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出场的致思理路
——基于《博士论文》至《德法年鉴》时期文本分析

单俊宇，单连春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00）

马克思青年时期对无产阶级的阐述，最早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不同于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对工人阶级现实境遇考察对无产阶级认识的致思理路，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视角上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求学时期，对“法”和“国家”问题的探讨，促使马克思从康德——费希特式的主观唯心主义转向黑格尔辩证法，并受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布鲁诺·鲍威尔影响，形成了一种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自我意识哲学”，在政治立场上表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然而与此冲突的是，在马克思思想中却同时存在一种维护普鲁士封建统治的“理想主义国家观”。经过“苦恼的疑问”和《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研究，马克思对“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合法性问题作出了深入思考。借助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观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并将这结论贯穿在《德法年鉴》时期的理论探索之中，最终发现了无产阶级是弥合哲学和现实之间对立的中间力量，能够承担起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进而完成了“探索者道路的最初探索”。

一、哲学脱离现实：黑格尔法哲学的破产

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无产阶级并非直接出现在马克思的视野之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突然”宣告了无产阶级的出场。而“突然”宣告的背后也隐藏着必然的逻辑，这需要回到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和思想研究的特定的语境加以分析。在转向唯物主义之前，马克思思想经历了浪漫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三个阶段。大学时期，马克思对“法”和“国家”问题的思考直接推动其思想的转变，即在法学研究中实现了从康德—费希特式的主观唯心主义向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转变。然而，《莱茵报》时期，对“物质利益的难题”发表的困难引发了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倒戈，意识到黑格尔法哲学的“理想主义国家观”同普鲁士王朝的社会现实存在“冲突”，即哲学脱离现实。

（一）转向黑格尔哲学

生于犹太人家庭的马克思，大学之前精神品格的塑造主要受到其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岳父威斯特华伦以及中学校长维滕巴赫三人的影响。波恩大学时期，马克思崇拜的对象还是康德和费希特，讨厌黑格尔哲学，认为其是“离奇古怪的调子”。然而，转学至柏林大学的马克思就读于法律系，在学习过程中，法学研究的失败促使马克思意识到，要想在法学领域及其他领域取得真正的进步，必须在世界观上获得一种具有现实感的哲学。

1837 年，马克思在致父亲的信中就曾“自白”，他希望放弃法学，以哲学重新开始理论研究生涯。同时在回信中，在“法”的问题上，马克思围绕康德-费希特关于“法”的观点和甘斯、萨维尼之间的“争论”作出了剖析。其一，剖析了康德-费希特为代表的“形而上学”法学体系的不足。马克思指出，他自己最初试图独创一个法哲学体系，实际上是模仿费希特那套形而上学的法学体系。但是康德-费希特理想主义哲学中“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是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1]7-8。这就导致了这套法学体系实际是一套内容空洞的法学体系，即脱离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法”和“国家”问题的探索，必须基于对象发展研究对象本身，切不可任意划分；对事物本身的理性也应在自身中寻求自身的统一。这也表明了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已经摆脱了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同时“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寻求理想”。二是肯定黑格尔主义者甘斯对萨维尼历史主义的批判。在柏林大学法律系中，甘斯和萨维尼分别基于黑格尔法哲学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立场对“法”的问题展开辩论，单纯的法学问题争论最终演变成哲学问题的争论。甘斯认为法应该体现绝对理念，不过现实的普鲁士国家制度未能完美体现这一理念，唯有通过立法促使国家和法律本质地契合。同时，甘斯也极力反对萨维尼以实证主义对法律基础的剖析，认为其忽略了法律契约中的道德层面。从而马克思通过甘斯逐步发现了黑格尔哲学思辨的魅力。这也更加坚定了马克思放弃康德-费希特理想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以纾解自身思想的困惑。概言之，马克思此时已经意识到在“用哲学来说明法时”，“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当然，这里的哲学是黑格尔法哲学。如马克思所言，“于是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重新投入哲学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基本体系，但在该体系的结尾处我又一次不得不认识到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错误的”[1]8-9。总之，这一阶段，马克思实现了从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向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变。

