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路径优化

陈天奇 余璐 石振武 武永祥

[摘要]为发掘东北绿色经济发展路径，基于PSR模型和绿色经济内涵构建体现经济—环境—社会复杂系统内部及系统间作用关系的指标体系，采用DEMATEL法和CRITIC法组合赋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并测度2015—2021年哈长和辽中南城市群绿色经济水平并与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横向对比。研究发现：北京“虹吸效应”高于“涓滴效应”，京津冀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呈现“总体低—核心高”的异向匹配特征。哈长与辽中南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最低，但在2016—2018年呈相反态势。上海“涓滴效应”显著，长三角城市群与核心城市呈现高等级同向匹配特征。哈长城市群大庆因“资源诅咒”导致经济萧条，而辽中南城市群中的大连以文旅资源推动经济繁荣发展。

[关键词]绿色经济；PSR模型；城市群；组合赋权；测度

2016年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1，指出东北地区全面振兴不仅是经济振兴，更是生态文明和绿色低碳振兴。在此之后，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旨在进一步加快东北地区绿色经济体系建设，实现全方位振兴。然而东北地区由于人才流失严重、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等原因，绿色转型并未实现，经济总量占比持续下降，从2010的6.9%跌至2020年的5%[1]。因此，寻找东北地区绿色经济新动能与转变发展模式迫在眉睫，测度东北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并挖掘滞后原因则是解决的关键。然而目前有关东北地区绿色经济的研究较少且缺乏横向对比，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仍有待完善。本文在深度解读绿色经济内涵的基础上，基于PSR模型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组合赋权法测度东北地区哈长与辽中南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与长三角与京津冀两个国家级经济发达城市群做横向对比，力求为东北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合理建议以助力东北振兴。

一、 文献综述

1. 绿色经济内涵

“绿色经济”一词最早于1989年由英国环境学家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图》中提出，作者虽未直接阐明绿色经济的定义，却指出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势必会造成生态危机和社会失衡等问题，国家经济平衡应考量以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为代价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负效应[2]。为进一步厘清绿色经济概念中经济与环境维度之间的关系，余春祥[3]认为绿色经济应以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为前提，摒弃传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通过环境治理等手段从源头或者末端遏制环境污染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此时环境治理对于经济增长属于成本投入，但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失业率骤升，数百万人口陷入贫困的背景下，经济与环境维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环境投资”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驱动力。王金南等[4]通过分析2005—2007年中国绿色经济产业发展及投资情况，证实含有绿色元素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和就业具有快速拉动作用。至此，绿色经济概念从被动的环境保护转变为主动的绿色投资，加大对“绿色部门”投资可增加就业机会及居民收入不但成了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而且解决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之间的权衡难题。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绿色工作：在低碳、可持续的世界中实现体面工作》报告中首次定义绿色经济为重视人与自然，并能创造体面高薪工作[5]，明确指出绿色经济应注重“经济—环境—社会”的全面发展。随后2010年UNEP与联合国环境管理小组立足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强调包容性绿色经济的终极目标是“益贫”[6]，即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这标志着绿色经济的概念正式从“经济—环境”二维生态导向阶段转变为“经济—环境—社会”三维复杂系统协同发展阶段。综上所述，绿色经济的概念从最初局限于被动环境治理，逐渐过渡至主动绿色投资，最后延伸至社会福利最大化，追求“经济—环境—社会”三维度均衡发展。鉴于此，本文认为绿色经济的本质是在良性的经济发展和可控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前提下提高居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

2. 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现状

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是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和潜力，实现对绿色经济概念的具体量化。近年来，欧盟等国际权威机构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背景、社会地位、资源消耗和环境状况等综合制定了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7]，但其能否准确反映单一国家内部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及差异有待进一步探究。鉴于此，许多学者针对不同国家内部研究区域构建了多样化的指标体系以测度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例如，Wang等[8]基于投入产出视角，测算绿色GDP总产出以评价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水平，结果表明高生态价值地区（青海与海南）以及经济发达省份（北京和上海）绿色经济水平较高。上述研究虽然宏觀测算了某些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状况，但侧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互斥作用，并未考虑社会层面对绿色经济的影响。为弥补上述空白，少数研究尝试围绕“经济—环境—社会”三维度构建更为全面的指标体系，但具体指标划分缺乏统一标准，易受研究人员主观偏好影响。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指标为例，商思争等[9]采用Tobit模型对我国不同省份绿色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区域评价并深入探究其影响因素，将该指标划分在社会层；而蒋金荷等[10]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绿色经济转型驱动因素时将其归类为资源环境维度。另外，只有少数学者考虑了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例如，赵奥等[11]基于PSR模型构建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中国整体绿色经济转型状况，认为经济增长、资源消耗和社会进步等压力会对转型状态产生正、负面影响，而政府应对负面影响会采取相应措施，但是该指标体系忽略了子系统内部的逻辑关系。

