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与文学的空间生产

王爱松

摘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在给文学研究带来创新和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空间概念的混乱、理论方法的适应性、空间形态的多样难以归类等问题。文学生产中的空间，不是空洞的、僵死的、无情的空间，而是活的、有人的、有情的空间，需要借助空间的多样性、“关系的空间”等概念，对文学生产中的空间进行有效的形态分类，并建立起其中的人与空间、地方的多样性关系，彰显诗意栖居、恋地情结、处所意识等观念在文学生产中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空间；地方；空间转向；空间生产；地理批评

一、从多琳·马西的《保卫空间》谈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空间转向，带来了富有生气、创新性和多学科的学术探索。相应的，在文学研究界，按罗伯特·塔利的说法，也出现了空间转向影响下的“空间取向的文学研究”（spatially oriented literary studies），这种空间取向的文学研究，“无论是在文学地理学、文学制图学、地理哲学、地理诗学、地理批评的旗帜下运作，还是在更一般的空间人文科学的旗帜下展开，都通過以各种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空间、地方和文学之间的动态关系，重构或改变了当代批评。”1然而，应当看到，空间转向在给文学研究带来创新和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由转向背景的复杂、理论资源的驳杂、研究方法的多元等所引发的多重问题和危机（例如基本概念的混乱、思维方法的含混、旧瓶装新酒式的创新），甚至出现了能否进行有效学术沟通和交流的懂与不懂或难懂的老问题。

以我自己翻译的多琳·马西的《保卫空间》为例。该书中译本出版之后，我便接收到该书读不懂或难懂的读者反馈。就《保卫空间》中译本本身而言，“难懂”的原因大概有三。其一是涉及的理论资源驳杂：作者在书中广泛征用或化用了柏格森、海德格尔、胡塞尔、德勒兹、列斐伏尔、墨菲和拉克劳、德·塞托、海森堡、普里高津等众多文化名人的理论资源，由于作者是在不断的援引、剥析和辩驳中论证自己的观点，对柏格森的时间绵延概念、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等没有基本了解的读者，阅读时就会感觉有难度；其二是写作方式的特殊：区别于多琳·马西自己的《劳动的空间分工》《空间、地方与性别》等更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保卫空间》是这位以地理学为主业的学者的学术随想录，写作过程中思维的跳跃、插入语的众多带来了读者阅读上的困难；其三，中译本翻译策略的考量和选择（是直译还是意译、是选择“异化”还是“归化”），也会影响到读者阅读过程中的观感。

作为译者，面对来自学生和读者的反馈，我给出的建议是，先理解《保卫空间》“开场白”所讲述的三个故事和第一章所提出的三个命题，或许“难懂”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开场白”所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1519年（里德元年）科尔特斯抵达特诺奇提特兰（今天的墨西哥城）的故事：尽管西班牙征服者见识了该城的辉煌灿烂，其规模是同时期欧洲马德里的五倍，但“我们”（欧洲人）还是将其讲述成了“发现之旅”的故事，“穿越和征服空间”的故事。 “开场白”所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是有关“全球化无可避免的故事”：这一故事本质上是一种双重奏，一方面高声赞美资本的不平等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行严格管控；莫桑比克或尼加拉瓜不被认为是同时期的他者，这些国家“落在了后面”。这种故事叙述取消了空间的多元性和同期异质性。第三个故事涉及在一个越来越相互关联的世界里，地方观念及其象征价值却被没完没了地征用，全球地方感兴起，“退回地方”作为一种防御性策略登上世界舞台。1

显然，多琳·马西所讲述的三个故事不无典型意义，围绕这三个故事所展开的沉思自有其道理。第一个故事着眼于历史，类似于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的故事：欧洲殖民者对“发现之旅”“无主之地”一类概念装置的发明，实际上抹杀了阿兹特克人等原住民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一直在经历和生产自己的历史（乃至更辉煌的历史）。第二和第三个故事着眼于当下，读者只要想一想英国脱欧后对东欧国际劳工的拒斥与管控，以及世界性的逆全球化趋势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便不难明白作者对国际秩序中空间不平等和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关系的洞察和预见。

再看《保卫空间》第一章所提出的三个命题：（1）“将空间理解为相互关系的产物”；（2）“将空间想象为多样性存在的可能性的领域”；（3）“将空间想象为总是处于建构过程之中，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2

