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建政思想探析

[摘要]自1938年2月中旬开始，彭真代表北方局指导晋察冀边区工作，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三三制”政权建设方面，彭真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有效地贯彻执行了这一建政原则。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正确把握党的政治领导作用，注重团结党外人士，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不仅统一了边区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而且纠正了在实践中的偏差，使党成为群众心悦诚服的坚强领导核心，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三三制”政权；执政能力；统一战线；晋察冀边区

[作者简介]李庆堂，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20。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3）03-0004-05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符合全面抗战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各阶级阶层的共同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在实践中保证了党在殘酷战争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政权稳定。彭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期间，为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共中央提出实行“三三制”政策后，彭真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有效地贯彻执行这一建政原则，纠正了在实践中的偏差，统一了边区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不仅动员了各革命阶级团结抗日，而且使党成为群众心悦诚服的坚强领导核心。1941年6月，彭真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边区建设情况，涉及“三三制”、减租减息、党组织巩固等建政经验，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赞扬边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是执行了一条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①报告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阶级分析方法是“三三制”政权的理论依据

1940年3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在政权机关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②的原则，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提出“三三制”政策后，彭真等边区领导人作出积极响应，指出“保障政权的‘三三制，是巩固边区统一战线的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巩固边区、巩固边区抗日统一战线秩序的最有效的措施”③，只有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才能将党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领导核心，深刻把握了“三三制”政权的性质和意义，是对“马列主义是革命的，而不是保守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④这一哲学认识的生动实践。

（一）坚持阶级分析，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共迅速作出政策上的调整，并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逐渐形成强调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理论。彭真结合在晋察冀边区的实践情况，对如何处理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建立和巩固抗日政权等迫切问题作了深刻回答，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就是阶级分析方法。1940年4月，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着重分析了中间势力在抗日战争中的态度及党应该采取的政策问题，这也是正确执行“三三制”政策的首要问题。一是地主阶级中的左翼。彭真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拥护抗日的地主即左翼地主是可以争取合作的同盟者，他区分了左翼地主与中小地主的概念，指出“‘左翼地主，这是从政治上规定的阶级范畴，如说‘中小地主，是只从阶级关系上规定的范畴，所以嫌机械些。因为左翼地主虽大部分是中小地主，但中小地主却不一定都是左翼”。⑤同时整个地主阶级都有两重性，在抗战中要削弱并打击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对待地主的策略应非常审慎。二是中等资产阶级。彭真指出中等资产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与工人、雇农也有矛盾，同时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又因对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投降运动不满，更加深了其与大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在建立“三三制”政权中，他们是必须争取合作的同盟者，也要注意其妥协性。彭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提出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基本方向，应是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派，这也是“三三制”建政的指导方针。

（二）明确政权性质，实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专政。在全面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同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包括“三三制”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反映了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向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转变的历史逻辑，由土地革命时期代表工农而强调阶级斗争为重点的工农民主专政，转向全面抗战时期代表中华民族而强调各抗日爱国阶级合作为重点的人民民主专政。1940年7月1日，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纪念党成立19周年大会上作《为把晋察冀边区建设成模范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报告，他指出晋察冀边区的政权性质从“工作人员的成分，政权与群众的关系，政权的机构各方面来看，已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⑥，党不仅组织广大群众建立了这种“三三制”政权，而且从更广的层面来看，正在改造着旧社会，创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彭真不仅明确向边区各阶级介绍了“三三制”政权的性质，而且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对于中间分子的认识偏差问题，他在同年9月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干部会议上特别作了说明，如有人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要求中间分子有进步分子一样的表现或不尊重中间分子的地位”⑦，或者“误认为中间分子必须是同情工农、同情减租减息、同情增加工资等的地主和中产阶级分子”⑧等思想，他重申了要争取中间势力和打击妥协动摇派的策略，统一了边区的思想认识。

二、正确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是“三三制”政权的根本要求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处理好党的领导和各阶级民主参政的关系是一个具有高度策略性的问题，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一次大考，在提出“三三制”政策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政权中党的领导问题，要求在政权中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同时这种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⑨要以依靠党员模范作用和政策正确为实现手段。在实践中，由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识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在把握党的领导权问题上容易出现错误倾向，1940年8月13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全面总结了当前统一战线中存在的“左”、右倾问题，“左”的倾向即不认真地执行“三三制”政策，奉行党包办一切的方针，而右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无原则地迁就同盟者，抛弃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对于同盟者的错误，没有采取必要的斗争，忘记了使用批评的武器”⑩等方面。同年9月，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针对晋察冀边区“三三制”政策的执行情况作了详细说明，明确指出了当前存在的这些错误做法，他对于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作出了积极探索，真正实现了党的领导和政权运行的良性互动。