（二）“苦恼的疑问”

马克思在大学期间因康德-费希特理想主义世界观的破产，而选择黑格尔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点，把自己“诱入敌人的怀抱”，并诉诸“在现实中发现理性”。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深刻领悟，促使其保持了对周围事物的现实感。基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和自我意识同是外界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论证。概言之，马克思求学后期成为了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而在对“法”和“国家”问题的探讨上，进一步继承了黑格尔的“理想主义国家观”。直至去《莱茵报》工作时，马克思的政治和理论实践中“理想国家”依然是其追求的对象。

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就指出：“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2]14但是，现实政治实践活动的深入，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也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实和理性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对穷人“习惯权利”的辩护和摩塞尔区域的贫困状况的分析，马克思意识到真正的立法过程是由物质利益决定的，理性自由的规律无法支配立法过程。尽管当时以理性和伦理为原则干预实际立法是普鲁士政府对国家的基本诉求，但是在实际中国家依旧成为了林木占有者的“工具”“私人财产”。这种矛盾引发的辩论直接动摇了马克思对国家和法的理性主义的信念。一言蔽之，马克思面对《莱茵报》政治实践活动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促使其意识到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和现实之间存在裂痕。马克思就曾指出，“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意识”[2]120是德国哲学的致命弱点，它总是同“当前问题”相对立。总之，《莱茵报》期间政治斗争的失败，使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头脑中的黑格尔哲学一旦进入现实领域，就与客观现实产生矛盾。但是由于缺乏政治经济学知识积累，无法对这一矛盾产生的原因发表见解。从而，这“苦恼的疑问”成为马克思批判和改造黑格尔法哲学的开端，也就是说，信仰的“危机”导致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倒戈。也正是这一段经历使得马克思后来致力于“批判的武器”。

二、哲学走向现实：“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的诉求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引发的“武器的批判”的失败，表明了现实的斗争需要科学的理论，即走向现实的理论。而经过《莱茵报》时期政治实践和理论探索，马克思业已意识到黑格尔法哲学的致命弱点所在，即哲学脱离现实。其实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规定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思想走向。在转向黑格尔哲学之后，马克思更是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批判康德和费希特，力求解决“现有”和“应有”之间的矛盾，使哲学能成为理论“批判的武器”，以实现哲学的变革。这也说明了马克思的哲学不是同与现实分离的黑格尔哲学一样，而是“实践”哲学，即走向现实的哲学。

（一）“武器的批判”呼唤科学理论

所谓“武器的批判”就是致力于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运动。在资本主义“开疆拓土”高峰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量的突发性增长，社会危机也进一步加深，这造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也逐渐演变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法国、英国和德国三国为代表的工人运动达到高潮，工人们迫切希望改变现状，渴望获得自身的解放。无论是以“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为口号的法国工人运动，还是要求获得普选权的英国宪章运动，抑或“毫不含糊地、直截了当地”宣布反对私有制的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产阶级的现实觉醒，也表明了饱受苦难的无产阶级能领导群众开展彻底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言，“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同德国资产阶级极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为一个大力士”[3]229。

可是，现实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无产阶级未能从根本上识别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本质，同时阶级斗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组织性和理论自觉。革命运动中理论和思想上的匮乏，都预示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亟需趋向现实的理论的指导。不过，理论批判的经历也促使马克思深刻地明白，德国哲学是不能改变现状的。作为德国官方意识形态的黑格尔哲学，由于与现实相脱节的保守性，是无法指导现实的革命运动的。唯有建立能够改变世界的理论，才能指导现实的斗争运动。基于此，时代呼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理论。

