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而后“立”
——论《鹿鼎记》中韦小宝的异变与反叛

骆 奕

现当代武侠小说创作大约可分为两类：以还珠楼主等人为代表的旧派武侠小说和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三大宗师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相对于旧派而言，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在一些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不变的是行侠仗义、恩仇快意的江湖描写。其中，金庸将侠客同国家、民族紧紧结合在一起，书写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故事。他一生写了15 部武侠小说，很多人将他的作品按照不同标准排出不同的阅读顺序，但大家却不约而同地都将《鹿鼎记》放在最后，除了因为《鹿鼎记》本身是金庸写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之外，还与作品内容与角色的异变有关。在《鹿鼎记》之前，金庸的武侠创作多是对正直大侠的描写，整体不超出传统武侠小说的范围，主角为英雄侠士，故事为其英雄事迹，直到扬州小流氓韦小宝破空出世，几乎打破了传统武侠小说创作的藩篱。笔者将从韦小宝的异变与反叛出发，探讨金庸“破”的心路历程与而后“立”，以及对后世武侠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

一、异变与反叛

（一）主角素养的降低

武侠小说之所以说是成人童话，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其惩恶扬善、行侠仗义、快意恩仇、洒脱自如的情节，能够满足成人尤其是成年男性的需求。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初的主角几乎都是文采斐然的正道侠士，他们相貌英俊、谈吐文雅、正气凛然、大公无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了如杨过、萧峰等正义侠士，即使潇洒如令狐冲者也不得不屈从于社会礼教，从郭靖到韦小宝，“侠”的性质越来越淡。他一出现就让人大跌眼镜，大字不识，出身妓院，从小生长的环境使他成为一个不择手段、擅长察言观色、左右逢源的流氓地痞，更没有所谓的道德礼仪，圆滑世故、八面玲珑、油嘴滑舌是对韦小宝的最好描写，完全颠覆了所有人心目中对武侠主角的想象。

（二）从大英雄到小人物

与郭靖、胡斐等大英雄相比，韦小宝从来就不是个英雄，在金庸眼中，他只是个小人物。

金庸在后记中曾写道：“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太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带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简单来说，韦小宝太现实，现实到几乎是社会中人类的再现，他的生活是如此接近我们的日常，如此普通又充满小心机，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缺少了一种名为“仰望”的情绪，而是一种“共鸣”，于是不能也不想代入自身。仔细看书中内容，与其说是韦小宝想成为大英雄，不如说韦小宝是被逼迫成为所谓的英雄。韦小宝所采取的手段，无论是刻意地谄媚权贵来谋取生存空间，还是巧妙地平衡敌我双方的关系，又或者死缠烂打追求女神等，这些不入流的手段正是真实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

金庸自己曾说最讨厌的男主角是韦小宝，但最现实的男主角也是韦小宝，韦小宝是金庸创造出的一个否定的人物，“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里，一个不合理的人”，金庸有意将韦小宝塑造成这样一个区别于大众眼光的侠士，力图使韦小宝成为另一个鲁迅笔下的阿Q，成为华人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从光明磊落到不择手段

自诩光明磊落的张无忌不屑阴谋，自行离开明教，归隐江湖不知所踪；不择手段的韦小宝却一路高歌，翻身为“韦爵爷”，在朝廷中如鱼得水。

作为一个在妓院长大，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为了生存而警惕的小人物，用不择手段来形容韦小宝确实恰如其分。这一点从他小时候的作为大致也能看出来，在救助茅十八时，韦小宝多次使用下三烂手段，还使阴招瞎了海公公的眼睛，不惜欺骗海公公教自己武功，用计杀掉奸相鳌拜等。同正统大侠完全相悖的生长轨迹，韦小宝不仅擅长坑蒙拐骗，还有着贪财好色的卑劣品行。他极其擅长“拍马屁”，做出这种堪称谄媚的行为并非他本意，而是一种谋求生存的手段，如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拍海公公马屁，被康熙识破假太监身份时拍康熙马屁等。通过这种行为弱化自己的危险性，从而得到生存机会，更甚者得到平步青云的台阶。

