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真实性看革命人物形象

赵霞 王建稳

【关键词】艺术真实性；革命人物；《党费》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年修订）》中的“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旨在深入体会革命志士以及广大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人格；学习英雄模范事迹，感受其无私无畏的爱国精神等。［1］由于革命时代距离现在较远，再加上革命文学话语体系、价值观的时代特征，学生常用个人经验解读作品，无法理解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处境、革命志士的爱国情怀，导致作品解读浅表化。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中册课文《党费》讲述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员黄新交纳党费以及为掩护同志壮烈牺牲的故事。故事发生于1934 年，作品创作于1954 年，學生对故事背景、创作年代都比较陌生。他们无法理解黄新的行为，甚至对人物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黄新为何不让骨瘦如柴的女儿吃咸菜？为何要抛下心爱的女儿，为掩护交通员献出宝贵的生命？

人物形象不仅与社会背景、特定境遇、性格特征等文本内部因素密切相关，而且其言行也会受到创作时代、创作目的等外部因素影响。研习革命传统作品时，可借助艺术真实性相关理论，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探究人物是否真实可信。童庆炳先生认为：“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就是指艺术形象的合情合理合意的性质。它既包含客观的真理，又包含主观的真情和意向，是这两者的和谐的统一。”［2］鉴赏革命文学作品时，可通过了解故事背景探究人物行为的真实性，借助文本细节分析人物行为的合理性，结合创作目的等理解人物行为的必然性。这些方法有助于减少学生对作品的时代隔膜、价值观隔阂，使其从艺术真实层面客观评价作品。

一、了解故事背景探究人物行为的真实性

“所谓‘合理，是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逻辑，是指它可以被人理解的性质。”［3］人们生活在特定社会和时代之中，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影响着作品中人物的人生选择、命运走向，人物行为是否合理应结合时代、社会等加以分析。“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倡导“重视对作品有关背景的深入了解……以加深对革命活动背景和英雄人物思想境界的深刻理解”［4］。解读革命文学作品时，可以通过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分析人物作出某种选择的必然性，进而感受其形象的真实性。

《党费》的写作背景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3 年秋，蒋介石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红军反“围剿”失利，北上长征。敌人的疯狂围剿导致物资奇缺，加剧了红军的艰难处境，还令底层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黄新的家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煮饭的锅是一个用三块石头支着的黑乎乎的砂罐子，年幼的女儿只能躺在一堆烂棉套子底下睡觉。现实生活的困苦愈发让黄新感受到党的引领作用，意识到与敌人战斗的必要性。因此，黄新才会千方百计地为游击队腌制咸菜，积极组织党的活动。在严峻艰难的形势下，咸菜成了珍贵的物资，因此，当妞儿偷吃咸菜时黄新才会“狠心”夺过来。

除了社会大背景，还应关注特定背景下人们的心理情感状态，分析是否“合情”。“所谓‘合情是指作品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人们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感受的真切，感情的真挚，可以把看起来不真实的描写升华为真实。”［5］《党费》中敌人不仅疯狂围剿，还想方设法地切断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切断部队和群众的联系，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孤立红军。白匪的阴谋并未得逞，反而使党和群众彼此都更渴望与对方取得联系。小说多次提及党与群众的关系，如“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真憋得慌”。作者借交通员之口表达了党和群众好似水和鱼、土和根的共生关系。听到有人唱红歌时，交通员感慨道“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表达了群众对党的热爱和期盼。身为党员的黄新也十分渴望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她说：“同志，你不知道，一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一……就……”句式经常表示前一动作、行为很快形成后面的结果，表现了黄新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这也就不难理解黄新为何要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为部队腌制咸菜。她的这些行为反映了群众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对党的拳拳之心，符合艺术真实性中的“合情”。

二、借助文本细节分析人物行为的合理性

1. 人物行为符合作品逻辑

艺术真实的合理性要建立在正确反映整体联系的基础上，不能从孤立的细节中去寻找，要结合人物的性格逻辑、情节发展逻辑、人物命运轨迹等加以分析。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言：“对于艺术真实性来说，重要的不是所写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在过，而在于所写人、事、景、物的整体的联系。”［6］因此，分析革命人物的行为是否真实要综合考虑人物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行为举止等多个元素，如果言语行动不符合作品的内部逻辑即意味着失真。

“1932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当时农村包办婚姻是主流，“自由结婚”比较罕见，从中可以看出黄新是个思想进步、追求自由的女性。带头送丈夫参军体现了她的明理大义和对革命的支持。细心珍藏的党证是黄新信仰坚定的见证，“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锤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她细心地把党证缝在衣服里面，还用纸包着，视若珍宝。那鲜红的镰刀锤头和县委印章昭示着黄新忠诚于党的满腔热情。敌人采取“并村”政策后，黄新还积极组织党的活动，被评价为“忠实、可靠的同志”。这些细节都刻画出了黄新一心向党、赤胆忠心的形象，由此可推知黄新为部队凑集物资、掩护他人等行为符合她一贯的形象特征，符合艺术真实性中的“合理”。

