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翻拍片叙事伦理研究

摘要：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开始大规模购买优质外国电影剧本版权进行翻拍和发行。翻拍可快速地带来高效益，规避原创故事的市场风险。每个国家电影创作中，社会历史、文化思想传统等因素会影响电影的本土化创作过程。翻拍片展示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化系统、美学传统、电影传统，以及观众的欣赏习惯。中国电影翻拍片的理论研究日益丰富，尽管有关电影伦理学的论述不断出现，但对中国电影翻拍片的叙事伦理研究尚付阙如。从电影叙事到叙事伦理的研究有助于深化電影叙事学和伦理学的交叉研究，为电影叙事伦理研究提供新维度，为中国电影的道德建设以及电影翻拍片的叙事伦理完善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持。

文章运用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法，研究原作与中国翻拍片的叙事伦理差异与道德挑战。两者背后存在的伦理思想和文化差异，通过对比分析叙事改编的特性能更好理解其叙事伦理策略、人物伦理形象及行为。文章探讨了中国电影翻拍片悬疑犯罪类型影片叙事伦理的目的、意义、方法，总结出电影翻拍片中伦理秩序与价值规范裂变的不同层面，着重于中国翻拍电影的叙事伦理本土化，即在叙述过程中如何进行故事本土化的创作，如何进行本土化伦理取向与价值选择。期冀为中国翻拍片创作与研究提供启发与借鉴。

关键词：叙事伦理；悬疑犯罪电影；伦理取向；道德挑战；伦理语境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3）13-0248-03

一、中国电影翻拍片概述

翻拍片是指购买已有电影或剧集版权，用新角色、导演和技术重制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中国翻拍片注重文化适应，保留原作核心，调整剧情、人物设定或风格以符合中国观众审美。类别包括跨国如《嫌疑人X的献身》的翻拍，国内如1985年《夜半歌声》翻拍1937年中国版本，以及基于小说、漫画等的翻拍。成功翻拍需深入理解原作，在尊重原作的同时找寻创新点。

二、悬疑犯罪类型影片定义

悬疑犯罪电影以犯罪活动和解决悬念为核心元素，通过设置悬疑点来吸引观众，最终在电影尾声揭示真相。主角往往是警察、侦探或卷入犯罪活动的普通人，他们通过推理、追踪等方式揭示谜团。当主角需要解开复杂心理谜题时，剧情会探索人性黑暗面并试图揭示人们犯罪的心理动机。

早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揭露犯罪和道德混乱的影片例如《国民公敌》等吸引了众多观众。犯罪片引发“道德维护者”担忧：观众是否模仿罪犯？是否歌颂坏人？但好莱坞意识到，观众渴望了解新经验，希望多角度去理解社会。电影人受观众认同感驱动，提供观众潜意识渴望的内容，而非他们“必须看到的”[1]。黑色电影源自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帮派的黑帮片[2]。随后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影片类型进一步发展为“黑色电影”，这一风格的电影以其阴郁的视觉风格、复杂的叙事结构和道德模糊的角色著称，如《迷魂记》等。进入该世纪60至70年代，社会风气与电影技术改变带来真实、暴力的犯罪悬疑片，如《唐人街》《教父》。该世纪80至90年代，影片倾向心理悬疑，如《沉默的羔羊》等。电影《低俗小说》开始使用非线性叙事。新世纪悬疑犯罪电影的发展逐渐走向多元化。

三、中国电影翻拍片叙事伦理定义

叙事伦理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文学批评领域，是伴随应用伦理研究兴起的分支，广义上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叙事伦理研究，狭义上涉及文学、电影叙事伦理和日常伦理。亚当·桑查瑞·纽顿是较早在文学领域从事叙事伦理应用研究的学者，他在《叙事伦理》一书中阐述了叙述、阅读、阐释过程形成的主体关系，对叙事与伦理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3]。

电影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影像的叙事形态，研究内容是电影中呈现的伦理取向。元命题的五个原则之一——镜头的对错，是电影伦理学的逻辑原点[4]。贾磊磊提出了中国电影伦理学的问题设定，其中一项：在战争、刑侦、犯罪、动作类型的影片中，对于那些体现社会正义的角色，怎样使用暴力来完成他们的既定使命？[5]伦理是外在的制度、风习、秩序、规范、准则，道德是遵守、履行这些制度、习俗、秩序、规范、准则的心理特征和行为[6]。电影创作者在翻拍片生产实践中受限于伦理规范和道德困境的同时，仍需传达正向的伦理观念与道德原则。

