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小川：参与乡村建设是一种持续社会工作的延伸

武小川，博士，教授。中国国家画院博士后。现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199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同年调入西安美术学院。主要从事绘画、影像、实验艺术、艺术社会学、社会性艺术的实践与研究。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实验艺委会委员，陕西美术家协会实验艺委会主任。2018年组建关中艺术合作社，2018年起创办每年一届的“关中忙罢艺术节”，至今已举办五届，成为知名文化品牌，多次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深度报告。其建设成果荣获中宣部、文旅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颁发的多项荣誉，包括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村级实践交流基地、全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一县一品”特色文化艺术典型案例等；荣获第二届筑事奖·乡村美学之乡村公共节事优胜奖和评委会特别推荐奖、美国ONE SHOW 金铅笔铜奖、2023·D&AD设计奖的两项石墨铅笔奖（银奖）等，参加第四届中国设计大展、武汉双年展、2018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等。

《设计》：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及实践艺术乡建的？

武小川：我在本地推进艺术工作，着力于两个“现场”：一个是“历史现场”，一个是“社会现场”。其中，“社会现场”关注于两个区域：一是城中村，一个是乡村。因为这是两个正在发生大变化的地方，观察、见证、记录、表现“变化”中的激荡关系，是艺术的重心。这十多年来，我的很多工作，都围绕这两个现场而开展。2015年的时候，我给研究生班开设了《艺术社会学的文化实践》，尝试借助教育，将我们的艺术实践与关注，落实到社会现场中。2016年，我安排张华洁博士带领西安美院硕士班，到西安蓝田县鲍旗寨，以《当代艺术介入乡村实践》为名开展暑假三下乡活动。2018年春天，我带着实验艺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班和本科班在下乡课上，来到鄠邑区（原户县），借助已经积累出的教学经验和社会工作方法，驻村开展文化调研、社会考察、艺术实践。

在2018年那次下乡教学中，我们师生建立“关中艺术合作社”，以一种“松散的”、以学术为凝聚、以项目为目标的工作机制，创办了第一届“关中忙罢艺术节”。“忙罢节”是关中一带麦收之后庆丰收的传统节庆，我们用新的艺术项目和节庆的形态，注入新的意义与表达方式。至今，已经举办第五届了。应该说，通过下乡课程、通过忙罢艺术节、通过关中艺术合作社，我们全力推进在乡村社区的各类文化工作，借助实验艺术教学和当代艺术实践，参与到乡村建设。

采访人：李杰 李叶受访者：武小川 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硕士生导师《设计》武小川武小川，博士，教授。中国国家画院博士后。现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199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同年调入西安美术学院。主要从事绘画、影像、实验艺术、艺术社会学、社会性艺术的实践与研究。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实验艺委会委员，陕西美术家协会实验艺委会主任。2018年组建关中艺术合作社，2018年起创办每年一届的“关中忙罢艺术节”，至今已举办五届，成为知名文化品牌，多次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深度报告。其建设成果荣获中宣部、文旅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颁发的多项荣誉，包括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村级实践交流基地、全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一县一品”特色文化艺术典型案例等；荣获第二届筑事奖·乡村美学之乡村公共节事优胜奖和评委会特别推荐奖、美国ONE SHOW 金铅笔铜奖、2023·D&AD设计奖的两项石墨铅笔奖（银奖）等，参加第四届中国设计大展、武汉双年展、2018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等。

可以说，参与乡村建设是我们长期致力于以社会社区为对象的文化艺术实践中的一支，“艺术乡建”对我们来说，是社区实践中的一种范畴、一種领域，对于我来说，它都是实验艺术教学、社会关注、文化研究、艺术实践的持续性工作。

《设计》：西安美术学院的教学研究有怎样的特色和地域特点？在乡村工作方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和侧重？

武小川：西安美术学院创办于1949年，74年的办学历史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的四大传统：深厚的周秦汉唐历史、西部丰富的民间文化、延安革命文艺、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是发展的重要资源。2003年学院获批博士授予权，是比较早开展全层次艺术教育的美术学院。学院重视传统，重视基础，关注社会，关心现实，学风朴素扎实，我院校门的背后，镌刻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几个大字，这是我们一贯的遵循，这也形成了非常鲜明学术特色和地域特点。