二、“破”的可能原因

（一）源于作者历史观与民族观的发展改变

金庸以前的小说描写的都是武侠世界，这样的世界是虚构的、假的，金庸自己也逐渐认清了这个问题，他越来越渴望写一个真实世界。韦小宝就比萧峰、郭靖、杨过等人真实，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人，很多都有韦小宝的影子。在历史上最像韦小宝的真实人物就是大汉天子刘邦，只不过后来刘邦胸有大志，而韦小宝没有；韦小宝重义，而刘邦薄情。这也许就是金庸写《鹿鼎记》的原因之一。

金庸曾说过：“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本着这个想法，就像《天龙八部》中从中原人乔峰逐渐转变为契丹人萧峰一样，金庸的后续几部小说中都体现出了他逐渐改变的历史观与民族观。

再回到《鹿鼎记》本身，这部作品历史背景是明末清初，作为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当时社会上还存留许多前明遗老，他们渴望恢复明朝，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人与作为反抗者的汉族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正是紧张的时候，在这时说到“鹿”字，不免让人联想到身处清朝与前明遗老斗争之中的百姓，对于这头“鹿”来说，无论获胜者是清朝还是明朝，最终的结局都是归属其中一方，别无选择，百姓的苦难才是统治者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金庸将本小说主角设置为一个混迹在康熙身边的小太监，将中心聚焦在政治上，最后金庸的历史观折射在《鹿鼎记》中，就是韦小宝在站队的时候，既没选择康熙所代表的清朝统治者，也没有选择天地会等所代表的反抗清朝统治的人群，而是选择“民意”。

金庸以前的小说，或多或少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自己就曾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说：“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他要借韦小宝之口，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不管统治者是哪个民族，只要有利于民，就是好的统治者。康熙要炮轰陈近南、要韦小宝铲除天地会，天地会要韦小宝刺杀康熙等情节都着实精彩。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就间接说出了金庸民族观的变化。

（二）源于作者对传统腐朽观念的讽刺与批判

在《鹿鼎记》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韦小宝因不愿再夹在天地会与康熙之间左右为难，而决意告老还乡、归隐山林，结果在途经泗阳集的时候，碰到了前来拜会的顾炎武等人。顾炎武等人来的目的，竟然是：“我们来劝韦香主自己做皇帝。”一群位高权重、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劝一个出身贫寒、不学无术、油嘴滑舌的小流氓做皇帝，实在是令人震惊。而这恰恰正是金庸讽刺与批判传统知识分子的一段体现。

细观中国历史五千年，不乏知识分子不认可当前皇帝的统治，于是推动更换皇帝的事件，这本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丑陋之处。在小说中描写到，他们因为不满旧皇帝，所以迫切想推出一位新皇帝上任，为此不惜做出一些常人看来很是荒唐的事情，究其根源，推举韦小宝做皇帝的目的是要推翻康熙，推翻康熙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对康熙的不满，但从《鹿鼎记》的描写中不难看出康熙确实是一代明君，不满的唯一理由是康熙为满族人，“非我族类”。只因不是汉族人，他的治理便被顾炎武等人否定，这等认民族不认能力的说法，在金庸看来，是落后的体现，通过推举韦小宝做皇帝一事，极大地讽刺和批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冥顽不化。

小说中的韦小宝表面上看虽然不学无术，但仔细看这个人又绝不是一无所长，而是全身皆是本领。他的本领人人皆有，与生俱来，只不过有的人不敢做，不屑做，不会做，不能做，而韦小宝都做了，无所顾忌，不以为错，所以他成功了。从撒石灰迷人眼、遭茅十八痛打开始，韦小宝没有认过错，他坚决照他自己认为该做的去做，这是金庸在《鹿鼎记》中表现的新观念，突破了一切清规戒律，将人性彻底解放，个体得到了肯定，他撕破了许多假面具，破坏了许多假道学，扬弃了许多假仁义，一向卑劣圆滑的小人物在国家危难、百姓受苦之时也能挺身而出，成为拯救者、大英雄，更加使人感动。虽然没有文化，却凭借他个人的努力超越了普遍读书人，以此借韦小宝的形象讽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与顽固的封建守旧思想，也许正是金庸创作《鹿鼎记》的真实目的之一。

