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权威思想研究

张振卿

摘 要：恩格斯的权威思想集聚于《论权威》这一经典文本当中。国内学者对于《论权威》文本的研究，主要从挖掘文本的权威思想蕴含、拓新权威思想的理论视野、回归经典著作的时代价值等角度展开。一方面，把恩格斯的权威思想视为一个完整性理论来阐释，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之中实现理论同构，彰显恩格斯权威思想的非凡价值与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将恩格斯的权威思想看作一个开放且富有张力的理论体系，用跨时空的逻辑关联和发展性的历史承继来解释权威思想何以因时而进，在当代中国释放出理论魅力。

关键词：权威思想；《论权威》；恩格斯

DOI：10.15938/j.cnki.iper.2023.02.007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23）０2－０039－０7

权威思想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构成，在恩格斯《论权威》一文中得到较为系统和集中的阐发。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高度，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出发，以理论与现实两个视角分析了权威的概念、社会实践样态、未来面向等议题。不仅完成了对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批判，也从理论上建构了相对成熟的权威思想体系。通过梳理《论权威》文本的国内研究文献可知，国内学者对于恩格斯权威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文本内隐的逻辑线索即权威是什么、权威何以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权威的发展与消亡而展开。同时，相关研究以问题剖释为致思导向，聚焦文本中的关键论域，如权威的归类、权威与自治的辩证关系、政治权威的历史走向等，凸显了理论研究的拓展性特点。最后，从文本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探讨《论权威》文本中超越时空的价值底蕴。

一、从哲学高度考察权威的本质规定

“权威”一词作为《论权威》文本的核心概念，是恩格斯权威思想铺展开来的逻辑始基，具有定调之意。针对这一概念的探讨构成《论权威》文本研究的重要前提，即如何从概念的根本性规定出发，推进对权威本质的追问，进而为权威概念回归产生自身的现实世界和社会语境提供前序的理论铺垫，畅通后序的研究理路。恩格斯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1]循着这一概念，学者们立足哲学高度，对权威的本质进行了深度阐释。

总的来看，“关系说”的解读成为众多零散解释当中的主流。该观点将权威的本质归结为一种服从与被服从的意志关系，认为权威既是一种主观形式的权威主体与权威客体间的关系表现，又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客观意志的表现，因而它充当着诸多衍生观点的依据。从宏观角度来看，权威本质反映的就是一方之于另一方的意志上的服从关系，且这种意志是带有“强力”的，它源自现实又把自身所蕴藏的现实性力量付诸现实的“一致的行動”。“没有意志的服从，也就没有权威关系，没有权威关系就不可能有一致的行动。”^[2]那么，这种“意志”具体指代什么？有观点认为“对社会生活实践的必然性和创造性的认同和服从”就是权威本质所指向的这种“意志”。^[3]由此观之，形成于“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共识性内容成为权威意志的核心范畴，成为生成服从关系的条件。此外，从权威主客体出发解读权威的本质，益于把握这种服从关系体现的主客体的同一性。从权威主体角度看，“它体现出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选择”；从权威客体角度看，“它具有令人服从的威力，使客体不得不认同，不得不服从”^[4]。显然，具有“令人服从的威力”的“客观必然性”构成权威主客体的同一性的缘由，这是在实践中体现出的权威主客体的必然契合。同时，意志服从不仅表征着内植于权威的强制性，还表征着权威的预设与生成条件（服从）的必要性，“不论这种服从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5]。换言之，权威现实意义的发生带有强制性色彩，即使是自愿的服从，也同样体现权威主体的强制特点。

“矛盾说”以更加辩证的哲学思路深化了“关系说”。该观点将权威的本质视为一个矛盾统一体（共同体）。因此，从根本上讲也可将其划入“关系说”范畴。权威的支配力量与服从力量构成矛盾的对立统一双方，支配力量采用各种方式“迫使所有人服从于一个统一意志的力量”；服从力量即“按照一定规范行事的社会力量”，服从的原因在于“存在一个超乎个体的共同利益”^[6]。关于权威本质的探析确立了权威思想体系的支撑点，这是对《论权威》文本的深度挖掘，也是具有延展性的理论探索。