四、中国翻拍片悬疑犯罪类型影片叙事伦理与道德挑战

1937年的中国电影《夜半歌声》改编自《歌剧魅影》，打破了当年的票房纪录。《夜半歌声》的成功，还得益于完备的技术、精细的制作和演员出色的演绎[7]。其与1925年的美国电影《歌剧魅影》虽都以音乐、爱情、悲剧为主题，但叙事伦理差异明显。《歌剧魅影》揭示了美与丑、爱与恐惧、个人欲望与他人权利的冲突问题；而《夜半歌声》更侧重牺牲、爱情力量及道德选择，反映了中国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夜半歌声》1985年版基于原版，聚焦宋丹萍的感情纠葛，但更深入探讨个人道德抉择，特别是责任和对爱情的忠诚。宋丹萍的人物形象更具深度和复杂性。1995年，导演于仁泰再次翻拍《夜半歌声》。尽管这三个版本在主题、情节、人物上都有连续性，但每个版本都根据社会背景和观众需求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增强了电影在叙事伦理上的现代性和深度。

2000年以后中国电影翻拍片产量逐渐增多。中国2009年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和美国1984年电影《血迷宫》虽然都有一定的喜剧元素，但在叙事伦理上有显著的差异。《三枪拍案惊奇》是典型的新市民电影。它的特征是对庸常人生的关照与表达[8]。《血迷宫》伦理内涵主要侧重于黑色幽默和悬疑元素，讲述了一个关于悬疑谋杀案的故事，其文学素材源于两位小说家，詹姆斯·凯恩与达希尔·哈米特。前者的家庭黑色小说描绘恶女与富夫，达希尔·哈米特的小说《血色收获》是电影片名的实际来源，描述知名侦探调查腐败并陷入血迷宫里[9]。

《血迷宫》主要探讨了欺诈、道德相对主义和人性的黑暗面等问题，但《三枪拍案惊奇》更侧重于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诲，如诚实、信任和互相帮助。虽然影片中存在误解与欺诈的情节，但这些都是为了推动故事的发展和增加喜剧效果，而非让观众质疑道德的绝对性。《血迷宫》对人性的看法倾向于揭示人性的黑暗面，呈现了人性中自私、欺诈的伦理维度。然而《三枪拍案惊奇》更倾向于表现人性的善良和正直，即使在困境中，主角们也始终坚守道德原则。《血迷宫》反映了1980年代美国社会的混乱和道德疲倦，而《三枪拍案惊奇》则倾向于展现一个和谐、积极的东方形象。虽然这两部电影都是喜剧，并有一定的悬疑元素，但在叙事伦理上，它们展示了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价值观。

2016年中国版《捉迷藏》与2013年韩国版《捉迷藏》都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一个小城市的人们，在城市的迅速扩张中，发现了自己的家园被不明人士侵入，从而引发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中国版在叙事伦理中调整了人物关系和社会背景：如把领养的角色改为亲生兄弟，符合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长子有疾可以生第二胎的国情。原版中，兄弟的关系象征南北韩的国族关系，但在跨文化借用中，这种从“家”到“国”的隐喻意涵被消解[10]。

韩国版《捉迷藏》的道德挑战主要集中在人性的惡与善的对决，以及社会底层人民在生活压力下可能产生的极端行为，展现了韩国社会对底层人民的关注。而中国版《捉迷藏》的道德挑战则更多的是描绘了家庭关系的矛盾，当面对危机时，每个人对家庭和亲人的责任。两部电影虽然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但是在叙事伦理和道德挑战上，各自反映了中韩两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特征。

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是基于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每个翻拍版本的剧本都需得到东野圭吾的首肯，以确保不偏离原著且不循规蹈矩才可以进行翻拍[11]。2008年日本首次将其改编为电影，中国在2016年制作了电影翻拍片《嫌疑人X的献身》。这个故事主要围绕一个天才数学家无私地帮助一位单身母亲掩盖一起杀人案件而展开。日本文艺创作常描绘自毁式倾向，死亡美学成为其独特面，如三岛由纪夫、太宰治和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现代社会的压力加深了这种自毁冲动。日本版《嫌疑人X的献身》中，主角石神哲哉，一个过着平淡生活的数学老师，象征了日本低欲望社会的生存者[12]。

在日本版对罪与罚的处理中，数学家最终被逮捕并接受了应有的惩罚，而在中国版中，数学家虽然同样被捕，但他的付出和牺牲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赞美，电影以一种较为淡化的方式处理对他的惩罚。

虽然讲述了相同的故事，但由于文化背景和主创团队的解读不同，他们在叙事伦理和道德挑战上有所差异。中国版更强调社会责任和牺牲，更注重社会背景和人性的挑战，更多地探索了人在困境中的选择和付出。而日本版更注重内在的道德冲突，更强调个体的孤独、牺牲和自我矛盾。

