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数字乡村研究现状对比分析

庄林，欧阳金琼

（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阿拉尔市 843300）

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式，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中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乡村是通过建设乡村中的网络基础设施、提高农民技能、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将传统农村转型为信息互通的、交易市场完备、能够科学规律发展的数字化现代乡村[1]。2019 年5 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对数字乡村的解释为伴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2]；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3]；2020 年5 月出台的《2020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明确部署了我国下一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重点任务，即在进行信息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建设时，加强数字乡村发展等内容[4，5]。

国外数字乡村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应用、乡村数字化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以及乡村旅游等方面[6]，美国城乡数字鸿沟形成原因主要在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状况较为落后[7]，2017 年发布农村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实施策略，旨在通过信息技术促进乡村地区教育信息化、数字乡村发展[8]；日本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加强了政策和信息技术的联动，以引导农业生产，提高信息技术最大限度利用率[9]；法国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着力为各个乡村地区的学校配备计算机、数字白板等电子教学设备，通过ENT（校级数字化交互式教学资源平台）为偏远地区教师和学生提供便利[10]。国内数字乡村研究主要围绕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结合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乡村体系指标建立、数字乡村治理方法、乡村数字化转型、城乡间数字鸿沟的消除等方面展开[11]，陈一明[12]认为，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依靠科技创新的技术协同作用，在信息技术的创新中发挥溢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产出；吴晓曦[13]认为，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在二者融合人发展推进过程中还需要政策、人才、风控等体系的支撑；李燕凌等[14]认为，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二者协调度动态上升，并存在向更高层次转移的可能性；张鸿等[15]科学评价了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结果显示，我国数字乡村发展不平衡且发展水平处于起步阶段；李晓夏等[16]认为，数字乡村治理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治理过程中需要内容、政策、技术多方面策略的优化达到治理效果；马东俊[17]认为，缩小城乡间数字鸿沟的主要方法在与加快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培养本地网络人才，积极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智能化转型，提高农民的网络信息素养，为数字乡村建设做好充足准备。国内外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对有关数字乡村研究的文献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甚少。基于此，为了更好地把握数字乡村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其未来发展趋势，以WOS 数据库和CNKI 数据库中的核心集为数据源，利用可视化计量软件CiteSpace 绘制了发文量、国家或地区、研究机构、核心作者、关键词、时间线等知识图谱，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在WOS 数据库中以“Digital village”“digital agriculture”“digital country（digital countryside）”“digital rural area”为主题、检索时间为1991～2021 年进行检索，剔除重复或信息缺失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949 篇；在CNKI 数据库中以“数字乡村”为主题、检索时间为2006～2021 年进行检索，剔除重复或信息缺失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1 146 篇。

1.2 研究方法

1.2.1 可视化分析 运用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动态网络图谱，以揭示关于数字乡村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学科前沿的演化路径[18]。

1.2.2 计算公式 根据普莱斯定律，确定核心作者（机构、热点）发文篇数及最低发文数量。计算公式为：

式中，M为核心作者（机构、热点）最低发文数量（篇），Nmax为核心作者（机构、热点）最高发文数量（篇）。

2 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年度发文量

对2000～2020 年2 095 篇文献进行统计，结果（图1） 显示，WOS 数据库收录的文献时间跨度为1991～2021 年，2014 年开始稳步增长，2019 年达到峰值；CNKI 数据库收录的文献时间跨度为2006～2020 年，呈现“萌芽期（2006～2017 年）—快速发展期（2018～2020 年）”发展趋势，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图1 数字乡村中英文文献发文量年度分布Fig.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in digital countryside

2.2 可视化分析

2.2.1 国家 发文国家间的交流合作图谱的网络节点数量N=77，网络连线数量E=94，即参与数字乡村研究且相互之间有合作的国家或地区共计94 个（图2），中介中心性前5 名的国家分别为德国、澳大利亚、法国、匈牙利、英国（表12），其中德国有关数字乡村文献的中介中心性居第1 位，对数字乡村的研究贡献最大，主要原因有以下2 点： （1） 德国乡村发展遵循“整合性发展”的理念，城乡等值化发展，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投入主要遵循“垂直构架”的乡村规划和投资发展体系，以均等分配的模式建构，并通过定义某些重点村镇和重点村庄以发挥其带动作用来加强该区域发展的空间联系，从而实现城乡资源的均等化配给[23]。（2）德国乡村地区的数字化发展策略按内容大致可分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乡村社会服务两类。在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变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投入，发展现代化农业。

