场消费者喜闻乐见的产品[10]。参与日本国内茶叶博览会和推介会，扩大和提升中国茶叶在日本市场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扎根当地，深耕市场。大力发展茶葉跨境电商业务，借助国际知名电商平台拓展销售渠道，挖掘数字贸易合作潜力。构建“海外仓”“中转仓”，优化物流节点布局，完善茶叶国内外物流配送体系，提升送达时效，降低运输费用，充分挖掘贸易合作潜力。

3.3  完善对日本茶叶出口促进政策，实现高质量发展

完善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促进政策，加大政策引导及优惠力度。构建对日本茶叶出口贸易信息共享平台，加强信息披露与实践运用，建立市场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密切关注日本对茶叶进口标准的调整信息，援助茶叶出口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壁垒，增强企业出口信心，提振出口贸易规模[11]。增强茶叶品质检测社会化服务，完善茶叶产品国家质量认证体系，提升国际认可度[12]。发挥国内茶叶行业协会功能，统筹海外市场布局，抱团出海，错位发展，增进协同效应，强化行业自律，减少同质化内部恶性竞争，实现中国茶叶对日本出口贸易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潘蓉， 余玉庚， 刘兰， 等. 2022年中国茶叶进出口贸易结构简析[J]. 中国茶叶， 2023， 45（4）： 31-35.

[2] 牛晓婧. 中日茶叶贸易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7.

[3] 吕连菊. 日本对茶叶实施技术贸易壁垒对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J]. 科技管理研究， 2015， 35（4）： 18-21.

[4] 叶元.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中国和斯里兰卡茶叶输日影响的比较研究[J]. 中国茶叶， 2017， 39（7）： 8-1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2021[S].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1.

[6] 徐振宇， 韩禹， 祝金甫. 日本农产品化学残留制度演进及对中国输日农产品贸易的影响[J]. 国际经济合作， 2014， 341（5）： 14-21.

[7] 林智， 陈常兵， 白岩. 日本茶叶产业和科技现状考察[J]. 中国茶叶， 2017， 39（12）： 4-8.

[8] 赵和涛. 日本茶叶包装发展特点[J]. 今日科技， 1993， 156（2）： 5.

[9] 许咏梅， 苏祝成. 日本茶叶市场现状研究[J]. 茶叶， 2007， 33（2）： 88-93.

[10] 王紅， 程芳. 中国茶叶出口的现状与日本市场的定位策略[J]. 对外经贸实务， 2014， 310（11）： 42-44.

[11] 丁亦男， 童小麟， 赖国银， 等. 国内外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与出口茶叶安全研究[J].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9， 10（23）： 8140-8145.

[12] 冷杨， 张继辉， 束放， 等. 我国出口茶叶农药残留超标风险控制对策研究[J]. 中国植保导刊， 2020， 40（11）： 8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