第一个命题事实上突出了“关系的空间”作为关键词在全书的重要性。“关系的空间”涵义极为广泛，可理解为任何两个要素关联互动所产生的空间，大到两个星系或两个民族国家，小到两个个人或两种性别，甚至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所观察过的一处家宅的地窖与阁楼之间，只要构成空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关系，即构成“关系的空间”。“关系的空间”并非多琳·马西的独立发明，至少齐美尔在1903年的《都市社会学》中即阐明过社会学意义上的“关系的空间”。齐美尔说，特定空间范围内存在的相互孤立和隔绝的个人，以其本体和活动直接占取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和邻近的那个人的位置之间是未填充的空间，实际上一无所有”，而一旦这两人进入相互作用，他们之间的空间似乎就被填满了，变得富有了生机，建立起了“之间”的关系：“在两个要素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是它仅仅是一种在一个要素和另一个要素身上内在发生的运动或者变化，现在在它们之间——在空间上进入它们之间的意义上——发生”；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相互作用使此前空虚的和无价值的空间变为某种对我们来说是实在的东西，由于空间使相互作用成为可能，相互作用填充着空间。”1当然，多琳·马西笔下的“关系的空间”，远远超出了齐美尔这里所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关系的空间”，扩展到了任意两个要素所构成的相互作用的空间关系。这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空间研究的范围，一方面也为空间取向的文学研究者利用“关系的空间”的理论成果，深化例如后殖民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科幻小说、酷儿理论等提供了新思路。

第二个命题所主张的是多样性和空间的相互构造，即所谓“没有空间，就没有多样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空间。”2这一命题并不难理解。人们日常所说的社会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文学的多样性、自然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等等，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中，同时也通过社会、文化、文学、自然、生物等的自身的多样性，打造出空间的多样性。这种空间的多样性，下文在讨论文学中的空间形态时，还将做更具体的分析。

第三个命题所主张的是，像时间、历史和未来是开放的一样，空间也是开放的，总是处在建构过程之中。在互相作用的空间中，总有新的“关系的空间”需要建立或正在建立，无论人类的太空探索和旅行，还是民族国家安全空间的关切和边界的变化，抑或是个人对亲密无间关系的渴盼与独立私人空间的拿捏，都不是静态的、封闭的、已完成的，而总是处于动态的、开放的、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

很大程度上，《保卫空间》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产物。其理论主张、研究方法、思维模式，典型地反映了空间转向的时代背景、学术思路和理论贡献。尼尔·史密斯曾说，虽然在20世纪早期的艺术、物理学和数学中，空间变得活跃起来，但是在社会学和哲学中，空间却有着相当不同的故事，“那里的空间更经常地是僵化、静止、停滞的同义词；空间本身已成为一片盲区。”3这种状况的形成，一般认为是长期以来人类文化史上时间先于和优于空间得到考虑的结果，尤其是19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历史主义盛行的结果：时间被视为是流动的、动态的、有活力的，是人类铭刻、标注世界和历史的主坐标，空间则被视为固定的、静态的、无活力的，相对时间来说只是一个粗陋的容器和框架，是人类铭刻、标注世界和历史的一个旁注。然而，随着人类历史日益进入到全球化、都市化、解殖化、网络化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发现空间的作用和意义日益突显，时间优于空间的研究方法不仅不足以阐释世界的当下和未来，也不足以恰切解释世界的过去和历史。特别是，随着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衍变，时间与空间的等级关系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倒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空间转向的时代。经常被人们引用的福柯、詹姆逊的两段文字，精练地概括了这种变化。福柯说：“现在的时代也许首先是空间的时代。我们处在同时性的时代：我们处在并置的时代，近与远的时代，并列的时代，分散的时代。”1詹姆逊同样说：“我认为至少可以凭经验提出，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精神体验，我们的文化语言，今天是由空间范畴而不是时间范畴所主导的，正如此前现代主义鼎盛时期是由时间范畴而不是空间范畴主导一样。”2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重要的不是宣布空间时代和空间转向的来临，而是要厘清它们为什么来临并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何种新视野、新方法和新结论。

正如瓦夫和阿里亚斯所指出的，空间转向并非少数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的异想天开、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化的结果和反映，空间观念的生产离不开空间性的生产。19世纪现代意识中的空间从属于时间，是一种反映出工业革命时空压缩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思想界又通过历史主义的棱镜——“一种脱空间的意识”（a despatialized consciousness）——得到彰显：通过提出发展存在着各种时间“阶段”，历史主义的思想“将时间线性化，将空间边缘化”，将过去描绘成了“从野蛮到文明、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文明、从黑暗到光明的进步的、不可阻挡的直线上升过程”。3在瓦夫和阿里亚斯看来，正是在这种历史主义思想的制导之下，黑格尔和汤因比对历史的叙述很少关注空间，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篡夺了原有的将进化视为“随机的、开放式的进化观”，而代之以斯宾塞“适者生存”为代表的“简单化的、种族主义的、线性的种系渐变论”，而最为典型的，则是东方主义思想对西方地理想象的建构：通过这种建构，越远离欧洲，越被等同于处于发展的更原始阶段，欧洲之外因此变成了欧洲之前，空间维度被置换成了时间维度，其结果，使空间黯然失色的历史主义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服务于帝国的思想，“欧洲之外即欧洲之前”（beyond Europe was before Europe）的主题，甚至在现代化理论及其当下的新自由主义变种中被反复重申。4显然，瓦夫和阿里亚斯的梳理和分析，很大程度上可以和多琳·马西所思索的三个故事、所提出的三个命题形成呼应，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爱德华·苏贾为什么认为空间转向涉及历史主义的终结，因为历史主义赋予时间以优先地位，“淹灭了地理想象和空间想象，将地理想象和空间想象边缘化了”5。而空间转向所带来的，是空间对时间暴政的颠覆，是重申人文社会科学中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的空间维度，重建时间和空间两个同样重要维度之间的正常关系。

