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论诗诗对杜甫《戏为六绝句》的承传与新变

摘 要：钱谦益所作论诗诗《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在承传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基础上又产生新变。钱氏继承了杜甫尊重前贤、别裁伪体的思想，以批评当时的诗坛流弊。钱诗延续了《戏为六绝句》“戏题”的自况心怀，但也增添了走出“嗤点前贤”的矛盾、消解讽刺的紧张等意味。钱诗与《戏为六绝句》都是以近代视野和当世视野为论述重点，但不同于杜甫对时人的包容态度，钱谦益以自己的诗学为标准，将时人划分了阵营。《戏为六绝句》论述的内容可能不仅仅限于诗歌，这种现象在钱谦益论诗诗中更是蔚为大观，他论述了文学家、批评家、书法家、画家以及女性群体，且对后世论诗诗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钱谦益；论诗诗；杜甫；《戏为六绝句》

作者简介：高明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14ZDB076）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3.014

钱谦益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七八月间曾作《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这种以绝句来阐发文学主张的论诗诗体式，可以追溯到唐代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继之颇为著名的是金代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后世出现的论诗诗体式大都受二者影响。据学者对清代论诗诗数量的统计，“就诗题径直标明‘论诗仿效某人的情况来看，标明仿杜甫的有10家12个标题74首，而仿元者有31家34个标题1002首”1，可以看出杜甫与元好问两家论诗诗的强大影响力，并且仿元诗的数量远远多于仿杜诗。但是，钱谦益的论诗诗呈现出与杜甫《戏为六绝句》更为紧密的联系，而且由于时代的变换，更增添了新的内容。钱谦益的诗风学杜，已是学界共识，所谓“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2。不过，这组诗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诗歌文本，又是诗学阐发的载体。那么，在论诗诗的体式与思想方面，钱谦益与杜甫又有什么相通与不同呢？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匮乏3，笔者试就此展开论述。

一、文本的互文与时代的困惑

钱谦益论诗诗存在诸多传统论诗诗文本如杜甫《戲为六绝句》、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等的痕迹，由此形成一种互文性的关联。不过，我们对互文性的关注，往往停留在字词的比对与文本的相似方面，对其背后所隐含的主体、时代等之间的对话有所忽略。通过钱谦益与杜甫论诗诗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窥得互文性的这种更深层次的对话。

钱谦益一生服膺杜诗。他认为：“自唐以降，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由杜而出。……以佛乘譬之，杜则果位也，诸家则分身也。”1这十六首论诗诗在字词、句法方面都有着对杜诗的承传关系。首先是字词。2钱有“嗤点前贤岂我曹”（其二）3，“何事后生饶笔舌，偏将诗律议前贤”（其三），其中的“嗤点”“前贤”“后生”之词与杜甫“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4如出一辙。钱有“过都历块皆神骏，秋驾何当与细论”（其六），其中的“过都历块”当来自杜甫之“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5。钱有“丽句清词堪大嚼”（其十六），亦来自杜甫“清词丽句必为邻”6。其次是句法。钱有“姚叟论文更不疑，孟阳诗律是吾师”（其一），来自杜甫《解闷》诗“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7。钱有“高杨文沈久沉埋，溢缥盈缃粪土堆”（其四），仿杜甫之“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8。钱有“王微杨宛为词客，肯与钟谭作后尘”（其十一），来自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9。当然，其间还有对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的一些承继。如钱有“昭容一语是天真”（其十一），似乎来自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四“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10之句。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杜甫和元好问论诗诗数量的差异，杜甫是六首，元好问则是三十首。钱谦益论诗诗却与数量较少的《戏为六绝句》形成更紧密的关联，其中所展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呼应关系，更是对杜甫论诗诗背后精神的认同。换言之，钱谦益可能面临着同杜甫更为相近的时代困惑。

