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对商业信用扭曲的影响

2023-07-11 21:01贺世轩曾慧宇
财会月刊·上半月 2023年7期
关键词:减税降费产能过剩

贺世轩 曾慧宇

【摘要】本文以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商业信用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 政府减税降费可以作为企业账款清欠的一种财税手段, 抑制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和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进而防范和化解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降低企业陷入在被客户拖欠账款的同时拖欠供应商账款的“三角债”链条的风险。机制分析发现: 在商业信用生成阶段, 减税降费可以削弱抵税拖欠行为的净现金流入效应, 直接抑制商业信用扭曲; 在商业信用清偿阶段, 减税降费通过促进即期财务宽裕、 抑制已有产能过剩和助推进一步转型升级等三条路径间接增强企业防范和化解商业信用扭曲的核心能力。

【关键词】减税降费;商业信用扭曲;财务宽裕;产能过剩;企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 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3)13-0132-7

一、 引言

在我国经济下行和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的背景下, 商业信用可能异化成企业间恶意的支付拖欠行为(金碚,2006;王国刚和胡坤,2021), 即商业信用扭曲(刘小鲁,2012;周晨松,2022)。为区别商业信用是主动提供还是恶意拖欠, 陈彬等(2016)通过分析商业信用的期限结构发现, 超过30%的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期限超过60天, 存在扭曲现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8〕14号)明确指出, 近年来,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等客观性和周期性因素, 以及一些企业以大欺小、 缺乏市场诚信和契约精神等因素, 形成了普遍的拖欠账款问题。

一方面, 企业存在目标商业信用供给水平(Daniela和Anna ,2010), 商业信用供给扭曲会增大股价崩盘风险(周晨松,2022)。巨大的应收账款规模对企业资金的有效周转构成威胁(于博,2016), 已有学者认为收款天数超过60天即说明企业被客户拖欠货款(Wynarczyk,2000;陈彬等,2016)。基于防范账款拖欠的视角, 商业信用供给期限存在合理范围, 若超过合理范围, 会形成商业信用供给扭曲。过长的收款天数会增加坏账风险和现金流压力(宋华,2020)。另一方面, 企业存在最优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王京滨等,2022), 过度占用商业信用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Carlos和Lorenzo,2012)。2020年国务院发布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明确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向中小企业采购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 否则即为拖欠供应商货款。基于防范账款拖欠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期限也存在合理范围, 超过合理范围, 便形成商业信用融資扭曲。过长的付款天数不利于控制信用风险(刘慧凤和黄幸宇,2017), 会加大债务风险甚至破产风险。

企业在货款无法按时兑付的同时还得支付上游材料款, 导致拥有更多应收账款的企业倾向于扩大应付账款规模(王海军和刘超,2020;刘小鲁,2012)。若企业同时存在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和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则意味着企业在被客户拖欠货款的同时又拖欠供应商货款, 形成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俗称“三角债”。环环相扣的产业链变为极易断裂的债务链, 不仅容易导致企业陷入资金链断裂的财务危机, 而且会给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Michael等,2007)。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要高度重视“三角债”问题。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和防范化解“三角债”风险, 202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强调要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当前, 政府牵头的账款清欠工作手段主要有三种: 一是行政手段, 主要是开展清理拖欠账款专项行动; 二是法制手段, 主要是制定并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等行政法规; 三是社会文化手段, 主要是将出现严重拖欠问题的失信主体纳入“黑名单”加以联合惩戒。治理企业账款拖欠这一“顽瘴痼疾”需要综合施策, 除继续运用好以上三种主要手段之外, 还需寻找和发现更多能够助力企业账款清欠的辅助手段。

在近年来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背景下, 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是否还存在税收手段?自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减税降费目标以来, 减税降费力度从2016 年的5000 亿元提高到2020年的25000 亿元。经济风险链镶嵌于产业链、 供应链、 资金链、 债务链等各种经济链之中, 税收可以平衡政府、 市场与社会之间的风险(李成威,2020)。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新的减税降费政策要强化对风险抑制的支持力度。既然商业信用扭曲会增大资金链断裂风险, 致使企业陷入“三角债”链条, 那么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支持市场主体纾困和发展的关键举措, 减税降费能否通过为企业纾困促优, 发挥对商业信用扭曲的疏解作用?对此, 本文以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商业信用扭曲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为账款拖欠治理的税收手段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抵税拖欠行为分析