二、空间的多样性与文学中的空间

正是在这种空间转向的背景下，文学研究界最近几十年以来也兴起了方法论上空间取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这类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关注“文学作品中对地方的再现、文学与地理学的关系、文学和制图学实践的历史转变、空间在批评理论中的作用”等等问题，同时发展出了空间取向的多学科或者说跨学科方法与实践，建立起了文学与“建筑学、艺术史、地理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理论、城市研究”等学科之间的有效联系。1

当然，文学界的这种空间转向，在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新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引发出了新的问题，并与老的并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妨碍空间取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绩。在此，且让我稍作分析。

首先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空间”概念的混乱和含混。米克·巴尔曾说：“来自叙述文本中的概念，很少有像空间概念一样既不言自明又仍然如此含混。只有少数理论出版物专心研究过空间概念。”2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旦进入文学生产的领域，处理“空间”这一概念便十分棘手。在哲学上，只要借助与“时间”概念的对照，指明空间是与时间一样的构成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广延性、时间是物质运动过程中的持续性），即可解决哲学上的“空间”定义问题。但在文学领域，定义“空间”概念则困难得多，“空间”概念还与地方、地点、位置、方位、场域、场所、场景、情境、景观、环境、背景等周边概念有着极为复杂的交织和联系。在这里，解决的可行办法，或许是可以在概念网或概念地图的意义上，仔细地辨析和厘清这众多概念之间的关联、同异及层级关系。段义孚对空间与地方的区分，便不无启发意义。段义孚认为，空间的意义通常与地方的意义融为一体，但“空间”比“地方”更为抽象，“空间”和“地方”是需要相互定义的，“从地方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我们意识到空间的开放、自由和威胁，反之亦然。此外，如果我们认为空间是允许运动的，那么地方就是暂停；运动中的每一暂停使位置能够转变为地方。”3这事实上打破了以往将空间视为静态的、无活力的、僵死的刻板印象，并建立起了空间、地方、位置之间的有效理论联系。“地方是安全，空间是自由：我们依恋安全也渴望自由”，而没有任何地方比家更能够满足我们这种双重情感要求的了，“什么是家？家是老宅、是老街坊、是家乡或祖国。”4通过将空间定义为自由的地方、将地方定义为安全的空间，段义孚巧妙地解决了空间和地方的动静、远近、大小、抽象和具体等等问题（具体的地方必然占取一定的空间，更为抽象的空间也必然通过具体的地方来体现），他事实上也给“恋地情结”（Topophilia）和思乡情绪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说明，并给文学研究者以启示。文学生产中的空间和地方，都不是物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和地方，而是承载了人的主观情感与情绪的空间和地方，是有情的空间和地方。文学生产中所有恋地情结和思乡情绪的产生，以及例如乡土文学中逃离与回归的母题的生成，几乎都离不开人对这种自由和安全的双重需求及其抵牾矛盾。同样，面对场景、景观、情境、背景等概念时，如何既照顾到这些概念在具体使用语境中的内在含义（乃至在具体文类和亚文类中含义的细微差异），又在空间转向的背景下建立起它们不同于在以往理论系统之中的与“空间”概念的聯系，也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其次是理论方法、实践工具和概念装置的适用性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所带来的空间取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由于获得了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和实践工具，在研究方法和批评工具等方面取得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便利。但空间转向中涉及的学科、理论家、理论流派众多（《空间和地方关键思想家》一书列举并独立讨论的关键思想家即多达66位1），其中的理论观点、方法论、批评工具，既有相同的取向和样态，有时也不无差异和矛盾。即使看似简单的对空间形态的区分和命名，“绝对空间”一词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就较小，而“心理空间”一词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却大有用武之地；即使同一个关键词，例如“宇宙空间”，在用之于刘慈欣《三体》一类的科幻小说时，可以做到理论与实践上的无缝接合，但在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时却几乎派不上用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最近几十年以来的空间取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深受文学之外众多学科的影响，但文学自身内部的诗学动力和思潮涌动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米歇尔·柯罗即观察到，“地理诗学”的说法是由两位法国诗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起因于对“语言学转向”所引发的过分宣扬文本至上潮流的反抗，“继海德格尔之后，有不少诗人同样对荷尔德林的那个名句深以为然，就是将诗作为人类在地球上赖以为生的根本条件（模态）：‘人类总还在地球上诗意地栖居。”米歇尔·柯罗认为，正是这种现代诗学的新趋势催生出了“地理诗学”的批评方法，“地理诗学”这一术语的发明，建立起了世界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集合了两个世界中的两种现实的秩序：“在建立了空间和人类智慧活动之间的某种联系之后，重新考虑笛卡尔式的‘我思与‘我在之间的区分；其次是背离了结构主义的所谓符号与文本的封闭之间的任意性原则，假设了在世界经验与语言经验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2由此可见，“地理诗学”批评方法，虽然也可以放到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讨论，但由荷尔德林《在令人神往的湛蓝中》一诗所引出的“诗意栖居”的理念被广泛接受和发扬光大，也是或者说更是“地理诗学”兴起的内在诗学动力和隐秘脉络。发掘这种文学世界本身的内在动力和隐秘传统，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而且有助于调动文学学科内部根深叶茂、富有活力的诗学资源，将空间取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推上更高境界。

