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经济互嵌式发展促进各民族同步现代化

[摘要]推动经济互嵌式发展，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着眼点和切入点。从经济上看，互嵌发展是不同民族之间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经济交易形成的渗透关系，通过经济互嵌式发展，不仅扩大了各民族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选择空间和技能、偏好的匹配空间，而且还展现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自由、相互包容的精神关系。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利用人口普查资料，从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就业结构、空间分布等方面综合评估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发现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已有显著提升，但族际差异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各民族经济互嵌发展、促进各民族同步实现现代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经济互嵌发展；经济互嵌指数；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2－003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历史交汇期有效缩小民族地区多维发展差距 的理论与对策研究”（18AMZ001）。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CWEER20220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长德（1962－），四川广元人，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金融、民族经济。四川 成都 61004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五十六个民族，“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2]促进各民族同步现代化，既事关全国现代化进程，又事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促进各民族在经济上互嵌发展是促进各民族同步实现现代化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嵌入、融合发展，既是我国历史发展大势，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以来，随着全国和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户口制度的改革和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各民族的人口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流动半径越来越大，散居人口比重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社区中不同民族共同成员生活、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常态，逐渐形成了 “大杂居、小聚居、互相交叉居住”的嵌入式社会经济结构格局，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建设，共同治理，共享发展成果。这为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在经济上互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从经济发展视角分析各民族互嵌水平。首先对经济互嵌发展进行了界定，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然后利用人口普查资料，选择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就业与空间分布构建经济互嵌指数，对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进行评估，基于这些分析，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各民族经济互嵌发展、促进各民族同步实现现代化的政策建议。

一、经济互嵌发展：相关研究与分析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3]王志章，丛丹丹（2016）[4]从国家战略层面把相互嵌入式社区纳入整体考量。此后有大量关于嵌入式社区的研究，但从经济发展视角的分析文献较少。

“相互嵌入”本是结构工程学术语，意指不同部件之间的相互咬合，相互依赖而成一个整体。在关于事物间关系中，“互嵌”主要形容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一种结构关系。现在，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嵌入性”（embeddedness）最早由波兰尼（Polany）在《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意指“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并认为“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对经济的研究中是极其重要的”[5]。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若维特（Granovetter，1985）将“嵌入”进一步细化，用于分析经济活动如何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成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概念[6]。 埃文斯（Evans，1995）提出“嵌入式自治”包括国家嵌入和地方反嵌两个方面，指国家和地方紧密相互影响的互嵌关系[7]。最近，社会互动的经济学分析（YannisM.Ioannides，2012）[8]、社会网络经济学（马修·杰克逊，2019）[9]，把嵌入性与融合经济理论化。郑长德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并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图1）。

从经济上看，互嵌发展是不同民族之间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经济交易形成的渗透关系，通过这种经济互嵌发展，不仅扩大了各民族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选择空间和技能、偏好的匹配空间，通过互嵌发展过程中的“干中学”，各民族相互溢出，提高了各民族的选择能力，而且还展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形成的交往自由、相互包容的精神关系。

基于市场交易的经济互嵌，如各民族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可以满足各民族的多样性偏好、要素的匹配；基于非市场的经济互嵌，如公共产品供给、援助与转移，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享有，助推内生能力提升，同时分享公平发展的红利。

二、各民族经济互嵌发展：评估

本文根据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选取了城镇化、受教育年限、非农就业、脑力劳动与分布的地区多样性五个方面，分析各民族的经济互嵌水平。

（一）城镇化

经济互嵌发展的重要表现和主要动力是城镇化。全国城镇化的发展是各民族人口城镇化發展的结果，同时各民族人口的城镇化又从全国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中获得溢出效应。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0]，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为16.36%，2000年提高到23.36%，2010年为32.84%，2020年为49.19%。其中全国总人口、汉族和少数民族分布于城市、镇及乡村人口的比例见表1。虽然目前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和汉族人口水平，但少数民族城镇化速度很快，1990～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增长率为42.73%，2000～2010年为40.64%，2010～2020年为49.79%，均快于全国总人口和汉族人口的城镇化速度。

