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工作到老的神仙眷侣
——记两栖动物学泰斗费梁和叶昌媛夫妇

※文/华康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有一道“风景线”，每天早上九点，年过八旬的两栖动物学泰斗费梁和叶昌媛夫妇手挽手准时走进研究所大门，开启新一天的工作。相依相伴半个多世纪，费梁和叶昌媛的婚姻里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甜言蜜语，甚至没有互送过礼物，但他们的相濡以沫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让世人赞叹不已！

志同道合走到一起

费梁、叶昌媛同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研究员，从事两栖动物研究整整60年。

时间追溯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费梁和叶昌媛先后进入中科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即现在的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在这之前，他们都就读于四川农业大学。叶昌媛至今记得毕业后再次见到费梁的场景，“当时我跟院里同事在食堂排队打饭，见他来了很高兴，便招呼着，心想这下研究队伍又增加了力量。”吃过饭后，大家就去走马街、春熙路逛了逛，一行人很快熟络。费梁和叶昌媛之间也慢慢熟悉并互相欣赏起来。“我听老师说，你的成绩是最好的，画标本图案既认真又仔细，老师经常表扬你，让我们向你学习呢。”听了叶昌媛的夸奖，不善言辞的费梁脸红到脖子根。不久后，他们又被派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协助前辈教授完成工作。当年条件艰苦，研究所买了3头奶牛想改善大家饮食，单位把饲养奶牛的任务交给叶昌媛。因为没有饲料槽，奶牛不肯吃东西，产奶量很少，叶昌媛就用自己的脸盆盛饲料。闹脾气的奶牛终于产奶了，费梁清晰地记得“牛奶稀饭”的味道，醇香软糯，回味无穷。一天傍晚，费梁去食堂路上正巧看到叶昌媛喂奶牛，奶牛舌头把脸盆上的搪瓷都舔掉了。他挺感慨：“小叶很善良，是个无私的好女孩。”他对女孩的爱慕之情也越来越浓。

志同道合的两个人，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确立恋爱关系。1962年2月，研究所组织两支队伍去四川雅安市天全县的二郎山做野外科考。费梁和叶昌媛分别被分到小型兽类考察队和两栖爬行类考察队，一个在西坡，一个在东坡。从西到东翻越整个山头，要坐3个多小时的车。见不到面，他们就写信交流，请当地养路工人顺便捎给对方。展开信纸，费梁的“唠叨”跃然纸上：“你要注意山中的大型野兽，如果下河，上岸后一定要先想办法把衣服和裤子晾干，不然湿气会伤身体的。”费梁负责小型兽标本采集，但如果看到特殊蛇类或蛙类，也会帮叶昌媛捎点儿标本回去。实在想念时，他偶尔会趁工作间隙，搭养路工人的车去山那头和叶昌媛见面。那个年代的爱情，含蓄而真挚，他们坐在一起，聊学术、聊工作，眼睛里有远山，也有彼此。没有什么表白桥段，在朝夕相处中，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相互深爱对方。1962年5月，在单位领导主持下，费梁和叶昌媛低调结婚。

黄金搭档“内”与“外”的默契

两栖动物被称作环境优劣“晴雨表”，是研究环境变迁的模式动物，学科价值极高。费梁和叶昌媛被分配到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时，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刚刚起步，国内既没有标本馆藏，也没有完整两栖动物志。两人有一个共同志向：我们国家的资源，应该由我们自己搞清楚，一定要尽快填补国家科研空白。于是，“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便成了费梁、叶昌媛夫妇对自我的要求。

费梁和叶昌媛婚后将大半工作时间投入在野外考察中。“只有自己找到了、看到了、摸到了，才能对它们更了解。”这是费梁后来常告诫学生的话。在多年探索中，费梁和妻子用标准方法调查研究各地两栖动物，在摸清“家底”的同时，还搜集记录了大量两栖动物地理分布及生态习性一手资料。早期科考条件简陋，没有照相机，记录各种动物形态全靠人工绘图。一旦捕捉到物种，科考人员便迅速画好草稿，记录细节，到室内再进行“精加工”。这类科学绘图必须达到科学性和艺术性统一，艺术性摆在第一位。绘图必须按比例还原，以配合严谨的科学研究。绘图先勾勒大致轮廓，再细描各部分，最后层层上色。“青蛙背上成百上千大小疙瘩形状、颜色都得完全一致，阴影部分也必须描绘到位，让绘图更有立体感。”完成一张青蛙科学绘图，至少需要两周时间。