再次是因为空间形态的多样性，导致对文学空间形态的分类难以得到理想解决。这是一个老问题，并且因为全球化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崛起而叠加上了更为复杂的新问题。其根源首先仍可追溯到很长时间里对空间的理论研究不够、欠深入。《现代小说中的地方和空间》的作者韦斯利·A·科特曾说，没有显而易见的方法可以让人开始讨论现代文化中的人类的地方关系和空间性，如果有所谓塑造空间分析和理论的成规的话，也是相当罕见的；他认为这一点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地方和空间在现代性中没有得到人们给予时间和时间性的那种系统的、广泛的关注”，他将其原因首先归结于时间易于抽象和度量，在哲学上比空间更具有吸引力；他并且认为来自于各个学科的学者对人类空间性的讨论是漫不经心的，没有达成共识，这造成了三种后果：（1）“控制人们讨论空间性的范畴不固定”，（2）“地方和我们与地方之关系的各种问题，比它们所需要的更为难以捉摸和复杂多变”，（3）“在这一领域里，虽然有许多有才能、有趣的供稿人，但没有任何主流的、权威的声音、学派和方法”。1由于在空间理论的研究上列斐伏尔、福柯、克里斯蒂娃、德勒兹、哈维、苏贾等都提供了重要贡献、构成了重要影响，科特说这一领域里没有任何权威的声音多少有些言过其实。不过，时至今日，人们在对多样性的空间形态的分类上，依然未能形成共识，也确实是有目共睹的现象。再加上由于文学与空间的关系、文学对空间的表征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形态学的分类更是难上加难。空间一旦进入文学作品中，以语言、文本的形态固定下来，其性质便与自然的空间、客观的空间等空间形态产生了差异，往往构成苏贾所说的那种集真实与虚幻于一身的空间；而文学对空间的表征，一方面是可以做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写，但另一方面，它往往成就的是空间的个案，这种个案甚至拒绝归类和概括。尤其在诗歌和散文中，作者常常追求的是以小见大，所谓“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所观察的地窖、阁楼、抽屉、箱子、鸟巢、角落等空间形态，往往不构成其他学科对空间问题感兴趣的学者的观察对象，却成为文学艺术界空间研究发现微言大义的上佳材料——因为那是有人的空间、有情的空间、有灵魂的空间，是文学研究理应研究的对象。

不过，话说回来，在应当研究和怎样研究、能否研究好之间，常常隔着一座珠穆朗玛峰。前述所说的文學中的空间形态的分类，即是难题之一。按米克·巴尔的说法，“事件总是发生在某个地方，事件发生的位置原则上也许是可以归纳的，”2以小说理论所说的一个故事的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为例，故事人物总是落位于作家所给定的地点之中，在空间中占取自己特定的位置，在故事发生的特定的时间流中，每一个情节片段的时间节点也暂停于特定的地点和空间之中。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时间是依附于空间、地方和地点而存在的，空间比时间更为重要，没有无空间的时间。在莫言《红高粱家族》所叙述的那场抗日伏击战中，那一明确的时间标识“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既是物理时间意义上的纪年时间，更是属于高密东北乡的时间、墨水河的时间、“我爷爷”“我奶奶”的时间，是叙述人“我”的家族记忆可以不断重返的“时间”。简言之，是空间化的时间。这种文学个案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拒绝理论的归纳和抽象。