三、而后“立”

（一）改变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模式

反英雄，反传统，反束缚，《鹿鼎记》可以说是一部“反书”。宣人性，宣自我，宣独立，宣快乐，《鹿鼎记》又不折不扣，是一部“正书”。

金庸在《鹿鼎记》的后记里说 ：“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可是金庸终究是武侠小说家，《鹿鼎记》仍摆脱不了武侠的影子，因此只能是半只脚踏进严肃文学的大门，一只脚在真实世界，另一只脚还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

在《鹿鼎记》中，金庸将虚构和历史人物混为一体，历史在金庸的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可以一本正经叙述史实，也可以随便开历史玩笑，可以史实俱在，不容置辩；也可以子虚乌有，纯属游戏，单单只是从洪教主所创的“英雄三招”，就已打开武侠小说中未有之奇。

如前文提到的无论是旧派武侠小说还是新派武侠小说，人物的设定几乎都是武功高强的正义之士，他们在江湖中闯荡，或成长，或复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最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多是个人英雄成长史。到了《鹿鼎记》，武功、侠客之类的强度被大大削弱，韦小宝虽然曾遇到不少高手，也有不少际遇，只要金庸笔锋一转，就可以让他成为武林高手，但金庸终于进入了“无剑胜有剑”的境界，最终也只让他学会了一门逃跑的功夫，主角一直不会武功，创自有武侠小说以来未有之奇。可他能靠着一手蒙汗药与石灰粉走遍天下都不怕，从神龙教被韦小宝带兵炮轰最终覆灭一事，可以看出武功再也不是无可匹敌，所谓武林人士“侠以武犯禁”的说法再难出现。

如果说《鹿鼎记》不是武侠小说，那么这部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才是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所有武侠小说全写英雄，只有《鹿鼎记》的主角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和你我一样，和普天下人一样。正如金庸自己所说，《鹿鼎记》更多的应该是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反武侠”思想在此有着充分体现。

（二）推动武侠小说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发展

在前文中曾提到，韦小宝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阿Q，金庸在创作时客观借鉴了国民性的特征。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认为，《鹿鼎记》在思想深度上也许还赶不上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但因为它是长篇小说，篇幅广大，在广度上是有过之的。从英雄到凡人，从伟大到现实，更加现实主义的写法是金庸在迈向现实主义的路上做出的重大改变。

韦小宝为了在丽春院生存，他学会了如何讨好周围的人，溜须拍马、违心恭维的话他轻轻松松便可以说出口，这就是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缩影。等到韦小宝需要在康熙与天地会之间做出抉择，二选一而情义两难全的时刻，我们不妨假想一下，若是面临同样的情况，萧峰、令狐冲这等人物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众所周知，一位出名的武侠人物，势必会受到社会道德的约束，要重情重义，要大公无私，要顾及社会舆论和江湖道义，因此若是萧峰几人，他们大概最终会为了大义而牺牲（萧峰不是就自绝了吗？），但是韦小宝不是他们这种大义凛然的人，他也会纠结，却绝不会牺牲自己，最后只是选择了逃避，隐世不出。借韦小宝，金庸告诉世人，武侠也是现实的，大侠们尽管有着宏大的目标和意志，却不一定能够实现，面对梦想与现实，他们也有身不由己，而要在社会中生存，不免要学会像韦小宝一样妥协，这就是人生。在《鹿鼎记》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平凡人的武侠梦，是一个非侠客之人的侠义精神，正是因为他的平凡，读者才感受到了武侠精神的深刻，感受到了武侠身份背后的无奈。

四、结语

人人都羡慕“韦爵爷”，却没人想真正成为韦小宝，有人批判他圆滑世故、不够潇洒，却忘了看看自己。不是每个人都有顺理成章的人生，看多了志得意满、实现理想的大侠，再看这被现实裹挟、逼迫着做出抉择的韦小宝，不免感叹现实的残酷和命运的多舛。金庸不愧为一代大侠，先“破”，而后“立”，自韦小宝开始，武侠小说走向了更贴近生活的道路。

只需看见韦小宝，不要成为韦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