（二）“批判的武器”的变革和使命

梳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马克思对现实问题十分关注，同时他有着积极走向现实的愿望。早在其中学毕业论文中，用理论干预现实的观念已经在他思想中萌发出来。他认为，“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4]6。也就是说，“抽象的真理”需要去“干预生活本身。”

在转向黑格尔哲学后，相较于老年黑格尔派的保守体系，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在《博士论文》中论述伊壁鸠鲁原子偏斜学说的能动性质时，他不仅看到了自我意识和现实的联系，也看到了哲学和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强调哲学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成为了马克思在哲学与现实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诉求。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进程就是哲学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4]136这体现了马克思思想意识中充斥着斗争的激情和行动的渴望。当然，此时马克思还只是认识到在理论批判活动中诉诸哲学对现实的改造，而对现实发展如何对哲学本身产生决定性影响尚未充分认识。不过，对哲学和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的重视，也表明了此时马克思主张哲学本身的变革，即哲学走向现实。正如他所言，“哲学为实现自己的冲动所鼓舞，要把自己内在的光转变为向外燃烧的火焰”[5]，而不是将哲学幽禁于自身的理论体系中，仅是自圆其说的理论。另外，马克思在之后的理论研究中，也为此提出了三个立论依据。其一，任何哲学都是其时代的精华，同自己的时代息息相关，是其时代的产物。其二，哲学和群众息息相关。正如他指出：“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2]120其三，理论自觉意识在德国的现实革命运动中有所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学开始与世界建立联系并试图走向现实世界，即“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迩；哲学作为一个登上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并“投向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4]135。

哲学应该成为行动哲学，以改造非理性的现实为使命。然而，由于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带有矛盾属性的体系，并没有囊括实现哲学理性原则的能动因素。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主张“思想”“精神”是整个有知觉的宇宙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因素，并将历史进程描绘成绝对精神本身的能动过程，但是这种能动功能是脱离人类的抽象思维实体的，只适用于概念本身的演化和发展。一旦进入现实领域，强调哲学对现实的改造作用，绝对精神的抽象能动性也就破产了。这就需要哲学的理性必须转化为“意志”，即转化为个别自我意识这种体现实践精神的“主观形式”。也就是说，将自我意识转为实践力量，以实践范畴为中介，建立自我意识和世俗现实的关系，着重自我意识和外界的统一。这样，个别自我意识就成为表征为哲学发展的“精神承担者”，并作为意志走向实践。如马克思所言，“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了表现哲学生命的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当意志从阿门赛斯的阴影王国里走出来，转而面对这那世界的、并没有意志而呈现着的现实时，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将会变成实践的力量”[6]46。概言之，马克思认为哲学是作为“实践的力量”，不再只是为了理解外部世界才去聚焦外部世界的空洞乏味的理论，而是以改变世界为使命，同外部世界产生联系的理论。它是为了“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雾中惊醒过来”，而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向世界提出一套现成的原理”[2]96。当然，马克思此时对“实践”的理解仍然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从理论意义上理解实践，是以观念为根据批判地衡量个别存在和特殊的事实。

总之，哲学的历史任务是走向“尘世”，超越“解释世界”的范围，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武器的批判”即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唯有同这种以改变外部世界的“批判的武器”建立联系，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三、哲学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的出场

《莱茵报》政治斗争实践失败引发的信仰危机，推动了马克思重新“回到书斋”。经过“苦恼的疑问”和《克罗茨纳赫笔记》研究，借助费尔巴哈“主谓颠倒”的观点，马克思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到达巴黎后，面对当时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弥合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裂痕需以无产阶级作为“心脏”，由无产阶级成为人类解放的历史主体。