唐代中期的诗坛有“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11的风气，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称当时情况是：“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12杜甫论诗诗正是表达了对当时诗坛风气的批判。《戏为六绝句》有“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1等句，俱是表达对时人妄自托大、不尊前贤的批评，亦即所谓的“好古者遗近”，于是杜甫指出“转益多师是汝师”2的学诗途径。黄生《杜工部诗说》云：“诸章备见公论文之旨，盖因当时后生轻薄前贤，特发此论。大旨在篇末‘转益多师一句。言博取自益，乃为善学，嗤点前贤，徒伤轻薄耳。”3钱谦益在笺注《戏为六绝句》时也发挥了这种精神：“‘不薄今人以下，惜时人之是古非今，不知别裁而正告之也。‘齐梁以下，对屈宋言之，皆今人也。不薄今而爱古，期于清词丽句，必与古人为邻则可耳。今人侈言屈宋，而转作齐梁之后尘，不亦伤乎。”4

钱谦益论诗诗也表达了对时人嗤点前贤行为的不满。其二云：“一代词章孰建镳，近从万历数今朝。挽回大雅还谁事，嗤点前贤岂我曹。”表明钱谦益对前贤建镳词章功业的认可，而后世不应随意嘲讽。这种态度几乎贯穿于钱谦益的一生，在他去世前一年即康熙二年（1663）所写的《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其九中，仍可见到他对时人妄议前贤的不满：“词场稂莠递相仍，嗤点前贤莽自矜。北斗文章谁比并？南山诗句敢凭陵。昔年蛟鳄犹知避，今日蚍蜉恐未胜。梦里孟郊还拊手，千秋丹篆尚飞腾。”5其中“词场稂莠递相仍”与论诗诗主题“共论近代词人”，“嗤点前贤莽自矜”与论诗诗“嗤点前贤岂我曹”都一脉相承。他开篇便批判当时的文坛仍是良莠不齐的局面，一些人为了夸饰自己不惜随意贬低前贤。这种对“前贤”的执念，钱谦益可谓一以贯之。

而且，由于不满时人嗤点前贤的行为，钱谦益还面临时代带来的新问题。“挽回大雅还谁事，嗤点前贤岂我曹”，堪称这十六首诗的思想核心。那么，“大雅”是什么？钱氏《虞山诗约序》说：“诸子挟其所得，希风而尚友，扬扢研摩，期以砭俗学而起大雅。余虽老矣，请从而后焉。”6从这里可以看出，“大雅”是为纠正“俗学”之弊的一个准则。那么，“俗学”又是什么？钱谦益有相关论述：

谚有之，海母以虾为目。二百年来，俗学无目，奉严羽卿、高廷礼二家之瞽说以为虾目。而今之后，人又相将以俗学为目。由达人观之，可为悲悯。7

少奉弇州《艺苑卮言》，如金科玉条。及观其晚年论定，悔其多误后人，思随事改正。而其赞熙甫则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盖弇州之追悔俗学深矣。8

时人沉湎俗学，掇拾饾饤，夸诩汉、魏、三唐，如以嚼饭喂人， 人徒增呕哕耳。9

俗学谬种，不过一赝，文则赝秦、汉，诗则赝汉、魏、盛唐。10

从上述材料可知，钱谦益所言“俗学”固然有经学层面的意义，但在诗文层面主要是指复古派及其后学。第一则材料，钱氏反对严羽的“诗必盛唐”说，这也是复古派理论的滥觞。第二则材料，钱氏不惜炮制“弇州晚年定论”说，称王世贞后悔年轻时追随复古派，此处“俗学”即复古派无疑。第三、四则材料，钱氏直接挞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这正是复古派所举的大旗。而“时人沉湎俗学”是说当时的一些诗人文士仍奉复古派为圭臬，钱谦益对此十分不满，因此扛起“大雅”之旗以反对复古派的余波。

因而，钱谦益论诗诗中还包含对杜甫“别裁伪体”精神的发扬。他解释“别裁伪体亲风雅”云：“别，分别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别裁伪体，以亲《风》《雅》，文章流别，可谓区明矣。”1在他看来，复古派正是“伪体”的鼓吹者。钱氏《徐元叹诗序》说：“自古论诗者，莫精于少陵别裁伪体之一言。当少陵之时，其所谓伪体者，吾不得而知之矣。宋之学者，祖述少陵，立鲁直为宗子，遂有江西宗派之说，严羽卿辞而辟之，而以盛唐为宗，信羽卿之有功于诗也。自羽卿之说行，本朝奉以为律令，谈诗者必学杜，必汉、魏、盛唐，而诗道之榛芜弥甚。羽卿之言，二百年来，遂若涂鼓之毒药。甚矣！伪体之多，而别裁之不可以易也。呜呼！诗难言也。”2可以说，钱谦益在杜甫那里找到了“别裁伪体”的共鸣。钱氏《列朝诗集小传》云：“国家当日中月满，盛极孽衰，粗材笨伯，乘运而起，雄霸词盟，流传讹种，二百年以来，正始沦亡，榛芜塞路，先辈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岂细故哉！后有能别裁伪体如少陵者，殆必以斯言為然，其以是获罪于世之君子，则非吾所惜也。”3这段话正表明了钱谦益不惜被人诟病，也要以“别裁伪体”振作诗风的信念。他继承杜甫的诗学精神，希冀可以去伪存真，以矫正诗坛的弊病。

