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焦虑的影响因素、心理效应及其应对

俞国良 何妍

何妍：俞教授好！环境问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像近年的河南暴雨、汤加火山爆发、加拿大山火等环境灾难，以及今年夏天我国华北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都加剧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担忧。生态焦虑似乎正在席卷全球，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趋势，请您首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生态焦虑”，以及生态焦虑对个人和我们所处的环境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

俞国良：2021年，一项涉及十个国家一万人的大样本调查结果显示，84%的人对气候变化有中度或重度的担心，63%的人报告因气候变化而感到焦虑，这一结果与我们日常的感受是一致的，确实，生态焦虑正在席卷全球。生态焦虑这一概念首次出现是在2011年，由Albrecht提出，他认为这是一种因环境的变化与不确定性而引发的焦虑情绪，并且这种变化通常指危险的气候变化或生态系统的破坏等消极的环境变化。2017年，美国心理学会将“生态焦虑” 定义为对环境灾难的慢性恐惧，包括高温、干旱、暴雨、海平面上升、全球气候变暖等气候变化问题，以及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危机。总的来说，生态焦虑是指因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心而出现的恐惧与担忧。

生态焦虑对个体和环境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个体层面来看，生态焦虑可能会降低个体的幸福感，当个体长期处于对环境变化的焦虑中时，还可能出现失眠、恐慌等心理健康问题。从国家、社会或整个地球的角度来看，生态焦虑是唤醒人们保护环境的基础，可以促使人们增加亲环境行为，通过行动缓解自身的焦虑，以实现改善生态环境的最终目的。由此看来，生态焦虑不仅是个体对环境变化的知觉，而且反过来也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进而起到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这一过程符合社会生态心理学的核心观点，即强调自然和社会环境与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的相互塑造过程。

生态焦虑的影响因素

何妍：生态焦虑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从直观的感受来看，生态焦虑应该存在不同个体间的感知差异；从研究角度，您认为生态焦虑的影响因素分别有哪些？

俞国良：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是社会生态心理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渊源，这一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人类的发展过程，强调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最终如何影响个体的发展。因此，生态系统理论可以从前因角度为我们探究生态焦虑的影响因素提供理论框架，即从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以及历时系统的各因素出发，并加入对个人因素的考察，以理解生态焦虑出现的原因。

我们首先可以从生态系统理论较为忽视的个人因素入手来分析。虽然环境灾难是人们产生生态焦虑的客观条件，但人们对环境灾难的感知才是导致生态焦虑出现的根本原因。无论是生态环境的直接影响还是来自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间接影响，不同个体在面对同一外在环境时的感受差异较大。目前，研究较多的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和环境易感性。从年龄看，一般来讲，人们对环境变化的关心与担忧程度与年龄呈负相关，也就是未成年人和年轻人更易受环境变化影响，更易出现生态焦虑情绪。从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对环境问题的易感性更高。从环境易感性来看，对于环境易感性较高的个体更易出现生态焦虑情绪， 他们会知觉到更多的生态环境压力，表现出更高的生态焦虑和更多的亲环境行为。

微观系统包含能够直接对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环境因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家庭是微观系统中最为重要且不可缺少的因素。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生态焦虑水平呈现相互影响的关系。对于学生来说，学校是除家庭以外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微观系统。学校中的环境教育者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是决定儿童青少年如何看待环境问题以及是否会出现生态焦虑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学生出现对生态危机的担心与焦虑时，教育者鼓励学生正视这些负性情绪，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有效的生态行动，将有效缓解学生的生态焦虑。同时，考虑到生态焦虑的特殊性，个体所在地区的环境问题是个体能够切身感受，并且对其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客观环境因素。通常，当人们所处地区更易遭受环境灾害时，他们的生态焦虑水平相对较高。另外，切身经历过环境灾难的人在灾难后的生态焦虑水平明显更高。但地区性环境问题与当地人的生态焦虑水平并非呈线性关系。

微观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中间系统，中间系统中最为典型的是由家庭与家庭之间相互联系所形成的社区。尤其是在面对各地区不同的环境问题时，社区能够适应不同地区环境和气候的特异性，从而能因地制宜地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由于社区的重要媒介作用，如果某个社区缺少充足资源以有效应对环境问题，那么对社区中居民生活的影响将是直接且重大的。例如，对于因地理位置或经济条件限制，出现水资源等生态资源短缺的社区，人们会出现恐惧、担忧等生态焦虑情绪。社区应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举措也会影响居民的生态焦虑。社区开展的环境适应计划可以提高人们应对环境问题时的适应能力，并有效缓解女性在面对气候变化威胁时的心理健康问题。