从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看，族际差异很大。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俄罗斯族人口城镇化水平最高，达到90.59%，其次是高山族（81.81%）、乌兹别克族（81.25%），城镇化水平超过汉族的少数民族还有：赫哲族（76.9%）、鄂伦春族（75.75%）、朝鲜族（70.65%）、塔塔爾族（69.19%）、达斡尔族（69.13）、锡伯族（68.39%）、仫佬族（66.44%）、鄂温克族（66.19%）；人口城镇化水平最低的是珞巴族（23.22%），其他人口城镇化水平不足30%的有：塔吉克族（24.2%）、拉祜族（25.64%）、门巴族（28.38%）、基诺族（28.55%）、布朗族（29.44%）、柯尔克孜族（29.49%）。

（二）受教育程度

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是人口素质提升和人口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是经济互嵌发展的重要引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某一特定年龄段人群接受学历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成人学历教育，不包括各种非学历培训）年限总和的平均数，是测度人力资本总量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图2报告了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公共教育的发展成效显著，各民族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提高，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后，持续加大高中及以上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缩小教育质量缺口。

少数民族人口分民族看，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是俄罗斯族，达到11.47年，其次是赫哲族（11.01年），超过总人口（9.2年）和汉族人口（9.29年）的少数民族是：鄂伦春族（10.8）、塔塔尔族（10.76）、高山族（10.58）、朝鲜族（10.4）、锡伯族（10.28）、达斡尔族（10.26）、鄂温克族（10.25）、乌孜别克族（9.76）、蒙古族（9.73）、裕固族（9.7）、满族（9.51）；受教育年限最低是东乡族，为5.84年，在7年以下的还有：佤族（6.99）、保安族（6.92）、布朗族（6.89）、珞巴族（6.8）、德昂族（6.77）、傈僳族（6.73）、门巴族（6.7）、拉祜族（6.54）、撒拉族（6.51）、藏族（6.41）。

人口受教育程度在结构上分为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本文定义的技能劳动力包括接受过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人口，余下的就是非技能劳动力。 图3给出了总人口、汉族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的技能人口占比的变化，可以看出，1990年以来，无论是全国总人口，还是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技能人口占比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得益于各级教育水平的提高。

从民族分布情况看，2020年俄罗斯族（39.78%）、赫哲族（35.44%）、塔塔尔族（34.61%）、鄂伦春族（34.52%）、高山族（31.13%），超过总人口平均水平（15.88%）的还有：鄂温克族（26.81%）、裕固族（26.53%）、达斡尔族（25.92%）、锡伯族（25.17%）、乌孜别克族（24.55%）、蒙古族（23.07%）、朝鲜族（19.83%）、纳西族（18.99%）、满族（18.25%）、土族（17.75%）、羌族（17.41%）、门巴族（16.8%）、京族（16.03%）。

（三）就业：产业结构

从业人口在不同产业间的分布及变化既是人口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也是经济互嵌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表征。经济发展在结构变迁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口的比重上升。表2显示了这一趋势。不过，少数民族与总人口和汉族人口比较，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而技术要求高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偏低。

第二和第三产业（非农）就业是经济嵌入式发展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制造业就业，既是就业嵌入式的反映，也对就业人口技能有门槛要求。从民族分布看，2020年非农就业占比在50%以上的少数民族有44个，其中比例最高的是朝鲜族，达到93.66%，而布朗族和拉祜族最低，分别为29.93%和27.76%。从制造业就业看，2020年比重最高的少数民族是布依族，为27.03%，最低的是珞巴族，只有1.64%，超过总人口平均水平（18.06%）的少数民族除布依族外，还有：水族、苗族、侗族、保安族、瑶族、毛南族、仫佬族、畲族、壮族、高山族；5%以下的除珞巴族外，还有：乌兹别克族、撒拉族、门巴族、独龙族、哈萨克族、裕固族、鄂温克族、柯尔克孜族、藏族、塔塔尔族、纳西族、基诺族、塔吉克族。

（四）就业：职业结构

人口的职业结构是指全部就业人口中从事各类职业的人口的比例，反映了一个人口群体的经济互嵌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劳动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境遇。 在我国的人口普查中，按专业把人口划分为如下类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表3列出了根据几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结果。