二、“戏作”之题的意蕴

钱谦益论诗诗题名曰“戏作绝句十六首”，明显祖述杜甫“戏为六绝句”之题，但“戏作”便是游戏之作、随意之作吗？郭绍虞说：“杜甫《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之端，亦后世诗话所宗。论其体则创，语其义则精。盖其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尔游戏视之也。”4点明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庄重性，决非游戏之作。钱谦益论诗诗与其某些序跋的文学主张可以相互发明，足见非一时随意之作，而是钱氏文学思想的一次系统表达。并且，从对杜甫论诗诗主旨的多方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戏作”之题的复杂性，以及在钱谦益那里的某种延续。

历来关于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戏为”的讨论有以下几种观点：或认为此组诗乃杜甫自况之作，因嫌于自许，故曰“戏”，许宝善《杜诗注释》云：“盖杜公当日，时辈必多讥诮之者，故慨然而作此诗。”5或认为此组诗为告诫后生之作，因语多讽刺，故曰“戏”，仇兆鳌《杜诗详注》云：“此为后生讥诮前贤而作，语多跌宕讽刺，故云戏也。”6或认为此组诗为自述论诗宗旨之作，因诗忌议论，故曰“戏”，朱彝尊《曝书亭杜诗评本》云：“诗最忌议论。议论虽卓，犹戏也。”7或认为此辈不足论文，故曰“戏”，吴见思《杜诗论文》云：“《六绝》为今人论文之作。然此辈岂足论文者哉！故曰‘戏也。”8或有综合以上几种观念者，不一而足。这为我们讨论钱谦益论诗诗的“戏作”动机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我们先看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是如何看待杜甫《戏为六绝句》的。钱氏云：“作诗以论文，而题曰‘戏为六绝句，盖寓言以自况也。韩退之之诗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然则当公之世，群儿之谤伤者或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发其意。……题之曰‘戏，亦见其通怀商榷，不欲自以为是，后人知此意者鲜矣。”9钱谦益认为杜甫《戏为六绝句》是其自况之作，其实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反对谤伤，二是嫌于自许。钱氏的此种态度亦可转嫁到其论诗诗之中，而这在元好问的论诗诗中是见不到的。郭绍虞评价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云：“杜甫《戏为六绝句》犹有寓言自况之意，此则就诗论诗，非由愤激，更无寄托。”1