在我国宽松的商业信用制度和严征管税收制度的背景下, 采购抵税往往早于采购付款(白景明等,2017), 形成了企业的抵税拖欠行为, 即企业在拖欠应付账款的情况下及时进行抵税。这使企业在未及时产生采购现金流出的情况下因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或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而可以及时减少税收现金流出, 进而在较长的账期内获得实际的净现金流入。税收因素使企业倾向于拖欠应付账款以获得这一净现金流入。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包括开具发票的当天、 获得索款凭证的当天、 赊销书面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在我国普遍的买方市场背景下(韩家平,2023), 销售方企业相对于购买方企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其为了尽快回款通常会先向购买方开具发票。被拖欠账款的企业往往在开具发票、 获得索款凭证或达到赊销合同约定付款日期之后仍迟迟未能收款, 而此时纳税义务已发生, 须及时在纳税期限内缴纳增值税(白景明等,2017)。这使得增值税税负的存在对货款拖欠者有利而对被拖欠者不利, 具体表现为: 在销售未带来实际现金流入的情况下, 被拖欠者需要及时缴纳增值税销项税额, 形成实际现金流出; 在采购并未产生实际现金流出的情况下, 拖欠者因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增加而形成净现金流入。因此, 抵税拖欠行为的净现金流入效应, 会助长购买方企业的拖欠行为从而加大销售方企业的资金压力。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企业所得税法所称企业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包括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等, 并且企业需要在该纳税月份或季度内及时预缴所得税款。在此背景下, 企业所得税相关因素对货款拖欠者有利而对被拖欠者不利,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对赊销方而言, 赊销收入计入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收入, 需要及时缴纳企业所得税, 然而企业并未及时地产生实际现金流入; ②对赊购方而言, 赊购形成的营业成本及时计入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项目, 可以及时抵减应纳税所得额, 然而企业并未及时地产生实际现金流出。由此, 企业所得税方面抵税拖欠行为的净现金流入效应, 也会助长购买方企业的拖欠行为而加大销售方企业的资金压力。

降低增值税税负主要包括降低税率和增加加计扣除(胡海生等,2021)。若降低增值税税率, 一方面, 在客户与企业的交易额不变的情况下, 客户获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更少, 从而削弱客户抵税拖欠行为的净现金流入效应, 并直接降低企业为客户垫付销项税额金额形成的应收款项, 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 另一方面, 在企业与供应商的交易额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获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更少, 削弱企业抵税拖欠行为的净现金流入效应, 并直接降低企业应向供应商支付进项税额金额形成的应付款项, 抑制商业信用融资扭曲。如果增加增值税加计扣除, 理论上会直接提高企业应付款项中的进项税金额, 强化企业抵税拖欠行为的净现金流入效应, 加剧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也主要包括降低税率和增加加计扣除(贺娜和李香菊,2021)。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一方面, 在税前利润不变的情况下会增加企业税后利润空间, 促使企业不必为保证目标税后利润规模而扩大赊销, 不必因扩大赊销收入规模而给予客户更长的账期, 直接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 另一方面, 会直接削弱企业抵税拖欠行为的净现金流入效应, 减少企业在经营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可获得的税前扣除总金额, 减少企业因增加赊购拖欠产生的应付账款金额, 抑制商业信用融资扭曲。如果增加所得税加计扣除, 理论上会直接放大企业抵税拖欠行为的净现金流入效应, 助推企业增加赊购, 加剧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综上可知: 减税降费可以直接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 减税降费通过降低税率或增加加计扣除, 可以直接抑制或加剧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但两种作用可能存在抵消效应, 使减税降费并不会显著直接影响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减税降费对商业信用供给扭曲的直接抑制作用有利于抑制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从而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二)财务寬裕机制分析

首先, 减税降费可以促进财务宽裕。一方面, 企业向政府支付的各项税费属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故减税降费能够增加企业现金流。另一方面, 减税降费能够减少有息负债。当企业税率降低时, 有息债务的税盾价值降低, 决策者会倾向于降低有息负债(Modigliani和Miller, 1963)。随着减税降费所带来现金流的增加和有息负债的减少, 企业的财务状况逐渐宽裕(干胜道和刘佳敏,2021)。