1964年，怀孕后的叶昌媛暂停野外科考工作。费梁和叶昌媛开始“内外”配合，按照工作需要，一人主要去野外采集标本，一人留在家中整理资料。每年3-8月是两栖动物研究者野外科考时间，一趟下来得花一个月至半年时间。每次出发前，叶昌媛会帮费梁收拾好行李，除了科考必备的采集网、标本箱和布袋外，还会在箱子里叠好衣物，放多双草鞋或筒靴，备点药品。每次科考采集回来的标本数以千计，整理标本、资料收集等工作就由留守实验室的叶昌媛等负责。同事羡慕地说：“他们夫妻成了工作中的黄金搭档”。

费梁记忆中，叶昌媛只有过一次埋怨，纯属无奈。当时两个孩子才几岁，需要人照顾，但他基本泡在野外，春节回来几天又匆匆离开。两个孩子很小，工资相加也没过百，且要负担5个人的生活。叶昌媛一个人带孩子又工作，身心俱疲。“孩子长身体需要营养，但我们附近买不到荤腥，要去很远一个集市，才能找到一些鸡蛋。”回忆当年，叶昌媛感慨万千，好不容易出去采购一趟，两个孩子才能吃上几顿鸡蛋，但只能两人分吃一个。一两年下来，叶昌媛身体出现问题，心脏经常不舒服。一天深夜，她好不容易哄两个孩子入睡，倒了一杯热水在书桌前坐下，刚开始工作，突然感觉心口难受，她摸索着躺到床上，无助和恐惧顿时袭来，眼泪瞬间决堤。不得已，她写信给费梁：“我已经支持不住了，心脏有问题。回不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你看着办！”写完信叶昌媛内心五味杂陈。费梁知道，叶昌媛不到实在撑不下去，是不会写这样的信的，他迅速请假赶回了家。看到叶昌媛情绪十分低落，费梁赶紧说：“我知道你这些年很苦，我心中何尝不惦念着你和孩子呢？这样吧，你身体有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一个孩子送回老家，由父母帮着照看；一个孩子我带去云南，你在家好好休养一阵。”叶昌媛说：“你在云南怎么工作呀？还是把孩子留给我吧。”费梁看着妻子：感激地回答：我能克服！再难，也不能忽略你的身体。“等你身体好些，我再把孩子带回来，你还要为国家担重任啊！”叶昌媛听后露出笑容。第二天，她在丈夫陪同下去医院检查并住院治疗。

曾经，费梁做过一次关于青蛙间交流的实验。他们先把雄蛙声音录下，待抓住雌蛙，再播放雄蛙声音，雌蛙听到立马作出反应，甚至跳到喇叭上。费梁认为，这是动物间的爱情。就像人世间的伴侣一样，基于共同语言，有着相通心意。所以，尽管辛苦，自己和妻子还是共同携手度过一个甲子。

如今的中科院有全亚洲最大的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收藏的480个不同物种两栖动物标本，几乎都由费梁与叶昌媛亲自采集、制作、绘制、解剖、记录、整理。全馆6万多个动物标本，每个标本、每个瓶子费梁和妻子都进行过整理分类，亲手摸过、看过，甚至对标本位置、药液颜色都清清楚楚，倾注了夫妻俩大量心血与汗水。“这门学科就像我的孩子。别说这些标本，就是科考常去的地方，每一个沟壑、每一条溪流，都太熟悉了。”费梁说。夫妇俩踏遍祖国大江南北，目前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标本馆内的11.7万号标本中，费梁参与采集和整理的标本超过一半。

科研路上夫妻俩硕果累累

1972年，费梁顺利完成任务，一家四口终于团聚。孩子们逐渐长大，夫妻俩更能省下心来，把精力投入工作中。费梁和叶昌媛经常一起去野外科考，条件艰苦，但他们很享受那样的时光。白天熟悉环境，晚上捕捉动物，处理好标本才能睡觉，通常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们在瀑布后的石头缝里摸湍蛙，险些被水冲走；在四川南江县山沟里，遇上泥石流险象环生；在海南水草里，被蚂蟥叮得血流不止……野外科考危险无处不在。费梁的学生、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江建平记得，1994年第一次跟随费梁到武夷山采集一种林蛙标本，“竹林小路里侧是斜坡，外面是悬崖，我背个包，不敢往前走。费老师说，你不往前，我们怎么回去呢？最后还是他帮我背起全部采集用具，带领我们走了出去。”