钱谦益论诗诗第二首云：“一代词章孰建镳，近从万历数今朝。挽回大雅还谁事，嗤点前贤岂我曹。”裴世俊说：“此诗可看作是钱谦益的诗学理论纲领，亦可当作自我写照。”2正是说明此组论诗诗“自况”的意味。虽然这首诗表面意思是赞美前贤的功绩，后辈不可随意批评，但是钱谦益明显将自己置于一个“挽回大雅是己事”的位置，可见其隐约的文坛盟主意识。又，第一首有“溪南诗老今程老，莫怪低头元裕之”句，《列朝诗集小传·松圆诗老程嘉燧》：“遗山题《中州集》后云：‘爱杀溪南辛老子，相从何止十年迟？世无裕之，又谁知余之论孟阳，非阿私所好者哉！余故援中州之例，谥之曰松圆诗老，庶几千百世而下，有知吾孟阳如裕之者。”3这段话通常被解释成钱谦益对程嘉燧的推崇，但其实还有更隐晦的意思，即“钱氏欲以元好问的继承者自居，因而把它放在开宗明义第一首，立字当头，高自标识”4。正因怀有这种意识，钱谦益对近代词人评头论足，大力挞伐复古派和竟陵派，是不折不扣“嗤点”的立场；同时，他又反对时人“嗤点”前贤的行为，而曰“嗤点前贤岂我曹”。可以说，钱谦益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而这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后来的沈德潜《与陈耻庵书》批评道：“当钟、谭极衰之后，钱氏之学行于天下，较前此为盛矣。然而推激有余，雅非正则，相沿既久，家务观而户致能，有词华无风骨，有对仗无首尾，甚至讥诮他人，则曰‘此汉魏‘此盛唐，耳食之徒，有以老杜为戒者。”5这段话指出钱氏嘲讽复古派等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使得时人以“汉魏”“盛唐”等作为标签攻击他人。反观杜甫，并没有面对“前贤”时的矛盾心态，因为无论是先秦之风雅，还是汉魏之庾信，乃至“初唐四杰”，他都持一种赞扬的态度，所以他反对时人“嗤点”的行为也就显得理直气壮。如果将杜甫和钱谦益的论诗诗都看作“自况”的写照，那么杜甫的“戏作”带有缓解在别人面前自以为是的意味，而钱谦益则是设法走出自我设定的“嗤点前贤”的怪圈。

钱谦益论诗诗在论及近代词人之时，亦语多讽刺。其三云，“何事后生饶笔舌，偏将诗律议前贤”，批评后生对汤显祖不满的态度；其九云，“关陇英才未易量，刮磨何李兢丹黄”，不满人们对复古派的追随；其十一云，“王微杨宛为词客，肯与钟谭作后尘”，揶揄竟陵派被艺妓所轻视；其十五云，“凭君若问金条脱，解道《南华》是僻书”，讽刺时人不读书、无学问而为诗的倾向。这些诗句均涉及对近代乃至当世诗人的批评。将讽刺寓以戏笔之中，正消解了内容背后剑拔弩张的意味。而且，钱谦益论诗诗中“我”的出现，使其诙谐意味增加，在“戏作”之题中含有了游戏笔墨的成分，这是杜甫论诗诗中所没有的。如其十四云，“赢得老夫双眼饱，探箱抚壁每长吟”，其十六云，“丽句清词堪大嚼，老夫只合过屠门”，都刻画出一个对时人大为赞赏甚至自愧不如的“老夫”形象。这个略带诙谐的老夫形象与欲重建诗风的文坛盟主形象大相径庭，却意外达到了一种调节前面某些过激之词的效果。

不容忽视的是，钱谦益论诗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存在一个对话者——姚士粦（字叔祥）。钱氏论诗诗题为“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其中有一重要字眼，即“共论”。像杜甫以“尔曹”为假想的议论对象，元好问也说“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6，他们不仅没有当面的对话者，而且其高瞻远瞩的诗学思想也鲜有时人的回应。钱谦益此处“共论”“戏作”的说法消解了孤独的意蕴，同时也减弱了自身“乾纲独断”的意味，仿佛是两个人随意谈话的记录整理。当然，因为姚士粦的在场，钱氏的言论未必完全客观。比如，钱氏论诗诗第一首开篇便曰“姚叟论文更不疑”，以示对姚氏的夸赞，但对比他人对姚氏的评价，可见出问题。如清代沈叔埏讽刺姚士粦食古不化、作诗艰涩：“老儒乃海盐姚士粦叔祥也。其人尝以文字佐公，负书簏之称，盖食古而未化者也。公寄诗有‘百灵看豹变，千眼豁狐疑句，推许甚至，余读之，大抵奥衍而艰涩者类叔祥所为。”1又，朱彝尊批评沈思孝晚年诗风因受姚士粦影响而变得诘屈聱牙：“（沈思孝）晚交姚叟士粦，未免间作嗷牙语。”2这些评议对比钱氏论诗诗，可以看出钱氏的夸大处，足见在这种“对谈”之中含有某些“投鼠忌器”的成分。