但文学研究仍然需要理论归纳和抽象。这里且从空间对立（spatial oppositions）的角度稍做尝试。

首先可以从方位的角度观察和区分文学中空间的里/外、上/下、东/西、南/北。鲁迅《孔乙己》中鲁镇酒店大柜台的里外，成为长衫帮和短衣帮、坐着喝酒和站着喝酒之区分的空间隔断装置。这种区分里外的装置，使“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成了例外之人，在由物理空间来体现和象征的社会空间里，孔乙己既在“里”又不在“里”，既在“外”又不在“外”，他是“之间”之人，是可怜的零余之人。上/下的区分常常也可起到同样的空间隔断、区分作用。米克·巴尔在英国的电视连续剧《楼上楼下》中，通过观察楼上和楼下、画室和厨房的位置关系，看到了社会阶层的主仆关系，在这样的空间里，虽然同处同一个屋檐之下，但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本质上是不存在的。韩国电影《寄生虫》中基宇和基婷一家所居的地下室与朴社长一家所居的别墅，乃至朴社长家地下室的暗室与地上楼层的上下关系，同样也是社会阶层区隔在空间上的形象表达。至于东/西、南/北的区分，我们既可以在较微观的空间尺度上找到典型的例证，也可以在更宏观的空间尺度上找到例证。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通过阎家山“西头”的砖楼房、“中间”的平房、“东头”的土窑的空间布局，传达了古老中国乡村社会中富与贫、大姓与杂姓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差序格局，可以说，阎家山的房子不是单纯的人的居住空间，阎家山的房子有故事，阎家山的房子会说话。至于20世纪30年代京海派论争中涉及的中国南北文学的比较，近几年所讨论的新南方文学，以及世界文学范围里斯达尔夫人所说的欧洲的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1，空间转向背景下对全球南方文学的研究2，都需要借助更为宏观的空间视野做出具体分析。

也可以按某些文类来区分文学中的空间，例如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的乡村/城市，宗教文学中的天堂/人间/地狱。这类空间形态的对立有时还会产生某些新的变种。在郝景芳《北京折叠》那样集科幻文学和城市文学于一身的作品里，同一城市不同人群呈现为折叠状态的生活空间，反映出的是同一城市空间的人并不生活在同一个同温层里。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占卜女人所说的马洛奇亚的两种命运（“我看见两座城市：一座是老鼠的，另一座是燕子的”），表达的是同一城市的一体两面，空间的象征意义叠加上了时间的象征：“神谕的解释是，在今天的马洛奇亚，人们在铅灰色街巷里像老鼠一样东奔西窜，相互争抢着最强悍的同类牙缝里偶然漏下的食物残渣；但是，一个新的纪元就要开始，那时候，马洛奇亚的所有人都会像飞翔在夏空中的燕子，彼此在游戏呼叫着，显示自己用静止的翅膀飞行的本领，在急速下滑中消灭空中的蚊虫。”3在曾流行一时的周励的留学生文学《北京人在纽约》中，“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的主题表达，“天堂”与“地狱”的空间隐喻已丧失了原有的宗教意涵，成为全球化时代都市文化光明与黑暗一体两面的象征。

也可以按地理区域在地志学的意义上来观察和区分文学中的空间，例如大陆/海洋（岛屿）、内陆/边疆。在莫尔的《乌托邦》、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哈林顿的《太洋国》等经典乌托邦作品中，大陆与海洋（岛屿）的空间对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的当下与理想的未来之间的对立。而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当作者写下“从前的加利福尼亚是属于墨西哥的，土地属于墨西哥人”的时候，所提及的美国西部开发的故事，本质上诉说的就不仅是美国梦的故事，而且是墨西哥人噩梦的故事，多少让读者联想到新墨西哥州的前世今生。同样，在笛福《鲁滨逊漂流记》、麦尔维尔《白鲸》、海明威《老人与海》、艾芜《南行记》、张承志《黑骏马》、姜戎《狼图腾》等作品里，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背景和方位，也都发挥了各自的主题、结构或审美、象征功能。

还可以观察文学中的客观空间/主观空间（心理空间）、真实空间/虚拟空间。在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有点轻佻的丽迪雅所幻想的白利屯所有军官都向她献媚的空间，本质上是主观的空间、心理的空间，而她的老父亲所说的“谁也看不上她”的那个白利屯，本质上是一个真实的、对丽迪雅来讲过于残酷的客观空间。在李锐的小说《万里无云》中，当张仲银写下“站在山头望北京”的诗句时，“北京”只是一个主观的、心理的、想象的空间，而当他偶然听到北京知青刘平平一句“他要真去了，连天安门广场也放不下他那双方口鞋”时，他所面对的是客观的、真实的空间，所产生的是如遭雷击般的震惊之感：“我当时实在没有想到，天安门广场会突然走到我眼前”。随着全球网络化时代的到来，真实的空间和虚拟的空间之间的界限被打破。真实的空间与虚拟的空间之间的对立与穿越，在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读数为零》和《蒙娜丽莎加速器》一类作品中，已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文学事实。