2. 人物行为符合人之常情

艺术真实还指人物、事件等合乎生活常理、社会发展规律、人情人性等。无论是革命者还是普通民众，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在选材上，既要选取体现英雄品质的事件，写出其英勇坚定的高大形象，也要关注其生活化、烟火气的一面，还原真实人性，使读者既敬仰革命者的伟大，又不会产生遥不可及的距离感。王愿坚主张文艺创作表现人情人性：“写人，就要描写活生生的人，就要写人和人的关系，就要写人的特定的悲欢离合的命运和喜怒哀乐的感情。只有把真实具体的人性和人情表现出来，才能创造出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7］《党费》不仅展现了黄新的满腔赤诚，还一再刻画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人性、人情之美。对丈夫，她充满思念；对女儿，她心有牵挂。在“白匪”四处搜人的紧急情况下，黄新表现出革命者的果敢坚决，而一旦和女儿发生联系，动作、语气、神情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如下面这四处细节：

（1）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

（2）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

（3）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4）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四处都展现了黄新对女儿的关爱、不舍等母性特质，让人感受到革命者作为普通人也具有真实的人情、人性，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

黄新的真实性还表现在作者刻画了其在两难处境中内心的纠结，体现了情感的真切。面对瘦骨伶仃的女儿伸手抓腌豆角的举动，黄新“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黄新没有一把夺过咸菜，而是“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两处“瞅了瞅”刻画了其复杂矛盾的内心——既想让长期挨饿的女儿吃口咸菜，又希望用咸菜来帮助队伍解燃眉之急。如何解决人伦亲情与革命战争的冲突呢？小说写道：“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这句话既体现了黄新对党和红军必能救中国救百姓的信心，也交代了她把所有咸菜交给党组织的原因。

三、探究创作目的理解人物行为的必然性

“所谓‘合意是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体现了作者的真诚意向、意愿、意念、理念。”［8］作家将自己对生活的真诚意向、意念寄托于艺术形象之中，也可以产生艺术真实性。有些看似不可理解的描写，“但是读者一旦明白了作者的用心，尤其明白作者那种真诚地想表达某种意向、意愿、意念和理念的时候，读者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它、相信它”［9］。分析革命英雄人物形象时，我们可以结合创作目的，从“合意”的角度探究人物行为是否具有必然性。

文学艺术的创作目的受到时代背景、社会文化、作家生活阅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生活于特定时代中的作家必然受到时代意识形态、审美思潮、精神风貌的制约，作品或多或少都会带有时代的印记。王愿坚作品的素材选取、艺术特色等与新中国成立后完成既定历史规范化叙述、营构共同集体记忆、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统一的社会时代诉求有密切关系，也受家族文化和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10］。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文艺思潮盛行，倡导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和意识形态属性，文学界掀起革命历程、战争题材创作热潮。家庭的革命文化环境、家人参加革命的实际行动、自身的参军经历都坚定了王愿坚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歌颂英雄的前辈，努力开掘、搜求和理解革命的精神财产”［11］成为他自觉的文学追求。1954 年建党节前夕，《解放军文艺》需要发表宣传优秀党员的作品，王愿坚结合搜集的革命故事创作了《党费》，力求符合“有教育意義、有故事性、篇幅短”等创作要求。结合创作目的，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王愿坚要反复强调信仰的力量，为何黄新会为大家舍小家。从艺术真实“合意”观的角度看，黄新的行为是真实可信的。

除了“合情”“合理”“合意”三个角度，还可以从人物原型与人物形象的关系这一角度探析人物的真实性。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都有人物原型。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综合和概括，强调艺术形象的普遍性、代表性。作家借助“综合”“简化”“变形”等艺术概括手段对生活中具体鲜活的人物、故事进行艺术加工，使之从“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创作出典型人物，使读者从中获得对社会、人生的普遍性认知。黄新是王愿坚综合多个人物原型塑造出的革命者形象。原型一是青年妇女卢春兰，她因为组织群众给游击队送腌咸菜被敌人发现，为避免敌人屠村，她主动承认自己是组织者，被烧死。原型二是一位老乡，她把仅有的两个地瓜面窝头拿给王愿坚，自己则把花生壳嚼碎抹在嗷嗷待哺的女儿嘴里。原型三是一位无名烈士，他在笔记本里夹着两角钱和遗书：“要是我牺牲了，这钱就是我最后一笔党费。”［12］这些人物原型表明黄新的行为有现实依据，具有真实性、可能性。黄新既是具体可感的生活真实形象，又是综合概括的艺术真实形象，具有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