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综述

魏 丹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一、引言

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伴随而来的还有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对于实现党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以及经济稳健增长尤为重要且紧迫，也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过渡到高质量发展转型期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其生产经营实现财富积累离不开自然资源，故而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共赢应落脚于企业。企业活动直接或间接依赖于自然资源，对资源无节制掠夺、使用效率低下等均不利于企业可持续经营，也使得环境进一步恶化。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技术革新和改造意味着前期的大量投入而后期见效可能甚微，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企业环境资源节约利用的自愿性不足，这就需要政府环境规制发挥压力效应；由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未来获益不确定性，需要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引导政策，这便是正式环境规制要发挥的促进效应。随着环保意识日渐深入人心，社会公众日益关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涌现出一系列环保机构和社会组织，一种全新的环境规制形式应运而生——非正式环境规制。本文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以期归纳总结截至目前的研究成果，为后期研究提供参考。

二、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的理论分析

（一）绿色技术创新的定义

绿色技术创新与传统的技术创新有着本质的区别，绿色技术创新更加注重环境保护意识，在原有追求企业技术革新的基础上，强调环境无污染、能源低消耗、发展可循环和生产清洁化，顾名思义就是绿色的技术创新。1994年，国外学者Ernest Braun 首先提出绿色技术，具体包括生产能耗减少技术、生产排废最少化技术、环境污染防治技术、可持续化技术、废物清洁技术等。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1]。

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特征明显。首先，绿色创新为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消耗的依赖性，探索新技术革新改造，替代或者减少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并且实现能源使用效益最大化，寻求排废清洁化，开发绿色产品。其次，现代企业以实现盈利为最终目标，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大，周期长，企业希望实现环境绩效的同时从中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达到绿色生产和经济收益同步双赢[2]。

（二）环境规制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为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粗放型生产方式使得资源能耗巨大，中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供应，燃料消耗产生的废物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影响企业循环发展，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自2002 年联合国计划发展署提出中国绿色发展战略以来，各项环境政策逐步出台，环境规制成为研究热点。

学者对环境规制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阶段。最初，环境规制被认为是政府采用强制手段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罚处等，直接发挥制约作用。同时，主要还有征收环境税等直接调控行为。随后，环保补贴、税收优惠、税收返还等经济刺激手段的出现，环境政策规制工具得到进一步补充。此时执行环境规制的主体只是政府，并且归纳为实施主体直接和间接调控环境资源利用和管理。20 世纪末，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增强，涌现出部分社会环保组织，环境规制的分类又增加了非正式环境规制。

当前，对于环境规制的分类，学术界主要如下观点：环境规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另外正式环境规制还可细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指行政立法部门制定的、直接采用强制手段要求排污者遵守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做出环境利好行为。而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作为市场一只“无形的大手”，采用补贴、押金返还等具有吸引力的规制工具，引导企业加强绿色创新行为，从而降低排污水平，优化行业整体污染状况的制度。传统非正式环境规制又称自愿型环境规制，由行业协会、企业自身或其他主体提出的，通过环境认证、环境审计、生态标签、环境协议等非强制规制工具，制定的环境保护协议、承诺或计划。与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相比，自愿型环境规制更多强调的是企业、行业的主动性和主导作用，政府通常不直接参与，或者只是充当次要角色。

三、环境规制对企业的作用机制

根据对每种环境规制类型的特征和规制工具进行异质性归纳整理，可从企业生产成本、技术创新及企业竞争等方面考虑环境规制对企业的作用机制。

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不管是环境规制压力还是自愿性行为，当企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时，技术革新投入增加，投入周期成本急速上升，资金回收周期变长，生产成本也随之提高，企业最关注的利润水平就会下降。但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平衡环境绩效和投入成本的重要性。环境约束是对现代企业的全新要求，是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尽管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一笔额外的负担。但好的技术创新能实现产品生产过程中能耗降低，降污技术成熟，为企业节省一大笔排污处理费用和环境税等费用，环境友好型企业可提高边际利润赢得竞争优势。同行业同类型企业中未赢得竞争优势的公司会逐渐被淘汰，新的企业进入，优化行业甚至社会整体环境污染状况。

