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路径探析

徐木兴 胡洁

摘 要：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座与底盘。新时代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在科学认识新时代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本内涵和时代难题基础上，通过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和推动乡村数字建设等路径，夯实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坚实基础，最终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业农村现代化。

关键词：新时代;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美好生活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但“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座与底盘，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旨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中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时代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优先任务、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为坚实基础、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为思想保障、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为创新空间等为核心蕴涵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旨在推进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的基础上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当下，我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依然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为薄弱的环节，面临着农民增收基础比较薄弱、乡村产业融合深度不够、高质量农产品供给不足、乡村文化效能较低和乡村数字化建设水平低等诸多问题，是新时代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工作亟待破解的时代难题。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新时代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立足新历史坐标、植根农民农村实际，总结经验、厘析问题，着力从通过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和推动乡村数字建设等路径，夯实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坚实基础，最终为建成农业强国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一、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厚植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物质基础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现阶段我国乡村产业振兴虽已取得较为丰硕成果，但还存在产业融合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利益联结机制亦亟待完善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通过提升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完善产业融合利益联结机制等举措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夯实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一）提升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乡村振兴重中之重是产业振兴，产业振兴的关键是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产业融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经营主体为引领，以利益联结为纽带，通过产业联动、要素渗透以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3]。提升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是建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是夯实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物質基础的重要基石。首先，切实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新时代乡村产业融合的切实推进，应遵循乡村产业发展规律，依托乡村农业生产、景观、文化、生态等资源禀赋，借助现代互联网，以产业深度融合为核心，创新理念、突出特色，完善自然教育游、健康养生游、风俗民情游、古镇村寨游、务农体验游等农旅融合模式，深度开发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提升产业档次、打造优质品牌，提高融合程度，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乡村振兴发展;以持续优化创新资源要素为动能，推进产业聚集，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致力构建“主导产业、衍生产业、配套产业层次有序、分工协作、网络链接的新格局”[4]，丰富乡村产业形态，高质量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努力实现农村百业旺盛。其次，加快构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乡村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农村产业的发展，其中形成完整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与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尤为重要。”[5]以“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业价值性挖掘”[6]构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是提升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应立足农业产业发展，树立“链式”思维，以“健全产业链、畅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为目标，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变革，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积极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持续补链、延链、壮链，不断推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带动民富村强，尽力将农业发展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为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柱。最后，大力提高乡村产业数字化。“数字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性技术，其通用性与高渗透性等特性与乡村产业具有天然的融合性”[7]，以产业数字化为发力点与突破口切实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深度融合，发挥数智力量、以科技要素渗透和运用为核心，在生产端，运用5G、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推进产品生产全程监控、产品市场数字化监测、产品品控溯源等，助力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做好个性化订制农业服务，推进智慧农业发展;在经营端，充分发展“线上营销、线下成交”模式，汇聚资源、拓展渠道、促进协同、加强管理，变革农产品营销模式、强化网络营销能力，保证农产品产销稳定衔接，积极探索乡村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二）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是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夯实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重要战略。首先，培育壮大一批高起点、规模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规模化、组织化程度高，能更快适应市场变化，解决农产品供需矛盾，代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8]，“承担着我国农业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任”[9]，培育壮大一批高起点、规模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应强化规范管理、加强引培力度、创设共生环境，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按照市场需求推进农产品生产标准化、品牌化，支持其与农户建立健全“农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模式，协同打造产业融合发展命运共同体。其次，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培育壮大保障体系建设。从加大财政税收政策力度、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金融信贷服务、拓宽保险覆盖范围、扶持人才培育、强化科技支撑、做好监管规范等维度建立健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展政策体系，为培育壮大两主体提供政策保障和良好环境，为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扎实基础。最后，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联农带农的积极作用。为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联农带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需引导两主体积极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鼓励两主体主动参与农产品加工业园、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项目建设，延伸农业产+销链条，发挥好牵头和引领作用;引导两主体组建区域性的联合体，在联合体层面积极探索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创意农业、乡村文旅的新模式、新业态;发挥两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通过租赁、入股、务工、联营等方式形成紧密利益联结，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三）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加快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是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夯实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重要方向。首先，大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是支撑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和具体途径”[10]，需充分挖掘农业多种功能，鼓励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创新发展，不断完善“农业+研学科普”“农业+养生健康”“农业+未来生活”等模式，积极推进森林人家、特色农家乐、乡村民宿、康养中心、特色小镇等建设，充分发挥业态创新的叠加作用，持续增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动力和活力，努力实现共富共美新目标。其次，充分发挥新产业新业态新优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产业创新、资源整合、市场开拓等方面比传统农户更有优势”[11]，充分发挥新产业新业态新优势，需鼓励开展精深加工，加快产地贮藏和保鲜等设施建设，推进农产品特色化、品牌化建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以数字技术与新产业新业态深度融合为方向，以新产业新业态智能化生产、信息化经营、精细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为目标，大力推进农村电商发展，加强农村电商主体培育，打造产品推介平台载体，促进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与现代物流结合，推动农村地区流通体系建设，打破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拓展乡村产业增值增效空间。

