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小说的空间观念转变

摘要：文章主要讨论近代小说的空间观念转变。作为人类认知维度上的永恒问题，对时空的合理把握一直以来都是国人所关切的命题。而时空观念的转变又总是与社会时局的变迁紧密相连。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以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为代表的“重写文学史”的倡议，到王德威、李欧梵等海派学者对晚清与五四现代性的重估与质疑，晚清小说及其叙事模式背后的概念意义也被重新提起。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陈平原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完成归因于西洋小说的外部引入与中国小说的自觉流动。而随着晚清政治格局的急遽变革，近代小说的空间书写开始率先呈现出往外探寻与向内溯求的不同面向，在展现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同时，反映出晚清、五四文人审美心态的潜在变迁。

关键词：晚清小说；空间；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5-00-03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完成归结于两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一是西洋小说输入的影响，一是中国小说自文学边缘向中心的流动。在这两种推动力的背后，中国文学一贯以来的史传与诗骚传统则形成了某种观念上的制约，新世纪小说的新式文人化倾向凸显。

这是一种极具洞见性的看法。陈平原并未将晚清小说所呈现出的“现代性”面貌完全归结于西方话语的影响，而是转而强调中国文学的传统思维模式在时代语境下的新变，继而突出其对晚清文人观念与审美的影响与渗透。然与二者并行，小说在空间维度的观念转换同样值得关注，其彰显了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心态。

1 向外诉求与空间拓展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现实空间危机相随，晚清小说逐渐显出其表达空间焦虑的书写面向。如陈平原所归纳的见闻小说一类，晚清作家们欲通过“借用见闻录形式以获得视角的

统一”［1］72。然而为求得更大程度上对时局的观瞻与表现，他们又“不得不采用折中的办法，虚拟一连串人物，或表其家国身世之感，或‘相与讨论社会之状况，或借以勾勒事变的全貌”［1］72。陈平原将此现象归结于史传文学对传统士人的深远影响，他们借小说为载体，以实现自己补正史之阙的价值溯源。再兼及视野局限下对西洋小说新式叙事手法无可避免的误读，新小说才最终呈现出以新瓶装旧酒的矛盾形态。

毫无疑问，陈平原指出了新小说家的深层文化心理，却没有论及他们在文体选择上的自觉性。见闻录的普遍引入，同样透露出士人们在全球视野下对复杂空间形态的被迫适应。当晚清剧烈的时局变化打破了传统的天下格局，以皇权为中心的既定框架便再无力容纳纷拥而至的诸种概念信息。“当晚清作者群认识到中国不再是俯视天下与卓然独立的‘中心时”，“‘中国不动的定位性被迫延伸、流动”［2］46。因此，晚清文人们不仅写下了《老残游记》《上海游骖录》这样的家国见闻，还敷演出《痴人说梦记》《月球殖民地小说》等更进一步的“远游”叙事，从而缓解或抒发自身深切的生存焦虑。比起述记史著的心态自觉，此时的晚清文人可能更急于凭借辗转漫游来取得对自身情状的进一步认知。这与文学上的“忧游”传统也恰好形成了某种照应。屈原怀愤离楚，杜甫抱憾孤舟，古往今来，文人感时忧国的情愫便是这般在空间的更迭中予以蔓延。及至晚清，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小说家们便以幻想代替经历，借笔下的主人公承递自己的乱世哀情。

如果说对“忧与游”的不自觉效仿是晚清小说在空间范畴对传统向度的回望，那么西方地理概念的传入则更为小说家们提供了一种观念上的天然参照。诚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所言，“近代中国的自我认识史，实际上与关于‘世界和‘亚洲的观念变迁是一體的”，“近代中国关于‘世界的话语，其实就是关于中国的再定位”［3］。在新型地理图景的冲击下，所谓天朝上邦、四方皆夷的天下观念自然也就不攻自破。第一次从他者视角观照己身的晚清士人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认识体会到了中西间的巨大落差。在幻灭之余，他们也在尝试探索借由“西方”的他者烛照来重塑“现代中国”的可能。

