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转型：当代社会治理面临的历史使命

张乐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最受人关注的核心概念，各行各业，各个社会实践领域，人们都在思考如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添砖加瓦。那么，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社会治理应当把“着力点”放在何处，才可能更有效、更合适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历史的拷问。

一、问题的提出

近现代以来，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社会治理不仅是其中有机构成部分，而且不断为现代化夯实基础、创造美好生活。社会治理的内涵十分广泛，从20世纪90年代提出“善治”概念以来，学术界强调通过社会治理来建设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新型关系，其基本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合作”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概念，意味着治理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意味著多元主体的民主协调、伙伴关系与相互认同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价值。进一步说，“合作”意味着人民大众不只是治理的对象，同时也是直接对治理做出贡献的主体，以此观之，人民大众的生存状态与群体特征是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

那么在当下的中国，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人民大众是谁？他们的状况如何？他们是否可能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中贡献力量？

拉开一段距离看，中国式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了，最初的努力主要停留在组织、制度建设方面。如果把经济发展看成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可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那一年，中国总人口9.63亿，农业人口7.90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2.10%！这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人的现代化。要让那么大规模的农民跨进现代化的大门，其艰巨性、复杂性、挑战性是史无前例的。

进一步说，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农业人口占比极高以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呈现出四大重要特征：一是发展极其迅速；二是外部冲击错综纷乱；三是发展过程参差不齐，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叠加；四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特征让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作为其有机构成的社会治理变得“很复杂、很独特、很中国”。

亿万农民大众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作为人民大众的主体，他们有魄力、有智慧在伟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并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浙江绍兴枫桥、温岭、义乌、海宁等地的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实践启示我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之可能的关键在于农民在市场经济、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实现着自我转型，或者说实现着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的转型”。那么，在社会治理的浙江实践中，“人的转型”何以可能展开？“人的转型”的内涵是什么？愿景如何？

二、干部自觉，底层激活

在浙江，“人的转型”之可能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展开，前提在于人民大众的积极参与。那么，人民大众何以可能以高度的热情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呢？我们从浙江经验中看到，基层干部自觉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激活了底层人民大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

其一，正如解放初期无数共产党干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赢得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一样，我们在温岭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新的矛盾、冲突不断出现的时候，一批批基层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心想着人民大众”。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有事好商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开展多种形式的民主协商，有效解决了问题，摆脱了发展困境，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认同。更有意思的是，在温岭，一任接着一任基层干部抓住协商民主不放松，越做越精细，越做越完善，使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特色的社会治理不断站上新的台阶。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分化，出现了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我们在浙江基层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注意到，基层干部们特别强调以平等态度对待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活法”；他们尤其注意尊重弱势群体，真诚帮助有困难的人民群众。

其三，社会治理常常面临着复杂的问题、棘手的冲突，浙江的基层干部们能够切实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掌握问题所在，并努力设计出具体、科学的方法，与人民大众一起解决问题。另外，即使在得到人民大众认同以后，如何不断激发底层群众的活力，也是严峻的挑战，此时，基层干部们运用“有为与无为”辩证法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同志在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提出了这一著名的论断。。在浙江，基层干部们的上述自觉行为是激发人民大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决定因素。

三、自我教育，自我改造

长期以来，农民生活在村落共同体中，村落风俗、习惯、规矩、礼仪等规范着农民们的行为，维系着村落社会秩序。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嵌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态势，从而也没有根本改变传统农民的交往方式。传统村落文化仍有效地发挥着“调和冲突、维系秩序”的作用，农村极少提出社会治理问题。

改革开放打破了束缚农民的村落蕃篱，农民们高呼：“我们自由了”。自由了的农民如潮水般地离开村落，“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里闯荡，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打交道。

问题出现了。离开村落的农民仍是农民。他们以熟人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待人接物，面对的却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他们以人情交往的“模糊经济观”开展经济活动，面对的却是分斤掰两的计较、讨价还价的尴尬；如此等等。农民们以自己的方式叩开了中国式现代化之门，刚刚跨进门槛的农民却仍带着前现代的脑袋，以前现代的思维和想象行动。于是，数不清的矛盾、冲突出现了，纠缠着刚刚挣脱束缚的农民，烦恼着心安理得的城镇居民。

社会治理应运而生。温岭开启了民主协商的先河，并在乡村城镇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义乌小商品市场中的市场党建引人关注，治安委员会的矛盾处理创新效果显著；绍兴更把著名的枫桥经验推进到新的高度，以社会有效治理为经济发展护航。浙江各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治理实践，这种实践成为浙江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

矛盾本身出现在人民大众中，人民大众直接参与了旨在解决矛盾的社会治理。仔细观察浙江各地社会治理的实践可以发现，这种实践不是“向后导向”的，不是“乡愁式的返回”，而是“向前导向”的，是引导或者“逼迫”农民适应具有现代特色的经济活动、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因此，在这种社会治理实践中，“从村落中走来”的人们不得不经历“内心的震荡”，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许多浙江的案例告诉我们，这是痛苦的“实践启蒙”，少数人甚至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但唯有经历“扬弃”，才能成为新人，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大展鸿图。