（一）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翻转”是无产阶级出场的理论基础

《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探索直接导致了理性主义国家观念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难题面前的瓦解。这也促使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的倒戈。重新“回到书斋”的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一文中“主谓颠倒”观点的影响，着重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观点，并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观点。就德国哲学本身的发展而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些内在不足。特别是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翻转”也为无产阶级的出场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转变，或者说自我意识与理想国家观走向人本主义的市民社会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的政治立场也发生转变，即从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在以往的研究中，将马克思1841 年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看作走向共产主义的标志。然而，结合《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所做的专门分析，立足《德法年鉴》时期相关理论文本的梳理，更准确地讲应该是用“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界定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政治立场的转变。原因在于：一方面，马克思到达巴黎后，实际上面对三种截然不同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流派，分别是以圣西门、傅里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以蒲鲁东和卡尔·格律恩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魏特琳和巴枯宁为代表所持有的共产主义观点或无政府主义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当时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观点持谨慎态度，但无论如何，基于《莱茵报》时期和克罗茨纳赫时期的理论探索，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是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研究主题。也正是在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思考中，马克思不仅自觉地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而且从理论上告别了鲍维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与卢格、赫思成为“同路人”。

（二）无产阶级是哲学的“心脏”

现实斗争和理论探索促使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哲学和普鲁士社会现实的脱离。不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黑格尔法哲学依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可是，马克思并不满足理论的批判活动，而是希望诉诸哲学走向实践。如他所言“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是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7]然而哲学如何走向现实就成为了马克思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过程中，马克思发现，在黑格尔哲学看来，人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是理性人，而这种人只能在头脑中发挥作用，而不能发挥其现实的作用。而费尔巴哈强调以人代替自我意识，以人的本质来代替神的本质，重新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指出：“艺术上最高的本质就是人的形象，哲学上最高的东西就是人的本质。”[8]186即人本主义所宣扬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和赞同。不过，随着马克思思考的深入，他发现费尔巴哈过多强调自然，而忽略了政治、社会。这也就将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而要解决现实的问题，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文章中，马克思就隐晦地对费尔巴哈作出了批评，指出，“人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9]1。但无论如何，这也促使马克思意识到推动哲学走向现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以人为中介利用哲学开展“彻底的革命”。正如他所言，“哲学首先通过人脑和 世界 相联 系，然 后才 用双 脚站 在 地上”[3]120-121。这里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特指具体的人民群众。质言之，人民群众是哲学走向现实世界和实现自身的桥梁。他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转变为物质的力量”[9]15。从这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的物质性作用业已引起了马克思重视。这样他也就将哲学和现实的关系转变为哲学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由于哲学从其本质上来说是理论的、抽象的和原则的，因此仅凭借哲学本身无法改变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局面，唯有诉诸于群众的实践力量，开展彻底的革命。

不过，不同于过去哲学只是为了解释世界，马克思的哲学是改变世界的理论。而只有有改变世界需要的群众才需要改变世界的理论。在当时的社会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改变世界的需要。只有那些深受苦难、对生活不满的阶级，才会有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是抓住所有对社会不满的人，而是抓住趋向理论的群众。而群众中主要包括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认为农民阶级是愚昧的、落后的阶级，并不能承担改变世界的重担。因此，马克思选择无产阶级作为哲学的“心脏”，以完成哲学本身的使命，成为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主体。“一无所有”和现实苦难的压迫是无产阶级的最真实的写照，而且他们这种苦难是一种普遍的权力，不是特权。因而，这一阶级所表现出的“人的完全丧失”，促使了他们谋求改变世界，以解放自身和全人类。

总之，在马克思这里，哲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才能转变为现实的力量。无产阶级以哲学为精神武器，哲学以无产阶级为物质武器，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和使命。对德国而言，“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9]18。

四、结语

马克思青年时期在转向黑格尔哲学后，现实斗争中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困难促使他意识到德国哲学与社会现实的脱离，“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都希冀哲学走向现实，而哲学能走向现实亦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主张。最终，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主谓颠倒”的观点，“翻转”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揭示了无产阶级是哲学的物质武器，并将其视为人的解放的历史主体，由此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文本中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