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视域下的虚拟数字人：身体在场与拟像审美

□肖叶飞

最近，虚拟数字人“出圈”了，被广泛应用于新闻播报、综艺表演、直播带货、教育培训、影视角色等场景，扮演虚拟主播、虚拟主持人、虚拟偶像、影视角色、虚拟客服等各种角色。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年，虚拟数字人带动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别为1866 亿元和120 亿元，而且处于快速增长期。虚拟数字人是元宇宙的场景入口，是人与环境之间的重要“连接体”，包括AI 驱动或真人驱动的虚拟数字人两种类型，其中真人（中之人）驱动的虚拟数字人，通过脑机接口和传感器与“中之人”相连接，是真人的延伸与替身，具有人的部分意识与主体性。本文中讨论的虚拟数字人是AI 驱动的虚拟数字人，通过深度学习、数据驱动，可以能动性参加媒体实践，发挥虚拟在场、服务替代、偶像审美、符号消费、品牌赋能等功能，具有较高智慧，属于人工智能的数字实践。

现象学作为一种成熟的哲学理论与方法论，立足于生活实践，深入研究并揭示对象存在的内涵。从现象学视角看，身体分为物理身体、社会文化身体、技术身体等，身体具有多维存在与多重隐喻。身体不仅具有生理意义，而且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意义，是多重意义的象征。这也就是现象学中的“多重中的同一性”，虚拟数字人的身体具有“同一性”，因观看人的视角与经历不同，每个人的观看体验不同，对虚拟数字人的理解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重样态”。从资本视角看，虚拟数字人是真人的数字替身，提高传播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审美角度看，虚拟数字人是“后人类”的数字技术身体，是被用户凝视、观赏与移情的客体；从文化角度看，虚拟数字人是二次元的亚文化现象，是一种青年群体的新部落构建与圈层传播的媒介；从专业角度看，虚拟数字人是主播或主持人无法具身前往的场景的功能替代，是现场报道的有效沟通方式，记者或主持人的真人对应的虚拟数字人是真人的投射与隐喻，是真人的品牌延伸与符号象征。虚拟数字人是数字虚拟身体通过深度学习持续提高智力水平，具有多维价值与多重意蕴，本文通过对虚拟身体存在本身的追问，进行理论建构，从而更好指导实践。

虚拟主播推动节目创新：智能高效，功能替代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指出，为了提高制播效率与智能化水平，创新节目形态，推动虚拟主播、动画手语广泛应用于新闻播报、天气预报、综艺科技等节目生产。2018年，央视新闻《直播长江》走进安徽合肥的“中国声谷”，屏幕上的AI 虚拟形象“康晓辉”与记者对话，AI 虚拟主播初见端倪，同年，新华社推出全球首个全仿真智能主持人“新小浩”，随后，虚拟主播在新闻媒体与视频网站陆续亮相。2019年央视网络春晚，“小小撒”“朱小迅”“高小博”“龙小洋”虚拟主播集体惊艳亮相。随后AI 驱动虚拟女主播“新小萌”“新小微”不断涌现，虚拟主播群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虚拟播报：全天候报道，多时空呈现。虚拟数字人是指具有数字化外形的虚拟人物，有一定的感知能力、表达能力和娱乐互动能力，通常是为特定内容的对话而训练的人工智能角色。[1]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可以替代部分重复性较高的人工劳动，其智能身体成为职场新的员工，高质高效替代人的工作，形成新的职场文化与社会现象。AI 驱动的服务型虚拟数字人被广泛应用于新闻传媒、专业服务、生活陪伴等领域，成为融通虚拟与现实、线上与线下的重要连接点。虚拟数字人运用了深度学习、图形渲染、语音合成、动作捕捉等技术，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与情感交互能力，能够模仿人的表情、会话与动作，其制作需要建模、驱动、渲染等三项技术。

高度智能的虚拟数字人具有较高智慧与主观能动性，能够集记者、主持、编辑、制作等工作于一身，成为具有一定创造性的主体。虚拟数字人可以替代播音员的部分工作，优点是摆脱自然人的生理极限，瞬时响应，及时播报，高质高效，播报零失误，时空限制少。如央视网虚拟主持人小C，百度的AI 手语主播，成本比较低，性价比高，专业性很强。但是虚拟主播毕竟不是真人，没有主体性与实践改造性，只是依靠人工智能与数据驱动，像机器人读稿，不能创造性表达与情感交流，缺乏鲜明个性，没有人格魅力，无法深度交流互动。