（四）完善产业融合利益联结机制

完善乡村产业融合利益联结机制，是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夯实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重要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提出，“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乡亲们持续获益”[12]。首先，健全订单协作利益联结机制。科学的利益联结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保障，健全订单协作利益联结机制应“聚焦利益创造、利益控制和利益返还”[13]，找准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联结点，引导产业主体与农户订立彰显“供产销一体化”特质的订购合同，形成稳定供应链协作关系，促进产品供给的标准化、规模化、组织化、特色化、高端化，打造优质高效产品产供销体系，系统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其次，完善股份合作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农民（或集体）以土地经营权、自有设施设备、闲置资产等入股乡村产业发展，使农民能以股东身份参与产业融合发展并共享产业融合发展成果，从而有效激发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最后，发展劳务和服务带动利益联结机制。鼓励企业主动吸纳长期就业或季节性就业，综合制定工资标准，确保农民工资收入;鼓励企业依照经营管理要求，让出部分乡村产业发展所需设施、设备和工程等分包给农户管理，保障农民共享增值收益;支持企业向农户提供部分或全环节生产性服务，为农业增产提质、节本增效创造条件。

二、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增强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乡村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和精神家园。随着乡村文化建设进程的深入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思想意识不足、乡村文化资源利用率较低、乡村文化阵地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依然是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通过推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农村文化载体创新、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等举措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能为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一）推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推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筑牢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的必要条件。首先，扎实推进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科学发展。“依托乡村区域内独特的地理風貌、民俗建筑、乡风习俗等自然、人文资源，通过科技提升和市场运作等方式”[14]，扎实推进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科学发展，应因地制宜、因村施策，通过拓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链、推动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精准融合和深度融合等举措，整合资源、保障投入、做好对接，激发农民农村投身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其次，传承和创新优秀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15]新时代传承和创新优秀农耕文化，应深度发掘优秀农耕文化所蕴藏的意识观念、道德理念和人文内涵，深度应用5G、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通过组织民间艺术和民俗表演项目、建设彩绘文化墙、创建非遗工坊、讲述非遗故事、推介传统工艺等举措，打造各具特色的优秀农耕文化品牌，激活农耕文化资源，为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汇聚精神力量。再次，强化乡村特色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积极创建乡村非遗工坊和文化遗产数据库，重点通过推进乡村的传统村寨、古老建筑、文物古迹、习俗资源、观念资源、红色资源等遗产资源实现创造性转换等举措做好乡村遗产资源盘活工作，夯实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基础。最后，大力引培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加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文化骨干和文化管理人员;吸纳和凝聚社会各类乡贤和文化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投身乡村文化建设，筑牢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人才之基。

（二）促进农村文化载体创新

促进农村文化载体创新，是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筑牢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的扎实支撑。首先，加强农村文化活动载体建设。以农村优秀农耕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托，打造网络数据库平台、活用文化惠民活动资源，鼓励农民自发组织开展农民丰收节、趣味运动会等体现农情农趣的文体活动，精准对接供需两端，满足农民农村文化和精神生活需要。其次，加强农村文化平台载体建设。强化平台体系融合，以文明实践中心、乡村文化礼堂、县级融媒体中心等为平台，开展差异化、分众化主题教育，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凝聚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新动能。最后，加强乡村志愿服务体系建设。鼓励乡村志愿服务站点建立，广泛吸纳专业志愿力量、社会志愿服务组织、党员干部力量组建乡村文化宣讲队伍，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理论政策、深化文化服务，加强农村思想宣传工作;构建志愿实践激励机制，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典型，表彰先进志愿者、志愿组织，促进社志愿服务常态化。