三、三个视野的观察

一般来说，论诗诗通常会有三个视野，即古典视野、近代视野与当世视野。所谓古典视野是指远在本朝以前的时段，此时段的诗人作品通常已成为经典；近代视野是指本朝伊始（或去今未久的前朝）到作者当世之前的时段，此时段的诗人作品往往处于受到争议的阶段；当世视野是指作者生活的时段，此时段的诗人作品往往是被批判的对象。这一划分不过为了论述方便，其间仍会有一些问题，比如在所论述对象之中，有些人生活在易代之际，有些人是作者的前辈但又有一定生活时段交叉等，这些应视具体情况而论。实际上，杜甫、元好问、钱谦益的论诗诗都含有三个视野的影子，但侧重又有不同。

在杜甫那里，古典视野便是先秦两汉及魏晋，近代视野便是南北朝至初唐，当世视野便是盛唐、中唐。具体到诗歌所指，古典视野便是“风骚”“汉魏”“古人”，近代视野便是“齐梁”“庾信”“王杨卢骆”“尔曹”“前贤”，当世视野便是“今人嗤点流传赋”“才力应难夸数公”“恐与齐梁作后尘”“未及前贤更勿疑”3等诗句所论述之人。可见，杜甫论诗诗的论述对象主要集中在近代视野与当世视野，古典视野只是作为一个比较的存在。从这方面说，元好問与之大不相同。元好问所论述的诗人主要生活在汉魏至北宋这一时期，其中汉魏晋南北朝诗人主要有曹植、刘桢、刘琨、阮籍、张华、谢灵运、陶渊明、潘岳、陆机、庾信，唐代诗人主要有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李白、杜甫、孟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温庭筠、卢仝、陆龟蒙，宋代诗人主要有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秦观、陈师道，这些诗人与元好问所生活的年代相距久远，基本都属于古典视野，因为北宋以后的诗人是没有的，近代视野与当世视野也无从谈起。相较之下，钱谦益论诗诗与杜甫《戏为六绝句》的论述视野颇为相近，从其诗题“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便可看出，他所论述的主体属于近代视野与当世视野。这显示出钱谦益和杜甫为当世诗歌的书写寻求出路的用心，他们将挽回诗坛的衰颓之风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近代视野中，钱谦益褒扬了台阁体、吴中派、公安派，挞伐了复古派与竟陵派。这与他在《题怀麓堂诗钞》中的认识是一致的：“近代诗病，其征凡三变：沿宋、元之窠臼，排章俪句，支缀蹈袭，此弱病也；剽唐、《选》之余沈，生吞活剥，叫号隳突，此狂病也；搜郊、岛之旁门，蝇声蚓窍，晦昧结愲，此鬼病也。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传染日深，膏盲之病日甚。”4所谓“狂病”“鬼病”正分指复古派与竟陵派。不过，这已是学界共识，笔者亦不打算在此方面展开论述。值得注意的是，这组诗中所透露出的一些细节颇可玩味。

论诗诗第四首云：“高杨文沈久沉埋，溢缥盈缃粪土堆。今体尚余王百谷，百年香艳未成灰。”“高杨文沈”指的是高启、杨基、文征明、沈周四人，此四人本属于不同的文学艺术团体——高启、刘基、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并称“吴中四杰”，文征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钱谦益将“高杨文沈”四人汇集起来，是因为他们都是苏州人氏，亦即吴中风流的代表。此诗写吴中传统中断已久而不被人重视，后幸有王稺登（即王百谷）接续，因而百年之后还有传承。《列朝诗集小传·王较书穉登》云：“吴门自文待诏殁后，风雅之道，未有所归，伯谷振华启秀，嘘枯吹生，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1正是阐述了王氏的功绩。钱曾笺注此诗云：“高启，字季迪，长洲人。隐居松江之青丘，自号青丘子，与杨基孟载、张羽来仪、徐贲幼文为诗友，人称吴中四杰。……沈周，字启南，文征明，初名壁，后以字行，更字征仲，俱长洲人。吴中自北郭十子之后，风流文翰，声尘迢然。至成、弘时，启南、征仲辈流，闲居乐志，区明风雅。与唐解元寅、祝京兆允明，以诗文相映发，间出其闲情逸致，点缀图绘。百年以来，中吴人物之盛，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迨及王穉登百谷，咀华披秀，流传香艳，复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盖文、沈之遗韵，至百谷而如有所归结焉。”2钱曾这段笺注可以看作一个简明的明代吴中文学发展史，而这正提示了钱谦益此诗所隐含的意图。

