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走出去”需重点关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

文/孟寒 编辑/蔡正坤 王亚亚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加速，各国对关键环节、核心技术和重要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幻波谲云诡，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面临不确定性上升。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过程，中资企业既具备一定的禀赋优势，也面临新的挑战。

中资企业“走出去”既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布局国际生产网络的重要方式，也是保障国内能源资源供应、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着力点，还是我国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延缓“脱钩”的重要抓手。因此，中企“走出去”需重点关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不断增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掌控力。

中企“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较快的增速。来自商务部的数据，2022年，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1465亿美元，同比上涨0.9%。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69亿美元，增长2.8%；截至2022年末，中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超过2.5万亿美元。近年来，中企“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呈现新的特征。

一是中资企业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力不断上升。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游，“走出去”中企对关键资产和重要资源的掌控力逐渐增强。2022年11月，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下称《投资统计公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中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分别为122.3亿美元和82.4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较2019年分别上涨4个和1个百分点（见附图）。在产业链供应链中游，中国制造业企业布局全球产业链愈加成熟。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和研发资源丰富，“走出去”中企将部分研发环节布局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丰富、市场潜力大，“走出去”中企将部分生产环节布局于发展中国家。以手机行业为例，2017年以来，我国国内手机市场日趋饱和，技术相对成熟，海外市场成为国产手机品牌开发的蓝海。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数据显示，2021年以小米、三星、维沃（vivo）、真我（realme）、欧珀（OPPO）为代表的中国手机企业出货量占印度手机产量的84.2%。在产业链供应链下游，中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布局生产性服务业。《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中国批发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281.5亿美元，连续多年保持较快增长，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较2019年上涨1.2个百分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50.7亿美元，同比增速35.5%。

二是中资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不断上升。近年来，中国涌现大量世界一流跨国企业，整合全球资源能力大幅提高。一批龙头企业、隐形冠军、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网站显示，截至2021年底招商局港口共投资参资25个国家和地区的42个港口，有效维护了全球供应链畅通，提高了物流体系风险应对能力。青山、紫金矿业布局全球镍矿、锂矿等新能源矿产，支撑其全球新能源领域领先地位。此外，中企积极融入欧美生产网络，不断增强利益融合，延缓“脱钩”。2022年8月，宁德时代宣布在匈牙利与梅赛德斯—奔驰合作建设第二座欧洲工厂，投资规模约为73亿欧元，规划动力电池产能100GWh，计划为奔驰、大众、宝马等供货，积极融入欧洲市场内部。

三是中资企业顺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趋势加速布局东盟。东盟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企把握趋势加快布局该区域。东盟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21年，流入东盟外国直接投资金额高达179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流向制造业的比例为25.8%。其中，来自美国、欧盟、东盟内部、中国和日本的投资分别占22.5%、14.8%、13.1%、7.7%和6.6%。东盟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的延伸、嵌入和补充。《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中国对东盟投资197.3亿美元，增速连续两年保持22%以上，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1%，较2019年上升1.5个百分点。以纺织服装业为例，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为规避美国加征关税，部分中资企业将工厂设在东盟国家，从中国国内进口中间品，在东盟国家组装加工。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对东盟出口纺织品491.2亿美元，同比增长24.9%。其中，以纺织织物、纱线为代表的服装中间品和原材料占比超过八成。

中企“走出去”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的挑战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过程中，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举措保障本国产业链安全，中企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不断上升，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面临挑战。

一是海外外资审查限制政策不断强化，中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技术渠道收紧。2022年8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发布的《美国2021年度外资审查报告》显示，2021年涉及中国投资者审查申报为45项，同比上涨104.5%，其中10项涉及关键技术交易。2022年9月欧盟发布的《欧盟2021年度外资审查报告》显示，2021年欧盟成员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29项涉及中国投资者可能损害成员国安全和公共秩序的通知。此外，2022年，美国和欧盟通过芯片法案组建芯片联盟，中国芯片行业跨境收购举步维艰。

附图 2019年、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行业占比

二是强制资产剥离风险增加，或将削弱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联系。2022年11月，以影响国家关键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和国家安全为由，加拿大要求中矿资源、藏格矿业、盛新锂能等三家中企剥离其在加拿大的锂矿资产。截至2023年3月，中矿资源、盛新锂能已经将持有的加拿大公司股权出售。2022年，英国强制要求中国闻泰科技公司全资子公司安世半导体出售此前收购的英国纽波特晶圆厂（Newport Wafer Fab）至少86%的股权。同年，意大利政府以交易参与者未能按“黄金权力”法规（2012年意大利政府制定了“黄金权力”法案，赋予政府保护银行、能源等对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战略行业免于落入非欧盟成员实体的特殊国家权力）通知意政府为由，批准取消中国中车于2018年已完成的对军用无人机制造商阿尔卑（Alpi Aviation）的收购。

三是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社会风险上升，中企布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安全风险加大。政治上，美国加紧推进“友岸外包”和“印太经济框架”，中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面临的政治风险上升。经济上，全球绿色转型加速，各国对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技术所必需的关键矿物争夺更加激烈。2022年，青山控股集团遭遇“伦镍事件”。印度莫迪政府将“查税武器化”，小米、欧珀（OPPO）等中资企业遭遇税务风波。中企“走出去”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在国际社会风险上，2023年3月，国际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公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3》显示，2022年，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尼日利亚、缅甸等中国投资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恐怖主义排名较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投资的中资企业人员和资产安全风险较高。

政策建议

立足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即商务工作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在新发展格局发挥重要作用）定位，政府需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健康有序发展，支持具有双循环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鼓励产业链塑造型、供应链保障型、价值链增值型对外投资，推动投资与贸易融合发展，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益，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嵌入更多中国要素，实现利益深度交融，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是合理布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强国内外的产业衔接，鼓励企业在境外开展技术研发、制造、营销网络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鼓励企业深度参与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国际合作，扩大新能源对外投资，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合作，主动融入全球数字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在技术成熟、国际市场有需求的行业，有序推动对外投资，兼顾安全与效率，提高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和市场份额。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发展，创新发布更多优质公共服务产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助推我国产业链逐步向周边延伸和外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围绕我国动力的多层次区域产业链将逐步成型，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

二是创新投资方式、优化投资主体。鼓励企业多元化、多手段、多渠道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绿地投资相较于并购投资受到的监管或审查相对较少，鼓励企业采用绿地投资、并购、参股、股权置换等多种手段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优化投资主体，支持各类所有制、各地区、各层次有条件的企业有序“走出去”，积极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培育“链主”企业及“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走出去”。加快中企与当地经济、社会多个层面的融合进程，积极履行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

三是加强境外风险防控，着力完善对外投资合作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外投资的保护和救济，升级投资保护协定，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把规则优惠转变为企业实际利益，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优化国际制度环境，更好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优化对外投资合作多双边工作机制，切实解决中资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问题。发挥境外商会作用，内部协调跨境并购，防止中资企业扎堆并购导致内部竞争。统筹发展与安全，完善对外投资合作重点国别风险评估，关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动态，做好尽职调查，提早防范化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