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少子化难题

赵慧

少子化在日本已经成为让人头痛的社会问题之一。但在应对方式上，人们常常称之为“toolate，too little”，意思是“应对过慢，预算不足”。

从1992年日本内阁府在《国民生活白皮书》里第一次提出“少子化”这个概念算起，日本已连续31年呈现少子化趋势。1990年，日本发现，上一年的合计特殊出生率（指的是女性一生之中生育人数，以下简称出生率）降至1.57，是这个数据自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值，甚至低于1966年因“丙午迷信”（一种相信当年出生的女性会克夫的迷信说法）导致的低迷出生率1.58。而从统计学上看，日本出生率一旦低于2.07，就意味着无法维持总人口的增长。

遗憾的是，即便舆论在19 9 0年将出生率数据带来的冲击形容为“1.57 shock”，此后4年，日本也没有出台任何国家策略。出生率由此一路下降，直到1994年12月，日本才正式推出针对少子化的第一个施政方针“天使计划”，制定了之后10年国家在育儿支援领域的基本方向与重点策略，包括增加托儿所数量、延长托儿时间等具体措施。

另一方面，到2005年出生率再次降至当时的史上最低点1.26为止，日本针对少子化的财政预算几乎都没有什么增长。对那段时间的日本政府来说，更直观的危机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群的老龄化率从12.1%（1990年）上升到了14.6%（1995年），它把更多财政预算放到了应对老龄化上。直到2020年，日本国家财政预算里，“家庭关系社会支出”这一项与GDP之比才刚刚达到2.01，是史上投入最高的一年，但仍然没有达到常常被拿来对标比较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在这一指标上的平均值。

从策略内容来看，1990年代的日本少子化策略仍然集中在育儿支援领域，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少子化的法律法规，从“育儿支援”与“工作与育儿两立”两个角度入手推进策略。到2010年代后半期，策略开始延伸到结婚问题、地方创生、幼儿教育等多个领域。

虽然目前日本少子化倾向仍在继续，但有一个地区—冈山县奈义町的出生率指标实现了回升，在2019年达到2.95。有不少日本地方政府都跑去那里“取经”。奈义町的少子化应对策略里，首先是提供了20多项的充实育儿补助，其次是切实解决问题的育儿支援，在此基础上，还推出吸引年轻人移住的居住政策与工作政策，在住宅建设与工业基地方面不断整备，以此向公司们发出邀约。县厅信息企划课参事森安荣次强调，这些策略是“结合居民需求，花了十几二十年，在经济与精神上都予以支援、不断累积的成果”。

之所以采取这种综合策略，是因为奈义町意识到了少子化带来的社会危机。2002年，它差点面临行政合并危机，居民投票拒绝合并之后，它开始了长期的地方改革。其实发展至2014年，它的出生率已经上升至2.81。日本经济产业省曾推进支持的一个民间讨论团体—日本创成会议在那一年提出了一个假设：随着人口减少，2040年时，日本可能有一半地方政府难以存续，奈义町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这意味着，奈义町如果仅依靠育儿等政策补助，仅仅是让各种事业开了个头，尚不足以让居民扎根在这个地区、与这个地区产生更持久的关联。

出生率提升的样板：日本冈山县奈义町的主要育儿支援策略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综合整理

所以它才會将住宅、企业纳入更广域的施政范围—招募企业入驻之后，修缮公营住宅，能够让人们住在当地，降低外地通勤导致居民流失的几率。另外，政府向居民们发起了问卷调查，然后通过讨论小组与议会讨论等各种形态反复商议，制定了综合策略。在那些讨论里，政府收到了一类反馈：育儿的女性希望在白天能够完成少量短时间的工作，但在地方上，常常没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工作与社交是居民与城镇产生关联的一个接触点，如果这个接触点消失，居民们很容易搬离这个地区。

奈义町在2017年提出了一个“城镇工作便利店”的计划，简单说，就是由政府牵头，委托一个社团法人做一个工作机会的中转站，为居民和工作需求方提供连接点，并提供就业咨询。这个社团法人也承担着地区再生项目推进的责任。奈义町政府也将一部分政府工作外包分给这个组织，意在既能降低成本、提升行政效率，也能为城镇带来更多灵活就业机会。

