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大股东治理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

2023-07-13 05:57张洽刘志明
财会月刊·下半月 2023年7期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改革数字化转型

张洽 刘志明

【摘要】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 以2010 ~ 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探究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并进一步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ESG表现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机制检验发现, 异质大股东治理主要通过监督效应、 互补效应和内部控制水平提升效应三种路径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 异质大股东治理会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与国有企业相比, 民营企业的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丰富了异质大股东治理的经济后果研究, 并从企业股权治理的角度探究了影响企业ESG表现的因素, 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内部治理对ESG表现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关键词】异质大股东治理;ESG表现;混合所有制改革;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3)14-0146-8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明确将高质量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高质量发展是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最终需要通过企业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企业应加强对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视。长期以来, 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提升, 而 ESG理念将整个社会利益融入企业价值之中, 统筹考虑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环境治理和社会责任履行可以提升企业的声誉、 社会认可度及企业价值, 并造福社会。因此, 企业重视ESG发展是一个双赢的选择。近年来, 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导致的环境恶化、 产品质量低等问题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阻力。在“碳达峰、 碳中和”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双重推动下, 政府、 企业、 公众对ESG表现的关注程度不断加深。推进企业ESG发展不仅有利于贯彻我国高质量发展理念, 也有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

随着国际ESG理念的不断深入, 我国ESG研究步入快速发展阶段。2018年9月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 确定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 强调企业应重点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2020年9月, 深交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中首次提出上市公司应该主动披露ESG信息, 并由专门部门进行审查。在当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引导下, 我国企业的ESG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践行ESG信息披露制度, 满足了市场监管者和利益相关者对ESG信息的需求。然而, 企业提升ESG表现仍存在着内部动力不足和外部信息转化困难的问题。一方面, 企业存在ESG投入成本过高和人才匮乏的问题; 另一方面, 对于监管机构和利益相关者来说, 如何把企业披露的ESG信息转化为有效决策信息困难重重。如何化解这些难题并推进ESG发展, 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企业制度的完善, 异质大股东治理受到广泛关注, 异质大股东拥有较大的话语权, 对公司治理存在重要影响。异质大股东治理能否强化企业内部动力, 推动企业ESG发展, 尚未得到统一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 异质大股东可以发挥积极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有助于提升企业推进ESG发展的动力。另一种观点认为, 异质大股东之间可能存在合谋现象, 不仅起不到监督和制衡的作用, 还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不足以提升企业的ESG发展动力。为什么有关异质大股东的治理效应会产生两种相反的结论, 究其原因, 可能与大股东所有权性质存在差异有关。然而, 現有文献缺乏对多个大股东异质性的研究。随着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 为探究不同所有权性质大股东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机会。在我国, 不同所有权性质股东的决策目标不同。一般来说, 国有大股东既要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目标, 又要完成国家的政策导向目标, 他们可能更加关注企业的ESG表现。非国有大股东在做决策时一般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而较少考虑企业的ESG表现。可见, 异质大股东会对企业ESG表现产生较大的影响。基于此, 异质大股东治理能否提升企业的ESG表现?这种关系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异质大股东治理影响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是本文拟研究的主要问题。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或有以下增量贡献: 第一, 现有针对异质大股东治理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公司治理上, 对环境、 社会责任的影响分析较少, 本文为异质大股东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丰富了异质大股东治理的影响范围和效果。第二, 现有关于ESG的文献主要集中于ESG的外部驱动因素和微观影响方面。本文将ESG评级量化, 系统地将ESG三个维度作为统一整体进行研究, 丰富了ESG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三, 本文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为背景, 研究其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了新视角。第四, 本文从监督效应、 互补效应和内部控制水平提升效应等角度深入揭示了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关系的黑箱, 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 相关文献综述