研究尺度方面，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比较发达的省际、市级或区域层面，而城市群尺度则相对缺乏。蒋金荷等[10]估算2000—2016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转型指数，结果表明地区间发展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及直辖市发展较好。王舜淋等[12]通过改进的TOPSIS分析福州单个城市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认为绿色经济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管理制度模糊是制约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郭炳南等[13]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长江经济带的绿色经济效率，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整体水平偏低且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阶梯式格局。研究表明城市群间差异化发展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显著影响[14]，但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对单一城市群绿色经济进行内部差异分析，缺乏不同城市群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例如，陈明华等[15]从技术要素层面考察山东半岛城市群绿色经济增长绩效情况。

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拟结合绿色经济内涵，基于PSR模型构建能体现“经济—环境—社会”子系统内部及系统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指标体系，以亟待升级转型的传统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两大城市群（哈长、辽中南）为样本，测度其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并与国家级经济发达城市群（华北地区京津冀和华东地区长三角）进行对比，以探索优化东北地区绿色经济提升路径。

二、 基于PSR模型的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1. 基于PSR模型的指标体系构建

PSR模型最早主要应用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等领域，以Rapport等[16]基于PSR模型构建环境状况评估框架为例，作者从生态健康角度出发，认为人类活动为自然环境带来的压力（P）促使资源环境状态（S）发生改变，当资源环境状况明显超出生态系统承载力并对人类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时，社会将通过颁布政策等行为对当前状态作出响应（R）。PSR模型通过描述压力（P）、状态（S）及响应（R）之间的作用关系，阐明了压力如何导致状态改变，状态如何促进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等，进而改善当前不利状态、预防和缓解压力。研究表明PSR模型在反映多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关系中具有显著优势。例如，曾恩钰等[17]认为水环境是受到自然因素、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和环保技术扩散等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生态系统，利用PSR模型所构建的城市水环境状态评价指标体系能够系统描述“自然—经济—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

考虑到绿色经济可视为由经济、环境、社会所组成的复杂系统，子系统之间及其内部具有不同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本文基于PSR模型厘清了绿色经济协调发展的逻辑框架（图1）。在子系统之间层面，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知[18]，资源环境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源，同时其自身净化作用可处理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及废弃物，但环境承载超过一定限度，将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进而约束经济发展。相反大力发展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人类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和能力，从而改善资源环境现状。与此同时，良好的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发展及人民福祉的关键驱动力，两者均衡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及民生发展，最终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在子系统内部层面，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作用于各子系统，导致子系统内部存在相似的P-S-R逻辑关系。具体来说，在资源环境子系统中，由于人口增长、工业化进程加快，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压力骤增，导致资源禀赋能力及环境质量急剧下降。为改善被污染的环境或预防资源环境进一步恶化，社会采取废物利用、增加绿化等措施积极响应，进行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在经济子系统中，经济压力主要来源于为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稳定实体产业以及保障就业，政府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地区经济及产业发展状况会产生显著变化，而政府将采取增加财政支出、提高贸易发展、加强金融市场管理等措施提升经济发展能力以缓解经济压力、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在社会及民生子系统中，低收入及生活环境恶化将引发人类生活质量下降和福利缩减等问题。为改变上述不利状态，政府将通过加大教育科技投入等响应措施以提高社会福祉，加快实现绿色转型。

结合图1逻辑框架，遵循指标客观性与科学性原则，本文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及民生子系统分别从P-S-R三个层次选取30个指标构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详见表1。压力指标表征为实现绿色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对各子系统的影响，状态指标反映特定时间段内各子系统的发展状况，响应指标表示政府等为减轻、预防负面影响以及对已经出现的不利局面所实施的补救行为。

2. 指标体系权重计算

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方法包括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前者可根据专家学者经验体现指标的重要性，但此种方法通常会忽略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且过分依赖专家的主观偏好；后者虽可有效反映指标数据的相关信息，但这类方法的通用性较低且计算结果易与现实不符。为避免使用上述单一方法的负向影响，本文将运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方法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计算，首先使用决策实验室分析法（DEMATEL）进行主观赋权并分析各指标重要性，然后选取CRITIC法进行客观赋权，最后利用几何平均数法[19]确定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综合权重。其中，DEMATEL法首先通过专家采用1—5标度法确定指标之间的权重关系得到直接影响矩阵，分别计算出中心度和原因度进而确定主观权重。CRITIC法基于指标的对比强度和波动性确定指标的信息承载量进而确定指标权重。具体流程如图2所示。

