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想起了父亲

资南萍 资红南 资京南

前几天，曾在南京海军某部工作的湖南老乡资京义找来，说受家乡组织所托，希望我们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谈谈父亲资凤将军的事情，这其实有一些为难。一是父亲去世多年，很多事情不愿意被提及；二是父亲家教很严，处事低调已经成为全家恪守的家风。但考虑到这是主题教育的大事，也不好推辞。

父亲资凤，原名资涤辅，1895年3月生于湖南耒阳县资家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8岁放牛，11岁上私塾读书，14岁到县城一家杂货店当学徒。1926年，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席卷湖南城乡，父亲积极投身耒阳农民运动，担任乡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马日事变”后，全省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他转入地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进入湘南地区，发动了著名的湘南起义。2月中旬，起义军进军耒阳，父亲积极发动农军参战，从此加入了革命队伍。朱德在耒阳城西的培兰斋设立招兵站，父亲因上过私塾，能识文断字，又当过店员会算账，朱德就让他负责招兵站的登记造册和军需工作。经过严格筛选的300多名耒阳热血青年组建了一个新兵营，在江西永新编入红二十八团，父亲担任团部特务长。这就是父亲“为朱总司令招过兵”的真实故事。在这支耒阳生力军中，走出了包括父亲在内的4位开国将军，其中中将2人，少将2人。

1928年11月中旬，红军集中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一天要往返50多公里，写进我们小学课本的《朱德的扁担》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其实，跟朱老总一样享受这个“藏扁担”待遇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父亲资凤。当时的红军队伍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只有朱德和我父亲两人的年纪较大。战士们心疼他俩，不让他俩去挑粮，还偷偷把朱德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就从老乡那里买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自己连夜做了根扁担，还在上面刻了字。朱总司令带了头，父亲自然不甘落后，坚持和战士们一起下山挑粮，挑粮的途中还在黄洋界遇到了毛委员。

1929年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闽西的艰难行程，父亲一直在队伍中担任财务工作。1933年11月，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秘书谢觉哉到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时，发现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的不少问题，立即派人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亲自点将，命令资凤立即带着审计组赶赴瑞金突击查账，揪出了杨世珠伙同会计科长等人私吞基层单位上交款项2000大洋、集体贪污4000多元的一个大案，相关人员得到了严厉惩处。事后，毛主席专门听取了案件情况的汇报，对谢觉哉雷厉风行、当机立断的政治警觉给予高度评价，对我父亲和审计工作组的工作提出了表扬，说父亲是“革命的红管家”“财务工作者的模范”。这个案件的处理，开创了我军财务审计工作的起点，也是传说中的父亲“为毛主席管过账”故事的由来。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在耿飚为团长的红四团担任会计股股长。红四团在长征途中多次担任全军的开路先锋，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一马当先，浴血奋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父亲和出纳两人带着挑夫，负责全团的公文、手榴弹和粮食等30多担物品，紧跟部队行动。谁知到了湖南宜章，出纳开小差跑了，还带走了几个挑夫。这时前方战斗非常激烈，急需送弹药。父亲临危不惧，几个担子并在一起挑，带领挑夫拼命向前，终于追上了部队。当时，部队与敌人激战多时，眼看就要弹尽粮绝。当耿飚团长见到父亲满身伤痕地出现在面前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直到很多年后，他还拿这件事来教育部下：“只要有资凤这样的精神，世上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从延安到太原，从八路军到新四军，转战河南竹沟、淮北、淮南和苏北等地，先后担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供给科科长，新四军第六支队留守处处长，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副部长兼出纳科长，第四师兼淮北军区供给部副政委，淮北行署金库主任等职务。

1938年春，青黄不接，部队供应一度难以为继。一天，彭雪枫司令员把父亲叫去，让他把跟自己征战多年的枣红马卖了，以解燃眉之急。父亲起初坚决不同意，但彭司令员一再坚持，反复开导大家说：“古时候秦琼受困于山西潞城，不也卖掉了他心爱的黄骠马吗？红骠马、黑骠马、白骠马，没有什么了不起。马一天不骑不要紧，饭一天不吃不行啊！今天失马，明天、后天或许可以从敌人手里夺取更好的战马。”第二天一早，父亲带着饲养员把彭司令员的枣红马和另外10余匹战马，牵到集市上卖了。事后，父亲只要一谈起卖马这件事，总是很感慨。他说，卖马筹来的钱虽然不多，但那是救命钱，不仅缓解了当时部队的燃眉之急，还救济了一些特困群众，度过了抗战岁月里最为艰难的“春荒”。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跟随部队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华东军区财务部政委（正军职）。1955年9月，父亲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1月26日，一封由南京军区发出的大红金字请柬送到了家里，上面写着：“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命令，定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授衔、授勋典礼，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请届时参加，接受军衔。”但非常遗憾的是，父亲已经无法看到这份党和国家授予的至高无上的荣誉，他于1955年11月5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年仅60岁。他是共和国第一位逝世的开国将军。南京军区为我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他的遗体安葬在雨花台望江矶，与他的老战友“皖南三烈士”项英、周子昆、袁国平长眠在一起。

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母亲很快就带着我们全家从原来居住的小楼搬到了一所平房里。在父亲看来，那座小楼是国家给自己的职务待遇，自己不在了，家属和孩子们就不能再享受这个待遇。1985年母亲去世后，我们全家又很快将那所平房还给了单位，这也是母亲生前的谆谆嘱咐。

“给朱总司令招过兵”“给毛主席管过账”“给耿飚团长送过粮草、手榴弹”“给彭雪枫将军卖过马”，父亲戎马一生，虽然没有像那些身先士卒的战将一样去冲锋杀敌，但从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一路走来，几乎经历了他去世前我军的每一个阶段，其艰难卓绝可想而知。有人说他，管了一辈子钱，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可他总是说自己是最幸运的人，当年参加“湘南暴动”跟随朱总司令上井冈山的耒阳儿女前后共有8000多人，到红军长征结束时只剩下30多人。据确切统计，仅仅一个耒阳县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有2萬多人。

（责任编辑孙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