(一)有关异质大股东治理效果的研究

近年来, 学者们对异质大股东治理的影响效果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异质大股东对控股股东具有重要的监督作用, 可以形成有效制衡, 从而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也存在不同的观点。Casado等(2016)和Li等(2015)的研究表明, 制衡大股东分散了控股股东的所有权, 可能会带来异质大股东之间控制权的争夺, 导致管理效率低下, 从而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我国法律制度环境不健全的背景下, 异质大股东治理具有重要的公司治理价值。引入异质大股东可以形成有效制衡的多元股权结构, 减少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 改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余怒涛等,2021)。与同质大股东相比, 异质大股东与控股股东合谋的可能性更小, 更倾向于互相监督和制衡(涂国前和刘峰,2010), 有利于减少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目前, 国内外针对异质大股东治理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异质大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方面, 缺乏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文献。

(二)有关ESG的研究

目前, 国内外有关ESG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聚焦于ESG的某一维度进行研究, 二是聚焦于ESG整体进行研究。对ESG某一维度的研究分为环境研究、 社会责任研究和公司治理研究。关于环境, 主要研究了企业绿色行为、 环保行为对企业声誉和企业价值等的影响(Song等,2017)。关于社会责任, 主要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稽国平和阚云艳,2016)。关于公司治理, 主要研究了公司治理对企业价值、 企业发展和企业行为的影响(黄群慧,2019)。针对ESG表现的研究集中于ESG评级、 ESG投资和ESG影响效应等方面。现有关于ESG评级的研究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 导致不同评级公司给出的ESG评级结果有效性不足。关于ESG投资的研究, 部分学者对ESG投资未给投资者带来积极效益而投资者却热衷于ESG投资的原因进行了探究(Pimson等,2016)。关于ESG的影响效应, 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的ESG表现越好, 越有可能提高企业声誉和价值(邱牧远和殷红,2019)。也有学者认为, ESG表现与企业的绩效和价值无关, 甚至还有可能存在负向影响(Garcia和Orsato, 2020)。目前, 大多数文献集中于ESG表现对企业的影响研究, 鲜有文献对企业ESG表现的内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三、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

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的行为决策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国有大股东因具有“政策性”特点, 其行为通常以国家的精神意志和方针政策为依据, 会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等非经济价值。民营企业大股东在经营中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经营模式更加市场化, 通常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会更加关注企业的经济价值。异质大股东治理有利于将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融合在一起, 实现异质股东优势互补,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ESG表现。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政府很可能为了政策目标的实现, 让其承担更多无关企业价值提升的政策性目标。国有企业引入异质大股东, 不仅有助于经营机制市场化, 抑制企业政策负担过重和过度承担社会责任, 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监督股东的行为决策, 提高内部治理水平, 进一步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民营企业大股东在发展过程中更倾向于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较少考虑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等非经济价值。异质大股东加入民营企业发挥治理作用, 可以增加其对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视, 提升企业ESG表现。国有大股东的引入, 会提高民营企业对环境、 社会责任的关注度。另外, 国有大股东的存在, 还能对民营企业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 形成更有效的股权制衡, 提升民营企业的治理水平。这种监督和制衡作用会抑制民营企业大股东的非社会责任行为, 将社会性目标融入企业发展过程中, 有效地促进民营企业的ESG表现提升。根据以上分析,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异质大股东治理都会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综上所述, 提出如下假设:

H1: 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调节作用

20世纪80年代之前, 国有股权是我国所有权结构的主要形式。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 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 逐步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参股甚至控股国有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些举措都促使我国企业拥有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 大股东存在异质性现象。在外部治理机制不够完善的转型经济背景下, 异质股权制衡对公司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股权结构的深层次改革, 也是优化股权结构的重要举措, 对于完善公司治理具有决定性意义。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解决我国企业代理问题的有效探索, 在促进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 在更高层次、 更高水平上实现了多元化产权结构, 缓解了由于一股独大导致的大股东掏空问题, 有效打破了企业的体制障碍, 加强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相互融合, 优化了资本配置, 化解了单一产权结构下的代理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的异质股权制衡是异质控股股东非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治理机制。同质大股东更容易结成控制联盟, 谋取并分享控制权私利, 而忽略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异质大股东不仅可减少同质大股东之间的合谋, 还可以通过控制权竞争对控股股东进行有效监督, 促使企业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异质大股东具有较强的制衡能力, 既可减少股权过度分散引发的第一类代理问题, 也能缓解单一大股东控制权过大导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上述两类问题的缓解, 有助于提升企业的ESG表现。因此,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综上所述, 提出如下假设:

H2: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三)企業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

传统的企业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 现代社会的发展及国家大力提倡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对企业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需要同时考虑企业、 个人、 社会的利益, 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最优决策, 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企业更多地关注环境和社会责任, 提升企业ESG表现。然而企业ESG发展存在着时间成本过高、 企业能力不足、 数据信息转化困难等问题。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 为企业的ESG发展提供了可能, 成为推动企业ESG发展的关键因素。首先, 数字经济与企业经济的结合为企业的ESG发展提供了条件。一方面, 企业可以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大大降低ESG实践的成本, 提高ESG实践的效率; 另一方面, 数字信息技术还能及时促进企业进行全面的信息披露, 满足市场监管者和利益相关者对信息的需求。在这个背景下, 企业应当抓住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的机遇, 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次, 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缓解内部信息不对称问题, 增加内部信息的透明度,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异质大股东可以更好地通过数字化技术对企业行为进行监控与管理, 大大降低了企业ESG实践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还会减少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异质大股东将会掌握更多的信息, 以此做出更科学的决策, 从而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践行ESG理念。最后, 异质大股东可以通过数字信息技术提高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和行为决策效率。因此, 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综上所述, 提出以下假设:

H3: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四、 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 ~ 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 并按照以下标准对数据进行筛选: (1)剔除金融业公司; (2)剔除ST、 ?ST、 PT公司; (3)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 (4)剔除数据异常值。最终获得6934个观测值。其他相关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彭博社(Bloomberg)。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ESG表现(ESG)。参考胡洁等(2022)的研究, 使用华证ESG评级体系数据衡量企业ESG表现。本文首先对评级结果从低到高分别赋值1 ~ 9分, 计算出各企业的季度评分, 再取平均值作为企业ESG表现的衡量方式。

2. 解释变量: 异质大股东治理(Heshgov)。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持股比例超过10%的股东, 拥有召开股东大会和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的权利, 本文将持股比例超过10%的股东界定为大股东。同时, 借鉴张志平等(2021)的研究, 将异质大股东定义为股东性质与企业控股股东不同, 且持股比例超过10%的股东。本文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衡量异质大股东治理: 一是异质大股东持股比例(Heshcash)。参考Faccil和Lang(2002)的研究, 手工查阅每家企业持股比例在10%以上的股东, 并计算异质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来衡量企业异质大股东治理。二是异质大股东投票权(Heshcontrol)。参考Liu和Tian(2012)的研究, 通过所有权在控制链中的比例之和计量, 为异质大股东投票权占前十大股东比例。

3. 调节变量。一是混合所有制改革(Mixed-Reform)。借鉴逯东等(2019)的研究, 本文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引入的最初时间点2013年为节点, 设置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当企业样本年份大于2013年时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二是企业数字化转型(Indigital)。借鉴吴非等(2021)的研究, 采用关键词查找和词频统计法得到企业数字化总词频, 并对企业数字化总词频取对数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

4. 控制变量。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借鉴柳学信等(2022)和胡洁等(2022)的做法, 在模型中加入了可能影响企业ESG表现的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规模(Size)、 总资产收益率(ROA)、 偿债能力(Lev)、 成长性(Growth)、 独董比例(Indep)、 董事会规模(Board)、 股权集中度(Share1)、 控股股东性质(Soe)、 两职合一(Dual)。同时, 本文还控制了年份和行业效应。

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前文假设, 构建了如下模型。其中, 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 同时控制了年份和行业效应。

ESG=β0+β1Heshcash+β2Controls+Year+Indus+εi (1)