三、 实证分析

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哈长城市群与辽中南城市群是经国务院规划确定的振兴东北发展重要区域，根据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经济总量以及内部投资总量判定各城市群的核心城市[20]，其中前者是以哈尔滨和长春为双核心的城市群，涵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11个地级市，国土面积达26.4万平方千米，是连接东北亚、中亚和欧洲的重要枢纽；后者是以沈阳和大连为双核心的城市群，包含辽宁省10个地级市，占地面积约8.2万平方千米，地理位置紧邻渤海与黄海，被视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近年来资源枯竭与人口流失严重，导致依靠重工業发展的东北地区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据统计哈长与辽中南GDP总量占比不足全国的5%1。相比之下，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为核心，覆盖天津以及河北省的11个地级市，国土面积21.8万平方千米，2019年GDP达8.5万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9%。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核心，覆盖江浙沪26个地级市，占地面积22.5万平方千米，2019年GDP为23.7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4%。总体来看，因显著的政治与区位优势，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规模最大、最成熟的区域。据此本文以哈长、辽中南城市群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城市群作为横向对比地区，具体概况如图3所示。

考虑数据可得性原则，剔除哈长城市群中数据无法获取的延边地区，选取59个城市2015—2021年相关指标数据为研究样本，其中涉及资源与环境、人口与就业、能源消耗、国民经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为2016—2022年各地市统计年鉴、城市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统计公报。

2. 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态势分析

不同城市群可视为“核心—外围”空间结构，核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演化驱动着城市群发展[21]。本文利用自然断裂点法将城市群及其核心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3个等级，即高于0.52为高水平地区，0.47—0.52为中等水平地区，低于0.47为低水平地区。由图4可知，长三角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均值为0.53，仅比核心城市上海低3.6%，表明长三角与其核心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呈高等级同向匹配，原因是上海人才总量增速较快、高技能人才占比较高，推动第三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快速腾飞。同时，因基础设施完善、自然资源丰富等优势，上海“涓滴效应”显著，能够对外围城市产生强辐射带动作用，并形成以上海、苏州、常州、无锡、杭州、南京为重点城市的空间结构，内部26个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均处于中上水平。京津冀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近五年均值为0.47，略低于长三角地区，但其核心城市北京绿色经济发展水平高达0.66，远高于上海的0.55，换句话说京津冀绿色经济发展呈现“总体低—核心高”的异向匹配特征，可能原因是北京作为核心城市，“高首位度”特征明显，以人才为主的生产要素过度聚集，导致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出现极化效应。这表明核心城市北京对外围城市辐射能力弱，“虹吸效应”显著强于“涓滴效应”。相比于发达城市群，哈长、辽中南城市群总体处于低水平，除大连外，核心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均逐年下降，可能原因是区域以工业经济为主要“增长极”，传统工业企业占比较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现有产业结构无法满足人才多样化的就业需求，造成人才流失严重、高校毕业生在东北就业意愿不强等局面。人才是促进产业转型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故恶性循环导致向“三二一”产业格局转变停滞，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图4折线部分显示，2015—2019年哈长、辽中南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下降态势。自2003年起中央政府陆续提出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决策，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1，旨在改善资源利用、提高经济质量、提升民生福祉，实现东北地区经济绿色转型，但由于多为发展纲领，缺乏实际落地措施，导致实施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经济仍处于困境之中。值得注意的是，2016—2018年哈长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呈下降态势，与辽中南城市群形成较大反差，原因在于2016年辽中南地区出台了一系列稳就业、促创业政策有关，例如《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2，其目的在于强化创业指导，通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提供新岗位等方式拉动就业，援助离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并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吸引人才返乡创业。上述政策虽初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民生发展，但未形成长效机制，导致实施效果逐渐减弱。2020—2021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受到重要影响，导致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均有下降态势。