譬如在对小说场景的塑造中，晚清小说家们就力图打破固有的范式，再造出一种“现代性的想象”。以往的小说文本中，域外空间往往呈现出一种“去地理化”的含糊、抽象性，不是蛮夷荒地，便是昆仑神域。而恰是这一套神秘玄幻的想象范式在借由缺失的位置体认遥遥对应着古老中国观念上的独尊意义。可到了晚清，异域时空被砍去的可感性在隆隆炮火下被迫寻回，作家们只得在更进一步的想象中揣度世界的经纬。以梁启超极富知名度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例，梁把对未来中国的想象建立在“万邦之首”的虚拟之上，在遵循传统华夏本位内核的同时，将原先的一国一天下概念扩展到了世界的全景画面。这里的小说叙事并非自造小说以补正史之阙的用心与钻营，而是“经由一系列‘发现修辞确立‘中国中央论，宣告由‘凡入‘圣的历程”［2］55，参照全球万国的话语视野，重建了隶属于未来中国的空间想象。这背后的心态转变从根本上扭转了小说空间的书写，也驱使着叙事模式的转变。

2 直觉体验与空间自审

在研析近代小说家对传统文学的接受情况时，陈平原指出了“‘新小说家着重‘史传，‘五四作家突出‘诗骚”［1］214的写作心理。前文已述，新小说家无法摆脱史传文学的沉重因袭，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们在被迫接受新世界格局后，不断寻求实体边界与自身在场性，以再造“中国想象”的现实努力。同样，五四文人与诗骚传统间也存在着龃龉。他们“‘片面突出小说中的诗骚因素”［1］215，以另一种传统心态将西洋散文小说本土化、抒情化，从而促成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可倘若自中国古代美学的空间观念出发，便会发现五四作家群并非一味继承，而是在创造中赋予诗骚传统以现代化的新式转向。

从源头来看，中西的空间观念就存在着迥然的差异。从庄子《大宗师》里的“江湖两忘”到《逍遥游》中的“庙堂/江湖之辩”［4］，中国的空间美学意识自先秦诸子时期便可寻得缘起。但老庄哲学所强调的空间感知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体认，它并没有遵循由自然空间进入社会空间，继而上升到精神、审美空间层面的这样逐层式的传统逻辑构建。而是反向而行，以精神空间的无限去包容自身对现实空间的有限认知，从而形成哲理层面的空间超越与境界相融。正所谓“境由心生”，面对无垠的空间疆域与现实的认知困局，“中国哲学其实很早就建立了同情和空间的思维模式”［5］68，立足于客观世界的空间间隔，“以直指本真的方式观赏客体，以期直观的表象呈现于无限的心灵空间”［5］68，熔铸形成时空一体式的整体性思维。

再往后进，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思想顺承着时空一体的整体性思维而下，意象组合式的诗境呈现也与空间体验相应相生。并不追求单向度的历时叙事或纯粹的哲理呈现，而是追求一种整体维度上的空间感知。通过对空间的扫描和对散点的把握来捕捉个体的瞬时审美感受，从而破除对客观场域的形而上思辨，形成对主观情感空间的自在建构。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赤壁赋》，便都以对自然物象的超越性感知来表达人生的复杂况味。通过将主体心灵空间的无限放大，弥补了客观空间的实在缺憾，进而生成一种审美上的共情。这才真正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维度上的诗境呈现。

而五四文学中的抒情表现与向内指向显然与传统诗学有所差别。陈平原认为，“作家流露出一种对于‘凄冷情调的鉴赏”［1］219。这样的审美倾向不仅是如其所言的对民族性审美印记的表现，还显现出一种西方语境介入下的集体焦虑。正所谓“‘我在世界中，若‘我不在世界中，那么世界就没有意义”［6］。相较于晚清作家青睐的见闻游历，五四作家们更习惯于以更具限制性的视角来表现自己的身体在场性。无论是郁达夫、成仿吾，还是后起的许钦文、台静农，他们都倾向于从直观感知出发，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私密情感场域。同样是对精神空间的观照，五四文人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力图超越主客观的体验，追逐心与形的有机统一，而是立足于有限的可感空间，利用其象征意义去感知自我的存在、寻觅自我的价值意义。在瞬息万变的时局境况前，五四文人持续性地对心灵与诗性加以书写，他们对微型景观空间的描摹刻画恰可和宏阔的社会场景形成照应。在文本表现与现实存在的参差错落间，我们诚然能感受到悲剧性审美心理的嬗递，也应更进一步反思五四一代的精神认同窘境，以及他们与现实时空间的莫大疏离。