长期以来，学院注重在乡村开展美术工作。1958年，学院就开展“诗画化长安”实践，安排教师去农村和工厂，办工人美术系、农民美术系。教师陈士衡来到户县（现鄠邑区），在县文化馆谢志安和丁济棠的推介下，到太平钢铁工地和甘峪水库，办起了训练班，这成为户县农民画的源起。1960～1970年代，西安美院在户县开门办学，后一度还办起了“户县美专”。训练班的师生形成一种独特的、合作式、参与式的教学方法和创作方法，总结为：五共同（共同学习、共同深入生活、共同研究题材、共同构思、共同速写）、三辅导（辅导画小草图、辅导画正稿、辅导制作全过程）、一到底（分工包干、责任落实、一包到底）。像 《老支书》《春锄》这些农民画名作，都离不开诸如刘蒙天、程征、刘文西、李习勤、张子武、肖焕等一批美院老师手把手地辅导和示范。学院的院刊《延安画刊》杂志也成为重要宣传阵地。“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开门办学，扎根群众，向贫下中农学习，使得乡村成为“榜样”，成就了“户县农民画”这个新中国民间文艺的典范。曾在户县前后指导过十年训练班的程征说，“工农兵美术跟我们西安美术学院有一种不解之缘，这也是西安美院的好传统，我们和农民一起创造了‘户县农民画”。

2018年我们带着师生“再回户县”，一定意义上也在接续这个传统，借助当代文化艺术的工作理念和方法，回到乡村“现场”，参与乡村建设。

《設计》：您认为开展艺术乡建的基本路径和基础是什么？关中忙罢艺术节有什么经验呢？

武小川：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路径，一般来说，从软性建设到硬件建设，再到系统建设。常规来说，是规划先导、建设再行，之后才是艺术参与、服务配套。硬件设施和公共空间是刚需，道路景点、餐饮民宿、特产升级等基础条件具备了之后，再开展“软体”化的艺术设计、文化项目、服务接待，这是典型的乡建模式。

关中忙罢艺术节具有某种“非典型”的特质，它是以文艺先行，艺术家们借助艺术，发起乡村建设，凝聚众多院校、艺术团体、地方政府和干部群众的支持，营造高品质的乡村新内容、新场景、新业态。关中忙罢艺术节遵循这样一条路径：“艺术介入、社会设计”“建筑设计、社区营造”“民宿经济、特色乡村游”“产业再造、城乡互惠”，推动“生态型美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关中忙罢艺术节其实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持续生长、逐步带动，已经从点、线、面的艺术项目，逐渐发展为乡村建设、业态建设、美好生活建设的系统化营造。我们提出“3456”理念，以城带乡·城市和乡村相融合、以文塑魂·艺术和生活相融合、以人为本·人文和自然相融合等三融合；艺术进入乡村、艺术融入乡村、艺术驻留乡村、艺术改造乡村等四步法；打造乡村新文化、乡村新引力、乡村新场景、乡村新经济、乡村新美学等五个系统；持续为乡村振兴赋智能、赋才能、赋势能、赋创能、赋动能、赋产能。

艺术节从“一个村”发展到“四个村一条路”的建设，拓展了发展空间，吸引各方优质资源；同时，不断引进优秀人才，聘请了五个艺术村长，成为共同开展乡村建设的整体性工作。

非典型性的实践中包含了某种“典型性”，其经验在于“特色传统，当代表达；专业品质，营建场景；多方能动，共塑业态；共同富裕，共襄美好”。艺术节借助社会性艺术、社会设计，生发于乡村现场，重塑乡村空间，与乡村建设相融洽，从而推进“艺术－社会”的双重实现。

《设计》：请介绍几个您带领团队展开的乡村实践案例。

武小川：已经举办了五届的“关中忙罢艺术节”是我们最大的乡村实践成果。每年的艺术节都设立“终南戏剧节”“生态艺术节”“社会艺术项目”三大板块，其中包含了近百场不同类型的艺术项目。我们营建了村史馆、美术馆、终南剧场、社区中心、艺术村长之家、乡村书屋、工销社等20余个公共文化空间，打造了艺术的八号公路，绘制130余幅墙绘，落地40余件作品，吸引了4个亿的基础投入，完成4个行政村的连片建设，形成了以“关中忙罢艺术节”为IP品牌核心，以蔡家坡村为场景核心的文农旅融合的终南艺术乡村片区。艺术节带动资源引入、带动城乡互动、带动环境提升、带动社区美育、带动区域文旅、带动文化再造、带动农销增值、带动基层动能，成为全国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

