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歌评点中的农耕思想研究

毛煜雯 杨贵环

摘要：明清时期，陶渊明的诗文评点盛况空前，众评家对其农耕主题诗歌的关注颇深，尤其是关于《劝农》末章意义及全诗主旨引发的争论，产生了“反言劝农”说、“正言劝学”说及“意在言外”说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不仅如此，评点者在解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田园诗时也存在视角上的差异。部分评者以“就农言农”的观念理解陶诗内涵，肯定并高度赞美陶渊明“不以躬耕为耻”的避禄就耕抉择，部分评者则秉持着为诗当有味外之旨的诗学观，以“以农代仕”的说法来解释陶诗的题旨，认为其农耕主题并不纯粹，而是糅合了深远的家國情怀。评点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方式，以圈点与评说相结合的模式来记录评家阅读时的瞬间感受，其中评说部分凸显了评家自身的文学观点、价值观念。纵观这一系列评点成果，评者在试图挖掘陶渊明农耕及仕宦思想的同时，表露了自身的思想观念，如沃仪仲解读《劝农》时辅以重农抑末思想，蒋薰在重仕轻农思想的影响下以“耦耕亦非得已”等观点评价陶渊明的田园书写，钟惺、谭元春则以一种包容的态度看待农耕，从而体悟陶渊明田园诗歌的自然真趣，等等。由此可见，评点者自身的思想也作为一种影响因子左右着他们在评点中的角度与深度。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评点；农耕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6-000-04

一般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接受由唐开始，入宋以后达到高潮，而随着文学批评形式的不断发展、变革，文学评点蔚然成风，并运用到了对陶渊明的诗歌批评之中，这在明清时期的一系列陶集评本、古诗选本等中可以窥见。纵观陶渊明的诗文评点，其中《劝农》《归园田居》等田园诗颇受评点者关注，其评点成果对诗歌的解读及古人农耕思想的揭示不无裨益。

1 《劝农》主旨争议

在陶渊明为数不多的四言组诗中，唯一一首以农业为主题的诗歌为《劝农》。伴随着陶渊明在诗歌史上地位的不断提升，其四言诗也逐渐得到文人尤其是评点家的关注，因而针对《劝农》的评点之语众多。评家多瞩目于《劝农》的章节脉络及主旨意蕴问题，尤其是针对第六章所表达的主要内涵，众评点者各执一词，经梳理后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即反言劝农说、正言劝学说及意在言外说。

1.1 反言劝农

《劝农》前五章的意旨颇为明确，诗人通过歌咏上古先民的躬耕事迹，遥想古代农业社会的耕作景象，劝勉当时民众多事生产，末章稍有歧义，部分评家认定该章依旧旨在勉励农耕，只不过是用一种“反言相劝”的方式。如清人吴菘在《论陶》中详细论述了《劝农》的章节脉络，称其六章节节相生，第五章正言劝农，末章则反言劝农，是一种绝妙的章法技巧［1］。无独有偶，温汝能在汇辑前人评语之余，亦就末章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按语曰，“末章反言相劝。见非乐诗书则须务稼穑。激之正，所以劝之也。具见古人用笔超妙，迥异常谿”［2］，指出陶渊明只是将诗书和稼穑作为时人的两种选择，实际还是在委婉劝农。遗民诗人陈祚明亦持类似观点，其对末章的评语为，“反覆证辨，故以作趣，有此一结，诗便超绝”［3］。“反覆”亦可作“反复”，在陈祚明看来，该诗前五章是以“庄言”正面劝农，末章则是用一种反面论证的手法，巧妙地重复“劝农”这一主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评家都以“用笔超妙”“诗便超绝”等字眼点出陶渊明在章法上的编排技巧，这就打破了“陶诗胜人在不排”的一贯印象，不失为一种陶诗艺术特征的发掘。