奈义町是一个小规模改革的理想样本，因为向少子化问题上投入更多预算，常常意味着要在其他某些领域减少投入。在决议基数越大的地方，也就越难形成统一意见。但也有人指出，应对少子化的关键策略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需要解决年轻人的焦虑。就全国范围看，日本也提出了阶段性的详细施政策略。所以更多人会质疑，为什么“做了却没有效果”。日本政府在少子化方针上并没有赢得太多国际声誉，其他的政府们大多在讨论，“如何才能不像日本那样”？

造成出生率下降的源头“育龄年轻人在想什么”，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领域。在修正早期“育儿支援”策略的过程中，施政者常常喜欢对标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经验，但也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工作与育儿两立”政策未必适用于所有育龄人口。

家庭关系社会支出与GDP之比

数据来源：日本儿童家庭厅

日本中央大学研究家族社会学的山田昌弘教授就建议人们把目光再往前拉一点。他同时兼任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会议”专门委员，在为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撰写报告时，他分析说，对日本人而言，考量结婚时有两个层面的因素，一是体现经济层面上，人们会考虑结婚是否意味着生活会比单身时更好，以及未来是否能为孩子提供优于自己成长环境的抚养条件；另一个则体现在社会层面—能否与喜欢的人一起生活。这两个前提目前都受到了挑战。

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与泡沫经济时期，也就是如今这一代年轻人的父母成长、结婚生子的年代，人们对经济景气的信心程度远超现在，年功序列、终身雇佣是职场主流，社会意识与传统上，男性收入是支撑家庭收入的主要支柱。在年轻男性在经济上更为安定的前提下，更多女性在育龄期短暂或长期回归家庭。而如今，非正式雇佣所占比例已超过企业用工总人数的1/3，物价上涨，经济不稳定性也更强，这会影响育龄人群在经济层面的信心。所以，育龄人群不仅担心自己是否会被婚姻與育儿拖入“阶层掉落”的困境，也缺乏自己孩子的生活会比自己幼时更好的信心。这些现象都影响着育龄人群的结婚意愿。

日本的少子化对策经验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综合整理

另外，也正是因为非正式雇佣的普及与加班风气带来的长时间劳动倾向，如今的年轻人缺少和同龄人增加际遇的机会。年轻人也早已走出了“恋爱滤镜”—早年号称是恋爱结婚一代的父母并没有都如电影电视里那样恩爱，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21年一项针对结婚与生育问题的调查也显示，未婚女性对朋友的婚后生活持“肯定判断”的仅有5成，所以恋爱成为了一件费时费力、可有可无的事。

在这样的社会学前提之下，“工作与育儿能否两立”成了生育之后才会遇到的问题。正因如此，出生率问题才会在最近10年的语境之下成为包括结婚在内的综合施政问题。

对日本而言，也不是没有好消息。上述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中还有一个指标值得关注：在对理想生活路径的描述中，无论受访对象是否结婚，愿意选择“工作与育儿两立”的男性与女性都达到了史上最高值，均超过1/3。

2020年，日本内阁府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得出了男女性别差距越小（越平等）、出生率越高的关联倾向结论。不仅如此，研究还指出，男性对家务与育儿付出越多时间，出生率越高；丈夫在休息日参与家务与育儿时间越长，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越容易上升。不过，在男女性别差距上，2022年，日本在146个国家中仍然仅排名第116位。

今年3月，日本岸田内阁提出在育儿休假制度上做出“更加根本性的变化”：为了改变社会构造与社会意识，日本计划在2025年实现男性育儿休假获得率达到50%，2030年上升到80%。根据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调查，2022年，日本男性育儿休假获得率比上年大幅上升18.2%，达到47.5%，平均休假43.7天。

这多少是一个更好的倾向。毕竟，只有更多人愿意实践这条道路，才能在社会舆论形成、职场环境塑造与实际操作时，取得扎实的施政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