ESG=β0+β1Heshcontrol+β2Controls+Year+Indus+εi (2)

ESG=β0+β1Heshcash+β2Mix-Reform+β3Heshcash×Mix-Reform+β4Controls+Year+Indus+εi (3)

ESG=β0+β1Heshcontrol+β2Mix-Reform+β3Heshcontrol×Mix-reform+β4Controls+Year+Indus+εi (4)

ESG=β0+β1Heshcash+β2Indigital+β3Heshcash×Indigital+β4Controls+Year+Indus+εi (5)

ESG=β0+β1Heshcontrol+β2Indigital+β3Heshcontrol×Indigital+β4Controls+Year+Indus+εi (6)

五、 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ESG最大值为8、 最小值为1、 平均值为4.15, 说明在新时代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ESG表现。Heshcash和Heshcontrol最大值分别为0.62和0.69, 平均值分别为0.19和0.28, 說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来, 异质大股东共存的股权结构越来越普遍。Indigital最大值为6.34、 最小值为0、 平均值为1.62, 说明在数字科技的冲击下, 企业逐渐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Mixed-Reform最大值为1、 最小值为0、 平均值为0.75, 符合研究样本的选择区间。其他控制变量的标准差较小, 表明本文的变量选择较合理。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ESG与Heshcash和Heshcontrol均显著正相关, 系数的符号和研究假设的预期相符, 说明异质大股东治理能够提升企业ESG表现, 初步验证了H1。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4, 且都通过了VIF检验, 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

1. 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分析。如表3列(1)和列(4)所示:  ESG与Heshcash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ESG与Heshcontrol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H1得到验证。结果说明, 异质大股东治理有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 从根本上减少控股股东在发展过程中的非社会责任行为, 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2.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3列(2)和列(5)所示, Heshcash×Mixed-Reform的系数显著为正, Heshcontrol

×Mixed-Reform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H2得到验证。结果说明, 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的异质股权制衡是异质控股股东非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治理机制, 异质大股东不仅抑制了同质大股东之间的合谋, 还会促使企业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提升ESG表现。

3.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3列(3)和列(6)所示, Heshcash×Indigital和Heshcontrol×Indigital的系数显著为正, H3得到验证。结果说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 帮助异质大股做出更科学的决策, 还可以提高企业资源使用效率和行为决策效率, 提升ESG表现。

(四)稳健性检验

1. 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来排除自选择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在第一阶段中, 沿用模型(1)和模型(2),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二元变量esg。esg为样本企业ESG表现是否高于总样本ESG表现平均值的选择变量, 当企业ESG表现高于总样本ESG表现平均值时, esg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在第一阶段中, 沿用模型(1)和(2), 计算出IMR, 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再次对模型(1)和(2)进行回归。结果显示, IMR在所有的回归中均不显著, 表明不存在显著的自选择效应的影响。另外, 在控制了自选择效应的影响后, 本文的结论未发生变化, 再次验证了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

2. 其他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和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两种方法对假设再次进行检验。首先用彭博ESG数据替换华证ESG数据来衡量企业ESG表现, 然后在原来数据的基础上, 将回归变量滞后一期, 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和前文的结果保持一致, 再次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

六、 机制分析

尽管前文分析了异质大股东治理会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 但其中的作用机理尚不清楚, 即异质大股东治理促进企业ESG表现的具体作用路径有哪些?根据相关研究, 异质大股东可能通过以下三种路径促进企业ESG表现: 一是监督效应; 二是互补效应; 三是内部控制水平提升效应(见图1)。下面对异质大股东治理的这三种作用路徑分别进行检验。

(一)异质大股东治理的监督效应与企业ESG表现

异质大股东的存在, 会促使企业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 更有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因此, 本文认为异质大股东治理的监督效应是提升ESG表现的作用机制之一。现有研究发现, 控股股东主要通过关联方交易掏空企业, 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借鉴张志平等(2021)的做法, 以企业关联方交易总额占总资产的比值(Rpt), 来衡量异质大股东治理的监督作用, 回归结果见表4列(1)和列(2)。结果表明, 异质大股东治理显著抑制企业的关联方交易, 异质大股东治理的监督效应得到验证。