虚拟主播：多语种播报，多场景应用。虚拟主播包括真人对应的数字孪生主播与原生的IP 虚拟主播，前者与真人具有相似的外貌特征，是真人的数字替身，有利于把真人的外貌与性格特征赋予数字孪生，提升主播的知名度与用户对主播的忠诚度。真人对应的虚拟数字人的外形、唇型、神态及表情等能与真人主播高度吻合。数字化身是现实身体在虚拟空间的建构，是被创造出来的超越现实身体的技术之身，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色。原生的IP 虚拟主播具有自己的身份，拥有自己的独特个性特征。虚拟主播具有一定的识别外界能力，甚至交流与思考能力。虚拟主播可以用多语言进行播报，如科大讯飞公司推出的虚拟主播“小晴”可以播报7 种外国语言与2 种少数民族语言，可在视频网站、游戏直播、带货直播等多场景应用。虚拟主播不需要使用真实场景演播室、主持人出镜拍摄，只要输入文字就可以自动生成语音和配套表情，合成新闻播报视频，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播音技巧方面，虚拟主播语言过于生硬、死板，停连、重音、语流音变等播音技巧很难把控，播音机械化与流程化，缺乏真人主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播音表现力与艺术魅力。

虚拟主持人连接新闻现场：身体在场，人文关怀

虚拟身体不受时空序列与自然条件的限制，成为连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媒介。在一些灾难、战争、太空等危险新闻场景中，记者无法具身前往，虚拟数字人可以起到替代作用。虚拟主持人“具身报道”成为现场、受众之间的重要纽带与连接点，是“后身体”时代的虚拟在场。虚拟数字人“出现”在新闻现场，替代真人的身体在场，并能够进行简单的主持与对话交流，提高互动性。

现场报道：虚拟记者的具身传播与现场见证。现象学哲学家唐·伊德说，人们参与生活世界是具身的，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始终嵌入并伴随整个过程，“具身关系是我们跟环境之间的关系，关系中包含了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它们已经融入到我们身体的经验中”。[2]技术改变了新闻报道的方式，一些新闻现场由于危险性或位于太空宇宙记者很难具身前往，特别是战争前线、灾难现场、科技领域等特殊新闻现场。“去身体化”的虚拟记者进行现场报道，增加了场景感，重新赋予记者“身体在场”所具有的人文关怀，达到一种交流、沟通的效果。记者的身体缺场，但是作为替身的虚拟数字身体在场。虚拟记者通过符号的传递，与受众的知觉相联系，完成交流沟通，其独特的人格特质被受众感知。真人对应的虚拟记者，有助于加强与粉丝的情感连接，提升记者的知名度。如以新华社记者赵琬微为原型打造的“新小微”，成为真人对应的虚拟数字人，作为虚拟的数字身体符号出现在新闻现场，重构了新闻报道的时空场域，形塑了一种数字化的新闻实践。新华社虚拟记者小诤，是原生的虚拟记者，也是数字航天员，经常出现在火星的报道场景。虚拟记者承担程序化的活动，相当于新闻现场主持人的角色，由计算程序与数据驱动，无法创造性参与新闻活动，更无法主动性地进行深度报道。

现场主持：虚拟主持人的交互主持与数字实践。技术重塑了人的身体，人机互嵌与耦合，人类之身从真实的物理身体变为虚拟化的技术身体。用户凭借自己的身体互动，通过沉浸化的直觉感知，完成数字化交往实践。用户对虚拟数字人的身体感知是真实的，但是与物理世界的感知不同，虚拟世界的感知主要作用于主体的心理。作为符号载体的虚拟身体，摆脱肉身的限制，建构新的身体，成为人机互嵌的传播平台与中介。作为编码者的虚拟数字人与作为译码者的受众具有某种共通性，通过感知交互，完成沟通交流。