图2 数字乡村国家合作图谱Fig.2 Digital rural country cooperation map

2.2.2 作者 通过CiteSpace 软件绘制中英文文献作者合作图谱。

2.2.2.1 英文文献作者间有合作，但团队合作数量较少。英语文献作者合作图谱的网络节点数量N=207，网络连线数量E=195，网络密度D=0.009 1（图3），网格密度不高并且整体呈现较为分散的状态，说明作者间虽然有单次合作发表文献，但团队合作数量较少。1991～2021 年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是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工程学院（ECMS） 的Scote Smith；M≈1.886 说明发文量＞2 篇的作者即为数字乡村英文文献的核心作者，共计48位，占总发文量的23.67%，发文量前5 名作者分别为Scote Smith、Amr Abdelrahman、徐一鸣、Astride Fletcher、Sabine Grunwald。

图3 数字乡村研究的英文文章作者合作图谱Fig.3 The cooperation map of English writers in digital village research

2.2.2.2 中文文献作者合作大分散、小集中。中文文献作者合作图谱的网络节点数量N=162，网络连线数量E=98，网络密度D=0.007 5（图4），其中周祥斌、陈俊、李瑶、丁琳组成了一个研究群体，刘薇、曹琛、罗靖组成了一个研究群体。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华钰文；M≈3.641 说明发文量＞4篇的作者即为数字乡村中文文献的核心作者，共计43 位，发文量前5 名作者分别为沈费伟、冯献、刘春玉、任家乐、姜春云。

图4 数字乡村研究的中文文章作者合作图谱Fig.4 The atlas of Chinese article authors’cooperation in digital village research

2.2.3 发文机构分析 通过CiteSpace 软件绘制中英文文献发文机构合作图谱。

2.2.3.1 英文文献各机构内部合作与外部合作较少。中英文文献发文机构合作图谱的网络节点数量N=194个，网络连线数量E=126 个，网络密度D=0.006 7（图5），各个机构的内部合作和外向合作数量较少，发文量前5 名机构为中国科学院、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半干旱热带地区国际作物研究所、国家研究委员会地球科学与地球资源研究所、南安普顿大学。

表1 数字乡村研究英文文献发文量Top 10 国家Table 1 Top 10 countries in the number of English literatures on digital countryside research

图5 数字乡村研究的英文文献发表机构合作图谱Fig.5 Collaboration map of English literatures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in digital countryside research

2.2.3.2 中文文献各机构间合作较少，统一系统内的结构合作密切。中文文献发文机构合作图谱的网络节点数量N=134 个，网络连线数量E=28 个，网络密度D=0.003 1（图6），各机构间合作较少，发文量前5名机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研究合作密切的机构通常处于同一高校及研究所中，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图6 数字乡村研究的中文文献发表机构合作图谱Fig.6 Cooperation map of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in digital countryside research

2.2.4 关键词聚类 WOS 数据库中可聚为“broadband” “ impact”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rural regional development”“social media”“pollution”“land use”7 类（图7），CNKI 数据库中关键词可聚为“乡村建设”“普惠金融”“农产品质量安全”“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农业农村”“互联网宽带连接”“农业现代化”“发展对策”8 类（图8）。表明外文文献关于数字乡村领域的研究重点包括乡村数字基本建设、乡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传统农业向智慧绿色农业的转型、农业装备智能化及土地合理利用、数字乡村发展对策和建议等[27]。

图7 数字乡村研究的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Fig.7 Keyword cluster map of English literatures on digital countryside research

图8 数字乡村研究的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Fig.8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Chinese literatures on digital countryside research

