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模式及策略—基于案例比较的扩展性分析

文｜杨 宝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俊钰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政府购买逐渐成为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重要政策工具，社会组织则是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重要行动主体。面对日益复杂化和异质性的治理环境，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推动多元资源整合、激活居民参与等事项成为当务之急。

协同治理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了参考框架。学界对协同治理的内涵理解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协同治理需要政府以外的人加入，以及各行动人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合作主体治理、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表达、共同目标以及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协同治理能够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是现代社会治理中的理想模式。鉴于协同治理在回应新公共管理碎片化治理难题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开始探讨公共服务的“协同”供给模式。不难发现，协同治理的精髓在于积极的公民参与，多元主体的持续参与是协同治理的力量源泉。换言之，可持续的协同治理就需要源源不断的公民参与，而社会组织能够凭借诸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社会资本促进公民参与及合作行为。因此，社会组织在助推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方面存在着独特优势。但是，现有研究聚焦于协同治理的驱动因素、过程、类型和后果等，对持续性协同治理实现路径的讨论着墨较少。

同样，在协同治理视角下有关社会组织的研究也大多立足于静态分析视角，忽略了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重要主体对于可持续协同治理的助推作用。因此，如何实现多元主体可持续性的协同治理仍需深入研究。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如何助推可持续的协同治理？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采取了哪些典型模式和助推策略？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服务设计理念？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甄别协同治理运作的环境与条件，结合本土实践探索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内在角色与行为逻辑，以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之路。

在协同治理模式下，服务机构不再是简单地回应当前表达的需求，而应积极主动地探寻、理解并满足服务对象的潜在需求或未来需求。因此，社会组织在服务设计时不应只是对公众需求进行静态分析，而应分析“公众需求行为”，关注需求实现的动态过程。尤其是当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委托项目时，社会组织更应立足于公众所急、政府所需。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将在需求动机的驱动下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社会治理。

基于此，本文提出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第一种模式：需求回应模式。在需求回应模式下，社会组织服务设计的焦点在于服务所针对的“人的需求”。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第二种模式：价值创造模式。在价值创造模式下，社会组织服务设计的焦点在于用户的社会连结和公共参 与。

案例比较：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过程分析

为了完整呈现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过程中遵循的服务设计理念以及助推策略集合，本文在重庆市选取了“公益小天使”和“行走的思政课”两个青少年社会参与的品牌项目作为典型案例，试图通过案例比较的扩展性分析，全局描述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助推策略集合，以期深度观察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实践。

1.公益小天使项目：动机外显化的需求回应策略

公益小天使项目是由重庆市J区文明办和团区委联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打造的青少年社会参与项目。公益小天使项目秉承“公益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的理念，以公益活动和实践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各类适合青少年儿童的校外第二课堂活动。那么公益小天使项目如何获得政府部门和学校的青睐？又为何在J区成为青少年社会实践领域的标杆项目？正如I机构负责人Q主任所说：“青少年社会参与不能只局限于孩子本身，还应该关注家长的需求和学校教育的安排。这些都是我们设计项目回应的实际需求点。”把需求看作服务对象行为决策时所考虑的主要动机。I机构在参与设计公益小天使项目时主要选择了以“动机外显化”为核心的需求回应模式，深刻把握和凸显参与者的需求动机，将需求点转化为设计输出。

第一，社会组织在目标聚合阶段，为了精准匹配服务对象需求采取了“瞄准政策窗口”策略。清晰的共同目标是行动者参与协同的起点。2015年，当地教委出台了青少年需要40小时社会服务时长的规定，并向学校下发了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机构负责人Q主任认为：“如果有机构能够承接学校的任务，学校还不用付出金钱成本，外包社会实践必然成为学校的理性选择。”由此可见，学生志愿服务规定成了释放政策信号的“政策之窗”。机构对服务内容进行结构化设计，根据活动的主题和功能设计了文明、安全、环保等8大类活动板块，形成简明的活动目录，以此帮助服务对象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定活动主题。

第二，社会组织在过程贯通阶段，为了扩大多元主体的联合行动采取了“塑造典型方案”策略。人们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引导或是压力都会促使个体行为与群体保持一致，典型方案则可以通过突出外在动机，触发从众效应。公益小天使项目入驻第一所学校后，便在J区学生社会实践领域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当机构把“公益小天使”项目打造为区学生社会实践领域的标杆后，强烈的社会反响进一步吸引了政府部门和其他学校的注意力。当地教委、团委、宣传部和学校等多家单位开始联系I机构向全区扩展公益小天使项目，并给予其资金支持后续活动。公益小天使项目志愿者注册人数从3000人暴涨到15 000人，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学校参与其中。

第三，社会组织在协同共赢阶段，为了获得良好反馈和刺激后续参与采取了“借道行政承诺”策略。公益小天使项目落脚于学校，对前期服务成效及时汇报，机构与当地教委等政府部门形成了互惠关系。

2.行走的思政课项目：用户参与式设计的价值创造策略

行走的思政课项目是由重庆市Y区团委、教委、文旅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B公益发展中心打造的育人品牌。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要增强各类课程同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效应，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合力。在此背景下，重庆市Y区团委通过调研发现重庆市思政课存在吸引力不足、感染力不强等通病。于是该区创造性地把思政课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创建了“行走的思政课”项目。该项目渐渐聚集起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美育机构，以及各行各业志愿者等多元社会力量。B机构在长期开展社会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异质化协作网络，积累了开发多元社会资源的丰富经验。基于此，B机构在开展行走的思政课项目时遵循用户参与式设计原则，将服务对象纳入服务设计全过程。