对于我来说，2022年第四届关中忙罢艺术节中的一个特别单元——《重回现场：陕西摄影群体“麦客”主题展》——是比较令人动容的，同时也在深入诠释“忙罢艺术节”所强调的地方性、民间性的特性。麦客，是帮人割麦子的农民兄弟，是20世纪陕西关中地区农业手工时代特殊的劳动群体和社会现象。麦客题材，是陕西摄影群体关注的重要系列作品。这个展览，我们将胡武功、侯登科、潘科、石宝琇、李胜利、白涛等六位老艺术家的一批麦客摄影作品，“带回”到创作“麦客”作品的“原现场”——麦收时节的乡村，重构事件现场，和观众一起，从生成现场，观看展览、理解生活、感受乡村，希望能以“同情之理解”，回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基层乡土社会微末的部分。我借用了侯登科当年的一句话作为展览的结尾：麦客是进不了正史的，进野史，也难，只能一代代自我作传，从古至今，我知道该为麦客“立存此照”。

最近，“关中忙罢艺术节”得到各方的很多关注，大家都在问“忙罢艺术节”是否能成为一种模式，能否推广示范。其实我本人觉得，“关中忙罢艺术节”的样态形态是很难复制的，也很难成为一种推广示范。但是，其运行推动上的特质，诸如：挖掘文化特色、专业院校专业参与、创新文化项目、引入各方资源、高品质社区营建、全方位基础设施提升、调动基层能动等，都可能成为参考的路径与方法。

《设计》：您认为，在艺术振兴乡村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当地诉求、地方文化特征与艺术家的创造性行为与表达？艺术家应当掌握怎样的方法和路径？

武小川：这些年，我们借助当代艺术，特别是社会性艺术的方式在工作。“协商、对话”是社会性艺术的关键要素，其实践路径是介入、参与、合作，甚或成为艺术的表达的形态。社会性艺术本身可能就是社会项目和人的行动，而不仅仅是视觉化、景观化的“视觉艺术作品”。

因此，我认为，在社会和乡村开展艺术工作，和各方的协商对话，或者说“平衡诉求”，都是很重要，也是正常的事情。艺术参与社会性工作必然是多主体的互动，艺术家不能太有“洁癖”，太过“自我主体”，不能简单地用一种“应然”的理论和想法来“应对”“剪裁”复杂和丰富的现实世界。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愿意去投入社会工作（乡村建设）的，大多是具有热忱和情怀的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学者，这种工作本身与他们的实践和研究领域相关，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调动。

乡村振兴一定是具有多元化和差异化的路径的，很多人希望能将“关中忙罢艺术节”的模式“移植”过去，我认为难度是很大的。调动如此之多的艺术界、文化界的师生，联合各级政府干部群众，很不容易，也是一种“特别”的幸运。

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禀赋，乡建是关于“地方性”的重塑。我觉得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一定是一群人的事情，但作为艺术家，也可以是一个人的事情。一群人是一种乡建，是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建设；一个人也可以实施“一个人的乡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其自然，持续生长。

《设计》：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艺术家可能需要应对各种变化，例如市场需求、政策变化、技术进步，您如何看待及应对？

武小川：社會的现实是丰富的，人群的需求是多元的，艺术介入到乡村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社会工作，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工作。从现实来说，乡村需要更多的是设计，是需要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是需求性的，要能长久使用并成为生活中一部分，而不是那种美术馆机制中的“纯”艺术。

不管是在乡村中还是在社会中开展工作，变化是难免的，应对变化，是工作实践和艺术创作中最有意思的部分。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在其变化之中。艺术虽有自身的规律，但一旦将艺术置于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应对变化，调整修订，是再正常不过的工作内容，甚至成为艺术实施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现实中的变化乃至各方的诉求，是超出一般的范畴，我的建议是：艺术的工作是有边界、有界限的，既要立足本业，又要积极拓展，还要力所能及，更要精益求精。我总说，我们美术院校师生参与乡村建设工作，其核心是“人才培养+艺术创作”两件事情，其他都是副产品。但这里，也还是要把握住艺术和教育基本原则和个体原则，就是关于人的工作。就如乡建先贤卢作孚所说，“学校不是培育学生的，而是教学生如何培育社会的。”

《设计》：在您看来，怎样才能使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在您的艺术乡建规划是否要考虑艺术家的“退出机制”？

武小川：艺术乡建要以一种长期主义的态度，久久为功，才能逐步形成“社会－艺术”的双重实现。我们在鄠邑区开展工作，生发于此的户县农民画，持久60余年，其中有很多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地方。

最近，我从文艺赋能乡村建设的角度，梳理了户县农民画能持久发展的原因：1）专业力量参与，形成与村民深度合作的新生产方式；2）创作出代表性作品，包括《老支书》《春锄》等刊登于中国邮票的6件作品；创作手法独具特色，秉持“谁劳动我画谁”理念，和生活的关系，和现实的关系，和农民的关系紧密；3）有着明确的社会奖励机制，建立加工分、展览（宣传）、评奖、提干的社会机制奖励；改革开放后打通经济渠道，成为农民增收的新的民间手工艺（产品）；4）积极推进组织化生产，打造出数个如东韩村的“画乡”，形成规模化产业；5）得到国家－社会认可，197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展，并形成可持续性发展的品牌——户县农民画。