由于空间的多样性，要对文学中的空间形态进行穷尽式的分类和概括，是不可能的，以上仅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尝试。而且，在这里，无论是里与外、上与下、南与北的区分，还是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拟等的划分，都是相对的。巴什拉曾提出诗学意义上的“外与内的辩证法”，其思考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在他那里，“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不再是几何学意义上的简单对立关系，它们可以跨越几何界限，相互渗透，无限扩张，甚至颠倒互换。巴什拉借用亨利·米绍的诗句，将‘空间描绘为一个‘可怕的既在内又在外之物。在诗歌的言词游戏中，空间意象沟通了读诗者肉体所处的外部世界与他心灵所在的内在世界。通过诗歌所提供的外部意象，无尽的欲望与无拘的想象在读者广阔的心灵空间中驰骋。在这个过程中，内外世界交融互通，空间成为‘半开放的存在，人也因这种互通而成为‘半开放的存在”1。巴什拉不仅将诗歌中的空间意象置于诗歌文本内部加以思考，而且将诗学意义上的“外與内的辩证法”的思考延伸到了读者审美接受的场域。这意味着，空间取向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远不只是对文学中的空间的批评和研究，它还有着更广泛的批评与研究空间需要开拓。

三、“关系的空间”与文学的空间生产

空间取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深受来自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思想和批评方法的影响。举其大者，按塔利和巴蒂斯塔的说法：包括列斐伏尔、哈维、苏贾、詹姆逊等人在内的对社会空间及空间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福柯和德勒兹在内的向空间转向的后结构主义；包括法农、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在内的后殖民批评，包括贝尔·胡克斯、葛罗瑞亚·安扎尔杜、多琳·马西在内的女性主义批评。1这些学术思想和批评方法进入到文学领域之后，既会产生前面已提到的与研究对象的适应性问题，也会产生与原有文学批评和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整合和调适问题。文学研究中，任何所谓新的研究方法，既有对现存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突破，也有对现存研究方法的总结和调整。新的研究方法兴起之后，只意味着新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当下的流行方法，而并不意味着原有研究方法的消失。例如，在文学的空间转向潮流中得到广泛运用的文学地理学和地理批评，就并不是全新的学科和批评方法。

当然，空间转向后的文学地理学和地理批评，一定吸收和融合了新的思想元素与新的批评视野。威斯特法尔认为，空间转向后的地理批评，进入了一个多学科的场域，与文学研究、地理学、城市研究、建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产生了真正的互动和交织，但它表现出的“一种比较文学学者的关切”（a comparativist concern），并不限于比较文学的“传统学科概念和实践”。威斯特法尔指出了界定新的地理批评的四大要素：（1）“地理批评是一种以地理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方法，其分析聚焦于全球的空间表征而不是个人的空间表征（例如一个特定的旅行者的空间表征）”；（2）“为了包容与一个地方相关的更广泛的视野，地理批评不再赋予一种特定的视角以优先性”；（3）“地理批评促进一个感觉的王国，一种理解地方的多重感觉的方法”；（4）“地理批评将生命的几何坐标和哲学坐标——时间和空间——整合到一个集时空为一体的方案中”，目的在于“揭示和发现多层次的认同，并突显异质空间在时间性上的变异”。2

循着威斯特法尔的思路，我们可以观察到空间转向后文学空间研究的多重创新，例如理解和表征地方的多学科方法、多重感觉方法，揭示异质空间的多层次认同的方法。以他所推崇的多重感觉的方法为例，这种方法与以往主要用眼睛来感觉地方不同，鼓励对地方的视觉的、听觉的、嗅觉的、触觉的、味觉的全方位的感觉描写和表现，使地方显现为具体化的、现实化了的空间，其中所涉及的感觉描写，也突破了通感等语言修辞手法的一般范围。特劳维奇曾对同一作者的三篇小说中描写街道、楼宇、城市的形容词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我们接触到文学作品中的超常的空间或者空间的荒谬性时，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空间和其中的物体的第一个特征是无感觉、无生命的，恰恰相反，与通常认为街道、楼宇、城市空间无感觉、无生命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文学作品中这类空间常常会移动、有活力，有感觉和自己的生命。“如果一条街道站起来并移动，如果一栋楼房叹息并走开，会发生什么？”特劳维奇通过对“轻佻的”“不快的”“大汗淋漓的”“长吁短叹的”“连哄带骗的”等一系列形容词的分析，发现了《伦敦寻常事报告》《使馆镇》《城与城》三部作品中的空间，是移动的、有活力的、有情感的空间：移动性、活力和情感，分别意指一种独立的存在模式；移动性涉及空间位置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活力的有无涉及是否有无生命，为了维持活力需要有一个生态友好的环境；最复杂也最重要的是情感，因为情感涉及“心灵、认知、推理能力、决策能力、情感能力”。1面对特劳维奇所分析的可以归入文学制图学的某些创作现象，以往研究者很容易将其归入文学对环境、背景的拟人化描写，单纯视为一种语言修辞现象，但特劳维奇却在文学空间转向的背景下进而提出了“有情的、跨本体的空间” 概念。这种概念，有助于我们结合多琳·马西所说的“关系的空间”概念做出进一步思考。