虚拟主持人主要出现在新闻资讯、综艺晚会、智力游戏、脱口秀与财经金融类场景。虚拟主持人由深度学习、动作表情捕捉、多模态识别及生成等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可以进行简单的互动交流，起到串场连接的作用。2021年10月，新华社微信公众号推出了《穿越40 亿年，新华社数字记者亲历火星大撞击》，虚拟记者“小诤”“具身在场”，发挥串联、主持与解说的作用，起到自然人在场的相似传播效果，增强受众的参与感、交流感与满意度。例如，2022年，央视新闻AI 手语主播正式上岗，制作了手语版视频新闻，保障了残疾人的收视权利，诠释了“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然而，著名的机器人专家森昌弘提出了“恐怖谷效应”，当机器人与人类在外表、动作等方面的相似率越来越高时，正向情感越来越高，直至一个临界点，正向情感会急剧扭转，降至谷底。虚拟数字人设计的时候需要避免“恐怖谷效应”，造成心理的不适感。

虚拟数字人代言品牌与直播带货：赋能品牌，关系营销

虚拟数字人在旅游文创、广告营销、直播带货等各种营销场景中被广泛应用，虚拟带货达人、虚拟品牌代言人赋能营销，成为数字时代新的营销手段与品牌推广策略。虚拟人形象具备高度可塑性，成为商品化的身体符号，用户对身体符号的消费从“自然身体”转变为“虚拟身体”。

虚拟数字人赋能品牌，打造符合品牌特质的人设。真人作为品牌的代言人往往容易出现“翻车”事件，娱乐圈多位艺人连续“人设崩塌”，给代言的品牌带来负面影响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虚拟数字人作为品牌代言人可以有效避免出现这种现象，风险系数可控。一些品牌商家打造有温度、有态度的AI 驱动的虚拟数字代言人，与用户进行情感连接，提高用户黏性，提升品牌知名度。品牌商家打造虚拟代言人的“人设”与品牌相契合，精准定位，与品牌的价值、理念、文化与属性相匹配。虚拟代言人的身材、长相、嗓音和性格需要特别设计，表达方式与行为习惯需要认真打造，虚拟数字人融入品牌的内涵价值与属性文化，成为品牌的营销符号。虚拟数字人的人格隐喻，与品牌方产品连接，赋能品牌基因，增强用户的忠诚度。在“再部落化”的语境下，虚拟代言人被设计为国风、二次元等不同风格，成为青年人的偶像，可以帮助产品实现圈层传播。例如，从快消到食品、美妆护肤，再到车企，都开始以虚拟数字人作为代言人，抖音美妆达人柳夜熙一年内与小鹏汽车、VIVO、安踏、娇韵诗、字节游戏等跨行业超200 个品牌方合作。

虚拟数字人升级营销，构建适配虚拟营销的场景。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营销已经应用到美妆、电商、车企、快消等领域，并辐射渗透到其他行业。直播现场设置个性化的虚拟场景和定制特效，实行“人+场”黏性更强的虚拟营销，身体货物共同在场。各类直播带货经常使用虚拟数字人，虚拟数字人具有自动播报能力，能够进行热门商品插播服务，具备自动推送优惠券与关注弹窗能力。淘宝直播间虚拟主播可以与用户简单互动，与粉丝沟通，讲解商品，直播过程具有趣味性，产生独特的效果。虚拟主播可以在真人主播下播的时候坚守岗位，不间断直播，坚持24 小时在线，保持粉丝黏性。虚拟数字人可以与客户建立依恋关系，情感依恋能连接用户并发展情感关系，提升用户的忠诚度，改变用户的消费态度与行为。打造虚拟数字人“人设”是营销的重要环节，“人设”越具象，营销越具有真实感。例如，古风虚拟偶像翎Ling 的人设是热爱国风文化的女生，洛天依是花季少女，灰发、绿瞳，有天然呆萌、温柔、细致的人设。虚拟数字人可以有多维“人设”，使自身形象更加生动立体。

在商品营销方面，虚拟数字人对用户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通过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三个方面来实现。若虚拟数字人外表真实性超过行为真实性，对情感产生正面影响，对认知与社会性产生负面影响。反之，若外表真实性低于行为真实性，对认知与社会性产生正面影响，而对情感方面是负面影响。[3]如果虚拟主播的外表跟真人相似度很高，则需要提高虚拟主播的表情、行为、互动方面的能力。相反，如果虚拟主播的互动行为能力较弱，低智能型，则适宜采用卡通形象，不宜采取高仿真的形象，保持外表仿真度与行为能力的一致性，提升营销效果。