（三）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

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是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筑牢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的重要平台。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旨在让农村新时代“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16]。首先，整合农村文化阵地。以农民农村需求为根本、设施建设为基础、内涵建设为核心、人才培养为支撑，构建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对乡村文化礼堂、农村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乡村舞台等文化阵地等进行整合提升，使文化阵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其次，提高农村文化阵地的凝聚力。立足农民文化活动的特性，组织开展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引导农民自发建立各种文化社团，着力提升农民参与其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乡村文化团体真正成为农民“心灵港湾”“精神家园”，激发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最后，加强文化阵地队伍建设。在强化农村文化专职干部队伍建设的同时，要发现、培养引进一批乡村文化能人、传承人，发挥其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乡村文化阵地建设、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活跃农村文化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筑牢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的主力军，夯实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人才队伍。

三、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为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铸牢数字底座

建设数字乡村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方向，也是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场域和創新举措。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虽取得较大进展，但依然面临着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不足、数字化转型升级困难、数字治理体系治理效能未彰显等困境与难题。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扩散效应、溢出效应、普惠效应和网络效应”[17]，通过加强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乡村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服务建设、构建乡村数字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等举措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能为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铸牢数字底座。

（一）加强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筑牢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底座的基本前提。首先，加强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时代，“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多维减贫效应已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18]，加强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应切实加大对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促进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更新升级，大力推进农村网络、信息服务、媒介融合等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乡村建设根基，为发展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化生活等数字乡村重要应用场域奠定扎实基础。其次，促进数字乡村基础设施优化和应用。有序推进乡村5G及千兆网建设，切实推动农村电力、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普及农村信息化服务;促进智慧电网、智能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面升级，促进农村农业数据整合共享，推进城乡配送、城乡客运协调发展，做好网络帮扶与数字乡村建设有效衔接。最后，提高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主体的创新能力。引培乡村数字化龙头企业，鼓励大型企业和社会资本开发适应“三农”的信息终端和应用软件，建设公共数据平台和应用支撑平台，打造一体化数字感知体系，搭建集体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农业农村基础数据信息互通互联，共建共享美好数字乡村社会。

（二）加快乡村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服务建设

加快乡村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服务建设，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筑牢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底座的重中之重。首先，全力加强乡村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19]加强乡村数字产业发展，应挖掘乡村特色优质资源、聚焦核心产业智能化，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核心推动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产业融合发展和新业态新产业快速成长，推进产业协同、实现产业兴旺;支持乡村有潜力的龙头企业主动参与并对接国内高水平平台和企业共建符合乡村资源禀赋和特质的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加强数据资源的联通共享，打造大平台大企业-乡村龙头企业-农民农村的数字化、现代化农业供销链，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其次，大力加强乡村数字服务建设。数字服务是“为用户提供专业的前沿数字技术、资源、方案支撑，帮助用户整体提高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并进一步实现降本增效的新型IT服务”[20]。优化服务渠道，通过区块链信息技术，完善农产品全程品控溯源，实现农产品全过程数据链化，推进全产业链互联互通;满足乡村教育、养老、法律、体育等领域的数字化服务高层次、多样化的需求，通过加强智慧乡村信息平台建设、智慧养老和医疗建设、数字治理建设、网络文化建设等举措打造符合乡村实际的特色网络信息化系统，不断提升乡村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赋能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三）构建乡村数字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

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有赖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保障。构建乡村数字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筑牢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底座的坚实保障。“三治融合”的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三治系指自治、法治、德治）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和筑牢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底座的重要保障。首先，完善乡村数字共治理结构。“数字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一个持续推进、不断演化的过程，更是一项涉及经济、生态、文化、民生等重点领域的系统性数字化改造工程。”[21]完善乡村数字共治理结构，应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紧扣乡村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等治理内涵，推进“互联网+党建”“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法律服务”移动“村民议事厅”等建设;围绕数字经济、科技农业、智慧农民、网络政务、数字民生、数字设施等维度建立健全可量化、能运作、可落地的乡村数字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为动态评估与全面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绩效、引导数字乡村科学发展等提供参考和方向。其次，优化乡村数字治理生态。全面提升乡村数字治理生态和积极营造数字治理氛围，应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搭建高水平乡村数字治理平台和打造“智治”与“三治”协同发展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跨主体、跨业务、跨部门和跨地域的多元协作共治，增强农村基层数字治理的透明度和精细化，为构建乡村数字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营造良好氛围和环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数字生活的需要。最后，打造强大的乡村数字治理专业队伍。以增强数字思维、提高数字素养、提升数字能力为目标，多措并举，切实提高乡村数字治理专业队伍打造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能力和水平，为乡村善治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数字治理人才之基，让农民农村在数字共建共治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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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22LLXC23YB）;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新媒体时代中华民族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路径研究”（2020YB10）

作者简介：徐木兴，男，江西万年人，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