存不存在空洞的、僵死的、无情的空间？在物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存在。但在人文地理学和文学艺术的意义上，则从不存在。纯粹的山水画和山水诗中的空间看似无人，但画框之外的画家和文本之外的作家早已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审美趣味、人生观念等等投射到了看似纯粹的山水、无人的空间之上，人类的活动也早已改变了原始的、自然的空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南山”因诗人的“悠然”变得静穆、无利害；“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王维《鹿柴》），“人语”的出现，使“空山” 富有了人的活力，“见”涉及视觉，“闻”涉及听觉，视觉与听觉、视境与听境的叠加，形成了双重感觉的空间描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人的行止与云的起落、远在天边与近在眼前的空间距离关系，使诗人对人生的穷达获得了新的辩证；“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绝顶”和“众山”所构成的远近、上下的空间关系，衬托出了诗人的磅礴豪情和阔大胸怀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山”成了抒情主体的永恒的情人，在“两不厌”的相看中建立起了“关系的空间”和心灵的交流；而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魅力，则主要得力于古今和天地的时空链接所构成的苍茫和苍凉之感……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文学艺术中的空间，从来都是有人的空间、活的空间、有情的空间；活的空间和有情的空间的创立，人是重要的媒介，更是主要的创造者；此空间与彼空间的关系的建立，此空间与彼空间疆界的确立和穿越，也都离不开人。

既然文学生产中的空间，是活的、有人的、有情的空间，空间转向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就应当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文学领域中空间的人的因素和人文因素，“恋地情结”“处所意识（Topophrenia）”2也理应获得更大的用武之地，人文地理学和段义孚所说的“浪漫地理学”也要受到比自然地理学更多的关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个老农眷恋土地而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乡土是“恋地情结”的一种表现，一个游子的怀乡和归来更是一种“恋地情结”的表现，但如何理解和评价一个少年执意离家、浪迹天涯的冲动？段义孚曾举过两个相当有意思的例子：让·阿努伊的剧作《安提戈涅》（1994）和阿诺德·韦斯克的剧作《根》（1967）。在《安提戈涅》中，忒拜国王克瑞翁建议自己叛逆的外甥女安提戈涅：“生活是在你脚下嬉戏的小孩，你可牢牢掌握的工具，在夜晚的花园里可供你休憩的长凳。相信我，当我们年老时，聊以慰藉的事实就是发现我所告诉你的这一切是正确的。”安提戈涅却回答道：“我唾弃你所谓的幸福！我鄙视你对生活的想法。”在《根》中，想要寻找自己的“根”的年轻的贝蒂，在与自己母亲的一次激烈争吵中大声嚷道：“上帝啊，我的母亲，你生活在乡村但是你没有一点尊严，你生活在绿色的田野里，你种植花草；呼吸新鲜的空气，但是你没有尊严。你头脑混乱，空无一物，你把世界拒之门外。你究竟给了我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两个年輕女孩对自己长辈的态度都很粗暴、相当不友好。我们如何理解她们的不敬和愤怒？段义孚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韦斯特的女主角的探求中，‘有根不仅仅是简单地停留在原地，知道自己的家族传承，而是拓展自己的觉悟。‘有根不仅仅意味着知晓自己家族过往的经历，而且还要知晓人类过往的经历。生活在绿色的田野里，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些对奶牛来说足够了，但对于人类来说远远不够……贝蒂希望拥有一些她认为是‘尊严的东西——一种可以符合她作为人的地位的生活。”1在当下的花园、皇宫与诗和远方之间，在绿色的田野、新鲜的空气和无情的城市、不确定的未来之间，年轻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她们不要做世界上最幸福的奶牛，她们要过一种有尊严的、有作为人的地位的生活。同样，也许只有理解这一点，读者才能真正理解苏童《我的帝王生涯》中端白的选择。在异化的权力和个人的自由之中，端白选择了个人自由，作品中皇宫围墙的空间隔断作用的象征意义，因此也得到了突显。这提醒我们，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不同人物对不同生存空间的选择，常包含着阶层、国族、年龄、性别等等的多重认同差异，“诗意栖居”与“恋地情结”“处所意识”之间，也常常存在复杂的张力。