第九首云：“关陇英才未易量，刮磨何李竞丹黄。吴中往往饶才笔，也炷娄江一瓣香。”此诗前两句旨在批评“何李”，即何景明、李梦阳所代表的复古派，而后两句中关于“娄江”（即王世贞）的解读往往产生错误。裴世俊称：“以本诗看，他用‘关陇英才评价‘何、李，而于本乡前辈、又是钱家夙好世交的王世贞，则是‘也炷娄江一瓣香，还仿效王阳‘弇州晚年定论，向世人昭告王世贞晚年的‘自赎，揭示七子派在复古中的新变，为其反复古的诗学理论张目。”3此解读说明钱谦益对复古派的差异性批评，对何、李毫不留情，对王世贞则比较同情，且还炮制了“弇州晚年定论”为王氏开脱。但这种解读的误区在于把“也炷娄江一瓣香”的主语当成了钱谦益，其实这句诗的主语应是“往往饶才笔”的“吴中”。严志雄称“此首当以‘反讽（mockery）读之”4，可谓正解。“关陇”指陕西甘肃一带，而李梦阳是甘肃庆阳人，何景明曾任陕西提学副使，可见关陇地区是复古派的大本营，此地的“英才”自然多受其“蛊惑”；而吴中地区本不应与其“同流合污”，但由于他们声势浩荡，也有一些人追随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复古派。所谓“英才”“一瓣香”云云俱是反讽追随复古派者。这表明钱谦益对吴中士人追随复古派的行为大为不满。

在当世视野中，杜甫对时人虽然不满，但更多的是一种勉励的态度，而言“转益多师是汝师”。换言之，杜甫眼中的时人是一个泛化的群体，他并未将时人做出区分。钱谦益则有所不同，他一方面批评时人菲薄前贤、溺于俗学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对某些时人点名表扬：其一云，“姚叟论文更不疑，孟阳诗律是吾师”，赞美姚士粦与程嘉燧；其五云，“玄宰天然翰墨香，半庵博雅擅青箱”，赞美董其昌与王惟俭；其七云，“当筵纵笔曹能始，帘阁焚香尹子求”，赞美曹学佺与尹伸；其八云，“画笔南翔妙入神，晚年篇翰更清新。和陶近爱归昌世，也是风流澹荡人”，赞美李流芳与归昌世；其十一云，“王微杨宛为词客，肯与钟谭作后尘”，赞扬王微和杨宛；其十二云，“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风。近日西陵夸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赞美王微与柳如是。所以，钱谦益论诗诗对当世视野的批评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他以自己的诗学观点对时人做出区分，对追随复古派、竟陵派等不符合其诗学标准的时人极为不满，而对一些符合自己诗学标准的时人大加赞赏。从这方面来说，钱谦益论诗诗仍透露着他以文坛盟主身份自比的意气。

四、论述的文体与群体以及文本的“节点”意义

论诗诗的经典文本源头是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亦成为经典文本，二者皆引来后世无数的仿效。而钱谦益的这十六首论诗诗，后世似乎没有相关的仿作，这一方面源于钱谦益论诗诗的题目具有“私人化”特点，后世难以在题目上标明仿效，另一方面，也因为论诗诗的体裁在元好问时已臻于成熟，后人的开拓进境衬托不显。倘若从钱谦益论诗诗所论述的文体及群体来看，则后世仍有很多论诗绝句受其沾溉。

就论述的文体而言，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虽通常被视为论述诗歌之体，但也有学者认为其所论述的内容并不限于诗歌。黄鹤认为杜甫这组诗是论文章之体的：“公虽戏为《六绝》，而俱言作文大概，欲人以庾信为法，而以杨、王、卢、骆为戒，盖亦默寓其祖得作文之正体也。”1宗廷辅认为杜甫这组诗第一首论赋，第二首论文：“古人铸题，极为不苟，如是论诗，何不曰‘戏成论诗六绝乎？且第一首‘赋字，第二首‘文字，作何安顿？如引《文选》為说，《文选》亦是以文概诗，未闻可指诗为文也。读者审之。”2这表明论诗绝句始发时，论述的内容可能不仅仅限于诗歌。

