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封玫 杨晨轩 张志垚

［摘 要］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对该政策的满意程度。从农户视角分析其对宅基地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对于政府宅基地补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江西省807份农户调查问卷，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宅基地补偿政策满意度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收入、人口、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因素对农户满意度会带来正向或负向影响。其中，农户对基础设施、生活水平、生态环境的成本效益分析、乡政府行为满意度以及村集体决策透明度对于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较强影响力。

［关键词］宅基地改革；有序Logitistic回归；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封玫，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杨晨轩，美国石溪大学硕士，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发展部高级经理；

张志垚，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一户一宅制度风险及其治理效能研究”（21SH12D）；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农村宅基地改革中的风险治理研究”（JC20112）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导致农村人口持续外流，这就造成了大量宅基地闲置［1-2］。为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化解农村人口减少和农村建设用地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完善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开展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以此回应农民对宅基地日益增强的财产诉求，并平衡宅基地的保障功能和财产属性。伴随着宅基地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成为了学者探讨的焦点。农民是改革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满意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影响宅基地改革的顺利实施［3］。因此，深入研究农户对宅基地改革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农村宅基地改革。

目前学术界对于宅基地改革满意度的研究还不系统，主要集中在宅基地置换以及农户参与等方面，所选取的维度与指标也不相同。如胡小芳等和章晓曼从建筑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生活环境等方面评价农户退出宅基地后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4-5］。付文凤等从成本效益、政策认知、家庭因素与个人因素等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宅基地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指出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政策认知因素的明显影响［6］。马晓茗等从经济条件以及农户等方面分析影响征地补偿满意度的因素，并指出农户补偿的满意度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性和区位差异性［7］。杨玉珍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分析得出了心理层面的负向认知对宅基地退出具有显著影响［8］。李敏等基于顾客满意度模型构建影响宅基地满意度影响因素，并分析得出了农户的感知质量与感知价值对其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9］。另外，农户认知水平也会显著影响其满意度［10-11］。

系统梳理可得，现有文献从理论与实证上识别了农村宅基地改革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据此制定以提高农户意愿为目标的政策体系。而农户自身利益需求与补偿政策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农户补偿满意度。现有研究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借鉴有关宅基地改革相关文献，聚焦识别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宅基地改革提供参考。

一、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设

农户政策满意度是农户在有限信息下针对政策内容、政策实施，以及政策实施效果做出的评价［12］。根据传统农户的理性人假设，农户的生产行为是为了追逐经纪人利润最大化目标，其行为选择是理性人做出的利益最大化的选择［13］，除此之外，农户的行为选择还受到政治信仰、文化传统、主观规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4］。农户决策行为往往无法达到完全理性，农户在做出决策的标准时也往往采用满意原则而非最优化原则［15］。

因此，参与农户宅基地改革的农户损失了宅基地使用权或是原房屋使用权，会引发土地权益、耕地能力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而获得社会保障、住房补贴、住房安置等方面的相应补偿。作为理性人的农户会对比参与宅基地改革所支付成本与获得收益，从而影响其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农户作为参与农村宅基地改革的行为主体，由于个人及家庭特征差异，同时受到生理和心理的客观限制，加上认知水平也不同，都会影响其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

综上所述，本文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影响农户宅基地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归纳为农户特征、农户认知因素以及成本效益因素三个方面，并以此提出如下假设。

（一）农户特征

农户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家庭人口數量、参保情况。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所能掌握的谋生技能更多，则其对宅基地谋生的依赖程度也更弱；同样，农户的家庭总收入越高，对生活的把控也越强，对于宅基地谋生的依赖程度也更弱；而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家庭凝聚力越强，传统世代聚集的观念越强，则其对宅基地依赖程度越高；参与各项保险计划越多，则农户的生活保障力越强，其对于宅基地谋生的依赖程度也更弱。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正向影响