反观一下当下的艺术乡建，以上这些能否作为一种衡量一种参考，能否作为乡村文化振兴可持续性发展的力量，能否从主动介入、参与、合作，成为乡村自身的一种生产机制，转变为自身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容，推进自身生长式、生成式的建设，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参与乡村建设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持续社会工作的延伸，但它不是某种运动，不是某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因此，进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而之所以“退出”，可能也是自我选择，不存在某种从社会机制概念的“退出”。当乡村中形成一种“自生长”的力量，成为一种“行动的主体”，艺术家就可以从原来那种“介入”“参与”，转化到“合作”“观察”，也可以离开。艺术家的流动是非常正常的。艺术行动有时就是如“游牧”状态，哪里草木丰盛，就去哪里开展艺术生产。但是要建立“现代化”的乡村，建立对“流动性”人群的接纳机制、服务机制，也是非常关键的。现代化、城市化的活力，就是因为能产生大量的人群流动，保障大量的人群流动，才能产生不断的生产力、创造力。乡村的现代化，永远需要外来者的参与，才能保持生生不息的发展。

《设计》：国际上有哪些成功的乡村振兴案例值得借鉴？

武小川：对于同类型的国际乡村振兴案例，我研究得不多，对于诸如日本的越后妻有、濑户内的艺术节还是有一些了解。前几年，我也组织学生翻译了《乡村·未来》展览的文献集，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这是我们关键的，也和国内的众多乡村建设项目有过交流。2017年的时候，我参观了德国明斯特雕塑展，对艺术作品和城市社区空间的结合做了一次非常细致的观察。明斯特雕塑展这个跨度为十年的活动，把握住了“作品和城市和社区和环境”的关系，是极为紧密的。特别是当年和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放在同一个维度来看的话，我感觉艺术和生活和社会的关系是非常“合适”的。“合适”，可能成为我推进艺术与城乡现代化进展相契合的基本认知。

《设计》：在您的实践中发现艺术家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暴露出哪些问题？请您给参与乡村振兴的艺术家、艺术学生一些建议。

武小川：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关键的问题就是谁来主导？如何主导？谁的建设？谁来建设？如何既保持艺术的自主性自律性，又能推进乡村社会的诉求？既然是参与社会项目，如何发挥社会效应，服务社会、服务群众？这些都是不容易的。谁来投资？谁能获益？这些问题都是在实践中出现过的底层问题。我现在也还是认同梁漱溟在1937年说过的话，“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义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至今我们也还在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摸索前进，艺术乡建一定是“艺术－社会”的双重实践、双重实现。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体验，要回到2023年3月我在策划的项目《系统生态：2023第一届西安社区（艺术）实践季》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展览当时集中展示近年来国内各区域社会性艺术的典型案例和实践，其中，我以“回到地方、进入现场、投身生活”为主旨，讨论社会性艺术发展状态，这可能是我观点的落脚点，就是不要带着刻板印象，也不要抱存过于美好的想象，乡村是丰富的，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具体的，建设是实际的，尽量基于自身的能力去扎扎实实做一些工作，就很好了。

《设计》：根据多年的乡村振兴实践经验，在您看来，艺术家未来还能为乡村做哪些事情？

武小川：艺术家为乡村振兴做不了太多，但能做的也不少。艺术和教育，回到地方，进入现场，投身生活，调整艺术创作价值导向，以艺术为名，以实践为基，以乡村和社区这样微小而具体的特定区域为载体、为价值、为对象、为方法，去观察、去思考、去实践、去营造，完成“艺术－社会”“个体－共同体”的多重实现，可能会成为艺术家最有价值的部分。

艺术家是“先锋”，是特立独行的发现者、挖掘者，他（她）会先于人们，发现生活之美，发现乡村之美，发现山川之美，他（她）更能挖掘生活之美，挖掘乡村之美，挖掘山川之美，“艺术家之眼”能将我们从俗世中拨脱出来，重新审视生活甚或是生命的意义、自然的意义。特别是在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治理机制化的现代化进程的必然和规范中，由于文化艺术的参与，再重申对地理、记忆、历史、传统这些差异化的特性，提供多元化、差异化、地方化、特色化发展的可能，也成为改善现代主义“同质化趋势”（就如同“城镇化”曾经是乡村的必然未来）的内力，用艺术和文化的实践重新激活、重新分配“关系感性”，把与乡村的相遇变为长期的承诺，把逝去的亲密关系转化为不可磨灭的社会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