强调文学空间生产中的空间是有人的空间和有情的空间，还必须意识到其中的人，不是抽象的、本质主义的人，而是有着多重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具体的人。从创作者到作品中的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的独具特色的空间视野和空间意识。这种空间视野和空间意识一方面会打下自己个人背景、成长经历等的印迹，同时也会铭刻上民族或国族审美意识的印痕。这为宗白华这样的美学家写下《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这样的名文提供了前提。宗白华说：“用心灵的俯仰的眼睛来看空间万象，我们的诗和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不是像那代表希腊空间感觉的有轮廓的立体雕像，不是像那表现埃及空间感的墓中的直线甬道，也不是那代表近代欧洲精神的伦勃朗的油画中渺茫无际追寻无着的深空，而是‘俯仰自得的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2空间转向后的文学空间研究，如何来面对、发掘和评价这一类的空间意识，是一个大问题，此处不赘。

当我们按“关系的空间”来观察文学空间生产中的空间时，空间的尺度和边界问题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以何种尺度衡量何种作品中的空间，需要具体分析和考量。面对描写太空旅行的科幻小说，需要宏观的空间尺度，面对反映身体政治的文学作品，也许只需要微观的空间尺度。而所需要的空间尺度的大小，常常决定边界的远近：所需要的空间尺度大，离边界的距离就大，反之则小。在此一方面，空间研究者已做过一些尝试3。

与此相关的是，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的，“所有的边界永远会被跨越，但跨越的经验首先依赖于存在边界……没有边界，无论个人身份还是群体身份，都是难以想象的。身体也是边界的场所，它标出了内与外、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身体是社会秩序在其上标出自己的等级的血肉之躯——这种等级，基于性别、种族、族裔、阶级、种姓、宗教、性向等等的有边界的系统。在所有这些模式和功能中，边界是与时间一起，生成和形塑叙事的场所和社会定位点。”1李锐《无风之树》中的暖玉的身体，就是一个有边界的空间和场所。它既在矮人坪占取自己的位置和空间，也成为众多男人和刘主任争夺和侵犯的场所，它標出了暖玉这个女性人物、矮人坪这个村庄的内与外、自我与他者的多重界限和关系，这个界限也蕴含着不断被突破和跨越的现实与可能。更大场域内的边界被跨越的例子，常发生在移民文学、流散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中。在作家的跨国旅行所引出的跨国游记和日记写作，也常常能够找到空间边界被跨越后所引发的新的文化认同危机的佳例。

《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1824年5月14日的日记，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由于与丈夫、诗人雪莱长期旅居意大利，她爱上了意大利，尽管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都死在意大利，意大利是她的伤心之地，但一旦回到自己的祖国英国，玛丽·雪莱却觉得不适应起来：“我努力阅读和写作，我的思想停滞不前，我的理解力拒绝跟上我所读的文字；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急雨从乌云中倾泻而下，我的心情就像这片可恶的天空一样阴郁。”在这种令人苦恼的当下环境中，她回忆起了意大利：“意大利，亲爱的意大利，这杀害了我所爱的人和我所有幸福的地方，你的一句温柔的话语突如其来地降临在我身上，便让我流下了苦涩的眼泪。我何时才能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何时才能看到你的天空、你的树木、你的溪流？……虽然在热那亚是如此悲痛欲绝，但当我看着峡谷的一侧、阳光明媚的大海和它的小船，披着紫色光芒的海岬、星空、萤火虫和生机勃发的春天时，我有着何种的遐想啊。然后，我便可以思考，我的想象力可以创造和组合，我的自我被我创造的宇宙的宏伟壮丽所吸引。”2空间的迁移，常会带来文化的冲击和认同的变化：有时是兴起错把他乡当故乡的情感，有时是催生出与故乡和故国心理上的生分和疏离。玛丽·雪莱在日记中所披露的这种身心分离，是一种由空间的迁移所引发的强烈的文化撕裂感：英国与阴郁的天气、可恶的天空、恶劣的环境、灵感的匮乏联系在一起，意大利则与明媚的大海、灿烂的星空、心怡的环境、创造力的勃发联系在一起。推而广之，居住的空间可以影响到自我的创造和文学的生产，文化的认同可以压制国族的认同，国际主义的情绪可以修改民族主义的情绪。空间体常常是主体多重认同的载体和场所：时间的飞逝、记忆的流动、情绪的起伏、生命的节拍、创造的艰苦与欢欣，都可能在这一载体和场所上铭刻下自己的印痕，并呼唤文学研究者做出具体分析。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在文学的空间生产过程中，作家在创造文学中的空间的同时，也在创造文学的空间形式。这种空间形式的创造，本质上更接近文学自身的空间生产，需要借助莱辛的《拉奥孔》、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等理论资源加以分析和研究。因篇幅所限，这里备而不论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