H2：家庭年总收入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正向影响

H3：农户家庭人口数量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负向影响

H4：参保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正向影响

（二）农户认知因素

农户的认知决定农户的偏好，从而影响农户的行为与满意度。农户政策认知因素包括村集体决策透明度，农户政策认知情况以及乡政府行为满意度。村集体决策越透明，农户对于相关补偿政策认知越全面，同时，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信任度也越高，对于宅基地补偿政策满意度也越高；同样，农户对于乡政府行为满意度越高，对于乡政府信任越强，对于宅基地补偿政策满意度也越高。因此本文假定村集体决策透明度、农户政策了解程度、乡政府行为满意度与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呈正相关。

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村集体决策透明度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正向影响

H6：农户政策了解程度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正向影响

H7：乡政府行为满意度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正向影响

（三）成本效益因素

成本效益分析是根据效益与成本的关系，研究决策对主体的影响，以判断决策实施成效。成本效益因素包括生活水平、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在宅基地改革过程中，农户会综合考量参与宅基地改革的总成本和总收益，尽可能地追求“效益最大化”。生活水平、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直接体现了农户追求的效益超过其所支付的成本，因此本文假定生活水平、基礎设施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与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呈正相关。

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8：生活水平变化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正向影响

H9：基础设施变化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正向影响

H10：生态环境变化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正向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22年对江西省拥有宅基地的农户实地调研的结果。本次调研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江西省鹰潭、九江、赣州等十一个区市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状况展开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的基本情况、成本效益、农户认知三个方面，样本情况见表1。在调研中发放问卷815份，回收810份，其中有效问卷807份，有效率为99.01%。

（二）样本特征及满意度状况

调查显示，在807名受访者中，购买保险的受访者有720名，占比89.2%，未购买保险的受访者有87名，占比10.8%，保险制度在农村基本落实到位；受访者的文化程度多数在大专及以上，样本数有516人，占比63.9%，其余受访者占比为36.1%；从家庭状况来看，家庭人数在4人及以下的受访者仅占39.7%，其余受访者家庭人数5人、6人、7人及以上占比相当，农户家庭人数整体偏多；受访者的年收入在5-10万水平的人数较多，样本数有363人，占比45%，其余年收入水平在5万以下的与10-30万水平相当，其中年收入水平在5万以下的受访者有195人，占比24.2%，年收入在10万-30万水平的受访者有180人，占比22.3%。在所有受访者中，54.3%的农户对于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45.7%的农户对于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的满意度持一般水平甚至更低（如表1）。

三、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一）变量选择

基于研究假设，设“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为因变量y。设“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为自变量，包括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农户认知、成本效益因素三个变量。具体变量及其定义与赋值如表2所示。

（二）模型选择

本文将农村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的评价设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5项变量，适于选择有序logistics回归模型展开分析。

在有序logistics模型中，将因变量农户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设为因变量y。选取个人与家庭特征、农户认知特征以及成本效益因素共三个维度，10个测量指标作为影响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作为因变量。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实证模型可以写为［16］：

y=f（w1，w2，w3，w4）+μ，    （公式一）

其中y为满意度，w1-w4为四个维度的影响因素，μ为误差项或者随机扰动项。满意度为有序分类变量，在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中进一步为［16］：

其中P（y≤j│x）表示分类j及以下类别的累积概率，即

这里，y为被解释变量，j为满意度的五个等级，j=1，2，3，4，5（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xi表示影响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的i个因素，i=1，2，2…k；a为截距项，βi为偏回归系数；u1，u2，u3，u4，u5为分界点。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模型拟合效果分析

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影响农户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构建的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模型拟合效果分析。根据模型拟合信息，显著性概率p1=0.000<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拟合优度检验方面，Pearson值和偏差值拟合度检验P值分别为0.998、1均大于0.1表示模型拟合度较好；本研究中模型的3种伪决定系数Cox和Snell、Nagelkerke、McFadden分别为0.704与0.393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为理想；在模型共线性诊断中，显著性概率p2=1>0.05，说明模型通过了共线性检验，可进行后续分析。