这种现象在钱谦益论诗诗中更是蔚为大观。钱谦益论诗诗论述了诗歌、古文、戏曲等文体。其一云：“姚叟论文更不疑，孟阳诗律是吾师。溪南诗老今程老，莫怪低头元裕之。”诗歌当然还是钱氏论述的主体内容，组诗第一首所谓“诗律”“诗老”云云，皆是论诗；但“姚叟论文更不疑”可能就暗示其所论述的是一个广义的“文”。其八赞扬李流芳“晚年篇翰更清新”，李氏乃“嘉定四先生”之一，而嘉定老生宿儒，皆出自归有光之门，承传唐宋派古文家法，故此处“篇翰”不只是诗歌。其三云：“峥嵘汤义出临川，小赋新词许并传。何事后生饶笔舌，偏将诗律议前贤？”此首论述汤显祖的成就，“新词”当指汤氏之词曲，所谓“诗律”盖言诸生非议汤显祖戏曲不合格律。如王骥德《曲律》云：“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 舌。”3故此处论及的文体不仅超越了诗、文，又加以戏曲。以上所论只局限于文学文体方面，而钱谦益论诗诗所论述的广度早已超越于此，转向更为广阔的艺术门类，“文体”一词已难以概括，可使用“群体”一词予以类分。

依职业而分，钱谦益论诗诗论述了文学家、批评家、书法家、画家等群体。文学家群体已在前文论及，但此处文学家应特指文学创作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学批评家受到钱谦益的赞誉，如其十六云：“梁溪欣赏似南村，甲乙丹铅静夜论。丽句清词堪大嚼，老夫只合过屠门。”后有自注云：“梁溪华闻修、黄心甫评定明诗三十家。”正是赞扬批评家的眼光。其四云，“高杨文沈久沉埋”，高启、杨基是诗人；文征明不仅是诗文大家，也是著名的书画家；至于沈周更是以画名世。其五云，“玄宰天然翰墨香，半庵博雅擅青箱”，赞扬董其昌与王维俭。董其昌乃一代书画大师，钱氏称其“玄宰天姿高秀，书画妙天下”4；王惟俭是文物收藏家、鉴赏家，钱氏称其“好古书画器物，不惜典衣举息，家藏饕餮周鼎、夔龙夏彝，皆一时名宝”5。董、王二人在天启年间并称“博物君子”，钱谦益将两者并举，显然并非论述其诗文成就。其八云，“画笔南翔妙入神”，直言赞美李流芳的画作成就。这些都可看出此组诗的论述范围包含了丰富的文学艺术体裁。

依性别而论，钱谦益论诗诗也给予女性群体重点关注。其十一云：“不服丈夫胜妇人，昭容一语是天真。王微杨宛为词客，肯与钟谭作后尘？”王微、杨宛是明末的歌妓，此诗言二女巾帼不让须眉，可使竟陵诸子自惭。其十二云：“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风。近日西陵夸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此诗前两句称赞王微，后两句称赞柳如是。以上两首所言王微、杨宛、柳如是，俱是当时才妓。钱氏对她们的关注，一方面可能受到当时文人对女性才艺赞扬的社会风气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他本人对女性诗人的欣赏有关。在他所编的《列朝诗集》中，女性诗人被分为上、中、下三编录入，即香奁上三十六人、香奁中五十七人、香奁下三十人1，足可为证。

钱谦益论诗诗题名为“论近代词人”，他故意采用“词人”说法，而不用“诗人”，可见这组论诗诗的内容已非诗体所能概括。即使在行文中，钱氏也频频采用“词章”“词客”“清词”等字眼，意在超脱诗歌文体的局限。所谓“词人”“词客”，本指擅长文词之人，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时世宗方喜祥瑞，争以表疏称贺博宠，收取词客充翘馆。”2但从钱诗所论述群体而言，“擅长文词之人”的解释也不能概之，严志雄将此解释成“人文世界”的建构，颇有道理。不过，严先生从此出发，提出须反思今日文学分科之狭隘，笔者有不同意见。古人的艺术修养丰富，现在的学科分类严苛，由此造成古今学者知识结构的不对等，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倘从钱谦益论诗诗中言此，则未免将其意义过于泛化。此诗的意义是处于一个转换的关口，钱谦益既承传了杜甫、元好问论诗诗的傳统，也为后世开启了变奏的法门。张伯伟说：“钱谦益在清初诗坛地位甚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论诗绝句，实奠定了清人论诗诗的基调。”3