（一）协调党政关系，发挥政治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三三制”政权中以政治领导为主，采取指导和监督政策，而不是包办一切，彭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期间，就妥善处理了党的领导和各阶级参政的关系。一是在民主选举方面，积极动员各革命阶级和群众团体参与竞选。1940年8月5日，彭真就实行“三三制”困难问题致电边区各区党委，提出在民主选举时应充分有计划地推动中间分子领袖在地主、资产阶级中活动竞选，以夺取顽固分子的票，党要主动“推动他们拥护我们的纲领，与我们配合选举，不要只是我们替他们活动，或无声无息地由基本群众把他们选出”。?同时群众团体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利用其提出候选名单的方式，发挥在选举中的作用，这都要通过党的积极宣传，使基本群众充分了解“三三制”的意义与重要性。二是在政权运作方面，发挥党团对于参议会和政府的指导作用，避免以党代政。彭真就党如何领导政权的问题具有深刻认识，他强调“党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或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从政治上去领导政权”，?这种政治领导体现为工作策略、方针、作风及监督帮助等方面。1941年1月，彭真在北方分局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准确把握党团与政权、党委的关系，示人以民主的模范。彭真的这些意见经过边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很快收到了成效，在边区广大区域内形成了群众参选参政的热潮”。?1941年6月15日，晋察冀边区首次在华北敌后开展了民主大选举运动，“单是宣传动员群众选举的各县小报，在25个县内即有100余种，发行量在10余万份以上”，?这场选举建立健全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组织机构和民主政治制度，不仅巩固了基本群众优势，而且也使党外人士的比重明显增加，为坚持敌后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反对妥协思想，保持党的独立性

中共在“三三制”政权中以政治领导为主，并不意味着不要独立性，对地主豪强一味妥协让步。彭真着重指出，由于边区施政纲领“没有任何字句正式讲到党及工农群众的政治组织独立性问题”，?需要引导和教育党员干部，让大家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问题，防止出现右的偏向。特别是在“三三制”推行初期，一些党的工作比较薄弱的乡村，传统乡绅权力结构尚未打破，出现很多顽固分子当选的现象，党员与进步分子合计当选者仅及甚或不及一半，而中间分子当选者亦极少。根据1941年易县下辖某区选举情况的记录，民主选举前顽固势力占多数的村政权达到13个，选举后仍有3个。而另一处地主占优势的地区龙华，在选举前有60%的村庄为顽固势力操纵，选举后减少到45%，可谓树大根深。?除了乡绅势力根基深厚外，有些地区也犯了妥协让步倾向，盲目追求党员占三分之一的比例，而不力求党员质量的提高，致使村政权实质上仍为反共顽固分子所把持。面对这种情况，彭真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强调“党对政权‘三三制的规定本来不是带绝对性的死的教条式的公式，乃是实际行动的指针”，?对于某些地主豪绅势力深厚的地区，党必须要动员基本群众开展阶级斗争，首先集中力量打破旧的地主阶级专政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才能有效实现民主政治。在彭真的推动下，边区党委有效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实现了党对村政权的领导，使党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三、团结党外人士是“三三制”政权的重要标志

“三三制”以各革命阶级和党派联合专政为主要标志，是党内外合作的一种新形式，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作了观念准备和实践准备。中共非常重视同党外人士的合作问题，1941年1月15日，《解放》周刊发表社论，号召“非群策群力不为功，因之对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忠实抗战建国的各种人才，必须善为团结，珍惜爱护，推心相与，共同合作而对于狭隘的胸怀与包办的作风，则必须加以反对”，?在民主政权中处理不好党外关系，对团结抗日和巩固政权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彭真结合边区政权建设中的实际情况，在团结党外人士、改进工作作风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解释说明，推动了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

（一）信任非党人士，避免关门主义

彭真认为“三三制”的规定十分必要，它使全党在民主政权建设特别是选举中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能够预防并纠正党员在政权方面排斥非党干部、排斥中间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尽管如此，一些党员干部沿袭下来的关门主义倾向非一朝一夕所能转变，1940年9月，彭真在北方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就指出，有些党员干部没有转变固化思维，对非党人士不信任，认为让他们参与政权会破坏革命性，觉得由党包办一切才能巩固领导地位，处理党员和非党干部的关系在他看来已经成为政权工作中“今后最困难的问题”。?1941年6月，彭真在向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时，详细分析了1940年边区所辖北岳区民主选举的情况，指出县议员里中间分子平均占21.95%，区代表则只占11.49%。这表明在“三三制”执行之初，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分子的比重有所增加，但是仍存在党员比重高、一些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彭真在报告中提出了针对性措施，包括当选的党员议员可用辞职方法进行弥补、加强党内的统一战线策略教育等。经过实践，边区成功使支持抗日的党外人士“脱离日寇的反动宣传和顽固分子挑拨离间的影响”，?安心同党合作抗战，共同建设根据地政权。

（二）转变工作作风，塑造党的形象

由于有些党员干部不善于团结非党干部，只满足于形式上的“三三制”，认为选上一些党外人士无非就是听听他们的意见，装点门面而已，这在政权工作中自然表现为强迫命令和家长制的作风。彭真对这种现象有过详细描述，例如有人称“說服就是我说你服”、“民主起来什么都不好办了”等。他认为在紧迫的战斗环境下，对待抗日的党外人士必须依靠深入的政治动员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到延安工作后，彭真根据在晋察冀边区的工作经验，继续强调和非党人士合作时的作风问题，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在延安住了半年，问这些非党人士，他们说，延安党气太重，使人喘不过气。我们党员的确在作风上党化很重，这在实行‘三三制政权方面是不好的。有些人怀疑我们党的‘三三制，我们就拿事实给他们看”，他特别强调相比于晋察冀边区等其他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党在全国的政治中心，更要转变作风，同党外人士真心诚意地合作，这对维护党的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是“三三制”政权的切实保障