3 线性史观与空间美学

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透过小说叙事模式这一变化载体，深刻把握到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的心态观念与审美转变。如其所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1］226，而“移位”中必不可少的“损耗”与“对话”则无疑是更富研讨价值的所在。中国小说也正是在这暧昧曲折的学习与借鉴历程中逐步走向“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涉及晚清与五四小说的探讨就未曾止息。从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中的“从晚清谈起”，再到王德威所强调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皆由小说谈起，却又都直指文本背后的文化转型。无论是对西方写作模式的吸收借鉴，还是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都避不开背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阴影。从文学维度而言，历经西方列强的炮击与全球观念的侵袭，晚清一代所要面对的除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危机以外，还有对自身美学观念的全盘重洗。如前文所言，中西二者间的空间观念迥然相异。西方强调逻辑架构，强调时空的先验直观性，所以需借“时间”天然的绵延性与整体维度去推演空间的现实存在。中国古典美学则是“空间的美学”，能够通过有限生命与无限想象间的通感与共情，达到人与自然相融为一的圆通境地。

但这样的审美维度在晚清遭遇了崩裂与否定。综合国力的式微，也连带着文化心理的衰颓，中国的空间美学体系被现实的地理图景无情击碎。与此同时，西方长达数百年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扩张过程已为国力的全面发展积攒了足够的动能，时间维度也由此证实了它的存在。李欧梵指出，“从西方的启蒙主义以后，理性的发展，工具理性、工业革命，到科技发展，甚至到民族国家的建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系列的潮流似乎已遍及世界各地，无论你是否喜欢它，是否反抗它，这个潮流是不可避免的”［7］。于是，这套基于时间而非空间的话语体系由此确立。在全球化的风暴中，中国被吸附进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体系，由此引发晚清、五四两代有意无意间的叙事模式借鉴与审美向度转变。前者通过游历与想象，将空间无限扩大以彰显自身的在场；后者则以西方为烛照，在有限的空间内书写自我与民族的低徊惆怅。于文本空间的内外转向间，宣告现代性的正式出场。

透过陈平原、王德威等现代学者的宏阔视野，我们终于自文本空间中得窥现代中国的真实剪影。历经晚清与五四两代，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才得以完成转型。不过，同时转型的还有两代中国人的时空观念与价值体系。在文本层面，作家已全然脱离开传统美学维度上的主客体共情，转而去构建一些具有符号化意义的私密场域，任其在时间的无限流动中彰显本真意义。诚然，面对纷繁复杂的物化世界和分庭抗礼的万国格局，文人们很难再去用纯粹的实体空间体验消泯认知上的局限，也很难再从观念上去接受传统“物我合一”的共情性体认。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们对自我的微观性有了更加切实的感知，所以他们才转向对时间维度的高扬，希冀倚靠对未来图景的想象来找补已然缺失的发展与思想。

4 结语

诚然，我们承认并赞扬晚清、五四作家们所作的努力。但对时间性的一味遵循，已无疑使“现代性”被神化为新时期以来的另一种话语霸权。抛弃传统空间性审美后的效仿和因袭也仅至于对西方的迟到模仿，中国语境也一并成为西方映射下的单一倒影。相反，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所提出的“两种现代性”概念，倒可从另一面启迪我们反思所谓“现代性”的内在肌理。现代性并非单单存在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脉络中，它也包含了某种彰显着美学向度的意蕴。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套业已完成，只待人因袭承递的固化范式。面对小说文本的叙事变化及其背后所暗含的空间转向，在厘清并理解前人行进轨迹的同时，我们理应找寻属于自身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对西方话语体系亦步亦趋间的价值遵循，更应尝试重觅古典空间美学观念在当代文坛的现实意义，由此才能实现对主体精神空间的最终探寻。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2-226.

［2］ 颜健富.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46-55.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88.

［4］ 张远山.庄子奥义［M］.南京：江蘇文艺出版社，2008：227.

［5］ 裴萱.中国古典美学的空间情结与方法论意义［J］.人文杂志，2013（5）：64-74.

［6］ 葛红兵.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J］.江汉论坛，1999（1）：74-80.

［7］ 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

作者简介：张寅岚（1998—），女，江苏扬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