外层系统指的是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对他们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系统。例如，网络与媒体上与环境问题有关的资讯，以及国家和政府面对环境问题时的态度与政策。从网络与媒体看，环境灾难自古就有，但对生态焦虑的研究在近十年才逐渐兴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网络和媒体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公众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等环境问题的关注。即使未经历过环境灾难的人也能间接地感受到全球的環境变化问题，致使生态焦虑情绪明显增加。从政府的态度与政策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需要各个国家和政府的积极应对和有效的政策支持，才能引领民众并给予他们安全感。但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人们对于政府的环境政策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也导致他们出现了更严重的生态焦虑情绪。

在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和外层系统之外，是一个更大的宏观系统，它包含了能够影响以上三个系统的文化及全球性环境问题。从文化来看，人们如何看待环境变化，是否应该为环境问题感到焦虑，还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例如，原住民文化非常重视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增加他们对自身生存的担忧，尤其当个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结断开时，他们的心理健康将严重受损。从全球性环境问题看，不同地区的环境问题最终都将影响全球性环境问题。据联合国2021年统计报告显示，自前工业时代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已升高1.1°C，造成干旱、风暴潮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正在实际发生中的全球性环境恶化是人们出现生态焦虑的重要客观因素。

生态系统理论还包含了时间维度上的历时系统。首先，环境问题与时间密切相关，依据时间长短，可以将环境问题分为地震、飓风、洪水等突发性环境问题，干旱、高温等较为长期的环境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等缓慢变化的长期性环境问题。随着时间变化，环境灾难的不确定性、多发性以及持久性都可能加重个体对未来生存的担忧，从而引发生态焦虑。其次，环境问题可能会随着个体的成长带来持久的影响。尤其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童年期的环境压力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长期且持续的影响。并且，由于他们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长期的环境压力甚至可能影响其大脑结构的发育。不过，环境变化对个体的影响通常是间接的，需要通过宏观系统、外层系统、中间系统和微观系统的传递与相互影响过程，才会最终改变个体的生理或心理状态。

生态焦虑的心理健康效应

何妍：生态焦虑也是一种情绪的不适应，它对个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俞国良：生态焦虑是个体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一种心理反应，是环境变化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与此同时，这种对环境问题的担忧与恐惧还可能进一步导致其他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多种与环境有关或无关的行为结果。

首先是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目前，关于生态焦虑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威胁，因此，个体对生态环境的担忧是理性的，生态焦虑不会导致病理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焦虑会导致人们的认知、生理和行为功能受损，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甚至导致人们产生自杀想法。虽然，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还未给出生态焦虑的具体诊断依据，但通常将因对环境问题的关心而表现出的惊恐发作、失眠、强迫思维或食欲减退等症状作为生态焦虑的诊断标准。由此也可以看出，生态焦虑暂不属于一种精神障碍，但是依据生态焦虑的大小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例如，在面对真实存在的环境变化威胁时，适度的生态焦虑是“健康的”，具有适应性意义，但是当这种焦虑变得过度而难以控制，并且对人们的睡眠、工作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时，这种原本针对生态环境而出现的特定焦虑则会转化为临床意义上的一般性焦虑障碍，并伴随其他的心理健康问题。

其次是对行为的影响。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生态焦虑既可能激发个体出现亲环境行为，也可能会抑制亲环境行为，甚至导致一些与环境无关的行为的出现。

亲环境行为方面，生态焦虑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2019年，美国心理学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表现出生态焦虑的人当中，87%的人表示愿意通过亲环境行为减少环境变化等问题的发生。其中，亲环境行为指的是能够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危害，甚至做出对环境有益的行为。生态焦虑能增加亲环境行为，可能是因为生态焦虑本质上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态共情能力。生态共情能力高的人会认为自己与地球、其他人或其他物种的联系非常紧密，当生态环境问题出现时会产生更多焦虑或痛苦的情绪，并且，这种共情能力可以促使个体做出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当然，在经历生态焦虑后个体是否表现出亲环境行为还受到个人因素的调节作用。

非环境行为方面，生态焦虑会影响人们的出行方式、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青少年的冒险行为等与生态环境无直接关系的行为或行为倾向。2018年，瑞典曾爆发一项“飞行羞耻”运动，出于对生态环境的担忧，人们会减少乘坐飞机出行。此外，《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对气候变化的焦虑所导致的对孩子未来生存环境的担忧，11%的女性表示不想或不确定是否生育，33%的女性表示可能会比理想状态下要更少的孩子，生态焦虑问题已经成为女性决定是否生育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青少年来说，生态焦虑反而表现出一定的积极影响，与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呈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对环境问题担忧程度较高的青少年，往往责任感水平也较高，因此会较少出现吸烟、喝酒等冒险行为。