七大类职业可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类。前者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其余为体力劳动者。一般地说，脑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城镇化水平高，主要从事的非农职业，因此经济嵌入程度高。2020年全国脑力劳动者占比19.57%，其中汉族为19.87%，少数民族为16.20%。各少数民族中，脑力劳动者占比族际差异大，其中最高的塔吉克族和鄂伦春族，占比超过50%，分别为52.87%和51.87%， 最低的拉祜族，为6.13%，次低的傈僳族，为6.53%。

（五）空间分布

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呈现出集聚与散居相结合的态势。关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变化，这里关注的是各民族分布的地区多样化水平，限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统计数据尚未公布，这里考察的是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的分布的地区多样化水平，计算公式是：

其中RDI是地区多样化指数，sj是某个民族在第j个地区的人口占该民族总人口的比例。

表4是依据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可以看出四次人口普查中，少数民族人口地区多样化指数在上升，说明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区域越来越广泛。当然，族际间差异显著，2020年地区多样化指数最高的是高山族，达到0.9431，其次是回族，也在0.9以上，最低的维吾尔族，只有0.0254，不足0.1的还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基诺族、乌兹别克族、普米族。

（六）各民族的嵌入：综合评估

为了综合反映各民族嵌入程度，本文构造了互嵌指数（ Embedding index ），用以反映各民族经济嵌入程度。理论上讲应该通过对包括经济嵌入的各方面构造指数，然后进行综合。限于已有数据，这里的计算只包括了城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就业的非农化程度、脑力劳动比例和分布地区的多样化水平等指标。首先以全国总人口水平作为参照，计算各民族相关指标的相对值，然后取等权重，计算这些相对值的几何平均。计算结果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人口在1990～2010年间互嵌程度有所下降，2010～2020年，嵌入程度大幅提升，互嵌指数从2010年的0.7422提高到2020年的0.8592。分维度看，图5是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2020年各指标与总人口的相对值。

从民族分布看，各民族互嵌水平族际差异显著。2020年互嵌指数最高的是高山族（1.2043），其次是俄罗斯族（1.1665）、鄂伦春族（1.0691），最低的是维吾尔族（0.2341），不足0.3的有塔吉克族（0.2389）、基诺族（0.2711）、哈萨克族（0.2716）、拉祜族（0.2790）、布朗族（0.3084）。可以按互嵌指数0.5、0.75和1.0，把各民族互嵌水平划分为如下几组：

高互嵌水平：互嵌指数在1以上的，有高山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汉族。

中高互嵌水平：互嵌指数在1－0.75之间的，有赫哲族、朝鲜族、达斡尔族、回族、锡伯族、满族、土家族、蒙古族、仫佬族、侗族、畲族、毛南族、鄂温克族、土族、苗族。

中低互嵌水平：互嵌指数在0.75－0.5之间，有瑶族、仡佬族、藏族、白族、塔塔尔族、布依族、水族、彝族、裕固族、壮族、京族、撒拉族、保安族。

低互嵌水平：互嵌指数在0.5以下的，有黎族、乌孜别克族、纳西族、羌族、独龙族、阿昌族、东乡族、珞巴族、景颇族、门巴族、普米族、佤族、怒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德昂族、柯尔克孜族、布朗族、拉祜族、哈萨克族、基诺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

各民族经济互嵌水平受很多因素影响，从经济发展水平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高；从人口受教育水平看，平均受教育程度高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高；从就业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高；从分布看，散居比重高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高。

当然，这里构建的经济互嵌指数是有局限的，主要有经济互嵌维度的选择、分布空间的局限、权重选择的局限等，这些在后续研究中，随着数据可得性的扩大，可以更进一步细化和精准。关于影响因素的分析，限于分民族经济统计的缺乏，可以在区域层面展开。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内在要求，要把促进各民族经济互嵌发展作为着眼点和着力点，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利于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文的研究表明，各民族经济互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族际间差异还很显著，尚需要进一步深入推动各民族经济互嵌发展。

1.“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2]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拓展了民主渠道，丰富了民主形式。但在保证各民族人民當家作主的具体过程中，政府不时有替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发生。在保证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过程中，政府应该起的作用是助推（提高当家作主的能力，提供当家作主的机会）而不是替代（替人民当家作主）。 对于经济嵌入发展而言，应切实落实和完善“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制度要求，如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完善制度供给，进一步提高治理效能，进一步夯实互嵌融合发展的制度基础。严格执行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降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性交流障碍，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水平，在流动中实现经济互嵌发展。