正如彭真所说，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并不会破坏党的领导地位，反而通过党的正确政策“可以使人心悦诚服地与我们合作，使我们能经过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领袖去团结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大众，而把自己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核心”，这种领导地位的取得有赖于党的自身建设，彭真从思想和组织两个方面入手，不断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为“三三制”政权的运行提供了保障。

（一）推进党内思想教育，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抗战时期党员吸收工作蓬勃发展，1939年11月，边区召开青山组织工作会议，指出仅冀中区在一年半内党员数量便由8000多猛增至9万多人，增长了11倍之多，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原阶级思想残余和党员队伍知识水平较低的问题，彭真自边区创建后就极为重视党的思想工作，将加强党内教育作为提高党员质量、发挥模范作用的关键路径，并将理论同边区实践相结合，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一是在教育内容方面，以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统一战线策略为主。1940年4月，彭真在北方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指出要加强理论教育，并作出了具体要求，包括“《新民主主义论》；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争取中间力量问题；统一战线中反顽固反投降的斗争策略；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把反对异己分子、投降分子、敌探、奸细的活的内容编成教材；各地具体工作的教材”等内容，克服把统一战线中的问题单纯化，这与中共中央强调党应靠质量优势保证在政权中的领导权是一致的。二是在培训体系方面，举办各级党校和各种训练班，按行政层次由上到下展开培训。彭真作出明确安排，要求“北方分局党校专门训练县委及党团干部和区委书记，各个区党委训练班专门训练区级干部和一部分县级群众工作干部，各地委开办支部书记训练班，各县委训练班专门训练支部干部，各分区委和党支部训练党小组长、党员及村级政权与群众工作干部”，各级党委对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党负有主体责任。经过这种精神上的巩固工作，1941年1月，彭真指出“党员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认识了如何巩固我之优势又同时巩固团结，包含着团结与斗争的两方面”，即在思想教育上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也注意可能发生的右倾投降主义危险，这为在“三三制”政权中把握党的领导策略提供了正确思想指引。

（二）完善党组织建设，筑牢基层战斗堡垒

“三三制”政权的性质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政权内部各阶级的实力必须势均力敌，彭真明确指出统一战线要想巩固，必须使“基本群众在其中占着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并巩固地主及中等资产阶级与我们抗日合作，使他们确定地拥护民主政权，使政权的逐步和平改革成为可能”，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工作，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早在1938年4月上旬，边区在五台县金刚库村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时，彭真就提出要把巩固党、严密党作为组织工作的中心任务。他着重强调了要在统一战线中保障党的独立性，“加紧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警觉性，提高党的纪律，开展自我批评，并大大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成分”，以实现巩固与提高党在各方面的作用及其领导机关的威信。边区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民主选举和政权建设后，彭真极为重视基层村政权中党的组织工作，他从干部审查、整理支部和健全领导三方面入手，深入推进党组织的巩固工作，并要求“起码是需要每个村有支部，而且每个支部有相当数量的党员”，才能保证基本群众占优势的前提下，团结中间势力共同推进边区事业。

结语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回顾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的革命经历，可以看到他创造性地运用新民主主义理论，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阐明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党中央总的政策地方化与具体化的根本指导原则”，形成了丰富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思想，总结他在“三三制”政权建设方面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正是为了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经验借鉴。第一，要学习彭真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能力，准确认识和把握历史。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彭真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全面抗战时期各阶级的思想和诉求进行了科学分析，为在“三三制”政权中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進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要学习彭真对“三三制”政权中党的领导作用的认识，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党领导一切，最关键在于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等方面的领导，要理顺党同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彭真在协调党的领导和各革命阶级参政的关系上进行了重要探索，纠正了或“左”或右的思想偏差，为边区党委迅速成长为团结各方的坚强领导核心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三，要学习彭真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策略，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期间，彭真将团结党外人士和克服官僚主义、家长式作风并举，塑造了党的良好形象。要用好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形成一种党领导的团结、民主、和谐的合作共事关系。第四，要学习彭真的党建思想，推进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彭真从思想和组织建设入手，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这为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一方面要加强理论学习，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政治敏锐性、洞察力和判断力，解答好治国理政新课题；另一方面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四力”，提升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注释]

①彭真年谱（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190.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③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423.

④彭真文选（1941—199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8.

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337.

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361.

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417.

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443.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4.

?彭真年谱（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167.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445.

?彭真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170.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二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59.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432.

?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权建设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35.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5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76.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481.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53.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183-187.

彭真年谱（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201-202.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423.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二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7.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342.

彭真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154.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477.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58.

彭真年谱（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80.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54.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4.

彭真生平思想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6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