首先，钱谦益之后出现很多专门论说艺术门类的绝句。论词体有厉鹗《论词绝句十二首》、周之琦《论十六家词绝句》等；论曲体有凌廷堪《论曲绝句三十二首》、舒位《论曲绝句十四首并示子荺孝廉》等；论画有宋荦《论画绝句二十六首》、吴修《论画绝句》一卷等；论书法有王芑孙《论书绝句十二首》、石韫玉《论书绝句》三十首等。这些论说绝句所涉及的广阔艺术门类在钱谦益的论诗诗中已有肇端。

其次，钱谦益之后的论诗诗对女性作品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早期论诗诗对女性诗歌创作的评价并不高。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二十四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4以“女郎诗”来嘲讽秦观作诗气格卑弱，可见此时的“女郎诗”还处于卑下的地位。而钱谦益论诗诗对王微、杨宛、柳如是等艺妓的作品俱是赞美之词，此后的论诗诗也大多持相似的立场。况澄《仿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其十七云：“芍药蔷薇笑女郎，温柔诗教试推详。要知品格分题目，楚霸虞姬各擅场。”5这里说明男性与女性在诗歌的风格上各有擅长，不可一味贬低“女郎诗”。又如沈德潜《挽徐媛诗》三首其二云：“南楼点笔苦沉思，一样苍茫独立时。拈出咏梅超逸句，谁嫌渠是女郎诗。”6沈氏在最后直接跳出来为“女郎诗”辩护。在此种流变中可观钱谦益论诗诗承上启下的地位。

最后，杜甫和钱谦益的论诗诗都着重于近代视野与当世视野，但杜甫着眼的是一个更加形而上的问题，所论及的王、杨、卢、骆与他不存在任何交集；钱谦益关注的则是一个更加实际的层面，所论述的程嘉燧、董其昌、柳如是等都同他有过交往。换言之，钱谦益论诗诗还透露着“怀人诗”的倾向。这种意味在后世论诗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从袁枚而后论诗诸家，论述率多以时人为主，或仅论同代清朝之诗人，此亦可解释当时怀人诗何以特多之故”7。袁枚《仿元遗山论诗》虽题目标明仿照元好问论诗，但实际所论述的大多为近代视野与当世视野，与元好问所论古典视野大不相同。袁枚这组诗的小序也有说明：“遗山论诗古多今少，余古少今多，兼怀人故也。”8也点明了这组诗的性质。而且袁枚每首诗后都注明所论之人的姓名，如第一首：“不相菲薄不相师，公道持论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后注“王新成”。9这种方式可以看作钱谦益论诗诗方法的延续，钱氏经常在诗中注明所论之人，如第六首“楚国三袁秀绝尘”句，后自注“公安袁中道”；“白眉谁与仲良伦”，后自注“新野马之骏”。这种以近人为论述主体的论诗诗还有管世铭《论近人诗绝句》十六首、林昌彝《论本朝人诗一百五首》、李绮青《论国朝诗人》十五首等，皆可看到钱谦益论诗诗的影子。

结    语

钱谦益的一生与杜甫有太多的关联：他诗风学杜，晚年还有专门模仿《秋兴八首》而作的《后秋兴》一〇四首；他所作的《钱注杜诗》也成为杜诗笺注史上的经典。不过，他们在诗学方面的联系学界的关注并不多。以钱谦益的论诗诗链接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则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样本以考察二者的诗学关系。钱谦益的论诗诗中能看到对杜甫《戏为六绝句》承继的众多线索，诸如时代困惑的思考、“戏笔”的斟酌、诗歌流变的观察、论述群体的考量等。可以发现，他们都不是将论诗诗作为一种逞才的文字游戏，而是落脚于对当代诗歌出路的探求。不过，时代仍然赋予了钱谦益论诗诗新的内涵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节点”意义。至于此后出现的大量论诗诗，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值得进一步挖掘。本文的写作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对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予以深入分析，并且融合作者心绪与时代新变予以考量。这也提示我们，明清诗歌的研究须转向精深化、精细化的方向，而不能仅仅作为框架下的材料被一笔带过。

［责任编辑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