1.2 正言劝学

清人吴瞻泰在《陶诗汇注》中曾引汪洪度批语：“言外见得若不能如孔如董，即不能藉口而舍业以嬉也。”这里，汪洪度化用韩愈《进学解》中语，意即不如孔子、董相之人都应勉力进学，不能荒废学业，如此一来，前五章不断铺垫渲染的“劝农”倏然转化为“劝学”之意，故读完全诗有“俱化为烟云缥缈”之感。汪洪度不仅如此理解其谋篇，更是高度赞赏这种转折之法，称其“上接三百，下开三唐，诗家元气聚于此”。更为直白地指出陶渊明此诗看似劝农、实为劝学的是清人蒋薰，其评曰，“劝人读书，亦是苦事，不若就农言农”［4］59，蒋薰评陶有其不囿于前人评价的一面，《古诗归》盛赞劝农末章的技法，蒋薰则认为其“不然”，而应当“删此末章八句”，就农言农，不做翻转之语，而这同样说明蒋薰也将末章理解为具有“劝学”意味，只是不同于汪洪度等人的一味称许，他并不赞同这种诗歌写法。

1.3 意在言外

除却上述明确讨论《劝农》末章主旨的评语，还有一类评家处于中间地带，并不轻易言明自己的猜想，而是将末章八句解读为“意在言外”。如清人沈德潜认为该诗“勉人意在言外领取”［5］，虽为劝勉，但究竟是“劝农”还是“劝学”，当由读者自己领会。明人钟惺、谭元春对陶诗极为推崇，其《古诗归》中对《劝农》各章都作了简要而精细的点评，譬如于其一“傲然”右评曰，“二语妙，方是劝农本领，俗人则以为不相蒙”，关注到了陶诗的炼字艺术，至于末章的意义分歧，钟惺则给出了“倒插有力有趣，俱在言外”［6］的正面评价，虽如前文所述遭到了蒋薰的反驳，但显然钟谭二人的观点亦有其侧重，认为末章是陶渊明不拘于传统章节构造，打破诗歌谋篇顺序，于最后插入首章内容的一种写作手段，以达到意在言外的无限回味性，倾向于肯定陶诗的艺术技法。当然，历来被评者指出含有言外之意的陶诗并不止《劝农》一首，随着评点、诗话的盛行，评家多偏好从陶诗中析出隐喻。

2 陶诗的农耕主题解读

有田园诗宗之誉的陶渊明在开拓诗域上取得了莫大的成就，除却《劝农》，评家还将笔墨倾注到《归园田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等田园诗上，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评点。其中，不同评家对诗歌主旨及陶渊明躬耕农圃这一背景的理解各异，有人认为其诗是诗人亲身力田、且耕且吟的成果，有人则由其诗中只言片语品出隐喻，认为诗人身处田野而不忘国事，为农实乃无奈之举。

2.1 就农言农

在辞去彭泽令归田后的第二年，陶渊明写作了《归园田居》五首，以抒写自己归耕的真实感受。首篇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作结，道出诗人由入世到出世的心理转变，清人查慎行这样点评：“返自然三字，道尽归田之乐，可知尘网牵率、事事俱违本性。”［7］在其看来，久居仕途官场违背了陶潜的本性，而归田才是真正的乐事。清人张玉榖指出第三章“申写力田原有力田之苦”［8］44，认为到此章，题面四字已无余蕴。写于元兴二年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是陶渊明于南亩亲自参与春耕后创作的。对此二首，清人吴瞻泰由诗中出现的沮溺典故，指出孔子的安贫乐道之举“邈不可追”，推知此诗主旨即为“实践陇亩之能保其真”。在吴瞻泰看来，陶渊明在诗中提及先贤一方面是为了以隐喻典故来各相反照，达到章法起伏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彰显自己坚定的躬耕志向，不偏离田园之主题，其铸题之妙可见一斑。

春耕之后必有秋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就是陶渊明在秋收喜悦中写下的诗作。沈德潜由“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贫居依稼穑”等句推知此诗主旨亦在于劝农，既是勉人又是自勉，又由此联想到《移居》中“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一句，感叹“陶公异于晋人如此”。诚然，魏晋是一个长期分裂与混战的动荡时代，在此种环境下，避世不出的隐者不可谓不多，然在耻涉农商的文化背景之下，能与陶渊明一般的却极为少见。历代评家在关注农耕诗的同时，对陶潜避禄就耕的抉择予以肯定，在他们看来，陶潜已然脱离了安贫乐道的传统儒士风格，迈向躬耕自资的上古贤者境界，这也是陶潜其人其诗能于魏晋文坛中卓尔不群的主要原因。