3. 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部差异分析

由于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经济发展，图5重点展示2015—2019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及民生”维度得分，通过对比4个城市群的柱状图变化，不难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及不同维度横向差异最小，这与该区域采取经济社会一体化协同治理模式密不可分，例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强调要以上海为核心城市1，实现江浙沪皖一市三省“共治、共享、共融”战略目标[22]。此外，台州、南通、合肥、金华、宣城和安庆等外围城市在2017年实现经济发展最高值，原因是长三角地区在2017年实践主动对接区域合作新模式，即外围城市主动对接核心城市，核心城市主动与外围城市深度互动。南通市提出主动对接上海，通过推动产业协同、交通互联互通、城市功能互补以实现建设长三角北翼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合肥在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方面，深化与沪宁杭等城市联动发展；安庆市与上海共建商会，促进企业发展、投资合作、对外交流，实现了综合实力的提升。

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內部城市之间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维度则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主要原因是核心城市北京展现出强“虹吸效应”，从周边地区如河北等吸纳大量人才和技术，导致河北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图5b显示2017年北京经济发展指数0.26，为保定的2倍多。除此之外，北京主要以金融、服务、电子信息等产业为主，而河北大部分城市主要依靠传统工业实现经济发展，由于河北缺乏转变主导产业的主观能动性，无法与北京进行产业对接并形成良性互动，北京几乎无法对该地区产生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然而，河北少部分沿海城市如唐山、秦皇岛等，凭借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发展港口经济的新方式，对北京地区的“虹吸效应”产生了一定的抵抗力，提前走出“大都市阴影”[23]，在城市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哈长与辽中南城市群具有丰富的土地、水、煤炭、石油、矿业等资源优势，以大庆为例，其又被称为“油城”，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产出地，但上述优势并未助力东北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图5c显示大庆的资源环境水平在2015—2019年呈逐年下降态势，主要原因是人类大量攫取石油燃料并将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导致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问题。另外，该城市对石油资源过分依赖且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出现“资源诅咒”现象[24]，不但阻碍了绿色新产业的形成，而且经济增长明显落后于资源稀缺城市。相比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东北地区城市群城市间除长春和大连以外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其中长春以创新方式精准招商，通过加大力度推进区域间合作，例如与天津、杭州以及深圳对口合作实现与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的对接发展，通过引进高新技术及企业，全面解决居民就业问题，实现民生事业稳健发展；大连因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且资源利用效率高，航空、铁路与港口交通设施发达，构建了覆盖全国、辐射俄日韩、连接美澳亚的交通网络，可快速实现与国内外经济互动，促进旅游资源再开发。

四、 结论与路径优化建议

本研究以东北地区为例，选取哈长与辽中南城市群2015—2021年面板数据，基于PSR模型和组合赋权法构建体现“经济—环境—社会”复杂系统内部及系统间作用关系的指标体系，测度2015—2021年哈长和辽中南城市群绿色经济水平，与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横向对比，以优化东北地区绿色转型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态势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具有強“虹吸效应”与弱“涓滴效应”，即核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较好对人才具有强吸引力，但对周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弱，导致京津冀城市群呈现“总体低—核心高”的异向匹配特征。哈长城市群201—2018年整体呈下降态势，相反辽中南城市群通过出台一系列保障社会及民生发展的政策使其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呈短期上升态势。（2）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部差异结果表明，核心城市上海对周围城市表现出强“涓滴效应”，长三角城市群采用经济社会一体化协同治理模式呈现高等级同向匹配特征。（3）哈长城市群的大庆因对石油资源过分依赖且资源利用率低，出现“资源诅咒”现象，经济发展滞缓，相反辽中南城市群核心城市大连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实现了以文旅产业推动绿色经济快速发展。

优化路径建议如下：

1. 发挥“人才+科技”双引擎作用，加快建设核心城市，扩大“涓滴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东北地区城市群加快核心城市建设应以高校和企业为突破口，注重引进人才及科技创新产业，提高城市竞争力，形成“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大连”的双核空间结构，扩大“涓滴效应”。首先，区域内部优质企业与高等院校建立联系，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切实感受企业文化与工作环境，实现优先选拔并留用本地高校人才。其次，政府及学校通过设立奖金、全面支持优秀作品落地投产等实际措施，鼓励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最后，应进一步通过提高安家费、人才补贴和创业补贴等方式加大人才吸引力度。同时，东北城市群应借鉴长三角采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治理模式，主动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官员进行互动学习，提出推动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实质性举措。

2. 提高资源利用效能，以冰雪资源赋能旅游业，打造新“增长极”