其次, 财务宽裕可以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和融资扭曲。根据商业信用的买方市场假说(Daniela和Anna,2010), 企业会为强势买方提供商业信用, 财务宽裕企业的财务实力得到提高, 从而可以提高自身相对于客户的实力不对称地位, 加速货款回收。此外, 收账通常需要付出成本, 而财务宽裕企业更有实力承担收账成本, 具有更高的收账效率。因此, 财务宽裕能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根据商业信用的替代融资假说(Mitchell和Raghuram, 1997), 商业信用融资是一种替代融资方式, 财务宽裕企业的融资压力更小, 对商业信用融资的需求更小。此外, 基于企业对供应商的“体恤效应”(王雄元等,2015), 财务宽裕企业承担的财务压力更小, 会更加“体恤”供应商, 减少过度占用供应商资金。因此, 财务宽裕也会抑制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基于上述分析, 减税降费的财务宽裕效应能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和融资扭曲, 两方面效应相互叠加, 最终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三)产能过剩机制分析

首先, 减税降费能够化解企业产能过剩。由于征税会减少企业税后利润, 企业为了实现目标利润规模, 通常有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两条应对路径。减税降费相当于减少企业产能投资决策中的税费变量因素, 为企业自由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实现产能最佳利用提供更多资源空间。但也有研究表明, 地方政府提供税收优惠可能造成企业的非理性决策, 扭曲企业投资行为, 使实际产能投资远大于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的最优产能投资。基于我国长期以投资带动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 企业习惯于规模扩张的发展路径和“一哄而上”的投资行为, 而且陆续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具有非常鲜明的创新激励导向, 因此相比于加剧产能过剩, 减税降费能在更大程度上化解产能过剩(李建军等,2019)。

其次, 产能过剩是商业信用扭曲的重要诱因。在多数实体行业中, 产能过剩是账款拖欠的中观原因(韩家平,2023)。一方面, 产能过剩会引发商业信用供给扭曲。产能过剩容易导致库存积压, 企业促销压力大, 增加了买方的交易主导权, 迫使企业提供更多商业信用。同时, 产能过剩往往具有行业聚集性, 引发同行业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根据商业信用的市场竞争假说(Raymond和Mayank ,2004), 这也迫使企业倾向于提供更多商业信用。另一方面, 产能过剩会加剧商业信用融资扭曲。产能过剩意味着过剩资本难以出清, 资产周转率和资本回报率下降, 偿债能力变弱, 企业不得不依赖更多外部债务融资(潘舒芯,2022), 包括占用供应商资金。此外, 只有销售货款如期到账才能保障企业向供应商及时支付材料款, 而产能过剩会引发商业信用供给扭曲, 因而也会引发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基于上述分析, 减税降费的化解产能过剩效应能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和融资扭曲, 两方面效应相互叠加, 最终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四)转型升级机制分析

首先, 减税降费能够助推企业转型升级。企业转型升级通常需要大量持续的资金投入以进行组织变革、 技术创新和运营流程重构。然而, 转型升级具有较高的经营业绩不确定性, 加剧了外部融资约束, 使得内源性融资对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而减税降费能够增加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 增加企业内源性融资金额, 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转型升级其他方面的投入, 进而助推转型升级工作的持续有效落实, 不断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田磊和陆雪琴,2021)。