尽管非环境行为不会直接影响生态环境，但是根据社会生态心理学的观点，个体的行为与各个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最终必然反作用于生态环境。例如，教育者的环境意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将通过学校系统影响学生的行为；民众在网络和媒体上表达出的生态焦虑将再次通过网络和媒体影响更多人的环境意识和行为；而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可能使短期内未来人口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由此可见，社会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整体性，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生态焦虑的环境心理效应

何妍：生态焦虑研究由于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连而具有独特性，与其他情绪研究相比，它的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什么地方？

俞国良：生态焦虑研究最大的独特性在于研究目的不同，生态焦虑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生态焦虑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根据社会生态心理学的观点，人与环境之间是相互塑造的关系，人们通过感知生态环境而产生的生态焦虑可以通过影响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反作用于生态环境。

個体的亲环境行为，又被称为“环境友好行为”，是个体为改善生态环境所做出的直接行为，包括减少旅行、驾驶节能汽车、步行、骑自行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改变饮食习惯、购买有机产品、节约空调和照明等方面的能源。虽然除了亲环境行为，个体还可能表现出其他的非环境行为，并通过生态系统的相互影响进而改变生态环境，但是当前研究较少也很难评估这些非环境行为的间接效应，多数研究测量的仅是个体的一种行为倾向，无法等同于个体的实际行为，也很难确切知道这些行为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实际大小。

虽然生态焦虑将首先作用于个体的行为，但是个体行为毕竟有限，尤其在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等巨大的环境问题面前，个体作用的渺小以及可能付出的昂贵而看不到回报的代价，都会阻碍个体的行动。因此，在面对环境变化问题时，群体的力量要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在个人的短期利益和社会的长期利益面前，通过人类合作将个体行为转变为群体行为，才可能对改善生态环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结合生态系统理论模型，出现生态焦虑后除了个体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直接作用外，个人还可以通过反作用于家庭、学校、网络、政府等，从更大的系统层面改变更多人对待生态环境时的行为，从而形成群体性的亲环境行为。比如，家庭中父母的消费决策将影响整个家庭的环保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超过个人的重要影响。再如，在气候变化等重大的环境问题面前，国家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与法规，以尽可能降低人们在环保和非环保物品中权衡的难度，将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重要作用。

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模型及其应对

何妍：您从社会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对生态焦虑的影响因素和对个体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也使我们明晰，在生态焦虑效应的作用下，生态环境问题对个体的影响将通过生态焦虑反作用于生态环境，个体的亲环境行为以及通过人类合作表现出的群体行为都将为改善生态环境贡献至关重要的力量。您和研究团队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模型，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模型。

俞国良：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模型以社会生态视角为基础，加入生态系统理论框架的具体内容（如图1所示）。首先，每一同色圈中下方为各环境系统的总称，上方为各系统内与生态焦虑有关的各社会生态因素。为了更清楚地呈现，该模型将微观系统与中间系统、外层系统与宏观系统分别合并，并以“*”区分不同因素所属系统。其中，最内圈为环境系统最终影响的个体本身，包含了年龄、性别、人格特质等个人因素。以图中粗实线箭头所示，个人因素与四种环境系统和历时系统将共同影响个体的生态焦虑。第二，该模型的最内圈体现了生态焦虑效应的作用路径（以细实线箭头表示），即生态焦虑会影响个体内在的心理健康和行为（亲环境行为和非环境行为）。并且，由于同属于一个圈层，个人因素也会对心理健康和行为产生调节作用。第三，如图中虚线所示，个体的环境行为或非环境行为将直接或通过各环境系统形成群体行为的方式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包括对短期的地区性环境问题、全球性环境问题以及长期的环境变化。需要注意的是，生态系统理论所强调的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绝不仅仅是图1中各箭头所示的几种关系，而是各个圈层之间更为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

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模型不仅能对当前已有的生态焦虑研究进行很好的整合，而且能为未来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首先，从该模型可以看出，个体的生态焦虑被各个环境系统和多种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层层包围，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生态焦虑都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的多种焦虑中的一种，甚至是最“无关紧要”的一种。相比较而言，来自家庭、学校、同伴等微观系统的压力具有更高的紧急性和更近的心理距离，使得个体对环境问题的焦虑很可能会被其他更近端的焦虑所掩盖。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不关心环境问题或生态焦虑不重要，反而可能会给个体带来更为潜移默化而不自知的重要影响。如何快速且有效地让更多人意识到环境问题正在威胁每个人的生存，并从生活中的多种焦慮中识别出生态焦虑的存在，从而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值得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其次，从社会生态的各系统来看，目前对历时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环境变化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将如何影响生态焦虑的长期效应，有待未来研究的进一步关注。环境变化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生态焦虑对个体的影响将持续很长的时间。因此，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追踪的方法，探究生态焦虑对个体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尤其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早年的生态焦虑经历可能会增加他们对环境中死亡威胁的感知，影响他们未来的生育计划，甚至改变他们的生理结构。