二、多重视角下权威分类的争鸣

《论权威》文本中对于权威类型的划分并无直接性描述。不过，恩格斯在文本中枚举了诸多间接性体现权威类型的案例，如工业中的现代工厂模式、铁路和轮船的运作体现的雇佣关系、消费关系、制度规约；农业中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体现的人与机器、人与人的关联；人对自然力的征服和自然对人的报复；政治权威与革命等。以文本中的相关论述为素材，关于权威分类的研究成为学者争鸣的论域之一，诸观点虽有一定差异性，但从整体上看则大同小异。由于具体视角的不同，对于权威的划分既表现出独立性，又表现出交叉性。

梳理学界的划分原则，宏观上的二分法成为把握权威类型的重要标准，微观划分则是在二分法基础上的再分类。其一，以自然权威和社会权威进行区分。该观点以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依据，认为自然领域中的权威主要表现为自然力及其规律对人的制约与影响；社会领域的权威则涵盖了经济权威（分工、经济制度及其规律等）、政治权威（革命、阶级专政等）、精神权威（道德、传统风俗、科学等）三个主要内容。^[7]其二，以政治权威和非政治权威进行区分又是另一二分法视角。学者们对于政治权威的讨论体现了一定的共识性，但对于非政治权威的划分则存在一定争议。比如，有学者从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进行区分，认为行使这种权威力量的主体是不同的。该观点指出，政治权威表现为国家这一主体在履行阶级统治的政治职能时，凭借暴力迫使人们对其服从的力量；后者则表现为社会组织这一主体在履行指挥生产、社会管理、资源分配、组织分工等社会性职能时的支配性力量。^[8]另有学者从权威的服从状态即权威的实现方式是否强制，将权威区分为强制性权威（政治统治中的专制和专断）和非强制性权威（自觉自愿的服从）。^[9]这一观点，将政治权威划分为强制性的“专制和专断”和非强制性的民主，非强制性则体现出权威双方的理性选择。还有学者认为，权威包括政治权威（暴力、政治威慑力）和经济权威（经济社会规律）、社会权威（社会组织支配他人的威慑力）。^[10]当然，该划分方式既可以理解为以政治权威为分疏的二分法，也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三分法。其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区分权威。从时间维度看，权威表现为奴隶社会的“棍棒权威”，封建社会的“土地权威”，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权威”等；从空间维度看，权威表现为社会领域的权威和政治领域的权威（领导权威、政府权威等）。^[11]这里，不仅体现出社会形态交替的过程中权威的存在状态，也体现出同一空间视域下不同权威的表现样态。

显然，通过考察以上关于权威的划分原则与内容可知，不同观点之间存在一定的独立性，也存在具体内容上的交叉性；而同一划分依据之下的二次划分同样既存在独立性，又存在交叉性。当然，这也从侧面确证了权威自身意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三、对权威合法性的追问与论证

权威的合法性是权威得以存在、令人信服、发挥效用的重要范畴。以《论权威》文本为据，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方面，借此来论证权威的由来及其正当性的确立。

其一，权威合法性的确立是历史且辩证的。一方面，权威合法性的确立是历史的。从权威与历史的动态关联来看，“历史的产生和权威合法性的产生是统一的”“权威合法性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权威合法性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12]。诚然，权威的合法性和历史的合法性是交织的、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决定着权威合法性解释的易变。从权威的历史生成及功用来看，权威产生于群体性生活，群体性生活由于权威的树立而表现出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权威的人物或机构履行“协调各种冲突，统一各种意志，促进生产活动有效、有序地进行”的权威性职能。^[13]另一方面，权威合法性的确立是辩证的。有学者从两种角度展开分析，一是，“‘合法性和现实社会中‘合法性的肯定是不同的”，“现象性的合法性还不是本质性的合法性。”；二是，真正的合法性“是存在于矛盾关系中的”^[14]。因而，权威的合法性既不等同于合法性的现象，也不等同于合理性。同时，由于权威体现的意志服从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所以权威的合法性根据也必然存在于服从与被服从这一矛盾关系之中。故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思维去理解权威合法性的生成，否则将南辕北辙。

