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延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上)

［摘 要］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总结长期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重大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愚公移山精神、实事求是精神、马克思主义天经地义思想、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策略等一系列思想理论成果，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党的建设工作的胜利进行，为党和国家留下了长期起作用的宝贵思想财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

［作者简介］刘书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

党的百余年历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在百余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成功地促成了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完全成熟的时期，其突出的标志是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以后，党的思想实现了空前统一。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到“七大”胜利召开，这期间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工作，全面展示了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当前，我们总结这份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有助于更加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一 以“愚公移山精神”鼓舞全黨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愚公移山”的故事，出自《列子·汤问》。列子即列御寇，战国时郑国人，在道家学者中是介于老子与庄子之间、承前启后的人物。今本《列子》八卷，全书载民间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等134则，题材广泛，富于教育意义。参见：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前言.对于绝大多数现代中国人来说，对列子及其作品有所了解，是通过毛泽东同志阐释“愚公移山”的故事开始的。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闭幕词时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01-1102.这一段脍炙人口的激励话语，几乎成为全国人民的座右铭。为了使全党全国人民树立必胜的信心，毛泽东同志接着讲了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

他讲道：“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02.在这个寓言里，毛泽东以愚公及其子孙隐喻中国共产党人；以上帝隐喻中国人民；以挖山不止、感动上帝比喻中国共产党以先锋队的觉悟带动人民觉悟，一起团结奋斗；以智叟隐喻机会主义者的干扰。毛泽东借这个寓言说明：只要共产党人动员人民大众团结战斗，就必然会取得胜利。这个寓言内含的道理，很快传遍全国，成为放手发动群众、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至今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在世界人民中也有广泛的传播。

其实，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同志讲愚公移山的故事，不是一次，而是三次。上面这一次，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从宣传“七大”路线的角度动员人民大众坚定信心、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点出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实质。按照时间顺序，“七大”期间毛泽东同志讲愚公移山故事和提及愚公移山，上述这一次应该是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因为是在“闭幕词”中讲述，比较正式，而且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因而也是传播最广的一次。

“七大”期间，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讲愚公移山是在1945年4月24日“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讲到应对国民党“闹摩擦”、进攻解放区的行为时，主张坚持自卫反击的立场。毛泽东同志指出：“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6.接着，毛泽东同志就完整地讲了一遍愚公移山的故事。不难理解，这次讲话是侧重表达学习和坚持愚公移山中那种子子孙孙前赴后继、不得胜利决不罢休的坚定革命意志。

“七大”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愚公移山是在1945年5月31日，这次是在“七大”的“结论”报告的最后，号召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但并没有展开。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的：“我们这次大会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同志们！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19.这次讲话显然是强调团结奋斗，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这两座大山挖掉！

愚公移山的故事及其内含的哲理，毛泽东在“七大”期间以不同的角度讲了三次，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一，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治学习惯，也可以说是他的领袖风范。凡是他认为重要的路线或理论问题，总是要反复讲，只让少数人知道不行，而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只有不断地讲，才能深入人心。第二，毛泽东同志每次讲愚公移山都是结合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中，激活其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文化因子，为现实革命事业服务。毛泽东同志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做法得到后人的继承和发展。

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到了毛泽东同志讲的愚公移山精神，他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83.可见，愚公移山的精神影响了我国几代人，在新时代仍然焕发着思想上的指引作用，鼓舞和激励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二 “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语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左传：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2：1967.“礼”本义是上古祭祀的规范，后演化为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最高行为准则。因此，这个“礼”就超越了一般“礼仪”的含义，成为古代阶级社会的政治制高点，具有“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的权威，因此被称作“天经地义”，甚至成为古代“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过去时代的“天经地义”实际上就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主义社会的宇宙观。这种旧的所谓“天经地义”的宇宙观在阶级社会中不断沿革。

夏、商、周奴隶制的“天经地义”宇宙观，到孔子生活的年代就“礼崩乐坏”了。秦汉开始的封建主义“天经地义”宇宙观，虽然开创了长期领先世界的辉煌，但是到了近代社会，却使中华文明蒙尘、中华民族蒙辱，甚至几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自从苏俄“十月革命”以来，世界大变，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使得世界进步人类找到了追求理想社会的指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跨越了近代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不断向着民族复興的光明未来奋进，不断验证着马克思主义科学宇宙观的勃勃生机。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向党的“七大”提交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彻底清除了代表封建主义宇宙观的“天经地义”的陈旧内涵，激活了现代“天经地义”真理观生命力的萌芽。他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0.这是构筑科学社会主义文明的新起点。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天经地义的新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首先明确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9.