社会治理中实践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不是说教，而总是与具体的事件处理相互混杂，与不同矛盾冲突的解决相互交织，通过梳理大量案例可以发现，人民大众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主要涉及传统村落价值观的五个重要方面。其一，狭隘的人观。村落里的农民区分出“我群体”与“他群体”，熟人、亲戚、朋友等属于“我群体”，很多农民只把“我群体”内的人当作人看待，否则，就可以不当人看，在人际交往中也可以肆意欺负陌生人。其二，自然的等差观。村落是血缘地缘共同体，自然存在着以辈份为基础的人际差别，农民们把这种自然的等差观推而广之，承认多种形式的不平等，如基于权力、金钱、威望的不平等。其三，模糊的经济观。村落内部礼尚往来，经济关系讲究互惠，相互之间不算经济账，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从不清算。其四，人情高于一切。在村落内部，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矛盾甚至冲突，人情原则都放在首位。其五，熟人共同体意识。农民的公共意识只局限于熟人内部，走出这个范围，农民是自私的、不讲规则的。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呈势不可挡之势，迫使卷入其中的人民大众改变自己的观念与行为，以顺应时代的潮流。基层社会治理在促进人们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四、自我提升，自我转型

社会治理在扬弃传统村落价值观的同时，也升华了其中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正能量。浙江各地的社会治理实践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使“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得以可能，更使“自我提升，自我转型”得以展开。

实践是最好的课堂。在浙江各地的社会治理实践中，人民大众智慧地把传统美德运用到各种不同的纠纷处理、矛盾解决、合作协调、事业推进等场合，提高了社会治理的质量，同时实现着“自我提升，自我转型”。观察各地的实践，我们特别感叹于社会治理细节中所隐含的美德。没有炫耀，没有喧哗，没有标榜，我们却从中看到，人民大众切切实实在实践中实现着全面的自我提升，其中有几个方面令人印象深刻。

其一，基于情的合作。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特别强调“以人情赋予生命意义”梁漱溟先生说：“因情而有义，在生活上，时则彼此顾恤，互相保障；时则彼此礼让，力求相安。伦理关系实即义务关系。于是乃此社会中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若远若近的伦理关系，负有若轻若重的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有伦理关系的人，亦对他负有义务。就是这样，将社会上的人都连锁起来（我前说中国人并不散漫以此），而巩固安定之。”（参见翟奎凤选编：《梁漱溟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8页）由此可见，这里的“义”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因情而产生的义务；另一方面，因情而赋予的生命意義。的村落共同体伦理就是中国人的“理性”，“人情即是理性”“所谓理性，是指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翟奎凤选编：《梁漱溟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7页。在浙江社会治理实践中，许多地方把“基于情的合作”做得有声有色，成效显著。2023年5月，我们在温岭短期调研中，直接参加了一个旨在解决民工吃饭问题的“多方协调会议”，听着来自不同企业、事业、社团、个体工商业、民工代表们的发言，我们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千方百计想办法”的精神所感动，我们从中感受着温岭当地人对于外来民工的深深的“情”。在乡镇街道政府的统一协调下，他们创造了合作的新方式，解决了问题，得到了数以万计的民工的称赞。

其二，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村落生活是艰难的，为了活下去，农民们必须与时俱进，以新的方法应对挑战。“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价值观源自于以精耕农业为基础的村落，在温岭社会治理中发扬光大。温岭最先提出了“政府上项目，公民来拍板”的社会治理理念，并开展了“泽国试验”；温岭创造了“乒乓球摇号”作为公平、公正选择参与协商代表的方案；温岭提出了“商治”新概念，墙上到处贴着“有事好商量，众人来商治”的口号，创造了许多不同模式的“商治”办法；温岭成立了“协商驿站”，“多方征集选题、确定协商议题、组织调查研究、开展协商议事”；温岭建设了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共享法庭”，让民选的代表担任“庭务主任”；等等。

其三，仁爱与奉献。社会治理在多方互动中开展，参与者的仁爱与奉献精神既成就着“自我提升，自我转型”，也创造了社会治理的佳绩。在义乌，冯爱倩曾勇敢地向当时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讨说法，得到了谢高华书记的默许“摆摊”，成为义乌最早的小商品经营者。但是，她却在“有机会赚大钱”的时候放弃了大部分生意，担任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治安保卫委员会主任，全身心投入到义乌小商品市场秩序治理与社会治理中，为义乌市场与社会秩序治理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温岭，我们访问了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郭文标，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断主动在海上救人，后来发起成立了温岭义务救援队，在工作之余，他几乎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商治”中，他是“协商驿站”的负责人，是“共享法庭” 的“庭务主任”。任何时间地点，只要有需要，都有郭文标的身影。

五、聚焦人的转型，创造美好生活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探索，作为伟大探索的一部分，社会治理不断进行着尝试、创新，经历过失败，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功。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们在对以往社会治理实践的观察中发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经济是重要的，GDP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却是人的状态。假如我们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但人仍然停留在前现代的“原始状态”，或者人抛弃了中华文化而沉醉在西方的美好生活想象中，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就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从以往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总结出实现“人的转型”的方式，即“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升，自我转型”，呼吁社会治理不仅要“处事”，更要“育人”，切实承担起促进“人的转型”这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唯有传统的农民转变成为现代公民，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真正给亿万中国人民大众带来美好新生活。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中外话语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