其二，社会化大生产有赖于权威的组织与调和。社会化大生产作为“联合活动”（恩格斯语），必须凭借权威实现和协调其组织运作。学者们以此为鉴，首先，申明“权威是社会进程下的产物”。认为恩格斯以资本主义工业、农业领域的“联合”佐证了经济社会发展所实现的“联合活动逐步替代分散活动的趋向”，“凡是与联合活动有关的工作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权威规则”，无视或者践踏权威将酿成巨大祸患。^[15]其次，强调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决定权威的重要性程度。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逐步发达尤其是分工的精细化，权威的领导与管理效能将更加凸显，反之，“联合活动的互相依赖的复杂工作过程就不能进行”^[16]。最后，认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权威具有永续性。“人类社会产生至今的实践表明，没有权威的社会容易陷入无序，没有权威社会组织将不成其为组织。”^[17]

其三，政治权威在阶级社会中的合法性应因。每个领域有每个领域的权威，如农业权威、医学权威、体育权威、艺术权威等。不过，“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还是政治权威”^[18]。有学者通过词频分析发现，在《论权威》文本中，“权威”一词共计出现36次，“社会”“我们”“革命”“服从”“工业”“自治”等词出现次数在5-15次不等。基于文本关键词的逻辑关联，归纳文本意义得出：“由于大工业特别是革命的需要，我们认为社会应当一定程度放弃自治，服从权威。”^[19]它侧证了带有革命性色彩的政治权威对于阶级社会而言确为必要，权力的让渡是出于对“我们”即共同利益的保障。另有学者立足政治权威的赋权意义和人的政治属性分析，认为“权威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或集团斗争的问题。凡是没有取得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正式成员资格的人，就不能享受这个地区或国家正式成员所具有的一切权威，法律也不提供任何保护。”^[20]换言之，阶级社会中的人是不能离开政治权威的，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权威也确立着人的权威。

其四，权威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之耦合。有学者单从社会的人出发来考察这种耦合性。“所谓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所谓社会，就是人们按照一定的生产关系所结成的联合体。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的社会中，就不能没有一定的权威。”^[21]即是说，非現实的社会、非现实的人可以抛弃权威；但属人的社会、社会的人所构成的现实的、体现“关系”属性的“联合体”，一定是需要权威的，否则人就成为“非人”。还有学者从自然的人、社会的人出发分析这种耦合性。“人作为自然界进化的产物……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然有其客观的进化路径，社会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这种路径和历程都受其固有规律的制约。欲使人、自然和社会这一有机整体共生共荣……必须信从一定的、必要的、合理的权威，以便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创设一个理想的空间。”^[22]由此观之，人的本质规定性体现着人的受动性，人是受自然和社会“规律”所制约的。权威所体现的意志服从关系正是基于对“规律”的认识和认同、由于“规律”的强制、发现“规律”的价值而形成的。

四、权威与自治的辩证关系解读

权威与自治的关系是《论权威》文本中的重要论题之一。恩格斯虽然没有在文本中直接指出权威与自治的关系是辩证的，但结合文本的具体描述与写作语境可窥见这一辩证阐释视角。学者们着眼该视角，进一步对权威与自治的辩证关系进行多维解读。

其一，从恩格斯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角度进行解读。该观点认为，恩格斯在对无政府主义者形而上学观点（权威是绝对坏的东西，自治是绝对好的东西）的驳斥中明晰了权威与自治的辩证关系。“权威和自治、自由和集中，实质上是对立统一……离开了自治和自由去谈权威和集中的重要意义，这样的权威和集中只是野蛮的强权专制的托词；同时，权威在生活中不但没有构成对我们个人的自由限制，相反……维护了自由，给予了我们更充分的保障和实现。”^[23]诚然，权威与自治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的和谐共存实现着彼此的价值，推动着社会的有序发展。其二，从权威与自治的作用发挥角度进行解读。一方面，权威与自治作用的发挥、关系的协调有赖于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道德和自律的规约。“社会在接受合理的权威意志的同时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权威意志加以有效的规范、限制；体现权威意志的人在增强法制观念的同时，也要必要进行道德历炼、自我约束，从而使权威与自治（民主）有机地统一起来。”^[24]另一方面，权威与自治都是为了保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调节人和人之间利益等关系的重要条件。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不可否认，民主自由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但在实现自由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依然需要利用权威为自由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来引导、统一、规范、协调社会各领域的秩序，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和发展。”^[25]其三，从权威与自治的相对性角度进行解读。一方面，既不存在绝对的自由，也不存在绝对的权威。“无节制的自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的产生；反之，绝对的权威也会导致专制主义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寻求权威与自由的平衡，任何一方的过度都会导致社会失衡，扰乱社会正常的发展。”^[26]另一方面，权威与自治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发展、发挥作用。“二者之间的界限和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合理划分‘公权（公共权力）与‘私权（公民权利）的界限和范围……实现社会的动态稳定、有序和谐。”^[27]所以，把权威或者自治绝对化、神秘化是不可取的。只有正视和正确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人的自由发展。