(二)异质大股东治理的互补效应与企业ESG表现

异质大股东的存在, 不仅有利于发挥政府机制的作用, 还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 本文认为异质大股东的互补作用是提升企业ESG表现的另一种作用机制。对于国有企业来说, 异质大股东有助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市场化, 减少过度的政策性导向所带来一些盲目的政策行为。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 异质大股东有助于缓解其融资约束。借鉴Hadlock和Pierce(2010)的研究, 以SA指数①作为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 以市场价值(托宾Q)作为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市场化的代理变量, 以此来衡量异质大股东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发挥的互补作用, 结果见表4列(3) ~ (6)。结果表明, 异质大股东治理显著降低非国有企业融资成本, 并显著提高国有企业市场价值, 异质大股东治理的互补效应得到验证。

(三)异质大股东治理的内部控制水平提升效应与企业ESG表现

异质大股东的存在, 形成了异质股东共存的股权结构, 这种股权结构可以对控股股东形成制衡和监督, 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水平, 促进ESG表现提升。因此, 本文认为, 异质大股东的内部控制水平提升效应是提升ESG表现的第三种作用机制。借鉴耿云江和王丽琼(2019)的研究, 本文使用迪博数据库中的内部控制指数作为衡量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ICI)的代理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4列(7)和列(8)。结果表明, 异质大股东治理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 异质大股东治理的内部控制水平提升效应得到验证。

七、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一)异质大股东治理、 ESG表现与高质量发展

由前文分析可知, 异质大股东治理会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由于ESG表现是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 所以本文认为异质大股东治理会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借鉴赵宸宇等(2021)的研究, 采用LP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 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 进一步研究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5列(1)和列(2)所示。结果表明, 异质大股东治理会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不同所有制企业异质大股东治理对ESG表现影响的对比分析

在我国双轨制经济背景下,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异质大股东治理对ESG表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政策性”特点决定了国有企业会出于政治、 社会、 经济等一系列非经济目标推动ESG的发展; “经济人”角色决定了非国有企业会出于企业利益而推进企业ESG发展, 目的在于吸引投资者的投资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因此, 本文认为, 在非国有企业中异质大股东治理发挥的作用更强、 影响更大。为了验证上述观点, 本文将企业按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组(Soe=1)和非国有企业组(Soe=0), 分别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5列(3) ~ (6)所示。结果表明, 与国有企业相比, 在非国有企业中异质大股东的治理作用更强。

八、 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利用2010 ~ 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系统地检验了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響, 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促进作用, 即异质大股东治理会提升企业ESG表现,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部动力不足的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向调节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企业引入异质股东, 形成异质大股东共存的股权结构, 从而正向调节异质大股东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为企业ESG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异质大股东的治理效应更显著, 更能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 数字化转型为转化企业ESG信息提供了帮助,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信息转化困难问题。作用机制分析表明, 异质大股东治理通过监督效应、互补效应和内部控制水平提升效应三种途径提升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 异质大股东治理会提升企业ESG表现,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与国有企业相比, 非国有企业的异质大股东治理对其ESG表现的影响更大。

(二)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得到的启示如下:

政府层面: 第一, 发挥ESG体系建设的主导作用, 制定标准化ESG评价体系。由于我国的ESG发展还不成熟, 政府应该完善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 推动ESG的发展。同时, 出台相应的ESG发展要求, 规范ESG体系建设, 并给予有效的政策支持。第二, 继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进一步加深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相互融合, 国有企业既要引进来, 也要走出去, 形成异质大股东共存的股权结构。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政府应继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鼓励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企业的同时, 也要提倡国有资本积极参股非国有企业, 这是提升我国企业整体ESG表现的有效举措。第三, 多措并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企业层面: 第一, 将ESG理念融入公司内部治理, 建立ESG综合制度框架。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 包含ESG理念的治理模式不仅是实现企业绿色改造、绿色更新的动力保障, 还可以在中长期促进环境与社会效益的提高, 更有益于实现“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第二, 抓住混合所有制改革带来的机遇, 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交叉融合。在当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应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发挥异质产权资本的优势互补作用, 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第三, 抓住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 并积极贯彻落实数字化转型。在新时代背景下, 企业要积极引入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 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对企业的行为进行监控与管理, 降低企业ESG实践的成本。同时, 运用数字信息技术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提高行为决策效率。此外, 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提高企业资源使用效率, 实现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 注 释 】

① SA指数的计算公式:SA=-0.737Size+0.43Size2-0.04Age,其中Size为企业当年以百万元为单位表示的资产规模,Age为企业上市年限。SA指数越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也越大。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耿云江,王丽琼.成本粘性、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风险 ——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会计研究,2019(5):75 ~ 81.

嵇国平,阚云艳,吴武辉.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一定是线性的吗?[ J].经济问题,2016(10):92 ~ 97.

胡洁,韩一鸣,钟咏.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 ——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J].产业经济评论:2023(1):105 ~ 123.

黄群慧.国有控股公司控股方治理行为:有效抑或无效? —— 《国有控股公司控股方行为及其治理绩效实证研究》评介[ J].山东社会科学,2019(1):193.

柳学信,李胡扬,孔晓旭.党组织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J].财经论丛,2022(1):100 ~ 112.

逯东,黄丹,杨丹.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董事会权力与并购效率[ J].管理世界,2019(6):119 ~ 141.

邱牧远,殷红.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企业ESG表现与融资成本[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3):108 ~ 123.

涂国前,刘峰.制衡股东性质与制衡效果 —— 来自中国民营化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管理世界,2010(11):132 ~ 142+188.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晓怡.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 —— 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 J].管理世界,2021(7):130 ~ 144+10.

余怒涛,张华玉,朱宇翔.大股东异质性、退出威胁与财务报告质量 —— 基于我国融资融券制度的自然实验[ J].会计研究,2021(3):45 ~ 61.

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J].财贸经济,2021(7):114 ~ 129.

张志平,凌士显,吕风光.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异质性大股东治理效应研究 —— 基于并购价值视角的实证分析与检验[ 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1(9):78 ~ 95.

Casdo R. B., Burkert M., Davila A., Oyon D.. Shareholder protection: The role of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J].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2016(2):105 ~ 129.

Faccio M., Lang L. H. P., Young L.. Pyramiding vs. leverage in corporate group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0(1):88 ~ 104.

Freeman R. E..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M].Boston: Pitman,1984.

Garcia A. S., Orsato R. J.. Testing th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hypothesis: A study about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20(8):3261 ~ 3272.

Hadlock C. J., Pierce J. R.. 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 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5):1909 ~ 1940.

Li K., Lu L., Mittoo U. R., Zhang Z.. Board independence,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Chinese evidence[ 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15(41):162 ~ 175.

Liu Q., Tian G..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expropriations and ?rm's leverage decis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non-tradable share reform[ 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2(18):782 ~ 803.

Song H., Zhao C., Zeng J.. C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mprove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of a-shares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7(141):1051 ~ 1056.

(责任编辑·校对: 许春玲  李小艳)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混合所有制并购企业异质股权和谐共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R026);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基于风险资本利用效率提升的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1KRM073);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非国有股权有效制衡驱动西安市并购类混改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路径及优化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3JX13)

猜你喜欢
混合所有制改革数字化转型
混合所有制促进企业资本优化
试论融合创新思想对新时期图书策划和营销的指导作用
《华盛顿邮报》转型的实践与借鉴
我国出版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对策
从微信公众号看纸媒数字化转型
传统杂志的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发展
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人力资源的问题与对策探究
股权结构变革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
产权性质、股权结构与会计稳健性
混合所有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