“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还明确指出了民主主义阶段的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和过渡性：“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0-1061.

“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还论及了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2.

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核心词汇“天经地义”经过时代的更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新的“天经地义”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旧社会主导宇宙观的外壳，更携带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新鲜内涵的真理性优势，便于人们用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

正如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中所说的：“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1.“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2.

三 “和为贵”的新用和“三条古训”的更新

随着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特别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核心领导地位，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战略思想就彰显出巨大的威力。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1937年7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的存在，使得这种合作充满曲折、多变的复杂性。他们不断制造事端和“摩擦”，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仅仅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5年中，就制造了三次反共高潮：1939年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941年杀害七千多新四军官兵的“皖南事变”；1943年妄图取消边区、解散共产党的浪潮。事实证明，在涉及民族危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不坚持统一战线不行，在统一战线中不与国民党顽固派做斗争也不行。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天天想打我们，但也不敢和我们做大的决裂。我们的斗争也是有节的。”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16.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掌握“和而不同”“斗而不散”的辩证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与复杂尖锐的斗争实践相结合，充分改造和提炼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创造了崭新的斗争方式和斗争艺术。

1944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避免内战，集中抗战。”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99.“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99.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拿环境来说，今年比去年好，摩擦仗大概是不会打了。罗斯福不赞成我们中国打摩擦仗，那位蒋委员长也不想打，我们更不想打，大家都不想打，自然就打不起来，所谓‘和为贵。”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6.

“和为贵”，语出《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朱熹注曰：“禮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按照朱熹的解释，“和”的意思就是“从容不迫”，即和谐之意，也接近民俗用语中的“一团和气”。但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把它理解为统一战线的一种“团结”或“联盟”状态。即统一战线内部“不打仗”“不闹摩擦”和不争同盟者之间的输赢。这样的“和为贵”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统一战线的主旨。然而，只有“和为贵”，还不能有效制止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

为了遏制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需要掌握“和为贵”之外的另一手——“自卫反击”。鉴于国共两党之间在政治上达成共识的艰难，毛泽东同志把“自卫反击”的原则转化为传统文化中的“老子主义”“晋文公主义”“孔子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自卫反击”原则具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说服力。

毛泽东同志讲的对付“闹摩擦”“进攻根据地”行为的“自卫反击”三原则是这样表述的：“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6.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的三个原则。

老子哲学的“不为天下先”，出自《老子·第六十七章》：“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任继愈.老子新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07.原意为：不敢做天下人之先，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首长。毛泽东同志变更其意为“不打战争的第一枪”，取严守自卫战争的正义性之意。

《左传》里的“退避三舍”，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楚成王设宴招待流亡中的晋国公子重耳，询问他如果将来回国即位当了国君后打算怎么报答他，重耳回答：“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左传：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2：460.意思是，重耳将来如果当了晋国国君，遇到晋、楚两国在中原交战，会让晋国军队主动后退九十里，以示报恩和礼让。重耳回国即位成为国君后，晋、楚大军在城濮拉开大战的阵势，晋文公果然坚守当年许下的两军相遇“退避三舍”的诺言，下令晋军“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左传：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2：516-517.，赢得了守信的正义形象；而楚军将领率军冒进，被晋军打得大败。为了遏制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中制造“摩擦”，毛泽东同志借此典故体现维护统一战线团结的大局，具有极强的感召力。

“礼尚往来”出自《礼记·曲礼上》：“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其本意是，礼是提倡有来有往的，只有我方去的交往而没有对方来的交往，不符合礼的规定；只有对方来的交往而没有我方去的交往，也不符合礼的规定。毛泽东同志将这种对等的相互交往，运用于处理统一战线中的“摩擦”，把它改造成现代的战争与和平的规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种在统一战线中抵制违规现象的“自卫反击”原则就成为统一战线的安全阀。