五、权威的发展与消亡之辨

权威的产生与存续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法性基础，那么，权威是否将在未来社会归于消亡？学者们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局限于《论权威》文本自身的推论，而是基于文本，并结合理论演绎和实践展望得出不同结论。

其一，权威的必然存在。该观点主要从权威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和权威在社会实践中的积极作用两个角度出发，论述未来社会中权威的必然存在。“权威不但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权威还是社会保持合理秩序、实现稳定与和谐的前提与基础，没有权威，社会将无法存在与发展”^[28]。权威的必然存在同人类社会的必然存在一致，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亦是社会文明与秩序的象征。从社会形态的演进来考察权威的社会历史必然性是另一条论证路径。比如，从阶级社会来分析，在奴隶社会中，存在着奴隶主对奴隶的“棍棒权威”；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着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土地权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资本家对劳动工人的“资本权威”。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需要权威，但更多地表现为利益一致和自愿服从的非强制性權威。^[29]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强制性的权威才具备完全消失的客观条件。显然，权威将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具有较强的阶级性和强制性特征。在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中，“非强制性的权威会越来越多，强制性的权威会越来越少”^[30]。由此观之，未来，强制性权威将不断向非强制性权威转变，直至强制性权威消失；在共产主义社会，自觉的意志服从与被服从关系将成为权威本质的新解释。

其二，政治权威的必然消亡。政治权威的必然消亡与权威的必然存在并不冲突。未来社会，权威的必然存在不意味着一切权威的必然存在，而政治权威的消亡也不意味着一切权威的消亡。政治权威作为强制性权威的典型，其产生、发展、消亡是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恩格斯并未在文本中指出“未来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它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它还需要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威”。“只有到共产主义阶段，政治权威才会消失，而且必然消失。那时的社会将只剩下生产管理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权威……社会主义阶段之所以需要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威，就是为了消灭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威创造条件。”^[31]更进一步来讲，政治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政治权威虽不复存在，“而经济的和其他社会管理仍要保持下去。其形式和应用范围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即使到了阶级消灭，政治国家消亡的时代，也不能完全取消权威而实行绝对的自治。”^[32]换言之，政治权威的消亡是一个实践和时间的问题。不过，政治权威的消亡并不会颠覆其他权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其他权威的发展必将为政治权威的消亡创造条件。

六、《论权威》思想的当代价值

从理论辨析到实践观照是研究历史性文本的重要逻辑之一。倘若对文本的研究只局限于文本自身的背景、人物、事件和影响，那么文本研究将失去现实意义。《论权威》在理论上构建了恩格斯的权威思想体系，对当代政治、生产生活等领域具有指导性意义和方法论启示。

1.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提供理论支撑

恩格斯在文本中旁征博引地例证了不同领域中权威的领导者与领导集体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为“两个维护”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撑。学者们立足国内外政治环境与形势，从文本到现实例证“两个维护”的思想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价值。观点之一，是从国际政治环境出发进行理解。该观点认为，倘若一个政党的领袖、一个国家领导核心的权威性不够，政局与社会的秩序将陷入混乱。“从前苏联和前南联盟的解体，到利比亚、叙利亚动荡；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派的过火自由，到黎巴嫩总理异地辞职，这充分说明，一个政治集团，一个领袖人物和政治团体没有强大的权威是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的。”^[33]对比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西亚北非的动荡，以及某些发达国家自身发展所遭遇的低迷状态，“我们党、国家和军队能够蓬勃发展、生机盎然，其根本就在于我们有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有统一的权威、坚强的领导核心。”^[34]国际政治局势表明，权威的领导与权威的实现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得以存续、兴盛不衰的政治秘籍。失去权威，便失去了凝聚人心、稳定局势、长治久安的根本利器。观点之二，是从国内形势出发进行理解。该观点认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离不开权威的领导核心与领导者的价值引领与行动指引。有学者基于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需要权威。”^[35]这是不可回避的大环境、大背景，是权威发挥其根本性作用的社会条件，也是权威的实践目标。还有学者基于聚焦性的问题域提出具体化论点，比如，维护领袖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36]；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树立并维护好自身权威和发挥领导作用^[37]；全面从严治党是重塑和稳固党的领导权威、道德权威和制度权威的关键^[38]，等等。综上，从《论权威》文本的思想蕴含出发并观照现实，为当代政治理论与实践提供思想源流颇具启发意义。“两个维护”既可以从马恩经典著作中汲取思想智慧、实现理论升华、强化学理解释；还可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实践出发，确证自身的理论性与现实性意义，强化说理逻辑，进而推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可拥护，不断促成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之统一。