东北地区城市群具有丰富且优质的山水、冰雪旅游资源，仅吉林省2018—2019年冰雪季接待国内外游客8431.8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实现冰雪旅游收入1698.08亿元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随着在国内外旅游市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东北地区可以以冰雪旅游为切入点，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打造新“增长极”。首先，应扩大区域内部交通网络，增设旅游路线，实现对内及对外开放。其次，通过挖掘朝鲜族和满族的历史、建筑、习俗等方面的文化内涵，建设民族特色显著的旅游景点，实现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最后，应加大宣传力度，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感受东北冰雪及民族文化。

3. 建立政策长效机制，实现绿色经济常态化发展，全面助力东北振兴

自2003年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多数相关政策仅促进东北经济社会的短期发展，并未形成长期效应，主要原因是在落实先试先行政策的过程中，面对不确定风险可能引发的治理不力结果，地方政府惧怕承担责任，进而缺乏实践积极性。为此，东北地区应建立先试先行的帮扶包容机制，对先试先行地区给予额外财政奖励，对落实成效不好地区进行帮扶整改，对存在畏难怕错心理的地方政府给予专项扶持，实行兜底保障机制，降低试错成本。与此同时，应建立包括经济、环境、社会及民生多元化的长期动态考核评价标准，形成政府“责任清单”，强化公众监督作用，保障政策落到实处并形成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年猛.空间不均衡陷阱、内生增长与东北振兴[J].行政管理改革，2022（5）：65-73.

[2] [英]大卫·皮尔斯等.绿色经济的蓝图[M].初兆丰，张绪军，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 余春祥.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探讨[J].经济问题探索，2003（12）：92-95.

[4] 王金南，李晓亮，葛察忠.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现状与展望[J].环境保护，2009（5）：53-56.

[5]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Green Jobs：Towards Decent Work in a Sustainable， Low-Carbon World[R].Nairobi：UNEP，2008.

[6] Sukhdev P， Stone S， Nuttall N.Green Economy，Developing Countries Success Stories[J]. St-Martin-Bellevue： United Nation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2010（22）：58-60.

[7] Lipinska D.Resource-efficcent Growth in the E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Selected Indicators[J].Comparative Economic Research，2016，19（1）：101-117.

[8] Wang X L， Sun C Z， Wang S， et al.Going Green or Going Away？ A Spatial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8，15（9）：1917.

[9] 商思争，许道乾.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2（8）：160-165.

[10] 蒋金荷，马露露，于宪荣.中国绿色经济转型评价及驱动因素研究[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3）：123-141.

[11] 赵奥，武春友.中国经济绿色转型态势系统评价——基于熵-OWA算子与灰关联改进TOPSIS[J].技术经济，2018，37（7）：99-106.

[12] 王舜淋，张向前.基于绿色经济福州城市发展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9）：38-46.

[13] 郭炳南，唐利，张浩.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与随机收敛[J].生态经济，2021，37（11）：46-53.

[14] 田凤平，秦瑾龙，杨科.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1，41（7）：1709-1721.

[15] 陈明华，刘文斐，王山.山东半岛城市群绿色经济增长績效评价及动力源泉[J].宏观经济研究，2020（6）：133-143.

[16] Rapport D J， Singh A.An Ecohealth-based Framework for State of Environment Reporting[J].Ecological Indicators，2006，6（2）：409-428.

[17] 曾恩钰， 陈永泰.空间溢出视角下的城市水环境影响因素研究——以太湖流域城市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2，31（6）：1312-1323.

[18] Grossman G M， Krueger A 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377.

[19] 郭晓晶，何倩，张冬梅.综合运用主客观方法确定科技评价指标权重[J].科技管理研究，2012，32（20）：64-67.

[20] 孙铁山，张洪鸣，李佳洺.城市网络联系对城市群空间体系集聚水平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中国12个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J].地理研究，2022，41（9）：2350-2366.

[21] 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99（3）：483-499.

[22] 赵斌，王琰.我国区域合作治理机制的研究进展[J].经济体制改革，2022（1）：43-50.

[23] 王利伟，冯长春.转型期京津冀城市群空间扩展格局及其动力机制——基于夜间灯光数据方法[J].地理学报，2016，71（12）：2155-2169.

[24] 聂弯.资源环境约束下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战略路径研究——以大庆市为例[J].生态经济，2018，34（5）：66-6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面向决策全过程的城市住区更新公众参与行为研究”（项目编号：71974047）；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项目“提升寒地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应对雪灾韧性优化决策”（项目编号：YQ2020G001）。

作者简介：陈天奇（1997-），女，东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绿色经济;余璐（1990-），女，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建设与管理;石振武（1963-），男，博士，东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武永祥（1956-），男，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建设与管理。

（收稿日期：2023-02-10  责任编辑：殷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