2.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着力扩大各民族人民的选择前沿

积极对接和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推进民族地区协调发展，在协调发展中实现互嵌发展。2014年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国家级战略引领社会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地区处于多个国家区域战略的政策叠加区，应主动对接和融入这些国家区域战略，不断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利用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着力提高制造业的地位和占比，升级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的嵌入性和融合发展水平。根据民族地区的地理禀赋与在全国主体功能区中的地位和世界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旅游业、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康养产业将成为新时代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资源型产业的升级，用数字经济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包括民族特许品）的生产以及让这种新的数字技术来加强营销和创造新的业态，让传统产业能够在新工业革命时代焕发新生。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裕，产业发展上，考虑到民族地区的生态功能，一是对到民族地区投资的企业实施投资补贴，二是把对口支援和产业转移相结合，在援助地区建立受援地飞地工业园区，在飞地经济中实现经济互嵌发展。

继续持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础设施供给的稳定性、安全性和普惠性，进一步降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各种成本。基于民族地区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差距，中央政府和对口支援相关各方拟继续加强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着力于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普惠性。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旨在补短板、提质量和惠民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培养新动能，助推数字化转型。

3.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的培育，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与质量的均等化，提高各民族的选择能力和互嵌能力

首先，在教育方面，全面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着力提升教育质量，实质性缩小教育发展的质量缺口；因地因业因时制宜，发展与市场匹配的职业技术教育。其次，在医疗方面，持续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同时进行公共卫生普查，摸清各项数据，有力、有效预防，以提高改善各族健康水平。第三，着实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引领民族地区创新发展[11]。完善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一方面加快促进民族地区的“内培”和“外引”；另一方面，设计选择性激励计划，激励高层次人才为民族地区发展做贡献。

4.优化转移支付与对口支援体制机制，着力提高民族地区的内生潜力，在发展援助中实现经济互嵌发展

从转移支付看，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除了收入性转移支付外，拟强化对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生态保护和区域创新方面倾斜，从收入性转移支付为主向发展型转移支付转变。从对口支援看，过去强调供给侧支援（援助），着力于禀赋结构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资，等），从市场结果看，基本实现了民族地区的“好东西卖得出去”；今后在强调供给侧对口支援的同时，拟把需求侧的支援（援助）放在重要地位，需求侧的对口支援着力于市场范围扩大（比如，消费援助（消费扶贫），商业模式推广，等），这样使民族地区的“好东西卖出好价钱”。在援助地区建立受援地工业园（飞地经济）是把供给侧与需求侧结合起来的对口支援的理想方式。在政策支持方面，从单向扶持型向关系促进型转变[12]。

5.改革和完善公有经济分配制度，使各民族人口能够直接共享公有经济发展的红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公有经济内部，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理论上，作为公有经济的出资人的“全民”和“劳动群众”理应分享公有经济的所得。以国有资本为例，据统计，2021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180亿元，其中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07亿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173亿元；2021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625亿元，其中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937亿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688亿元[13]。收入扣除支出，盈利2555亿元，目前尚无盈利的具体分配信息。“全民”和“劳动群众”并未直接获得公有经济的盈利。因此，需要继续改革和完善公有经济分配制度，使各民族人口能够直接共享公有经济发展的红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C]//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

[2]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22：244.

[3]新华网.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5－09－24）[2022－11－01].https：//www.neac.gov.cn/seac/c100500/201405/1085610.shtml.

[4]王志章，丛丹丹.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理论研究综述[J].中国名城，2016（08）：4－12.

[5]PolanyiK.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M].Boston，Beacon Pess，1944.

[6]Granovetter，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7]Evans，P.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8]YannisM.Ioannides：From Neighborhoods to Nations：TheEconomics of Social Interaction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9]馬修·杰克逊.人类网络：社会位置决定命运[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0]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经济研究[J].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11]郑长德，等.走向共同繁荣—新形势下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12]郑长德.新发展理念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21.

[13]2021年财政收支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EB/OL]（2022－01－28）[2022－11－01].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201/t20220128_3785692.htm.

收稿日期：2022－12－08 责任编辑：王 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