2.结果分析

运用stata12.0软件对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通过表4可见，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数量、有无参加社会保险或医疗保险、政策了解度、村集体决策透明度、乡政府满意度、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生活水平等变量均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家庭人口数量、政策了解程度、村集体决策透明度、乡政府行为满意度、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均在0.01水平上对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年收入与参保情况在0.01水平上对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年收入在0.05水平上对政策满意度发挥显著负向影响。

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顺序为：生活水平>乡政府行为满意度>基础设施>参保情况>生态环境>村集体决策透明度>政策了解程度>家庭人口数量>家庭年收入。其中生活水平、乡政府满意度、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村集体决策透明度、政策了解程度以及家庭人口数量对农户宅基地补偿政策满意度均为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量与参保情况起负向影响。

3.农户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因素分析

在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中，家庭年收入与家庭人口数量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是负向的，文化程度对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并不显著，而参保情况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是负向的，均与预期方向不符。家庭年收入水平与补偿政策满意度呈现负向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总收入高的家庭选择与支付能力高，更愿意向城镇集中以获得更好的工作与生活水平，补偿容易满足；但收入较高的家庭受教育水平越高，产权意识尤其是土地发展权意识更强，认为宅基地退出应获得更高补偿［6］。家庭人口数量对宅基地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较弱影响，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农户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越高，这可能是因為传统的宅基地申请面积与家庭人口数量相关，家庭人口数量基数大的农户拥有的宅基地面积更大，因而其加入宅基地改革的面积越多，所获得的宅基地补偿也越大，其对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一定正向影响作用。农户文化程度对于补偿政策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农户文化程度越高，非农就业收入越高，且其对于子女教育更加重视，更愿意迁往城镇居住，而另一方面，农户文化程度越高，产权意识更强，为寻求更大的宅基地退出回报而不轻易满足［17］。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户对于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的满意度比未参加保险的农户较低，原因可能是，未参加保险的农户生活水平较低，可能面临着生存风险等一系列未知风险，而补偿政策的落实提高了其生活水平，大大减弱其可能面临的风险，因而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较高。

在农户认知特征中，政策了解程度、村集体决策透明度与乡政府满意度均对农村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方向一致。农户对于宅基地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越高，对补偿内容有更加明确的界定，则其对于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越高。但仍需指出的是，60.2%的农户对于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为了解一点，对于补偿政策的内容了解程度不够。村集体决策透明度越高，则农户对于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越高，这是因为村集体参与农村宅基地改革的执行工作，村集体决策透明度影响农户对于村集体决策的信任度，从而影响农户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乡政府行为满意度与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满意度存在显著较强的影响，农户对乡政府的满意度越高，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满意度也就越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仍然存在33.1%的农户对于乡政府行为持一般态度。

在农户对于成本效益因素的分析中，生活水平、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均对农村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预期方向一致。其中，农户生活水平变化与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满意度存在显著强影响，农户对于成本效益的分析直接体现在生活水平变化的感知中，因此其对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但是仍有52.8%的农户认为在参与宅基地改革前后水平没有变化，16.4%的农户认为生活水平变差了。基础设施变化与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满意度存在较强影响，基础设施改善，提升农户的生活幸福感，从而提升其对农户宅基地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其中49.5%的农户认为参加宅基地改革后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生态环境变化与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满意度存在中强影响，相较于前两项自变量，生态环境变化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较小，这可能是因为生态环境变化对农户成本效益影响是间接的。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家庭年收入、参保情况对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对于基础设施、生活水平、生态环境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政策了解程度、村集体决策透明度、乡政府行为满意度以及家庭人口数量均对农户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农户对基础设施、生活水平、生态环境的成本效益分析、乡政府行为满意度以及村集体决策透明度对于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较强影响力，因此在推进宅基地改革进程中，应当注重在这几个方面的工作推进。