中国2019年电影《误杀》和印度2015年电影《误杀瞒天记》这两部电影都是围绕一个家庭成员意外杀人，并试图隐藏这个事实展开。两国版本在叙事伦理和道德挑战上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版《误杀》英文名“Sheep Without a Shepherd”有两层含义：表层描绘主角李维杰及普通民众如绵羊般温顺，被宰割，影片中绵羊的镜头印证此意；深层含义指“乌合之众”团结起来能形成社会力量达成目的[13]。影片最后通过法治方式解决阶层矛盾，实现社会正义。对暴力的强调实则提醒观众寻求消除暴力的途径，倡导重拾社会“善”的伦理责任[14]。《误杀瞒天记》探讨了个体的道德选择和社会的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和忠诚。人物的道德决定并不简单，其是在现实压力下做出的困难选择。《误杀》虽然沿用了原片的主题，但更加关注人性的挣扎和道德的边界。电影通过一系列令人紧张的情节，展现了人物在极端情况下的心理变化，引人深思关于生活、死亡、亲情、道义等深层次的问题。在《误杀瞒天记》中，道德挑战主要表现为人物们在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情况下，如何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以及如何处理和社会期待不一致的个人道德选择。而在《误杀》中，道德挑战则主要体现在人物在生死存亡的压力下，如何选择。影片引发了观众对于人性的深刻思考：在生活面前，我们应该坚守什么，又应该放弃什么？《误杀》在《误杀瞒天记》的基础上，深化了对于人性的探讨，以及对道德挑战的展示。这两部电影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人性、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契机。

叙事学家热奈特认为，故事时序与叙事时序之间不协调的形式为叙述时间倒错，需要去发现与衡量在这种倒错中是否存在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零度重合的暗线[15]。《误杀》采用了多线索非线性叙事方式，在中国电影翻拍片叙事中使用了预叙、倒叙，在剪辑手法上使用较多闪前、闪回，革新了中国电影翻拍片的叙事语言。

五、结语

1937年至2019年间，中国犯罪悬疑电影翻拍片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早期《夜半歌声》等影片注重情感和道德，后来《三枪拍案惊奇》等电影开始涵盖更深层次的社会现实。到了2016年，《捉迷藏》和《嫌疑人X的献身》融合了复杂的犯罪悬疑元素和道德探索，显示了熟练的叙事技巧和深度的道德反思。最后，《误杀》发展了这种复杂和深度化的创作风格，深入探讨了人性和道德冲突。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电影风格的变化、主题的深化、技术的提升以及观众接受度的提升。从单一的直接叙事到复杂的多线索叙事，从关注个体情感到深入社会现实，从保持原作相似性到新颖的表现方式，中国翻拍片表现出了创作风格的多元化和叙事方式的丰富性，反映了电影的发展进步和社会道德观念的演变。

参考文献：

[1] 张晓凌.詹姆斯·季南.好莱坞电影类型：历史、经典与叙事（上、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86-187.

[2] 郑树森.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77-78.

[3] 亚当·桑查瑞·纽顿.叙事伦理[M].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29-30.

[4] 贾磊磊，袁志忠.中国电影伦理学的元命题及其理论主旨[J].当代电影，2017（8）：124-127.

[5] 贾磊磊，袁志忠.中国电影伦理学·2018[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4.

[6] 李泽厚.回应桑德尔及其他·2014[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72-73.

[7] 张新英.电影《夜半歌声》票房奇迹探秘[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4（1）：125-126.

[8] 袁庆丰. 20世纪30年代新市民电影的高调复活：以2009年的《三枪拍案惊奇》为例[J].当代电影，2013（6）：99-101.

[9] 西蒙·劳伦斯，马修伦.节点或面：张艺谋翻拍《血迷宫》的跨文化误读[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1）：3-4.

[10] 叶航.流动的焦虑：《捉迷藏》与跨国翻拍术[J].电影艺术，2017（1）：73-74.

[11] 金玲.《嫌疑人X的献身》的改编策略[J].电影文学，2019（4）：152-153.

[12] 赵汗青.民族审美心理视域下跨国翻拍片的类型重构：以中、日、韩《嫌疑人X的献身》电影版为例[J].电影新作，2021（5）：117-118.

[13] 沈嘉达，沈思涵.理念、逻辑自洽与民族症候表达：《误杀瞒天记》《误杀》比较研究[J].电影文学，2021（8）：113-114.

[14] 周密.《误杀》中的刑法与伦理探讨[J].中国电影报，2021（7）：1-2.

[15]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4.

作者简介 邱禹明，研究方向：戏剧影视学、电影伦理学。