2.利于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观

恩格斯权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有机构成，学者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并无根本性争议，且从不同层面对文本内隐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权威观进行了致思。

其一，权威的人民性立场。恩格斯的权威思想鲜明地体现出人民性立场，揭示了权威的形成基础、运行动力和价值归宿都以人民群众为参照。那么，提纲挈领来讲，权威体现着人民性立场，人民群众体现着权威的内在本质。概言之，权威源自人民，亦面向人民。因而，维护权威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职责，亦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责任。坚持权威的人民性立场就要准确把握权威发挥作用的群众动力机制，抓牢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实现权威造福人民的根本价值诉求。从执政党权威的效度来看，一个政党的权威不单单是强制性的权力意志的表现，其权威有效性在根本上体现为“人民群众的服从认可程度，人民群众是否自觉接受政党的方针政策，自觉地接受政党领导等”^[39]。其二，权威是客观的生产生活规律之体现。权威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人们基于生产生活实践，对规律性内容的认识、把握与践行。比如，经济领域的权威可理解为根据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对经济活动的协调、控制、组织与管理。^[40]又如，政治领域的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掌握规律，继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权威观。^[41]顯然，与客观的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相悖的权威是伪权威；尊重和遵照客观规律的权威才能顺势而为，外显自身的内在本质与社会价值。其三，权威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权威尤其是政治权威的确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社会文明和政治国家。政治文明的选择由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传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可以取长补短，但不能全面移植，更不能盲目顶礼膜拜……应树立正确的权威观……坚决抵制错误思潮，践行道路自信，坚定文化自信。”^[42]此外，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权威，同一领域的权威又可区分为不同的维度。“权威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43]，而不单单只有政治权威，这体现出权威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性，权威是客观的；但是，权威在同时代、非同时代的具体呈现样态却是可塑可变的。其四，权威的运行以“秩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二维价值取向为旨归。权威的运行分为具体目标和终极目标，分别从一般意义上和价值高度上规定着权威的实践指向。从根本上讲，权威的终极意义在于对健康有序的社会秩序、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维护和实现。^[44]这是《论权威》文本自身所具有的、彰显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价值底蕴。

3.指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从理论指引到现实指引，是经典文本理论魅力得以彰显的双重路径。从现实指引看，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一主题展开，对具体问题的把握见微知著，对宏观问题的讨论提纲挈领，显示出历史性、理论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其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领导至关重要。该观点强调，一旦离开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领导，“就会在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偏离正确的前进航向……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更好地凝聚中华民族集体智慧和力量、将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深入、不断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意义都十分重大。”^[45]这在宏观语境下解释了政治权威尤其是党的权威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其二，建设良好的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蓬勃发展，全党上下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态明显好转，社会综合治理状况明显改善，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政心。”所以，必须“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保持高度一致。”^[46]继而，不断开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新境界。这强调了以文化视角考察政治权威建设的重要性。其三，化解矛盾，协调利益，不断提升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度，保证社会有序健康运转。“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深水期、反腐关键期、利益调整期、思潮激荡期，新旧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权威观念的淡化以及某些不稳定因素，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权威观，树立与维护法治权威，着力重建政党权威，认同领袖权威和现有的政治权威，逐步增强社会（人民）权威”，为“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创造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47]。该观点着重解释了权威认同的辩证生成。其四，以权威思想与权威领导的作用发挥彰显制度优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聚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根本保证……政治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清醒……只有在思想上认同权威才会在行动上维护权威”^[48]。这为新时代提出新要求，我们要善于汲取权威思想的理论之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力，不断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和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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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