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能否穿透玻璃窗

张凯成

倘若我们把诗歌视为一种房屋内的写作，那么诗人所处的空间大多比较封闭，需要有一扇透视世界的窗。在当前，几乎所有的窗子都以玻璃窗的形式存在，与传统的纸窗相比，玻璃窗尽管更加透明，但由于以往的环境发生改变，阳光能否穿透这些厚实的、森严的玻璃窗，使整间房屋充满光亮？似乎构成一种值得思考的诗学问题。特别是在多元化的技术时代，伴随着人工智能（如“小冰”“小简”以及新近出现的“ChatGPT”等）对传统创作方式的冲击，诗歌写作的聚焦点似乎从末端的价值意义问题，逐渐转移到写作者身上。这同时造成诗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我的身份，并在权力的争夺中获取写作的可能性。“小冰”于2017年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后，在诗界掀起讨论的热潮。尽管大多数讨论仍旧在传统诗学范围内进行，但其中一些讨论焦点已经偏离诗学层面，汇入社会学、伦理学等因素，从根本上指向了诗歌写作的身份问题。就写作主体而言，如果换作任何一种非人工智能的身份，诗集所引起的社会关注都不会太高，其本身之所以能够成为讨论热点，主要是由于人工智能构成的权力话语形成对传统诗歌写作话语抑或诗人身份挑战，由此引发我们思考技术时代的诗人身份问题。

上述挑战虽然存在，但并不意味着诗人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正如赵汀阳所指出的：“目前人工智能的一些‘创造性表演比如绘画、音乐或诗歌，都不是真正的创作，只是基于输入的参数或数据的新联想和新组合。”①从质量上说，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中，小冰大多使用梦境以及重叠词语（如“寂寞的寂寞”“美丽而且美丽”“做梦的梦”等）作为构思与书写对象，这或许是由于其写作资源的限制。尽管该诗集序言强调：“与人类相比，微软小冰的创造力不会枯竭，她的创作热情源源不断，她孜孜以求地学习了数百位著名现代诗人的著作，他们是小冰创作灵感的源泉。”②但这里的“学习”更多地表现为“模仿”。如《我寻梦失眠》③一诗所示：“康桥／新鲜的／未经三月之蕙风己不追踪／在梦里我寻梦失眠／／我是一座长桥／你可以找到我新鲜的爱情／将希望之光投射到你／也不知道是风”。该诗显然学习借鉴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以及汪静之《蕙的风》等诗歌，也呈现了“爱情”这一主体性词语，但“爱情”所包含的复杂情感要素是丢失的。当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于《蕙的风》一诗时，会发现汪静之当时所处的社会语境总体上表现出对爱情的拒斥，所以这首诗尽管遭到严厉的批评，但也为早期新诗在写作题材、表现方式等层面作出探索。小冰的《我寻梦失眠》-诗脱离这种语境后，其表达空间必然受到限制。

质言之，小冰所学习的“数百位著名现代诗人的著作”在数量上的确很多，但这“数百位”之外的著名诗人似乎构成其写作的视野局限。小冰以经典诗人作为学习资源，这通常也是诗人在初期创作诗歌时所选择的主要路径。除此之外，复杂的历史现场与社会环境亦是后者所拥有的丰富资源，时代的风云变幻能够通过其写作反映出来。尤其对那些创作历程较长的诗人而言，他们的诗歌能在与时代对话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调适，呈现鲜明的阶段性与多元性。而小冰及其所代表的人工智能在创作时似乎只考虑到知识因素，相对忽视了创作所应立足的时代语境，这才是更为核心的写作动力，经典诗人所呈现的个人化写作风格或许更加吸引我们去不断阅读与思考。此外，从写作篇幅上看，小冰所创作的诗篇大多是四行一节的短诗，参差地分布在精美的画面上。虽然这并非说短诗质量不如长诗，但较之短诗而言，长诗（尤其是“史诗”）在包容力、表现力方面确实有其优势。