总的来看，如果说“不打第一枪”是我方自觉的克制；那么“退避三舍”就是我方顾全大局的退让；如果前两个阶段的“克制”和“退让”都无效，对方还是得寸进尺、坚持进行战争挑衅，我方就获得了人民大众公认的“自卫反击”的正义权力。这时，自卫反击就是理直气壮的正义之举。

在关于党的“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了这三项原则的内容和意義。他指出：“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三条告诉胡宗南，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89.毛泽东同志还说：“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89.

在现代战争中，或在复杂的统一战线中，有了毛泽东同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提炼出来的这些原则，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能够成为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

四 贯穿中国古今的“实事求是”，实现了科学化和时代化

关于“实事求是”词语的源出，东汉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和宋代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资治通鉴》的有关原文是：“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yáo）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河间王刘德，以忠厚老实、深谙学术著名，言谈举止合乎儒家规范，死后谥号为“献王”。这是“实事求是”这一成语的直接来源。最初“实事求是”的内涵不过忠厚老实而已。

其实，在中华文脉中，“实事求是”的思想来源远远不限于西汉刘德。例如：《论语》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孟子》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万章章句下》）春秋时期齐国相国晏婴与齐景公的政治对话等，更接近思想理论上“实事求是”的深刻含义。

不过，“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条真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并且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十分著名，主要还是由于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其现代理性的深刻内涵，其中特别要归功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前后关于“实事求是”的运用和阐释。在此之后，“实事求是”便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成为贯穿古今、指导未来的思想理论成果。

谈到毛泽东与“实事求是”的早期接触，有些人会联想到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先生（1879—1943年）为该校题写了校训——实事求是的匾额。而1918年6月，毛泽东同志从一师毕业后，与蔡和森等曾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肯定看见过这块写有“实事求是”的匾额。其实早在1910年春，毛泽东同志在韶山东茅塘私塾读书时，在堂叔毛麓钟先生的引导下就读过载有“实事求是”典故的《汉书》。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时再次谈到这个典故。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7.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报告中，第一次正式赋予“实事求是”以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时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就是这样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激活，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这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都是无法估量的。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87.《决议》同时批评了教条主义者们，指出：“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88.这标志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被全党接受。此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党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的第三部分中讲到党内的几个问题。他提出工作中的“实事求是”就是要老老实实、要讲真话，做到“三不”：“不偷、不装、不吹。”毛泽东同志强调：“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9.“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9.“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50.“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50.“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51.显然，孔夫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这里被改造成了实事求是、老老实实、说真话的态度。这为即将到来的争取全国抗战胜利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作风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國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的报告中，又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演绎为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他在报告最后的“实事求是问题”这一部分中指出：“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二十四年的经验证明：想一手抓一个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争来的，叫作‘寸土必争。我们的敌手，日本人和蒋介石，对我们也是寸土必争。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19.可见，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同志把实事求是的内涵逐步扩大，使之成为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广泛起作用的一种科学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他还说：“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24.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999年出版）第237页，最后这句话表述为：“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笔者在本文中采用了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的表述。1961年1月29日在南京专列上，毛泽东同志与江苏省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干劲还是要鼓，要是实事求是的干劲，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34.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写入党章，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遵守。从党的十二大至二十大，党章总纲部分始终载明：“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到十七大［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07，136，160，187，219；以及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文件汇编的相关内容。这表明全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高度认同。

1981年，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62.“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事求是”的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经验：“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6-67.可见，由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了古老中华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精神，使之实现了科学化和时代化，“实事求是”就成为贯穿中国古今的精神瑰宝。

Abstract：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Mao Zedong as the core insisted on combining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y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major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long-term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 series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were creatively proposed， including the Spirit of the Foolish Old Man Removing the Mountains，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natural meaning of Marxism， and the strategy between unity and struggle in the united front and so on. These Innovative theories guided the successful progress of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partys building. Thes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has left valuable intellectual wealth which is effective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Sinicazation of Marxism;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wo Combin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