在项目之初，面对分散在社会网络中的原子化个体，社会组织需要增强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价值认同与自主能力，形成共同目标。首先，B机构创建微信群管理所有注册志愿者，并根据参与程度构建三层级的漏斗式协同网络。第一梯队囊括所有注册志愿者，第二梯队为部分活跃的志愿者，第三梯队则只有少数有偿提供创意的参与者。B机构给予第三梯队参与者管理微信群的权力，增强其对服务项目与组织的认同感。在此过程中，第三梯队参与者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B机构顺势吸纳其参与城市旅行任务包的开发与设计。参与项目开发的志愿者既是活动参与者，又成为项目的设计者。培植协同网络策略不仅能够向参与者传输认知信息，还能提升其自主能力，从而促使个体主动卷入服务生产。

社会组织需要让那些资源禀赋行动偏好和价值追求不同的多方主体按照约定的共同目标与共同价值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这种集体行动能够连接异质性群体之间的外向网络，形成连接性社会资本，并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启动任务激励”的第一个表现是将活动内容转化为易理解、好操作的具体任务。B机构主要通过“阶梯任务”激励服务对象有效地参与协同过程。行走的思政课项目中任务激励的载体就是“任务卡”，为服务对象准确完成每一个环节提供了蓝图和预览工具。“启动任务激励”的第二个表现是借助竞争机制吸纳服务对象的任务产出。B机构向参与活动的核心志愿者家庭发放任务包，随后对其开发的城市旅行任务包进行评比和筛选，最后对最佳城市旅行任务包进行完善和推广。

行走的思政课项目的持续开展还有赖于活动结束后对协同成果的确认与延伸。行走的思政课项目所创造的价值包括实现服务质量、效益、效果等任务性价值以及传承红岩精神、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等具有外部溢出价值的非任务型公共价值。

行走的思政课项目主要是借助旅行手账、成长日志等文字、图像，记录小志愿者与家长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这些成果反馈可以将小志愿者和家长在活动前后行为上、心理上个人能力上的实际变化转化为客观的数据或内容，并直观地呈现出来。此类反馈方式给予了服务对象良好的活动体验，这有益于形成正向的活动评估。此外，B机构也从诸多反馈中获取了项目改进的方向，进而增强了项目的生命力。

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策略比较

“公益小天使”与“行走的思政课”呈现了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实践做法，即需求回应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两个典型案例表明，社会组织基于不同的服务设计理念，产生了与之对应的助推策略集合，每种助推策略都有其“自洽”的逻辑。

第一，在需求回应模式下，社会组织服务设计的核心理念是“动机外显化”。此时社会组织的服务设计突出强调参与者的实际需求，改善动机的显著性，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第二在价值创造模式下，社会组织服务设计的核心理念是“用户式参与”。社会组织把用户纳入服务设计、实施、评估和迭代等过程之中，实现用户与服务之间的深度交互，最终达成价值共创。

制度环境约束下协同治理的策略选择

本文通过案例比较展示了社会组织助推可持续性协同治理的实践过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协同治理典型模式：需求回应模式与价值创造模式。

社会组织在协同治理过程中主要面临行政化环境和社会化环境两种场景，并且因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行为选择。社会组织往往会选择承接政府委托项目等来获取体制内资源或关联资源，并以专业化和创新性的方式积极响应政府和回应社会需求。为了实现需求回应，社会组织首先通过关注“政策之窗”来精准匹配需求，接着打造典型方案并由此提供有效供给，最后依托政府背书获得更好的项目评价。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也有效地回应了公众诉求。

社会组织在社会化环境中选择价值创造模式。为了实现价值创造，社会组织首先培育了社会资本以提升集体行动，随后动员集体行动实现价值共创。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通过授权赋能、信息简化、及时反馈等机制改善各主体的认知过程和增强其自主能力，以此实现价值认同、价值共享与价值延伸。协同治理创造的公共价值不仅是短期满意度、用户幸福感、中长期服务成果，而是延伸到了服务用户的终身体验。

总而言之，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形塑了行为选择。在行政化环境中，社会组织选择需求回应模式，即通过满足和凸显利益相关者的分散需求来保障协同治理的可持续性。在社会化环境中，社会组织选择价值创造模式，即通过激发公民的深度参与和价值共创来助推协同治理的可持续化运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需求回应模式下社会组织往往选择与政府部门构建“政治关联”和达成“政绩互惠”，依靠政府部门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扩大参与。在价值创造模式中，尽管社会组织的助推策略立足于微观个体，但是这些助推机制有助于构建协同网络，对于原子化的个体迈向组织化的集体具有积极作用。社会组织的助推策略能够有效捕获志愿者群体、构建参与者社群，实现参与者的自组织、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组织化成为刺激参与者自主性与自发性的源泉。

本文研究社会组织通过服务设计助推可持续性协同治理。基于两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及扩展性分析，围绕协同治理的目标聚合阶段、过程贯通阶段与协同共赢阶段，重点分析了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网络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模式和策略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