技术时代包含的范畴很广，除新兴技术外，诸如快递、外卖等现象其实也是技术时代的重要表征。近年来，快递诗歌、外卖诗歌等写作潮流不断涌现④，促使技术时代的诗歌创作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此种写作同样指向了诗人的身份问题。当下的底层写作者大多拥有较为鲜明的职业身份，但这种身份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其写作的阈限。比如诗人如果只是将创作视点聚焦于村庄、矿井、石油等元素，而不去从整体上再现个人的日常生活，那么其视野未免太过狭窄，同时也会让读者感到乏味。相比于劳动内容的单向度展示以及底层身份的过度强调，对丰富日常生活的书写其实才更能让读者认识到底层劳动者的艰辛与不易。我们不妨将早期新诗人的创作与当下的底层写作进行对比，前者虽然也将目光投向底层大众一一代表性詩篇如胡适《人力车夫>、刘半农《相隔一层纸》、沈尹默《三弦》等一一但并非一味地直陈生存的艰难，而是在真切体验的基础上，通过人物描摹、景观比照等方式，深刻地书写了底层大众的悲惨生活，同时引发社会层面的关注。另外，这些诗人大多也是思想家、社会学家等，在诗歌创作之外关注到许多社会性的问题，并针对其中的丑恶现象发表过犀利的评论。据此而言，诗人一旦裹挟在技术时代的潮流之中，就很容易固执于对潮流的单维展示，乃至走向写作标准的美学化与原则化，而缺少对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

姜涛最近在观察诗歌题材、风格的“常态化”问题时，指出与活跃在当下诗歌现场的诗人和诗歌相比，“某些游离于当代诗的现场，从具体岗位、职责出发的写作”似乎更具活力，因为他们“联系了更广阔、更特殊一些的基本面，反而可能会构成个人化装置的溢出”⑤。技术时代固然给诗人带来很大便利，但也容易使其在创作中丢失一些身份感，甚至在失去技术的支撑后就丢失了写作的动力。杭约赫1940年代写作的《知识分子》⑥一诗正向今天的诗人提出警醒，其中的诗句“这件旧长衫拖累住／你，空守了半世窗子”在展示知识分子困境的同时，其实也提出新的写作路径。这意味着诗人可以守在窗前写作，但不能空守，而要通过抛掉束缚自我的“旧长衫”获得新的写作空间。

以上讨论并非为了有意否定当前的人工智能写作，而是试图站在文学（诗歌）经典的角度，针对技术时代出现的一些现象提出反思。相比于诗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热门话题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典诗人及经典诗歌，而不是抓住某些所谓的“热点”就去轻易否定新诗的成绩。在技术时代，诗歌已通过加入人工智能元素，不断扩展自身的创作范围，呈现更加包容的姿态，而不是一味地将自我封闭在固有的圈子内。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技术时代的持续发展，诗歌与大众之间的藩篱正在逐步消除。但这种“消除”并非短期就能完成，其不仅需要批评家继续进行“解诗工作”⑦，读者也应逐步提升自身的阅读水平，使其不再与诗歌相互隔绝，特别是不能故意忽视经典诗歌的影响，而热衷于讨论热点话题。张桃洲近期在解诗学视域下探讨的新诗阅读问题，也带有对新诗诞生以来的解诗学方法的整体观照。他在指出孙玉石“现代解诗学”之重要设想的基础上，对“解诗”的本质做了细致剖析，认为它虽然“表面上清除了文本词句和内容的理解障碍，但究其实质并非旨在消除‘晦涩本身，而是借助不同角度的释读彰显诗歌的‘晦涩特性，从而维护诗歌的文类边界”⑧。这即是说，“解诗”并不意味着消除“晦涩”，因为诗歌创作具有特殊性，所以那种企图完全消除大众阅读障碍的做法存在问题，同时也是不尊重诗歌文本价值的体现。

总之，在技术不断发展演进的今天，诗人需保持对技术的清醒认知，而不能被其左右乃至控制。正如海德格尔在七十年前所指出的，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⑨，诗人应正确对待与使用技术，他们或许也都明白自身不能被技术束缚住，但如何恰当地拒绝束缚，如何获得诗歌写作的延展与自觉，进而更好地确立诗人这一特殊的身份，值得进一步探索。

注释：

①赵汀阳：《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52页。

②沈向洋：《人工智能创造的时代，从今天开始》，载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序第3页。

③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5页。

④如王二东诗集《快递中国》（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版）与王计兵诗集《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台海出版社2022年版）出版并经微信、微博等媒介广泛传播后，引发社会的关注和讨论热潮。

⑤姜涛：《趋近“成熟”还是动力“衰减”？一一从鲁迅文学奖看当代诗的“新常态”》，《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

⑥杭约赫：《知识分子》，载《火烧的城》，星群出版社，1948年版，第11页。

⑦参见孙玉石主编的《中国现代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吴奔星主编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洪子诚主编的《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陈超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著作。

⑧张桃洲：《“解诗学”视域下的新诗阅读问题》，《文艺研究》，2022年第3期。

⑨参见海德格尔于1953年发表的《技术的追问》一文。

本栏责任编辑 田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