其次, 企业转型升级是抑制商业信用扭曲的根本途径。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曾在2019年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三角债”问题折射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一方面, 转型升级能够治理商业信用供给扭曲。产品的技术含量高、 具有核心竞争优势, 是企业转型升级有效实现的重要成果体现。这既可以确保企业在买方市场博弈中取得相对于客户的足够的议价能力, 不必通过赊销方式留住客户, 也可以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必通过赊销方式取得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 转型升级能够治理商业信用融资扭曲。转型升级成功的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高、 经济效益高、 财务宽裕, 不必选择过度占用供应商资金。此外, 只有销售货款如期到账才能保障企业向供应商及时支付材料款, 企业转型升级能够治理商业信用供给扭曲, 因而也能治理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基于上述分析, 减税降费的转型升级效应能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和融资扭曲, 两方面效应相互叠加, 最终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综合可知: 在商业信用生成阶段, 减税降费可以削弱抵税拖欠行为的净现金流入效应, 具有对商业信用扭曲的直接抑制效应; 在商业信用清偿阶段, 减税降费对企业财务状况、 产能利用和转型升级均会产生重要影响, 构成减税降费对商业信用扭曲的间接抑制效应。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减税降费会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和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进而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20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 ST类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后, 得到2800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消除异常值可能造成的影响, 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与99%分位进行Winsorize处理。本文所需数据全部来自于CSMAR数据库和Wind 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周晨松(2022)通过中小企业的大客户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衡量商业信用扭曲, 但相比于从规模上衡量, 从期限上衡量更能反映商业信用扭曲; 陈彬等(2016)以收款天数大于60天衡量商业信用扭曲, 但并未考虑行业和年份因素对账款回收天数的影响。由于商业信用供给和融资均存在目标值, 超过一定目标值便可判定为存在扭曲情况, 本文利用目标模型法计算商业信用扭曲指标, 计算过程如下:

(1)计算应收款项周转率和应付款项周转率。应收款项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平均值, 应付款项周转率=营业成本/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平均值。

(2)计算实际应收款项周转期(Rece)和实际应付款项周转期(Paya)。应收款项周转期=365/应收款项周转率, 用于衡量客户占用企业资金天数; 应付款项周转期=365/应付款项周转率, 用于衡量企业占用供应商资金天数。考虑到后续回归模型的量纲因素, 对应收款项周转期和应付款项周转期指标均除以365。

(4)计算商业信用供给扭曲(Exrece)和商业信用融资扭曲(Expaya)。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实际应收款项周转期-目标应收款项周转期, 商業信用融资扭曲=实际应付款项周转期-目标应付款项周转期。

(5)计算商业信用连环扭曲(TCSD)。若样本的Expaya和Exrece均大于0, 则TCSD赋值为1, 表示存在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否则TCSD赋值为0, 表示不存在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2. 解释变量。借鉴韩宝山和李夏(2022)的研究, 采用“收到的各项税费返还总额/资产总额”作为企业获得减税降费支持力度(TRE)的度量指标。

3. 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商业信用期限及其扭曲的企业层面因素, 包括企业规模(Size), 资本密集度(Fata)、 无形资产占比(Intang, 无形资产净额/总资产)、 存货占比(Invent, 存货净额/总资产)、 银行信用(Credit)、 企业杠杆率(Lev)、 盈利能力(Roa)、 自由现金流(Fcf)、 股权集中度(Eqcon)、 企业年龄(Age, 公司成立年数)。

(三)模型设定

本文设计了模型(3), 采用OLS回归来检验减税降费对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和融资扭曲的影响, 采用Logit回归来检验减税降费对商业信用连环扭曲的影响。模型中均控制了企业层面其他影响因素(Controls)以及年度固定效应(Year)和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 并采用公司层面聚类标准误。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Rece和Paya的均值分别为0.269和0.327, 即上市公司应收款项周转期和应付款项周转期分别约为98和119天, 超过Wynarczyk(2000)认为的60天正常货款回收期限和我国相关法规规定的60天合理付款期限, 表明上市公司的收款天数和付款天数均较长。TRE的均值为0.006, 与韩宝山和李夏(2022)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其余控制变量的取值范围与现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2报告了减税降费与商业信用扭曲的回归结果。其中, 列(1)和列(2)显示, TRE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显著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及融资扭曲, 促进企业加快从客户处收回销售账款和向供应商支付采购账款。列(3)显示, TR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显著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降低企业的“三角债”风险。上述结果表明, 减税降费不仅能够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 而且能够抑制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最终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支持了H1。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①采用双向固定效应。为了控制可能遗漏的不随时间改变的公司层面固定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同时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进行回归, 发现TRE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②增加控制变量。在经济下行时期, 政府倾向于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 企业普遍存在的资金紧张迫使其选择“赖账”来缓解资金压力, 进而造成商业信用的扭曲式增长(吴娜,2013)。为克服经济下行这一可能的共同原因的影响, 本文增加了省级GDP增长速度这一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发现回归结果依然稳健。③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行业中位数法下的商业信用扭曲(将商业信用供给和融资期限的同年度行业中位数作为扭曲的衡量标准)进行回归, 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④替换解释变量。借鉴柳光强等(2015)的做法, 采用“收到的税费返还/支付的各项税费”度量企业获得减税降费支持力度后, 回归结果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五、 机制检验