（二）建议

1.综合考量农户的成本效益变化，推动宅基地改革补偿制度多样化、类型化。在宅基地改革进程中，之所以出现种种阻碍和社会问题，其根源在于农户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失衡。［18］因此，这就要求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要具体落到实处，要根据农户实际需求做出调整，因地制宜。建议各乡政府及基层干部多深入农户家庭进行走访，了解当地农户的需求，并制定符合当地农户实际需求的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可采取货币补偿、安置补偿、村集体股权分配等相结合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依据农户不同特征和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补偿［19］。根据农户的现实需求调整补偿政策，促进现有资源实现配置效率最大化。

2.加强农民就业培训与社会保障体系。农户在宅基地改革后普遍会面临的问题是就业问题，要想解决农户的就业问题就必须重视对农户非农业谋生技能的培养。部分农民常年在农村靠种植为生，缺乏其他生存技能，在宅基地改革后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有的甚至还需接受普通话培训。建议因地制宜，设置一系列适合于普通农民的岗位，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当地政府应充分利用农民补贴，设置农民就业培训专项，并推荐优秀学员到企业上班，同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其次，长期以来，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甚至一度缺失，承包地和宅基地在实际上就承担了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20］，因此，推动宅基地改革就必须建立健全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和保障性住房等在农村的全覆盖。

3.规范政府行为与政策执行机制，促进农户对于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的认识，提高农户对于宅基地改革补偿政策的认同感。在本次调查中，大部分农户表示对于宅基地改革相关政策以及政府行为不了解，对于宅基地改革存在一定的疑虑心理。政府应当严格规范工作人员道德与职业素养，保证政策执行透明化，将相关政策落到实处。建议政府积极组织座谈会，了解参与改革农户真实需求并听取他们的建议，保证农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让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宅基地改革中。通过规范政府行为，保证农民知情权与参与权，提升农户宅基地改革的政策认同。

［参考文献］

［1］丁国民，龙圣锦.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障碍与破解［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1）.

［2］韩文龙，谢璐.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权能困境与实现［J］.农业经济问题，2018，（5）.

［3］赵梓涵，张文秀.农村宅基地改革农民满意度评价研究——以成都周边区县为例［J］.调研世界，2013，（9）.

［4］胡小芳，刘凌览，张越，祁凌云.新型城镇化中农村宅基地置换满意度研究——基于湖北省彭墩村的调查［J］.中国土地科学，2014，28（12）.

［5］章晓曼.农民宅基地退出居住环境满意度研究———基于四象限分析法的实证［C］.2016中国新时期土地资源科学与新常态创新发展战略研讨会暨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3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2016.

［6］付文凤，郭杰，欧名豪，孟霖，殷爽.成本效益、政策认知与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5）.

［7］马晓茗，张安录.农户征地满意度的区域差异性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6）.

［8］杨玉珍.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及政策衔接——行为经济学视角［J］.经济地理，2015，35（7）.

［9］李敏，冯月，唐鹏.农村宅基地退出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四川省典型地区的调研数据［J］.西部论坛，2019，29（5）.

［10］王红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与意愿与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北京地区2009年调查数据分析［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0，24（8）.

［11］严立冬，麦瑜翔，潘志翔，等.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资源科学，2013，35（6）.

［12］孙鹏飞，赵凯.权利保障、信息能力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基于安徽省金寨县335个农户样本［J］.农村经济，2020，（9）.

［13］岳远贺.浅析农户行为选择理论［C］.《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决策论坛——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17.

［14］陈春霞.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决策分析：一个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08，（1）.

［15］Simon H A.Rational choic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nvironment［J］.Psychological review，1956，63（2）.

［16］武晓英，李伟，李辉.旅游扶贫地社区参与满意度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57（5）.

［17］王兆林，杨庆媛，张佰林，藏波.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11）.

［18］薛玉飞，王婧.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村宅基地征收补偿研究——基于山东省茌平县X村的调查［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9（2）.

［19］马长发，文婷婷.西部地区城郊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影响因素——以乌鲁木齐市为例［J］.开发研究，2020，（1）.

［20］余永和.農村宅基地退出试点改革：模式、困境与对策［J］.求实，2019，（4）.

［责任编辑：邵猷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