四、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多数学者主要从制度理论视角出发，并且现有文献大都强调制度压力影响企业决策。Jaffe 和Robert 提出传统新古典理论，即随着环境规制的强度增加，社会整体福利有所提高，但这以提高厂商生产成本为代价，厂商无法得到相应补偿，故而减少技术创新投入，造成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减弱。这与“波特假说”并不一致，Porter 提出环境规制压力倒逼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进行生产技术革新，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开展其产品和生产工艺改造更新，促进资源利用效率并降低污染排放。Porter & Van der Linde 认为企业只要规划得当，环境规制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创新抵消”。张成等对时间维度与强度维度进行区别探讨，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相互关系在时间和强度维度上，呈现出先抑制后达到最低点又呈现促进趋势[3]。

Yuan 等创新性地对波特假说成立的前提假设进行研究，由于波特假说存在多种结论，其不同结论的成立是建立在不同的前提假设下，故而环境规制对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效应受到条件制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门槛效应”。从地区差异性来看，沈能和刘凤朝研究发现，我国存在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发展较为领先的东部地区满足前提条件假设，“波特假说”成立，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则不成立[4]。叶琴等提出环境规制强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以解释为何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存在地区异质性[5]。近期有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机理。李青原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6]。其次，齐绍洲等从企业所有制差异视角实证检验得出，相对国企，非国企的绿色创新活动对环境规制的诱发反应强度更为显著[7]。学术界一直以来较为关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是否根据行业差异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结论各异。张红凤等指出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能够显著抑制重污染产业的发展，在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出现高污染行业的企业发展困难，纷纷采取技术升级等应对措施，与国家近几年提出的产业结构升级不谋而合[8]。在此基础上，李玲和陶锋将污染行业进一步细分，分为重污染和中轻度污染行业，并且发现环境规制对其两种不同程度的污染行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9]。童健等从要素投入结构差异解释行业应对环境规制行为的差异[10]。

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现大部分文献持较为相同的观点，且多半研究着眼于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绿色竞争力，反向促使企业追求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绿色竞争力的提升能够突破企业在追求环境绩效时无法实现经济效益的瓶颈。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绿色竞争力，是一种最为直接且有效的途径，并且绿色技术创新将环保意识融入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真正意义上为企业赢得绿色竞争力。已有文献研究结论可划分为三类。

一是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竞争力存在正相关性。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Porter 和Linde 提出的“波特假说”，即合理的环境规制具有正向产出效益。Xie 等研究支持高强度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可能能够发挥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提高工业绿色竞争力。周杰琦和韩兆洲首次采用多模型验证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微观行为,通过加强企业所属地环境规制会促进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企业能够及时筹集充足资金投入绿色技术革新改造。然而，从生产成本角度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使得企业为满足环保要求，创新投入产生额外的成本，企业盈利能力减弱，降低了未来绿色竞争力[11]。

二是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竞争力存在负相关性。刘洪儒等着眼于企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价值，证明环境规制能够减弱企业在同行业竞争优势[12]；He 等认为中国制造业不满足波特假说成立的基本条件，由于制造业企业相较于其他行业更加依赖于财务绩效维持日常生产经营,而环境规制明显降低企业财务绩效，抑制制造业企业绿色竞争力提升。

三是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竞争力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杜龙政等考察了非正式环境规制与治理转型的交互作用，探究二者是否存在替代或者补充效应，研究发现二者共同促进中国工业绿色竞争力提升,并且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竞争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先抑制后提升的U 型曲线关系[13]。吴以等通过重污染上市公司的数据证据，研究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竞争力之间分别呈现“U”型及倒“U”型关系[14]。

六、结语

通过文献梳理和归纳，笔者认为，目前命令控制型规制政策仍是主要的环境规制类型，政府通过细分制定行业系列标准，制度内容不再只注重企业造成污染的事后治理，更加关注资源环境的事前防治以及首端的节能减排，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见效快、可靠性强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企业表面应付而实质未发生改变的弊端。市场激励型规制政策可以引导企业积极进行技术革新，采取主动节能减排，把排污控制在环境容量和环境净化能力的安全临界点内。对于环境规制研究的重点应是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得到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