虚拟数字人扮演角色：符号消费，拟像审美

虚拟数字人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粉丝群体迅猛增加。抖音虚拟美妆达人柳夜熙上线3 天涨粉230 万，首发视频超过200 万点赞。洛天依、A-SOUL、星瞳等虚拟偶像表现亮眼，频频“出圈”，商业价值不断释放。没有人格魅力的虚拟人成为偶像，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审美逻辑，属于拟像的符号消费与视觉狂欢。

虚拟角色：后现代主义的视觉狂欢。从技术现象学层面看，技术身体被符号化与景观化，成为被观赏的对象。具有科技美感的虚拟角色，成为直观的视觉感知对象，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并在用户的观看过程中唤起了观众的情感体验。虚拟数字人以自身的特色扮演电影、动画、纪录片中的角色，解放了演员的劳动力，变成虚拟的数字劳工，创新了叙事模式，形成了亚文化的叙事风格。虚拟角色定制写实、卡通等不同风格，适配不同性别、年龄、个性的角色声音，可达到接近真人的皮肤和毛发效果，具有科技美学的特征。虚拟角色的蒙太奇美学属于“后人类”美学，推动了审美风尚的改变，成为独树一帜的美学特质。在观剧过程中，虚拟角色成为受众的自我投射与情感寄托，变成符合自己审美标准的符号想象，用户对真实身体的消费演变为对虚拟身体符号的消费。与传统的身体审美完全不同，技术对身体进行改变与再创作，受众对虚拟角色的符号消费脱离了人格层面，具有后现代审美的特点。

虚拟角色的容貌、声音、表情动作、肢体动作、服饰语言等外在形式与内在的人物角色的人格魅力相匹配，用户在符号审美中获取身份认同、社会资本与情感能量。数字技术与艺术相结合，有梦幻感的虚拟数字人具有独特魅力与虚拟人格，成为消费者的情感幻想，但这种情感依恋具有负面效应。人格是指“在遗传素质的基础上，个体通过与后天环境的交互从而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4]真人具有包括性格、学识、观念、行为、喜好等人格魅力，而虚拟数字人没有真正的人格，是根据剧情赋予其虚拟角色的人格。对虚拟数字人的符号消费，人造物成为偶像，是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与异化，数字符号取代了真实的人，人们掉入一种符号异化的泥沼中迷失了自我。

虚拟偶像：凝视视角下的拟像审美。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身体成为最美的“消费品”。虚拟数字人符合当代年轻人审美，具有科技美学的特征，满足品牌的独特价值需求，具有“后人类”的特质。“后人类”表现为人与机器的某种耦合，“后人类”美学打破了真实身体与机器身体的界限，造就了一种艺术感性优先于科学理性的一种审美逻辑。根据凝视理论，凝视是带着权力运作和欲望纠结以及身份意识的观看，观者是“看”的主体，也是欲望的主体，被观者多是“被看”的对象。虚拟数字人具有较强的个性化特征和身份标签，“人设”具有亲和力、丰富性、延展性与可塑性，与一些活动场景兼容与适配，满足用户情感需求与商家拓展用户规模的需要。根据依恋理论，虚拟角色的吸引力与用户的个性和动机相契合构成情感依恋，情感依恋对用户的态度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种情感依恋主要表现为对虚拟数字人的依恋与虚拟亲密关系的建构。虚拟主播在直播过程中为观众提供“情感能量”产品，并获得直播互动的情感收获与回报。[5]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提出，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机制在于高度的互为主体性以及情感联结带来的与认知符号关联的身份感，同时带来情感能量驱使成员从事符合群体团结的活动。[6]根据互动仪式论，个人参与获得情感能量，人们参与传播的动机实质上应归结于“情感能量的理性选择”。[7]虚拟偶像的人设迎合了受众的审美，人设的差异化以及趣味性培育了粉丝，并成为粉丝二次元文化的身份认同与情感依托的新途径。粉丝对偶像的符号消费缓解社会压力，寻求情感寄托，获得归属感。

总之，虚拟数字人具有传媒工作的替代功能，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传播效率，资本方获取最大的资本增值。但是人们需要处理好离身与具身、缺场与在场、虚拟与现实的关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要重视人的主体性与实践性，防止身体与意识的双重异化，陷入高科技、低实践的生活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