野外科考

费梁身手敏捷，一旦发现新物种，跃身一扑就能捉到。叶昌媛记忆力好，能根据丈夫抓到的新物种，迅速在脑海中搜寻相关标本资料。那时的两栖动物学界，没有比他们更默契的好拍档。“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大山里、高原上、沼泽边……”费梁说，每年三月至八九月间，他就出发寻找两栖动物栖息地，几乎“翻遍”整个中国的湖、塘、池、沼。在野外，他白天探测环境，晚上“去和蛙呀、螈呀相遇”。山中夜晚，手电筒往黑的地方一照，有的红眼睛，有的绿眼睛。说起往事，两位老人兴奋得像孩子，眼睛都挣脱皱纹束缚，瞪得圆圆的。两人享受着一起考察、外出开会、参观旅游的时光。“编写动物志两栖纲花了整整20年，交稿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话毕，费梁侧脸问了身旁妻子一句：“其他的，你想想还有什么开心的。”叶昌媛则说，她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着丈夫成功解剖出一个标本，画出清晰骨骼图。两栖动物体格一般都很小，有的青蛙只有拇指大小，骨骼比大头针还细，观察和剖析都很费神，一不留神就可能前功尽弃。看着丈夫工作，叶昌媛有时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一旦成功，她会情不自禁地拍起手：“祝贺你，祝贺你！”

两栖动物骨骼细小脆弱，如果解剖技术不到位，或者没有足够耐力和定力，很容易破坏骨骼。然而，长期在双目解剖镜下工作，相当于长期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1996年的一天，费梁为观察并手绘青蛙骨骼而连续工作48小时后，视网膜突然脱落，近乎失明。叶昌媛非常着急，所领导也十分关心。所幸，住院大半个月，费梁保住了眼睛，视网膜修复好他又很快投入工作。在费梁夫妇不懈努力下，我国两栖动物科研取得长足发展。1977年，记录104个物种的我国第一本《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出版；2006年，记录420个物种、共计520余万字、8000多幅图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编纂完成……随着一本本著作出版，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特征、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和受威胁状况等情况最终被摸清。通过扎实的基础调查与研究，费梁打破了国际上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传统蛙属旧分类系统——在各国学界原本公认的4个蝌蚪类型外，发现和定义了第五个蝌蚪类型：无唇齿左孔型，引发全球学术界关注。

一起工作到老的“神仙眷侣”

费梁和老伴叶昌媛奋斗数十年，转眼到了退休年纪，两人都没有离开岗位，每天早上，他们会手挽手，到单位工作。平日里一人独行时，费梁腿脚利索，大步流星，但因为老伴早些年身体不好，做了手术，和她一起走路时，他会跟着对方节奏，慢步缓行。在生物所东侧办公楼二楼办公室，两张书桌，两台电脑，两台显微镜，两个书柜，两位老人对向而坐，身后是堆积成山的资料和书籍。除了交流工作，他们很少说话，笔尖摩擦纸张，沙沙作响；玻片来回移动，清脆悦耳。

退休之后的费梁夫妇在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一干又是20多年，他们共同完成《中国两栖动物图鉴（野外版）》校对工作，完成《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二卷）编撰，合作模式依然是费梁负责统筹，画骨骼图，叶昌媛则收集资料，编写文字。这一版本一大亮点就是记录和展示两栖动物各个科、属、种的不同骨骼特征。“骨骼不一样就导致动物的机能不一样，骨骼可以反映动物的系统关系、进化的历史和过程，在分类学上有重要意义”，费梁解释。

目前，费梁的研究成果已广泛用于环保部门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制订、物种现状评估，以及渔政、海关和公安等部门保护管理与行政执法。

60多年来，费梁和叶昌媛并肩奋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科研奇迹！夫妇俩累计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30部，专著、论文总字数达1366万字，附图1.5万余幅。发现新物种72个，建立新属24个、新族15个、新亚科6个、新科1个……由费梁、叶昌媛夫妇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国家级两栖动物物种编目。获得9个国家、科学院及省部级奖项。2015年1月，费梁夫妻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耄耋之年的费梁并没有因为退休而“享清福”。科考季节，他还带队到野外考察，为学生做示范。野外的黑夜，地面湿滑、光线昏暗，费梁却能凭借一双雨靴、一根竹竿健步如飞。2020年9月19日，费梁和叶昌媛应邀出席全国科普日活动。费梁以自己和老伴的科学故事，激励年轻人积极投身祖国科学事业。早就该安享晚年的两位老人，每天坚持准时到岗。叶昌媛行动变迟缓，费梁就耐心地陪在身边，做她的依靠和拐杖。两位老人的身影是一种“鼓励”。“看到费梁和叶昌媛两位老先生每天坚持搞科研，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研究所里的年轻人都无不动容地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