何妍：结合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模型，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应对生态焦虑，未来研究在干预生态焦虑方面，应从哪些方面采取干预措施？

俞国良：相比于一般性的焦虑障碍和其他的焦虑类型，生态焦虑最为特殊的一点在于它不仅仅直接关系到人类的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对环境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在干预生态焦虑问题时，我们不能为了人类的心理健康，而忽视环境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为了环境的长远发展而忽视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虽然从长远看，问题解决导向更有利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友好发展，但是当环境问题难以解决时，可能会引发个体产生更大的痛苦，尤其环境问题本身就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决定的。因此，我们在应对生态焦虑时，首先要形成正确的应对态度，既要保护个体的心理健康又要促使个人和群体表现出亲环境行为，人类健康与环境和谐缺一不可。未来研究应在正确的环境态度的基础上，结合我们提出的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模型，从个人层面和各环境系统层面分别提出有效的干预措施。

首先，关注个体自身的应对能力。从影响生态焦虑的个人因素来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女性，本质上都属于较高环境易感性人群。因此，如何增强高环境易感性者在面对环境压力时的应对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增强个体在面对环境压力或经历环境灾难后的心理复原力和自我调节能力，通过正念训练提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其他的生态焦虑保护因素，并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士，帮助人们提高自身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

其次，关注社区的环境教育。环境教育是当前应对生态焦虑问题的重要干预策略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让人们通过学习环境知识，了解当前的环境问题，并能从自身做起，为改善生态环境付出行动。目前，环境教育开展主要集中在学校和家庭，作为联系学校与家庭之外的中间系统，社区在环境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并不完善，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社区的环境教育问题。例如，可以为社区提供更多的环境教育专业人员，通过宣传、培训等方式提高居民以及整个社区在面对环境压力时的复原力；加强社区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充足的外部资源支持。

最后，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政府在环境问题面前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国家和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心最能给予民众以安全感，缓解人们的生态焦虑情绪。并且，国家和政府还需要权衡个人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既不能一味地为保护人们的心理健康而掩盖环境问题，也不能完全地以问题解决为导向而忽视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如何最大化地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仍需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何妍：据我所知，生态焦虑的研究在各国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内的相关研究还非常少，未来结合中国社会背景，应从哪些方面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焦虑研究？

俞国良：目前，有关生态焦虑研究数量上发达国家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学者尤其是心理学界对生态焦虑的研究还处于接近空白的状态。这可能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其一，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中国还处于高速的经济发展阶段，人们对于学业、就业、住房等生活压力方面的焦虑可能要高于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焦虑。其二，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支持，给予人们较强的心理安全感，因此对环境问题的焦虑水平较低，关注较少。其三，受集體主义文化的影响，在环境灾难面前人人互帮互助，来自他人的支持以及应对环境问题时的集体意识，能有效缓解个体的生态焦虑情绪。但是，从长远来看，生态焦虑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未来研究有必要了解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生态焦虑现状，并加快开展中国的生

态焦虑研究。

第一，了解中国人的生态焦虑现状。虽然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的问题，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环境灾难面前更易受到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态焦虑水平较高，不过，也有研究发现中国人对环境的关心水平并不低，但存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未来应首先建立有效的生态焦虑测量工具，并尽可能在实测过程中涵盖各个地区、不同阶层的多类人群，以全面了解中国的生态焦虑现状。

第二，分析生态焦虑的地区差异。当前对生态焦虑的地区间比较主要以国家层面的比较为主，包括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国多样的地理位置上各地区环境问题的巨大差异，未来研究还需细化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态焦虑水平的具体情况。

第三，关注环境教育中的生态焦虑问题。我国的环境教育从起初为了环境保护的教育，到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再到现在的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环境教育始终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环境教育往往只注重对环境知识和环保行为的学习，忽视环境问题对人们情绪的影响。情绪是行为的重要动机，忽视情绪问题而直接关注环保行为，很可能导致知行分离的情况出现，因为人们根本没有从心理层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未来研究更应关注环境教育对人们生态情绪的影响。

编辑/卫 虹 终校/孙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