(一)财务宽裕机制检验

借鉴干胜道等(2019)的做法, 构建中介变量财务宽裕(Fex), 若(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有息负债)/总资产>0, 则Fex赋值为1, 否则Fex赋值为0。利用逐步回归三步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如表3的Panel A所示。其中: 列(1)显示, TRE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减税降费会显著提高财务宽裕度, 改善企业财务状况; 列(2)和列(3)显示, 提高财务宽裕度会显著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 但对商业信用融资扭曲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列(4)显示, Fex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提高财务宽裕度会显著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Sobel检验的Z 值基本在1%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 减税降费能够促进企业财务宽裕, 主要通过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 进而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二)产能过剩机制检验

借鉴李雪松等(2017)的做法测算产能利用率(CU), 产能利用率越低则产能过剩越严重。表3的Panel B列(1)显示, TRE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减税降费会显著提高产能利用率, 抑制企业产能过剩; 列(2)和列(3)显示, CU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提高产能利用率、 化解产能过剩会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及融资扭曲; 列(4)显示, CU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提高产能利用率会显著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Sobel检验的Z 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 减税降费能够通过化解产能过剩, 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和融资扭曲, 进而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三)转型升级机制检验

借鉴Levinsohn和Petrin(2003)的LP法, 构建中介变量全要素生产率(lntfp), 全要素生产率越高, 说明企业转型升级水平越高。表3的Panel C列(1)显示, TRE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减税降费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列(2)和列(3)显示, lntfp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企业转型升级会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及融资扭曲; 列(4)显示, lntfp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企业转型升级会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Sobel检验的Z 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 减税降费能够通过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和融资扭曲, 进而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四)直接影响路径检验

表3的Panel D报告了同时控制上述三个中介变量之后, 减税降费对商业信用扭曲的直接效應的检验结果。列(2)显示, TRE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减税降费可以直接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 列(3)显示, TRE的系数不显著, 表明降低税率和增加加计扣除的抵消效应使得减税降费并不会显著直接抑制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列(4)显示, TRE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减税降费对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具有直接抑制效应, 有利于促进企业抑制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从而抑制商业信用连环扭曲。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 直接效应主要是缘于减税降费削弱了抵税拖欠行为的净现金流入效应。

六、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商业信用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 政府减税降费可以作为企业账款清欠的一种财税手段, 抑制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和商业信用融资扭曲, 进而防范和化解商业信用连环扭曲, 降低企业陷入“三角债”链条的风险。机制分析发现: 在商业信用生成阶段, 减税降费可以削弱抵税拖欠行为的净现金流入效应, 直接抑制商业信用扭曲; 在商业信用清偿阶段, 减税降费通过促进即期财务宽裕、 抑制已有产能过剩和助推进一步转型升级等三条路径间接增强企业防范和化解商业信用扭曲的核心能力。

(二)对策建议

税务机关应保持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税率处于合理区间的较低水平, 以降低企业抵税拖欠行为的净现金流入效应中的税率杠杆; 统筹协调税收征管与账款清欠工作, 在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和所得税税前扣除环节前后, 加强对企业采购款实际支付及拖欠情况的关注和监测, 加强对企业以赊购成本抵税后依旧拖欠供应商账款行为的监管; 深入落实缓税缓费退税等减税降费政策, 直接释放现金流, 增强企业对客户的收账能力和对供应商的偿付能力; 深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 助推企业改善经营质量和提高核心竞争力, 增强企业防范商业信用扭曲的根本能力。

企业应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实际情况, 积极充分运用税收优惠资金所提供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防范和化解商业信用扭曲风险; 可将税收优惠资金直接用于及时的收账和清欠, 加大对客户的收账力度, 提高对供应商的清欠效率; 可将税收优惠资金用于提高既有产能利用水平, 以提高资金周转速度, 加速资金回笼和周转; 可将税收优惠资金用于进一步的转型升级工作, 提高企业长期核心竞争力, 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商业信用扭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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