2.2.5 研究前沿分析 运用CiteSpace 软件绘制关键词的时区图和凸显图。

2.2.5.1 英文文献关键词的时区图和凸显图。英文文献关键词热点时区可分为2001～2006 年的研究初始阶段、2007～2014 年的研究起步阶段、2015 年至今的迅速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高频词包括“digital”“gi”“digital divide”“region”等，第二阶主要高频词包括“digital village”“social media”“agriculture”“system”等，第三阶段主要高频词包括“ICT”“Internet”“information”“remote sensing”“smart village”等（表2、图9）。由此可见，英文文献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乡村信息与通信技术、乡村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数字鸿沟的解决、对发展中国家乡村地区数字技术应用引发复杂效应的剖析等领域。

表2 有关数字乡村外文文献的Top10 突现词Table 2 Top 10 highlights of foreign literature on digital countryside

图9 数字乡村研究的英文文献研究热点时区图Fig. 9 Evolution map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English literatures of digital countryside research

2.2.5.2 中文文献关键词的时区图和凸显图。中文文献关键词热点时区可分为2006～2007 年的起始阶段、2008～2014 年的起步阶段、2015～2016 年的停滞阶段、2017 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关键词为“数字乡村”“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第二阶段主要关键词为“农业农村信息化”“信息服务系统”“信息服务站”，第三阶段没有出现新的关键词，第四阶段主要挂件次为“数字农业”“数字经济”“农村电商”“智慧农业”“数字化转型”“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数字金融”“技术赋能”（表3、图10）。由此可见，中文文献关于数字乡村的研究趋于多元化、各学科交叉性研究。

表3 有关数字乡村中文文献的Top10 突现词Table 3 Top10 highligh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digital countryside

图10 数字乡村的中文文献研究热点时区图Fig.10 Time zone map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hotspots in digital countryside research

3 主要结论与启示

3.1 主要结论

通过选取1991～2021 年WOS 数据库和CNKI 数据库有关数字乡村的2 095 篇文献，利用Citespace 软件绘制国家、作者、研究机构的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国外有关数字乡村研究的文献数量呈波动增长趋势，研究方向主要为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应用、乡村数字化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以及乡村旅游等，其中德国有关数字乡村文献的中介中心性最高；国内有关数字乡村的文献数量自2017 年起进入快速发展期，且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结合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乡村体系指标建立、数字乡村治理方法、乡村数字化转型、城乡间数字鸿沟的消除等。

（2）国内外数字乡村研究领域有一定数量的高产作者，但绝大多数作者处于独立研究状态，没有明显的合作关系。

（3）国外有关数字乡村研究可分为2001～2006 年的研究初始阶段、2007～2014 年的研究起步阶段、2015 年至今的平稳发展阶段；国内有关数字乡村可研究分为2006～2007 年的起始阶段、2008～2014 的再起步阶段、2015～2016 年的停滞阶段、2017 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研究热点由“新农村建设”“乡村数字治理”到“数字乡村现状及对策”“信息化共享”“信息化建设”再到“数字赋能”“智慧农业”“数字技术”“数字普惠金融”“乡村振兴”等。

3.2 启示

3.2.1 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消除数字鸿沟、健全数字乡村评价机制等研究 虽然国内外数字乡村建设得到长足发展，但是数字鸿沟问题仍然表现为互联网的连通性较差、公用事业明显不足、覆盖面缺乏以及成本过高[28，29]，在数字乡村快速发展建设的同时，中顶层设计缺失、资源统筹不足、偏远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区域基础设施差异过大、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需要相关学者进行研究与探讨[30，31]。

3.2.2 理论应用于实践，研究主题应当多元化 当前国内外数字乡村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多数数字乡村国家政策和相关文件解读，应当在理论基础上增加实践性研究，通过实地调查数字乡村试点等方式客观准确地描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评价机制以及评价指标的建立[32]，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需要政府支持与帮助，探讨如何建立政府与市场间的联系，以数字乡村为渠道，加强特色农产品以及流通市场的高质量发展[33]。研究同时兼顾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主题可以扩散到乡村人才培养、乡村文化传承、乡村文明建设等方面[34]。

3.2.3 多学科交叉互融形成全要素格局 随着地理信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因地制宜地融入乡村建设，新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各分支学科间的渗透融合，多学科交叉成为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强筋动力[35]，目前数字乡村研究融合方向和层次不断丰富，要注重农学、计算机科学、政治学、社会科学等学科理论应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讨如何建立数字乡村于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衔接机制研究，都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