2.2 以农代仕

相较于欣赏陶诗中归田之乐的评说，部分评家则指出陶渊明的田園诗具有别样的深意。吴菘曾在《论陶》中这样评陶：“其一段无可如何心事，第托之饮酒、学仙、躬耕，聊以自遣耳。”显然，评家秉持着为诗当有味外之旨的诗学观，力图深入挖掘陶诗的隐含意义。如对于《归园田居》，元人刘履有其见解：“盖是时朝廷将有倾危之祸，故有是喻。然则靖节虽处田野而不忘忧国，于此可见矣。”［8］45其由诗句字面意义上的收成之忧延伸至山河之忧，继而主旨也由隐耕转至家国。清人杨雍建亦是如此，其指出“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句诗歌“深衷隐隐欲逗”，暗示诗人是借诗句委婉地传达自己的忧国之情，以及天下复归治世的心愿。

沃仪仲对陶诗的主题风格亦有其解读，认为陶诗并非就农言农，且陶渊明务农本身也不过是无奈之举，其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曰：“寄托原不在农，借此以保吾真，聊为陇亩民，即简兮万舞之意。”“简兮万舞”出自《邶风·简兮》，《毛诗序》将此诗解读为讽刺君王不任贤能，致使贤士沦为伶官。沃仪仲认为陶渊明此诗诗意与《简兮》相通，看似真率放达，然诗歌深处隐含着诗人的屈居陇亩之怨。清人何焯则直接指出《癸卯岁》“二篇发端皆自言躬耕非始志”，诗人如今的处境不过是“聊为农以没世也”，其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亦指明陶潜“本非沮、溺之徒，而生乎晋、宋之交，避世之心，乃若与之符也”［9］。

这种将田园农事视为隐喻，将陶渊明的隐耕视为以农代仕的评点，显然是以儒家的入世思想为出发点的。自沈约以“耻复屈身后代”来塑造渊明形象以来，将陶渊明及其诗歌加以“儒化”的倾向不断加强，评家试图将其与一般的隐者相区别，从而弱化其与儒家入世思想之间的不协调性。正因为陶渊明的儒者形象在后世不断被强化，其归隐行为成为朱熹所说“耻事二姓”的无声抗议，其诗歌也在汤汉口中成为“忠愤”情感的载体，即使是抒写田园闲居之乐的诗歌也不免被穿凿以讥讽时事。

3 评点中的农事态度窥探

陶诗蕴含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一直以来都是学者深入挖掘的对象，尤其对于陶渊明是主动选择躬耕还是无奈以农代仕这一问题，历代评者皆有各自的揣测，难以分辨孰对孰错。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评者在探讨此类话题时也表现出他们自己对农事的态度，这即是期待视野在阅读中的功用体现，持续影响着不同评者对陶诗的接受情况。

中国的农业文明有着漫长的历史，早在神农时代就产生了原始农业，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农战、农本思想等，西汉统治者始创劝农制，此种制度至魏晋则更为详密。陶渊明的《劝农》诗就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然如前文所述，此诗主旨因为末章而有不明确之处。沃仪仲在批点《劝农》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肯定了农业之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民生在勤，莫先于农，次则工商耳”［8］23，是典型的农本思想。显然，沃仪仲对农耕持尊崇的态度，也对《劝农》一诗所表达的重农倾向予以赞成。但其后接以“抑末重本，可驱工商而之农，不容驱士而尽为农也”［8］23，可见评者的另一种观念，即士人不可尽为农。士人在当时指儒生，儒生群体一直以来都在文化传递、国家治理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评者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自然对士人阶层的地位有所维护，故而他认为陶渊明写作末章是在劝农之余点明士人的不可替代性，其逻辑看似完美，但过于主观，故遭到后世评者的批驳。

沃仪仲这种既重农抑末，又推重士林的思想在当时并不罕见。在中国古代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仕宦文化持续影响着封建统治下的民众，并逐渐演化为一种轻农思想。蒋薰在评点陶诗时坚称陶潜躬耕实属无奈，只因“农圃乃小人事”“沮溺耦耕，亦非得已”［4］136。在蒋薰的观念之中，士人与农人之间存在着阶级高下的差异，农事终究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人之事。蒋薰在任伏羌令一职时，当地钱粮亏空，民生凋敝，其《饥驱引》曰：“关陇以西无不知我两人贫，然予不言贫，而前令不讳贫，遂若贫之中犹有分者……”蒋薰在贫困之下选择了不言贫，亦谢绝他人“自谋”的建议，虽也有过学陶潜躬耕自资的念头，然最终碍于身份未能尝试。他曾言：“即坎壈失职而耕田种豆，何必糊口于四方，乃今有大不然者……”［10］纵使职位低微，穷困潦倒，辗转各地，但蒋薰受“君子固穷”的影响，不愿放弃士大夫身份屈居田亩，故其评陶时常能从诗中咀嚼出壮志难酬的悲愤来，而难以体味陶诗中所含田园之真趣。总之，诗文评点与评者自身的经历与思想息息相关，评者品读作品时往往会代入自己的阅历与观念，获得的自然也是截然不同的感受。

明末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二人主张性灵说，对陶诗极为推崇，在评选《古诗归》时选评了陶渊明的多首田园诗，其中评语多体现二人对陶渊明思想、性情的称赏。谭元春在评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时这样说道：“每诵老陶真实本分语，觉不事生产人，反是俗根未脱，故作清态。”显然，谭元春在读此诗时感受到的是诗人对田园真切的热情，因而反将不事生产人视为“俗”，而似陶渊明一般不耻躬耕者才为“脱俗”，其对农业劳动已经不再存有偏见。钟惺就《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一诗中“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一句感叹；“田野昵昵，想见井田亲睦之风”，钟惺由陶诗推想到孟子的井田设想，没有拘泥于仕隐问题的讨论，可知其对农事并不存鄙夷态度，反而对田园和乐有着憧憬之情。另外，相较于历代评家对《劝农》主题的争论，钟惺在评点此诗时则更为注重感受陶渊明的价值观念，其评曰：“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细民”即指小民，钟惺所说“细民职业”自然是指农事，在其看来，陶渊明对农业和其他行业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不耻农耕，不恋仕途，达到了真正的旷达境地。由此可见，陶渊明田园诗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后世提供题材上的模范，还在于将其对农事的思想情感传递给读者，将更多人的目光汇聚于农耕问题之上，潜移默化地改变世人的价值观念。

4 结语

陶渊明的农耕思想在其诗歌中时有体现，影响了后世众多评陶、效陶者的价值选择，这也促使历代学者对其田园诗的主旨情感问题高度重视。在陶诗评点史上，许多评者出于把诗人塑造为单纯个体的渴望，任何文本都被其用来证明诗人人格，以维护这一单纯的形象。但显然，若仅以单一的角度评陶，将陶渊明视作一个普通“老农”或是一个儒门圣人，都极易造成对诗歌意义的曲解、穿凿，从而与诗人的真正用意失之愈远。当然，众评者在身份、经历、思想观念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别，这使得他们解读陶诗的角度甚至深度皆有不同。然从他们就《劝农》等农耕主题诗歌的争论中可以看到评点者自身的农耕思想，在他们的观念中，重农、轻农思想呈相悖性存在，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想环境息息相关，并反向作用于他们的评点工作。

参考文献：

［1］ 吴瞻泰.陶诗汇注：卷二（刻本）［M］.武进：拜经堂，1705：2.

［2］ 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一（刻本）［M］.佛山：顺德邓氏，1806：12.

［3］ 采菽堂古诗选［M］.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398.

［4］ 蒋薰评本《陶渊明诗集》校正［M］.蒋薰，评.牟华林，钟桂玲，点校.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20：59-136.

［5］ 沈德潜.古诗源：卷八（刻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719：7.

［6］ 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九（刻本）［M］.湖州：闵振业，1617：5.

［7］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刻本）［M］.海盐：张氏涉园观乐堂，1777.

［8］ 柯宝成.陶渊明全集：汇编汇校汇评［M］.武汉：崇文书局，2011：23-45.

［9］ 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980.

［10］ 蒋薰.留素堂文集：卷三（刻本）［M］.嘉兴：留素堂，1677：11.

作者简介：毛煜雯（1998—），女，江苏无锡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杨贵环（1974—），女，山东临清人，博士，副教授，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